商人从事贸易,僧人从事文化交流,恰好揭示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两个根本职能: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经济交流无疑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航海者主要是商人。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汉使船队,其中就应募有民间的贸易者;哪怕是我们最为熟知的郑和船队,仍要依靠民间的航海者来执行具体的航行操作。
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1年(宣德六年),郑和率领的明朝船队七下西洋,每次的船舶数量都不下两百,人员数量也都维持在两万七的水平。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大部分是官方代表。其中,正使太监、副时监丞、少监、内监领衔构成船队的指挥中枢,鸿胪寺、户部官吏负责出使中的外交、贸易和后勤事务,各级武装护航御敌,清剿沿途海盗。但在具体的航行操作上,则是由来自民间的航海技术人员负责,如船长(称“火长”)就从“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中挑选,执行船长命令的舵工,专门负责修缮、保养、起落锚、升降帆以及负责观察天文预测气象的水手,也不外乎如是。可以说,郑和下西洋虽然依托于拥有庞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政府,但在航海技术领域,乃得益于唐宋元以来民间航海经验的积累。
僧人是中国古代航海活动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并不直接参与航海活动,僧人泛海,都是随商人同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僧人乃是作为商人——最重要却又阙载的中国古代航海家——的历史见证者而存在的。东晋僧人法显与唐代僧人义净的事迹,反映了5到7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航海技术的发展。
公元399年,法显循着传统的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公元407年,他搭上一艘“商人大舶”,泛海东还,经停斯里兰卡。两年后,他再登上一艘商船准备回国。不过,这次航行一波三折,苦不堪言。先是经历了十三天的暴雨,而后又离开海岸线,在深海漫无方向地漂行三个月。好不容易才抵达印尼的爪哇(一说苏门答腊)。修整半年后,法显再次搭乘一艘商船前往广州。不幸的是,这一次他又遇到了风暴,本来只需50来天的航行走了三个月,最后漂到山东的青州登岸。这些历险被他详细地记录在其《佛国记》里。我们推测,5世纪时的航海者已经初步认识到印度洋上的季风现象,但还未深谙其规律;加之其时还要依靠天体导航,也难以对海上风暴进行预测和避让。
与法显不同,唐代高僧义净(671—695年)的求法,来去都走海路。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时代,义净走的正是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它是当时世界上行程最长、范围最广的远洋航线。循着这条航线,从印尼的苏门答腊到广州只需21天。对不同港口和航海标志之间的方向和时间,当时的航海家都有准确把握。比如,从香港的屯门岛到海南岛东北的七洲列岛(九州石),需要两日,再航行两天就可以到达海南岛东南岸的独珠山(象石)。“山”、“石”、“屿”、“岛”是古代南海、印度洋航海中辨认航向的重要地标,即便在罗盘开始运用于航海领域后,它们的地位依然不改。
义净出发时乘一艘波斯商船,到苏门答腊后,再乘室利佛逝的王舶前往印度。回程时他一路都搭乘商船。他的名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一批和他一样到印度求法的僧人,他们也主要是择海路往返于中印两国的。
中国唐代的航海史,虽未留下和郑和一样响亮的名字,但根据阿拉伯旅行家的记录,即使是以航海贸易闻名的阿拉伯商人也都承认,他们必须乘坐中国大船才能穿越中国南海。的确,唐舶领先于世,已使用水密隔舱技术,是世界航海史上的首创。中国古代航海史类似的首创还有,最早的船尾舵(东汉),最早的指南针技术(北宋)……郑和的伟业,正是在这一朝一代的航海贸易者的经验技术累积上进行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