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小平
年初在澳门海事博物馆,五岁小朋友指着郑和下西洋的配图问:“妈妈,你可以跟我讲讲这上面的故事吗?”我微笑着告诉他:“这位是我国古代很有名的航海家郑和,也有人叫他三保太监。他是六百年前的大人物,带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从中国的泉州港出发,穿过中国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达波斯湾,最远还到了非洲的海岸呢。”小朋友的视线随着我的手指,越过地图上的大洲和大洋,目光中满是赞叹和崇拜。确实,即便过去了六百年,郑和船队所创下的远洋航行盛举,作为中国航海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丰碑,至今仍为我们所纪念。
不过,作为一位史学工作者,我深知任何历史伟业,都离不开源头活水,追本溯源是一种专业本能。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创举,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乃是秦汉以来我国与南海、印度洋周边国家不断深入交流、航海贸易持续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大批航海者做出了贡献。给他们冠以“航海家”的名衔或许并不准确,因为这些穿梭于季风盛行的海上丝路中的群体,并不同于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西方冒险家和殖民者(世人比较熟悉这类航海家形象),他们的身份更加多样,有商人、贸易者、水手、僧人和传教士,也有和郑和一样的官员和使节。而且,这些复杂的身份常常重合,官员往往也是商人,和平时期从事贸易的水手,在纷乱的年代也干些海盗的营生。他们的航海活动基于不同目的而展开,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我们今天所知的这条跨越中国南海与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秦汉,到唐代最终成型,其时称为“广州通海夷道”,经过宋元时代海洋贸易的繁荣,它也日益具体、网络化,到了明初郑和时代,更出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西洋针路指的是罗盘磁针子午线以西的航路范围。
航海家郑和代表的是中国古代航海活动中官方主导的这个传统,该传统始于海上丝绸之路初兴的秦汉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汉时的航海从徐闻、合浦出发后,沿着海南岛东部、中南半岛东部海岸线辗转航行,经年方可抵达印度南部的条支国。由于途中需不断换船,加之海上风浪难以预料,通常一次往返需时数年。参与这种艰苦航海贸易的“汉使”,多是宫廷宦官出身,其出海是为了给朝廷购置海外的奇珍异宝。应募出海的也有来自民间的商人,他们是汉使船队中真正熟悉南海的航海者,应当是生长于南海边上的岭南人。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河陇陆路阻断,南方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诸朝致力于海外贸易。公元226年,东吴的孙权接待了大秦(罗马帝国)商人秦论,表现出对通商海外的浓厚兴趣,同年就派出中郎将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访问南海诸国,这两人是有史记载的、名见经传的深入南海地区的航海旅行家。与后世著名的航海家一样,他们回国后也都写下宝贵的航行见闻——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只是原书都没能保存下来。
从汉代黄门到东吴的康泰、朱应,再到永乐时期的郑和,他们的航海都是属于官方行为,构成了中国古代航海活动的第一个脉络。这种航海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常常打着宣国化、诏谕来朝的口号进行。例如,隋朝统一中国以后,开始经略四方,在南海,就有一武一文两种举措。武略上,隋炀帝派出大将军刘方率“舟师”从中南半岛东岸,抵达林邑(今越南中部)海口,击败其军队;文略上,则有屯田主事常骏出使赤土,宣扬国化。双管齐下,南海诸国都纷来朝。
不过,扯下政治的外衣,这些官方航海活动仍离不开其贸易的本质。毕竟,来自海上的珍珠、壁琉璃、珊瑚、胡椒、苏木、乳香等物,皆是利润十倍百倍千倍的奢侈品,对解决政府财政收入至关重要。例如北宋初年财政入不敷出,在采纳了张逊提出的政府垄断贸易的办法后,“一岁之中,得三十万缗”,效果立竿见影。无论唐宋的市舶制度,还是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都是官方参与航海、试图垄断贸易的具体表现。
除了官方脉络,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者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商人和僧人,他们构成了中国古代航海活动的第二个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