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高中之前,我处于一种不自知,但在之后,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阵痛,来自于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所有的东西,在小学前三年和之后经历的两个世界之间断裂了。长大之后,一位朋友曾精准地总结:张子一内心里有一个“她的国”,在这个国里,每个人都不是nobody,不是随便漂浮在空中的破烂,而是能够彼此连接,被当作一个“人”而存在,而她为什么对很多事情这么愤怒,是因为走进现实世界这么多年之后,“她的国”迟迟降临不了。
听完之后,我一边笑,一边觉得很伤感。很长时间里,我确实都在面对“我的国里空无一人”这个问题。
当年纪渐长,有了更多思考力,那种撕裂感愈发强烈。我开始试着反抗。记得初中第一年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四名,又当了班长,老师有一天说,班长要起带头作用,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积压的情绪突然就在这句话上爆发。那天回家,我把头发全推了,第二天变成一个秃子去上学,什么带头作用,什么班干部,我不玩了行不行?
之后,我过上了一种叛逆的生活,迟到早退,翻墙出校园,骑自行车去街头吃羊肉串,在图书城里买书看音像,晚自习课去学游泳。我还变得非常恶毒,不仅要让学校的规则在我身上全部瓦解,而且还要用老师最看不惯的方式,维持他们最在意的好成绩。在老师看来,我变成一个难管理的刺头,在同学眼里,我也显得骄傲不近人情,就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很强烈、不那么nice的女孩。
虽然不在规则里玩了,但我仍然是痛苦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国里空无一人”,我失去了一个人成长时需要的正反馈机制,也没法遇到真挚的友情,这让我陷入更强烈的孤独。
高中,我终于结交到一位可以深度交流的朋友,两人还约定在一个笔记本上轮流写日记,交换彼此的认知和感受。但因为这段关系来得太过珍贵,我变得患得患失,交换日记到高二结束,我很害怕备战高考没时间写了,对方会把日记本拿走,有一天就故意跟他吵架,说把日记扔了,其实是偷偷藏起来了。
在高中后期,想要赢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我更加找不到应试教育的意义。我觉得坚持不下去了,高三一开学,我就提出了休学。父母觉得管不住了,我妈之前一直被找家长,也感到很痛苦,到了那个阶段,他们极大地降低了对我的预期,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违法乱纪,能活着就行。
那时,我的情绪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我总会听一首歌,有句歌词是,“如果我现在死去,明天世界是否会在意?”我开始思考我这个人存在的必要性,被一些自我与存在的问题困扰着,连着两个月睡不好觉。我就去买了一个非处方的安眠药,吃了两片,根本没用,后来索性就把一小瓶吃了,当时只是觉得内心太辛苦了,很想休息,想从不安宁中解脱出来。还好那个药对身体伤害不大,就是胃感到很刺激,吃了就开始吐,之后的影响是,一个礼拜内的反应有点慢,听到名字要过一会儿才回应对方。
停下来的那一年里,是文学和电影让我获得了呼吸。记得当时有一本订阅的杂志叫《译林》,里面一个版块专门刊登外国的当代小说,讲的故事非常现代,比如一个职业律师怎么影响美国选举,一个家庭主妇怎么从家庭里出走,这些东西带来了一些自由的气息,让我看到了弥合“两个世界”的一种可能——在文学艺术里,人可以正视那些长久被忽视、被消磨的感受。
对我影响特别大的还有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放大》,看完电影的那个下午,我不知道怎么就出门在街上狂走。如果说之前的文化艺术只是带给我一些滋养,这部电影则让我学会把自我抽离出来,用镜头式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而且它让我确定了一点,即便脱离集体,个体的感受和表述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具有合法性。当我意识到电影可以传递这些,就不只想做一个艺术的欣赏者,还想成为一个创造者。
有了这个新目标之后,我立即就回学校去了。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到主流轨道,把学上了,把大学考了,才能走上艺术道路,拥有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