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立学校那个阶段,流动发生得特别频繁,每一个同学都可能这学期来,下学期走,有的回了公立学校,也有的直接出国了。那三年,我整个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人员流动过大,我们班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但到六年级毕业时只剩下6个,等把完整的一届学生送走,学校就把所有人遣散,停办了。
一直到高中,我才跟原来的同学重新建联,大家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不同的问题,但大多都过得不好,不知道应该如何自处。我知道有的同学出校门没多久就进了监狱,有的一直迷失,也有的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但面对亲密关系却存在问题。
我大学读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编剧专业,就感觉空间又变大了,不再是40多个人整齐划一坐在教室里,接受模式化的教育,我又回到旷野,可以任由自己去生长。200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进入到一家剧场做兼职工作。那时候接触到很多艺术家,不停地听他们在一起谈戏剧,谈契诃夫,那些交谈构建的是一个个体能被看见的世界,一个人能够影响另一个人的世界。我发现, “我的国”里终于有人了。
后来,我成了剧场的一个策划人,做了很多戏。剧场是一种当下的交流,是人和人相遇的地方,它的反馈特别及时,在现场,你能感觉到人的呼吸,看完一场戏,立即就可以跟人交谈。在这些交互中,我就感到两个割裂的国之间有了一座桥,那个破碎的我也逐渐得到了修复。
修复的另一个层面还来自于,我开始谈恋爱,进入了家庭,也生了孩子。这原本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遇到丈夫之前,我面对亲密关系采取的方式是躲开,是逃避。大学时,我曾交往过一个男朋友,他请我去家里做客,他的父母给我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这让我突然感到进入了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结果那顿饭没吃完,我就逃走了,买了一张机票飞去大连,回来我就提了分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破碎的人,不适合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
认识现在的丈夫之后,我也一直告诉他,跟我交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他说, “我不以爱你为耻。”听到这句话,我突然就哭了。他愿意跟我探索一种合适的亲密关系。我们不需要做法律上的认定(有了孩子之后,为了上户口,才去领的结婚证),也不需要强硬地跟家里长辈经营情感。比起传统的夫妻,我们更像是一对伴侣,在相处中让彼此形成一个更完整的自我。
儿子上幼儿园时,我又重新面对教育的问题,对我来说,养育孩子,也是一个回看教育对自我影响的过程。
最初,我特别害怕他人际关系不好,经常去学校观察他怎么跟朋友相处。有一次,儿子最好的朋友偷了他的东西,对方父母又是我的朋友,我就想办法告诉儿子怎么去原谅朋友。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教错了,因为孩子最先想的是,把被拿走的东西要回来,憋了两天,他自己就去要回来了,游泳的时候,俩小孩又在一起玩,矛盾就化解了。
我就发现,交往不是孩子的恐惧,而是我内心的恐惧,孩子是有主动性的,很多事情没必要去干预,他自己就能处理得挺好。
当孩子开始上小学,当年困扰我的一些问题又开始困扰他,老师依然很难看到个体的感受。比如说,孩子学校有一条要求,课间十分钟只能在课桌上休息一会儿,不能去学校操场上打闹。他是个挺闹的孩子,就觉得非常痛苦,来问我为什么,我认真跟他解释说,这是老师出于一种对危险的恐惧,他说,妈妈,你觉得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我回答,当然可以。他就提出想下楼去操场,那我也鼓励他去玩,还给他下任务,画一画学校的地图,结果他就把这个当成游戏,真的画了张小地图。
尽管努力为他挑选好学校,但课堂里仍然有很多不合理。比如语文试卷上,有一道看图说话的题,儿子写的是,“这有一棵树,树底下有两个鸭子。”但标准答案是,“树底下有俩小鸭子,妈妈带着小鸭子游水。”仔细想一下,图不是孩子画的,他哪里知道想让他说什么?
我还曾经去旁听儿子的语文课,进了教室,我又开始愤怒,对待那些精巧又充满感情的文字,语文的教育依然是那么粗暴。
我问过儿子,喜不喜欢现在的学校,他说不喜欢;再问他喜不喜欢一个下课可以出去玩、下午2:30就放学的学校,他可太喜欢了。就这样,教育变成一个改变的契机。最近,我们一家来到了加拿大,把家安置在了一片宽阔的社区。就像我刚到森林里的学校一样,我依然有自信能在这一片天地set up,生活的新阶段将会在这里开始。
特别奇妙的是,每当我抵达一个新地方,就会想起最初的那片森林。那是一片秋冬的森林,有霜,也有雾,它并不郁郁葱葱,而是带着北方有点凉、有点冷的粗粝感觉。如果要总结它对我的影响,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从那片森林一个小小的房子里走出来的人,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它都让我感到混乱和失落,但我还是很感谢那三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