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民族文化走廊
书名： 茶马古道 作者：李旭 字数：152694
蛛网般遍及中国西部地区的茶马古道就连接起无数村寨
我曾无数次循着马帮阵阵幽远的响铃，走过长达数千公里、串联起无尽山谷、平坝和村寨的茶马古道，它们让人体味到一种慑人心魄的内核：那从远古至今延续着的原住民血脉文化，那包孕着那么多民族群体的多元文化，那么多丰富而复杂的“个体”文化及“融合”文化，那么凝重多彩的宗教文化……那多彩而神奇的文化景观就由一条条茶马古道有机地联接在一起。茶马古道，无疑是多民族文化的最好载体和最为有效的传送带。
由于茶马古道的贯通，文化与文化的接触就是必然的事情。由于茶马互市而逐渐形成的经济体系的整合调适，促进并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融聚。
茶马古道一线不仅是古代氐羌族群先民历史性大规
模迁徙的重要路线，也是后来百越族群、百濮族群等各个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主要区域之一，更是后来中央王朝屯军戍边、流官放任、充军发配，以及内地汉族逐渐移民进入的线路。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雅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理县、汶川、茂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木里，到云南省的德钦、中甸以及丽江，构成了一系列石棺墓分布带，无论葬式还是随葬器具都基本相似，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的文化就已经有着血脉联系，并接受了来自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化在西南边疆发展的一支。与此同时，由于地缘的关系及茶马古道各线路的贯通，这一区域又感受到了来自南亚、东南亚、中亚甚至西亚诸地文化的影响，后来还有来自更为遥远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也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
对于交通不便、运输不发达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来说，茶马古道的网状贯通，成为各民族经济交流的渠道，成为不同部族集团及文化大板块之间文化交流传播的主渠道。
许多谜底就在茶马古道上。
一、多民族文化的交汇点——奔子栏
在金沙江边作为茶马古道一大“站头”的云南德钦县奔子栏，我为所看到的景象惊讶万分。过去，奔子栏以出最能干的“马脚子”（赶马人）而闻名于茶马古道，他们一人就能赶八九匹骡子，甚至多达
15匹。过去在茶马古道上奔波的“藏客”，都愿意雇用奔子栏的马脚子，这些藏族马脚子也就跟随各族马帮走遍天涯，带回了各民族的文化。
奔子栏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沙坝，金沙江畔的一片美丽沙坝。在几无记载的千百年历史长河中，奔子栏早已成为“茶马古道”由滇西北入藏或进入四川的咽喉之地——它正处于横断山脉的中心地带。从奔子栏往西北经德钦即进入西藏；逆江北上，即是四川的得荣、巴塘和德格；沿江而下，就是维西、大理；往东南行，则是中甸、丽江。地处这样的位置，往来于各地的大量马帮商队，大多要从这里经过。所以这里的男人就纷纷踏上茶马古道，赶马帮走青藏高原和印度艰难谋生，自然而然地投身于茶马古道的运输工作。他们走出去，外人走过来，奔子栏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多种民族文化的交汇地。
因为地处气候温和的河谷之中，传统上还是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但由于地少人多，金沙也早已淘空，贫瘠干热的河谷再也养不活那么多人，人们过去就只有踏上茶马道去找一份衣食，所以它就成了出赶马人最多的地方。现在奔子栏已由乡改为镇，有8000多人口，全为藏族，信仰藏传佛教。
当时奔子栏每个家庭的男人几乎都有赶马帮走西藏的经历。虽
茶马古道上的大码头——奔子栏的藏族服饰明显有多民族融合的特征
然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但即使时光流逝，许许多多在古道上冒死往来的赶马人的故事仍驻留在人们心头。生于1927年的阿
努就是奔子栏仅存无几的几个老赶马人之一。他15岁上就开始走茶马古道，共走过五趟，其中三次到了印度的噶伦堡。他当时一次要赶9匹骡马，有时赶12匹，为奔子栏一个叫尼玛的“聪本”（老板）赶马，1950年代，27岁的阿努结束了他的马帮生涯，现在他还守着他赶马帮挣钱盖起的房子安稳度日，帮着子孙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硬朗的身子骨上仍透露出走过古道的人特有的那种开朗、豁达和善良。80多岁的阿巴也多次去过拉萨、印度。
过去走茶马古道的马帮，一般从茶马古道大驿站丽江大研镇出发，先从丽江龙蟠一带用船渡过金沙江，经虎跳峡边的十二栏杆上到中甸，又从尼西下到金沙江畔的奔子栏，然后经东竹林翻越白马雪山，再下山到德钦，从德钦的溜筒江以过溜方式飞越澜沧江，翻过梅里雪山进入怒江支流玉曲河谷，经左贡、邦达北上到西藏的洛隆地方闯过怒江，最后西去嘉黎和拉萨。也有路线从奔子栏就北上巴塘，由巴塘的竹巴笼渡过金沙江，再到昌都过澜沧江，然后或从类乌齐、丁青、巴青到怒江上游的那曲，再南下拉萨，或从洛隆过怒江，经边坝、嘉黎和工布江达到拉萨。
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现在的奔子栏人几乎连骡马都不养了，有本钱的就买了大卡车跑运输，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他们祖先的事业。本钱不多的就因地制宜搞起各种副业。这里出产传统的民族工艺品，如手工制作的藏式折桌、糌粑盒、木碗等，因茶马古道的传输而早已闻名于全藏地；他们还缝制大量的藏族服装销往西藏。那些藏装色彩艳丽，做工精美，很受大家欢迎。因着交通要道的便利，有些
人家就在穿过全镇的214国道两边开设餐馆、商店和客栈，甚至有取名为“茶马古道”的小超市和歌舞厅，做起了服务业，还有点琳琅满目、生意兴隆的样子。
在江边的白塔处，因为是农忙季节，我只见娘缅家的阿布卓玛
一个人在煨桑转经。卓玛的父亲曾赶马走过12趟西藏，她母亲就是她父亲从丽江拉市乡娶来的纳西族，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是藏纳结合和茶马古道交流的标示。但父亲在她15岁时就去世了，
奔子栏制作的糌粑盒和茶碗
带着他脚上厚厚的老茧。过
去闯三江走茶马古道的生路早已割断，他们家现在就只以农业为生，在有限的旱地里种青稞、小麦和玉米。幸好现在可以靠山吃山，一年在山上找菌子出售就能换一两万元，足够买米吃了，还可以喂猪卖。阿布卓玛的大儿子上学上到初二就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着盖房子，那可是一家几代人的大事，他将是娘缅一家的继承人；小儿子小学一毕业就执意出家当了僧人。除了不上路赶马，他们仍循着沿袭了千百年的方式和轨道继续着相当传统的生活：精心地伺候土地和神佛，尽力将自己的家庭搞好，将日子过好。
奔子栏村里的建筑为平顶碉楼式，近似于四川巴塘的藏式住房。其藏语接近西藏与中甸之间的方言。
与奔子栏一江之隔的金沙江西岸，已属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辖地，举目可见处就是子庚乡的瓦卡村，有548人，448亩
耕地，1000亩草场，2003年人年均纯收入1000多元。过去的瓦卡人跟奔子栏人一样，多以赶马帮走茶马古道为生，像66岁的西若老
人就去过印度3趟，一次能赶骡马12匹。现在他只有无所事事地坐在路边晒太阳了。
一艘用滑轮挂在钢缆上的铁皮渡船将两岸联系起来。两岸虽分属两省，但通婚的很多，许多人都是亲戚朋友，经常来来往往的。在渡船上我就碰到瓦卡人到奔子栏卖菜卖水果的。他们都认为奔子栏这边的生活要好一些，这边通着国道，开车的多，旅游的也多，挣钱的机会就多一些。奔子栏作为茶马古道重镇，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看来，还是交通发达的地方，不仅能够使民族文化多元一体，而且能够让民生经济有提升和发展的余地。这也可见出，当年茶马古道的通行给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多么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过去作为茶马古道的一大驿站，茶马古道上人员的大量流动，使奔子栏的文化存留呈现多元一体的样式——居民全为藏族的奔子栏并不像其他藏族地区一样盛行过藏历年，而是隆重地欢度颇具多元特色的农历春节，这一节庆活动热闹非凡，其情形使人感到似乎是中原内地某个农村的春节，其实里面更包含了多民族的文化习俗——年三十合家团聚，喜过年关；初一访亲拜年，给压岁钱，初二到寺院拜佛，初三、初四上坟祭祖，初五、初六则庆山神、敬山神……一个节庆将汉族、藏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文化中的佛教、东巴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许多民间信仰都融合在了一起；奔子栏藏族的丧葬习俗也明显呈现为多元文化，特别是汉藏文化因茶马古道的贯通而相互渗透、相互融汇的情形；奔子栏的藏族妇女服饰也与
其他地区大异其趣：普米族式的大包头，蒙古式的夹袄，彝族式的百褶裙……显得十分的独特、美丽。
二、茶马古道上的藏族和纳西族
藏纳之间因茶马古道贯通而形成广泛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
纳西族在汉文典籍里被称为“麼些”等，据中国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纳西族）考证，他们应是早期活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古羌人的后裔，系氐羌族群中旄牛羌的一支，在汉以后，逐渐由北而南，沿横断山脉的纵向河谷，迁徙至越嶲郡地区，即今川南和滇西北一带，在宾川建立越析诏。《华阳国志》称其为“摩沙夷”，《三国志》称之为“旄牛夷”。其中向西的一支进入云南香格里拉县东部，渡过金沙江进入丽江市境内；向南的一支抵宁蒗、永胜，过金沙江与当地活动的土著民即“丽江人”结合成为早期的纳西人。这一迁徙和定居的过程是游牧民族转而为农耕民族的过程，也是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纳西族不仅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彝语支系，其知识分子——巫师东巴还于生产生活里创建了象形文字东巴文，主要用于宗教活动。但纳西族在明代就已经大量接受汉族文化，通用汉文，他们的宗教信仰即以东巴教为主，同时也兼信仰藏传佛教、道教等。
唐蕃时代，在今丽江市一带，一个纳西先民部落成长壮大起来，归并入南诏势力范围，其首领任南诏国三甸（丽江）总管，为南诏
政权屡建军功，受过嘉奖，这就是后来宋元明清时期的纳西族上层——后来的木氏土司。南宋末忽必烈南征大理时，纳西族土司就率众迎降，其时，丽江归属大理国善巨郡、谋统府及麽些部地。元朝在丽江设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1271）改丽江为宣慰司，至元十三年（1276）又改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置丽江府，后改为丽江军民府，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得因归附有功，明皇帝赐以木姓，并授“任本府世袭土官知府职事，中顺大夫”。丽江木氏土司制度进入鼎盛时期。雍正元年（1723），丽江在云南率先实行“改土归流”，木氏降为土通判，其统治延续了二十几代。
明代纳西族土司被赐“木”姓后，又将实行父子连名制的百姓赐姓“和”，和姓寓意“和平”之意，木氏有“万方百姓一姓和”的诗句，很为自己属地的开明、和平骄傲。从那时起，纳西族上层和百姓均以开拓发展为主题，在丽江地区发展农业和商业贸易，兴办教育、文化事业，纳西族自此发展了起来。
自从木氏权势强旺以后，加上拥有较为先进的农业等生产技术，经济发达，于是南剿北征，持续向西向北扩张，势力范围在数十年间逐渐扩大。到明万历年间，木氏已将现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的一些县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还有西藏昌都市芒康县南部的广大藏地，收纳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并延续统治了长达百余年时间。清人倪蜕在其《滇小记》里记载：“在云南铁桥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细腰蕃。唐时常寇云南，后韦皋提南诏兵破之，永断铁桥，自是不为滇患。至明太祖平云南，裂吐蕃为二十三支，分属郡邑，以丽江控制古宗，永宁、北胜控制诸蕃。丽江北境复与蕃接，世官木氏以兵捕蕃，招
地恢扩千有余里，岁增差发、大麦有差，蕃人畏之，至称为萨当汗云。”此期间，木氏土司为巩固其统治，从丽江、鹤庆一带迁徙了成
千上万的纳西族民众到其所控制的藏地，亦农亦戍，跟明王朝的殖边军屯完全一致。这些纳西族移民世世代代与当地藏族等共同生产生活，并为当地带去先进的农耕文化，同时他们也入乡随俗，相互之间形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至今，云南纳西族北上西进来到藏地已逾400多年，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数已融合于当地藏族之中，完全演变为地道的藏族。有一些地区，如云南迪庆州小中甸吉孜宗村、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纳西族民族乡、四川得荣县的白松乡（原属巴塘县管辖），虽还保有一些纳西族的文化特征，如部分语言词汇和祭天仪式等，但在日常生活中，如饮食起居、服饰，甚至婚丧嫁娶等各方面已与藏族没有多大区别，成为杂居在藏地的纳西族，更大多数则完全同化为藏族，形成了很好的民族关系。
闻名遐迩、广泛流传藏族地区的世界第一长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无比精彩地讴歌过这种融合过程。这部以描写战争为主的史诗，有所谓“四方四大战役”之说，其中的《姜岭大战》描写的是南方大战，它以史诗特有的神话和传说方式，反映了曾发生在这一地域的藏族与纳西族之间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战事及其战争之后的和解。
而木氏土司不断向北发动战争，占领
位于四川乡城的土碉楼
地盘，战火基本上是经由小中甸及整个迪
庆向北蔓延的。至今，在德钦奔子栏、中甸东旺和四川乡城，还可见到高耸的土筑碉楼。清人余庆远《维西见闻录》中明确记载，那是藏人筑以防御“姜人”进攻的堡垒：“万历间，丽江土知府木氏寖强，日率麽些兵攻吐蕃地，吐蕃建碉楼数百座以御之，维西之六村、喇普、其宗皆要害，据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击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麽些戍焉。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至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里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闻。”当时“姜人”想了个办法，就是由数十人扛一巨木（木椎），猛击碉楼四角，碉楼便坍塌下来。藏人守御不住，遂步步败北，“姜人”逐渐占领了吐蕃的东南前哨地区云南的中甸、德钦、维西和四川的乡城、稻城、盐源、木里、巴塘、理塘以及西藏盐井、芒康的部分地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木公获一次大胜。嘉靖四十年（1561），其子木高为父纪功，
勒文于石鼓之上，并将石鼓立于金沙江畔。此即丽江石鼓一地的名称之由来。今天，石鼓以“长江第一湾”著称
于世。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长江一直由北向东南泻下，到东经100度上的石鼓忽然掉头北上，形成了长江的第一个大拐弯，不仅改变了长江的走势趋向，也成为后日中华文明的一个成长带和分水岭。有学者做过如此假想：设若长江没在石鼓转折，而按原趋势南下，
势必与澜沧江或红河合流，那长江也就 丽江木氏土司立于石鼓镇的石鼓
与金沙江无涉，中华文明就当是另一番格局。
木氏军队在北征藏地时，又建了不少大小不一的碉房作为其营寨，它既是巩固其战果的军事设施，又相当于一个领主庄园，对新占领区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统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小中甸塘姜坝修建的一座城堡，名“年各羊脑宗”，当地人俗称“木天王城”。它既是木氏土司向北进军的指挥部，也是其驿宫。木公曾经“御驾”此地。与此同时，木氏还从丽江移去一些百姓以巩固新占区。这位雄心勃勃的占领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军人和子民后来竟同化成了“被占领者”的族人。
1990年，我们在一位名叫七林定主的藏族老人带领下，穿过一片密密的松树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木天王城的遗址。在岁月的轮回里，遗址已经被高原的风霜雨雪摧残得面目全非，但还可看出城址大致呈方形，城墙有一米多宽，有几段残墙尚余两米多高，墙外还依稀可见护城河痕迹，步测一下，总面积数十亩。其城面对远方的玉龙雪山（中甸境内仅此处可眺望到玉龙雪山），大门前原完好保存有两尊石狮，可惜在“文革”中难逃厄运，被红卫兵砸得伤痕累累，弃置在当地，但从其上仍可见显赫一时的木氏威风。这里没有水源，据说当时水是用铜管引进宫中的。史诗中说格萨尔包围此城后，断其水源，姜王萨旦计谋多端，让士兵往外泼沙子，格萨尔从对面山坡遥望，认为是往外泼水，想到断其水不能置其于死地，又将水源接上。不过，最终萨旦王还是失守此城堡。
在木天王城遗址下面一点的吉孜宗村，我们轻易便觅到了这种民族融合的痕迹。这是座有76户人家，近400人的藏族村寨，村民都信仰藏传佛教，每个年初和年末都要去寺院朝拜一次喇嘛，他们
把这叫“央果楚”，“央”是福分的意思，“果”是等待的意思，“楚”是预测的意思，不去就不顺，会有各种灾难，经过“央果楚”就意味着会平安无事。富有的人家还专门在家里设一间经房，其中建有佛龛，供奉着菩萨和金、银法器。他们的服饰、饮食乃至房屋建筑和婚俗都跟藏族无异。以前还有抢婚的，也有一夫多妻的“萨东达”家庭，如丈夫去世，留下来的几个妻子便共同继承家业；一妻多夫的家庭也叫“萨东达”，可共用一个妻子延续后代。一般是些比较穷的家庭才采用这种婚姻形式，这样就不至于使家庭有限的土地、财产和劳动力过于分散，以便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
奇特的是，尽管他们都自称是藏族，年轻人讲的都是藏语，然而这里的老人依然讲的是纳西话。数十年以前，这里还有纳西族的祭师东巴，他们可以看出一年的收成和灾病。村里还实行跟藏族天葬、水葬不同的土葬。而在扫墓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却是汉话，严禁讲藏话。更为主要的是，他们还保持有一年一度的祭天仪式。自古以来，纳西族都认为祭天是他们区别于邻近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当然，藏族也有类似祭天的习俗——他们在路口和村子附近的高处，用泥和上石头，砌成类似灶的形状，然后在其中燃烧松枝、柏枝，用滚滚青烟与天神、山神等沟通，再绕之由左向右（顺时针方向）转上三圈或多圈。他们将这称为“煨桑”。只不过这是许多藏族人每天必行的功课，并且也没有像纳西族祭天那样一整套复杂而完备的仪轨。
吉孜宗的祭天场就在村外的一片空地上，是一个用乱石堆垛圈成的圆形场地。场子入口处建有一座小屋作供奉用，场内的正北方是祭台，用以栽神树、安神石、放置神米，它也是插香、放净水、
祭酒、祭品、供牺牲的地方。每年从腊月二十八至正月初八，他们都要在这里祭天。先是由青壮年男子上山砍倒一棵柏树、两棵栗树，然后飞快地扛入祭天场中，插在祭坛中央，还要杀两头猪献祭，一头叫天猪，也叫大猪；一头是地猪，也称小猪。再以香土烧起冲天的青烟。全村男性都要在祭天场中跪拜。由于已经没有东巴，整个祭天仪式就由村中长者用纳西话念诵东巴经主持。有时，他们也从中甸三坝纳西东巴教圣地请来东巴主持。祭祀的整个过程不许讲藏话，也不许妇女们入场内参加，以示男尊女卑、男女有别。
据村中老人讲，他们的祖先是从丽江和金沙江边来的，应该属于纳西族无疑，但他们现在都报称藏族了。村中的几户段姓人家迁自四川盐源县的一座桥边，杨姓则迁自云南大理一带，大概与白族有关。
可见，在这片曾有无数英雄驰骋争战、流血厮杀过的走廊，最终还是汇聚融合成了一种相互容纳、相互吸附、难分你我的一体文化。也许人类友爱亲和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比人类之间的血腥厮杀要更为深沉和强大一些吧。
村中老人也都还记得，吉孜宗曾为普洱、大理与中甸、西藏交通贸易的关口之一，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以前都设有税官向来往客商征税。以此为界，以上为西藏管辖，称“茸依”，意为雪域；以下则为汉族管辖区域。而这种人为的行政区划，实在不足为凭，在文化上尤其不足为训。像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三坝白地就有纳西先民居住，而那里就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发祥地，被奉为纳西族圣地。
在四川得荣县白松乡，虽然纳西族在姓氏、服饰、语言、宗教、
丧葬等方面已几乎完全“藏化”，但一些亲属的称谓仍保留纳西语的说法，而且在年节上仍保持过纳西年，虽无纳西族的祭师东巴，但仍保持纳西族的“祭天”仪式——在旧历的二月初八，以柏树为天神，以青冈树为地神，以松树为山神，全族聚而祭天，向着三神磕头念经，之后各家分享年猪肉。这习俗与云南丽江地区的
纳西族无二，而且与同为氐羌族群的彝族、哈尼族的“密枝”或祭竜（龙）仪式相似。
其实，在广大藏地生息了数十代人的纳西族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大多自
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族别而成为藏族。格勒博士就曾指出：“据1954年开展民族识别时，有人提到纳西族曾经在甘孜藏族地区最少有五千户以上，这个估计丝毫不过分，尽管现在居住这一地区的纳西族人数不多。”
历史上，世代生息在滇川藏交界地带的藏族和纳西族就曾为盐井进行过拉锯式的你争我夺，战争上自吐蕃时代，下至清朝末年，在千多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清代中期，木氏土司势力在蒙古和硕特部的打击之下，终于逐步崩溃。藏历水龙年（1652），以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名誉颁发的，有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的封诏中，不但四川的巴塘、理塘归属于达赖管辖，云南的德钦、中甸及丽江都归附于达赖喇嘛所领释教之内。至此，木氏土司在康南的统治已基本结束。到1666年，其势力又缩回原来的“姜萨旦”地域（今云南丽江地区），而已经迁
移并分布在边缘各地的纳西族也渐渐被当地占强势的藏族所同化，不仅服饰、饮食、住房完全藏化了，连姓名、语言和宗教信仰也与藏族无二。这正像藏族谚语所说的：茶马古道经过的澜沧江畔盐井古村寨
就不会像心一样相友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其中之一部《姜岭大战》，就生动而艺术地讴歌了这一切。史诗的结尾部分，就描述了藏族、纳西族自此相互通婚结姻，相互友好，地久天长。这完全是纪实。
虽然藏、纳两族之间，曾发生过多次战争，而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确实有史可考。早在吐蕃时代，两个民族就有共同信仰的宗教“本教”。当藏传佛教形成时，纳西族为佛教在滇西北的弘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纳西族强盛起来，其居住地盘向藏地扩展，比元代大了两倍，但同时也开始了纳西族融合于藏族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夹住在广大藏地的戍边士兵和居民，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一般经过三代以后，开始慢慢融合于当地多数民族，这是我国各民族自古就有的现象。
如今，曾为纳、藏资源争夺地的盐井成了西藏自治区唯一的一个纳西族民族乡，而那数千纳西族已基本同化为藏族。辛亥革命后，连强悍有为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川兵也成了盐井的居民，并完全同化为藏族，他们的后裔连汉话都不会说了。
丽江木氏土司出于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尊重，当然，也为了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民众里的深远影响而加强其统治，大力支持和发展藏传佛教，在丽江修建了藏传佛教的五座大寺，延请藏传佛教上层到丽江传法，并派遣一些纳西族到藏地出家当喇嘛。这些文化交流无疑大大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丽江的文峰寺等五大喇嘛寺庙，至今在广大藏地享有盛名，每年冬春之际，仍有各地的藏传佛教信众来这里转经朝圣；在丽江白沙、束河等地，至今保留有比较完好的自明初到清初的壁画——著名的丽江壁画，它们是在纳西族与藏族、汉族密切往来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汉藏族人民的文化，虽主要由汉族画师操作，但更多带有藏画风格，有的本身就是藏画，与藏族“唐卡”无二。如大宝积宫西壁绘宁玛派祖师及“大宝法王”“四宝法王”等，南壁绘“孔雀明王大佛母”“南无五色毫米圣母”等，都各有藏文题名。大定阁所绘护法神“昌那毒支”，福国寺护法堂所绘诸护法，内容及画风都与藏传佛教寺院一样。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纳、藏两个民族长期友好往来，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创造出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噶玛巴红帽系僧人支梅巴充当了木氏土司的帝师，木氏家族自此信仰藏传佛教；木氏土司在管理巴塘、理塘时期，曾为理塘长青春科尔寺捐资的木刻大藏经版本（被称为丽江版）是大藏经中最好的版本，现今只有在拉萨布达拉宫作为孤本珍藏。丽江地区纳西族中也出现了著名的藏传佛教圣露活佛等多位活佛。民国前期中甸噶丹松赞林寺寺主松谋活佛的经师鲁茸宜玛则是白地纳西人。而在丽江束河、白沙等地出土的明代纳西族火葬墓中，有不少刻有藏文的墓碑，可见藏传佛教早已深入到丽江纳西族的民俗活动之中。
木氏土司进入康区南部后，主要以移民在金沙江流域开发农业，开沟挖渠，推行灌溉，还平整土地造梯田，实行条播和精耕细作，种植旱稻（红米），使得巴塘这样的地方拥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由于受木氏土司的统治和纳西族先进生产水平的影响，康南的藏族又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纳西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云南维西县塔城乡的藏族与纳西族一样是种植稻谷的能手。启别乡的纳西族，虽然所操语言是纳西语，但当他们跳起藏族“锅庄”舞时，藏语歌词畅流不断。他们大多数人取藏名，平时生产生活中的很多藏语词汇被纳西族借用。在迪庆藏族的方言词汇中，纳西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大的，像核桃、蚕豆、玉米之类的农作物，以及衬衫、撮箕之类的生活、生产用品的称呼，都借用了纳西语。大小中甸的藏族服饰跟德钦等藏地的有所不同，显然受到纳西族和白族的影响，在头帕、围腰、坎肩上都有所体现。而宁蒗永宁的纳西族摩梭男人由于常年行走西藏，受藏族马帮影响深刻，至今穿的完全是藏装。
现今，在原属巴塘现划归得荣管辖的白松乡，以及乡城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古代纳西族开挖的水渠，以及修造的梯田遗迹。另据民间传说，明代时当地藏族仍使用硬木做的犁铧犁地，纳西族带来了丽江铁犁，大大改进了农耕的技术。当地人至今称这种铁犁为“姜肯”，即纳西犁铧。不仅如此，当地的纳西族、汉族、藏族在婚丧嫁娶和年节时，都有舂饵块吃的习俗。所谓饵块，当地人称之为“甲勒”，即是将大米淘洗后蒸熟，用石臼和木椎将其舂压为米面团，再分压为饼状。有些地区称之为年糕，而云南人一般称之为饵块。此饮食习俗在云南大部分地区都普遍存在，而在从不以大米为主食的藏地，是一独特的饮食现象。我在澜茨中藏族人民在节庆等
村，在一个藏族老人的葬礼上，也见过他们制作饵块。在西藏与云南交界的盐井乡，则有一种藏地少见的名小吃“加加面”。这是一种用很小的碗装盛的汤面条，可以一碗又一碗地吃，吃完一碗再加一碗，其风味与陕西的面食相仿。这显然是陕西的士兵和商人由茶马古道带到这里的北方吃食。
追溯渊源，藏、纳关系源远流长，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共存共荣现实。历史上藏、纳之间的通婚现象就很频繁。著名民族学者宋恩常在对宁蒗县永宁纳西族调查时就发现：“永宁是连接云南、四川和西康在高山上的一条交通要道。特别是永宁作为高山上的一个盆地，便于行旅商人中途休息，由西康、四川来云南丽江的藏族商人多在永宁放马休息。因此，永宁在经济上与藏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物质文化上受到藏族深刻的影响，如穿藏式服装，使用藏式日用工具。在精神文化上则更不消说了，藏传佛教已如前所述，成为他们主要的信仰。而纳西族（指纳人）访问婚的阿注制度很适合藏族旅行商人的要求，每年冬、腊月与正、二月间藏族商人通过永宁，藏商以手工业品、酥油和货币为媒介，与纳西族妇女结交阿注关系。因为年年如此，最初作为藏族商人开梢休息和休息贸易的开基、西奥楼、阿拉奥和甲布奥等村，后来也就成了纳西族与藏商建立阿注关系的场所。”
在当地各民族的传说故事里，汉、藏、纳西、彝都是出自同一血缘的兄弟。唐初以后，以藏族为主体的居住于滇藏川三角区域的藏、纳西等各个民族，对这一带的繁荣、进步都有过贡献，而藏、纳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到近代已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在文化传统、生产生活、语言诸方面，都是相互促进、相互借鉴。两个民族之所以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就跟存在着一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驿道有关。白族学者王明达、张锡禄在其著作《马帮文化》里就曾录有这样的纳西族民歌，活脱脱地写照了茶马古道与两个民族相互融会的关系：
茶叶没有脚，茶叶没有脚。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西藏的酥油，一包捆五饼，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茶叶和酥油，来到丽江城，两族两颗心，相会在一起。
往往，相互争战，相互学习，相互通婚，相互贸易，最终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从汉代开西南夷始，到明代汉族大量移入西南地区，世居横断山脉东翼地区的土著，包括白族、纳西族等率先接纳了华夏文化，而他们又乘势北上，将这一文化潮流带入藏地。经过多次类似清代“改土归流”的过程，逐步将这一区域融入华夏文化圈。这好像大海的潮汐，一浪追迫一浪，最终形成各族群文化的相互吸纳和融合。
茶马古道就是一条多民族大交流，不同民族文化大融合、大贯通的传送带。大家知道，地理生态环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及文化集团的格局。茶马古道延伸在海拔500米至5000米的广大区域内，纵占十多个纬度，横跨20多个经度，众多的民族集团就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再加上河流的切割，山脉的纵横交错，以及气候的垂直分布，构成世界最奇特的地形地貌，因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地理单元，大大地塑造了不同民族集团的独特的民族文化，而这些民族之间又必须有必要的交流，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其后，这些民族文化又因为茶马古道的贯通，于是相互包容、相互影响，最终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个亮点而被吸纳为一体。
今天，在茶马古道沿途的河谷地带，半山坡上，可以见到许多十分相近似的岩画和石棺墓葬；在藏族的碉楼院房中，五音阶的丝竹旋律隐然有傣家凤尾竹的婆娑之声；在西藏左贡县加朗村藏族村民世世代代传唱的歌里，其衬词反复咏叹着苍山洱海的明月；雪山脚下，还有着纳西族先人留下的村寨城堡遗址和水利旧迹；遍及各地的寺庙壁画上飞动着印度、尼泊尔文化和汉文化的色彩和线条；在藏东昌都市，由噶玛噶举派开山祖师堆松钦巴于1147年开建的噶玛寺仍然矗立，而参与建造的汉、藏、纳西等多民族工匠，将各民族图腾象征的龙须、狮爪、象鼻等留在了大殿的飞檐装饰上，海拔4000多米的寺院内外，据说由噶举派二世噶玛巴大师噶玛拔希由汉地带回的杨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当地人称为“汉柳”；元代时修建的夏鲁寺是由忽必烈作为最大施主完成的，蒙古族的忽必烈将藏族的夏鲁万户视为舅舅来照应；公元1333年，夏鲁家族重修夏鲁寺时，从内地请来大量汉族工匠，与当地藏族工匠合作，并从内地采购来一大批琉璃瓦、瓷雕、方砖等建筑材料，使夏鲁寺成为兼具藏汉两种建筑风格的典范；连当年五世达赖喇嘛修建布达拉宫，康熙皇帝都派了114名汉族工匠参与，另有尼泊尔工匠191人加入……正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教授所说，我们务必牢记：西藏不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一个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中国、伊朗及中亚施展过多种影响的地区。他从艺术方面看出：“西藏建筑所遵循的大概都是本身的传统模式，但艺术却显示出受到西藏以外地区的诸多影响。除了与克什米尔、中亚和孟加拉的关系外，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也很密切，而早在吐蕃时期（7—9世纪），后来又在萨迦派时期（13世纪）及元朝时期都可以看到汉地的影响。绘画方面体现出的这一影响则更为明显。”
当年经济的兴盛，商人们筚路蓝缕的行走，带来了古道的发达和文化的传播和昌盛，当儒、释、道、伊斯兰，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随着一条条古道进入时，与原住民传统文化相碰撞，大多经历了一个由拒斥到接受到交融，再到凋敝又再到繁荣的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着传统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历史，这些就共同成为代表西南文化变迁特色的一幅令人惊奇的图景。
这很像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产自汉地的茶和产自青藏高原的牦牛酥油，与煮开的茶水在茶筒里一打一搅拌，就完全融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出哪是茶水，哪是酥油，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正如藏族民谚所说：“黑茶叶汉地生长，黄酥油自家提炼，白盐巴藏北出产，三兄弟在此团圆。”
茶马古道通行了上千年，它联系起几大文化、经济区域，只要在这些路上低着头走上几里，你就会发现许多人类如何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如何生存发展、如何相互激发相互影响、如何创造出那么五彩缤纷的文化的秘密。
世代生息在横断山脉—青藏高原上的二三十个民族，他们的经济、文化等，都为一条条驿道密切地连接在一起；不论是白族、回族、汉族的商人马帮，也不论是纳西族、藏族、彝族的商人马帮，他们常年穿行在各条驿道上，将各民族的文化传来带去，创造出一条条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一线相连的区域，之所以有着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文化交流从来不会是单向的，有来必有往，只不过表现出来不同而已；另一方面还在于，茶马古道是以马帮、背夫和牦牛驮队这种独特的载体来运作的。马帮之类无疑是最容易进行文化交流的载输工具，他们落脚于客栈、锅庄甚至村寨房东家这样的民间深处，是亲和力极强的载体。虽然马帮商人等当年走在这些驿道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间交流的使者，但他们不仅要跟各地的环境物产打交道，更要与各地的各族人民打交道。他们就像一股股活的流动的血脉，将新鲜的文化氧气输送到中国西南边疆的末梢细胞，使之具有生机和活力；他们就像活性很强的黏合剂，将各民族及其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茶马古道浓缩了西南边疆山区种种深厚凝重的历史文化，包括了汉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及积淀的历程和内涵，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西部边疆的交汇融合与源流承继。茶马古道贯穿的特殊区域，其因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孕育了各民族及其文明文化，而茶马古道的网状贯通，又使其文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使得这一地区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成为文化多元一体的典型区域。茶马古道以及大西南的各条古道，正是不同部族集团及文化大板块之间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在这里，各民族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吸纳、相互影响，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个“亮点”而被逐渐吸纳为一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
我曾无数次循着马帮阵阵幽远的响铃，走过长达数千公里、串联起无尽山谷、平坝和村寨的茶马古道，它们让人体味到一种慑人心魄的内核：那从远古至今延续着的原住民血脉文化，那包孕着那么多民族群体的多元文化，那么多丰富而复杂的“个体”文化及“融合”文化，那么凝重多彩的宗教文化……那多彩而神奇的文化景观就由一条条茶马古道有机地联接在一起。茶马古道，无疑是多民族文化的最好载体和最为有效的传送带。
由于茶马古道的贯通，文化与文化的接触就是必然的事情。由于茶马互市而逐渐形成的经济体系的整合调适，促进并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融聚。
茶马古道一线不仅是古代氐羌族群先民历史性大规
模迁徙的重要路线，也是后来百越族群、百濮族群等各个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主要区域之一，更是后来中央王朝屯军戍边、流官放任、充军发配，以及内地汉族逐渐移民进入的线路。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雅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理县、汶川、茂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木里，到云南省的德钦、中甸以及丽江，构成了一系列石棺墓分布带，无论葬式还是随葬器具都基本相似，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的文化就已经有着血脉联系，并接受了来自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化在西南边疆发展的一支。与此同时，由于地缘的关系及茶马古道各线路的贯通，这一区域又感受到了来自南亚、东南亚、中亚甚至西亚诸地文化的影响，后来还有来自更为遥远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也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
对于交通不便、运输不发达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来说，茶马古道的网状贯通，成为各民族经济交流的渠道，成为不同部族集团及文化大板块之间文化交流传播的主渠道。
许多谜底就在茶马古道上。
一、多民族文化的交汇点——奔子栏
在金沙江边作为茶马古道一大“站头”的云南德钦县奔子栏，我为所看到的景象惊讶万分。过去，奔子栏以出最能干的“马脚子”（赶马人）而闻名于茶马古道，他们一人就能赶八九匹骡子，甚至多达
15匹。过去在茶马古道上奔波的“藏客”，都愿意雇用奔子栏的马脚子，这些藏族马脚子也就跟随各族马帮走遍天涯，带回了各民族的文化。
奔子栏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沙坝，金沙江畔的一片美丽沙坝。在几无记载的千百年历史长河中，奔子栏早已成为“茶马古道”由滇西北入藏或进入四川的咽喉之地——它正处于横断山脉的中心地带。从奔子栏往西北经德钦即进入西藏；逆江北上，即是四川的得荣、巴塘和德格；沿江而下，就是维西、大理；往东南行，则是中甸、丽江。地处这样的位置，往来于各地的大量马帮商队，大多要从这里经过。所以这里的男人就纷纷踏上茶马古道，赶马帮走青藏高原和印度艰难谋生，自然而然地投身于茶马古道的运输工作。他们走出去，外人走过来，奔子栏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多种民族文化的交汇地。
因为地处气候温和的河谷之中，传统上还是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但由于地少人多，金沙也早已淘空，贫瘠干热的河谷再也养不活那么多人，人们过去就只有踏上茶马道去找一份衣食，所以它就成了出赶马人最多的地方。现在奔子栏已由乡改为镇，有8000多人口，全为藏族，信仰藏传佛教。
当时奔子栏每个家庭的男人几乎都有赶马帮走西藏的经历。虽
茶马古道上的大码头——奔子栏的藏族服饰明显有多民族融合的特征
然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但即使时光流逝，许许多多在古道上冒死往来的赶马人的故事仍驻留在人们心头。生于1927年的阿
努就是奔子栏仅存无几的几个老赶马人之一。他15岁上就开始走茶马古道，共走过五趟，其中三次到了印度的噶伦堡。他当时一次要赶9匹骡马，有时赶12匹，为奔子栏一个叫尼玛的“聪本”（老板）赶马，1950年代，27岁的阿努结束了他的马帮生涯，现在他还守着他赶马帮挣钱盖起的房子安稳度日，帮着子孙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硬朗的身子骨上仍透露出走过古道的人特有的那种开朗、豁达和善良。80多岁的阿巴也多次去过拉萨、印度。
过去走茶马古道的马帮，一般从茶马古道大驿站丽江大研镇出发，先从丽江龙蟠一带用船渡过金沙江，经虎跳峡边的十二栏杆上到中甸，又从尼西下到金沙江畔的奔子栏，然后经东竹林翻越白马雪山，再下山到德钦，从德钦的溜筒江以过溜方式飞越澜沧江，翻过梅里雪山进入怒江支流玉曲河谷，经左贡、邦达北上到西藏的洛隆地方闯过怒江，最后西去嘉黎和拉萨。也有路线从奔子栏就北上巴塘，由巴塘的竹巴笼渡过金沙江，再到昌都过澜沧江，然后或从类乌齐、丁青、巴青到怒江上游的那曲，再南下拉萨，或从洛隆过怒江，经边坝、嘉黎和工布江达到拉萨。
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现在的奔子栏人几乎连骡马都不养了，有本钱的就买了大卡车跑运输，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他们祖先的事业。本钱不多的就因地制宜搞起各种副业。这里出产传统的民族工艺品，如手工制作的藏式折桌、糌粑盒、木碗等，因茶马古道的传输而早已闻名于全藏地；他们还缝制大量的藏族服装销往西藏。那些藏装色彩艳丽，做工精美，很受大家欢迎。因着交通要道的便利，有些
人家就在穿过全镇的214国道两边开设餐馆、商店和客栈，甚至有取名为“茶马古道”的小超市和歌舞厅，做起了服务业，还有点琳琅满目、生意兴隆的样子。
在江边的白塔处，因为是农忙季节，我只见娘缅家的阿布卓玛
一个人在煨桑转经。卓玛的父亲曾赶马走过12趟西藏，她母亲就是她父亲从丽江拉市乡娶来的纳西族，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是藏纳结合和茶马古道交流的标示。但父亲在她15岁时就去世了，
奔子栏制作的糌粑盒和茶碗
带着他脚上厚厚的老茧。过
去闯三江走茶马古道的生路早已割断，他们家现在就只以农业为生，在有限的旱地里种青稞、小麦和玉米。幸好现在可以靠山吃山，一年在山上找菌子出售就能换一两万元，足够买米吃了，还可以喂猪卖。阿布卓玛的大儿子上学上到初二就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着盖房子，那可是一家几代人的大事，他将是娘缅一家的继承人；小儿子小学一毕业就执意出家当了僧人。除了不上路赶马，他们仍循着沿袭了千百年的方式和轨道继续着相当传统的生活：精心地伺候土地和神佛，尽力将自己的家庭搞好，将日子过好。
奔子栏村里的建筑为平顶碉楼式，近似于四川巴塘的藏式住房。其藏语接近西藏与中甸之间的方言。
与奔子栏一江之隔的金沙江西岸，已属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辖地，举目可见处就是子庚乡的瓦卡村，有548人，448亩
耕地，1000亩草场，2003年人年均纯收入1000多元。过去的瓦卡人跟奔子栏人一样，多以赶马帮走茶马古道为生，像66岁的西若老
人就去过印度3趟，一次能赶骡马12匹。现在他只有无所事事地坐在路边晒太阳了。
一艘用滑轮挂在钢缆上的铁皮渡船将两岸联系起来。两岸虽分属两省，但通婚的很多，许多人都是亲戚朋友，经常来来往往的。在渡船上我就碰到瓦卡人到奔子栏卖菜卖水果的。他们都认为奔子栏这边的生活要好一些，这边通着国道，开车的多，旅游的也多，挣钱的机会就多一些。奔子栏作为茶马古道重镇，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看来，还是交通发达的地方，不仅能够使民族文化多元一体，而且能够让民生经济有提升和发展的余地。这也可见出，当年茶马古道的通行给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多么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过去作为茶马古道的一大驿站，茶马古道上人员的大量流动，使奔子栏的文化存留呈现多元一体的样式——居民全为藏族的奔子栏并不像其他藏族地区一样盛行过藏历年，而是隆重地欢度颇具多元特色的农历春节，这一节庆活动热闹非凡，其情形使人感到似乎是中原内地某个农村的春节，其实里面更包含了多民族的文化习俗——年三十合家团聚，喜过年关；初一访亲拜年，给压岁钱，初二到寺院拜佛，初三、初四上坟祭祖，初五、初六则庆山神、敬山神……一个节庆将汉族、藏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文化中的佛教、东巴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许多民间信仰都融合在了一起；奔子栏藏族的丧葬习俗也明显呈现为多元文化，特别是汉藏文化因茶马古道的贯通而相互渗透、相互融汇的情形；奔子栏的藏族妇女服饰也与
其他地区大异其趣：普米族式的大包头，蒙古式的夹袄，彝族式的百褶裙……显得十分的独特、美丽。
二、茶马古道上的藏族和纳西族
藏纳之间因茶马古道贯通而形成广泛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
纳西族在汉文典籍里被称为“麼些”等，据中国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纳西族）考证，他们应是早期活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古羌人的后裔，系氐羌族群中旄牛羌的一支，在汉以后，逐渐由北而南，沿横断山脉的纵向河谷，迁徙至越嶲郡地区，即今川南和滇西北一带，在宾川建立越析诏。《华阳国志》称其为“摩沙夷”，《三国志》称之为“旄牛夷”。其中向西的一支进入云南香格里拉县东部，渡过金沙江进入丽江市境内；向南的一支抵宁蒗、永胜，过金沙江与当地活动的土著民即“丽江人”结合成为早期的纳西人。这一迁徙和定居的过程是游牧民族转而为农耕民族的过程，也是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纳西族不仅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彝语支系，其知识分子——巫师东巴还于生产生活里创建了象形文字东巴文，主要用于宗教活动。但纳西族在明代就已经大量接受汉族文化，通用汉文，他们的宗教信仰即以东巴教为主，同时也兼信仰藏传佛教、道教等。
唐蕃时代，在今丽江市一带，一个纳西先民部落成长壮大起来，归并入南诏势力范围，其首领任南诏国三甸（丽江）总管，为南诏
政权屡建军功，受过嘉奖，这就是后来宋元明清时期的纳西族上层——后来的木氏土司。南宋末忽必烈南征大理时，纳西族土司就率众迎降，其时，丽江归属大理国善巨郡、谋统府及麽些部地。元朝在丽江设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1271）改丽江为宣慰司，至元十三年（1276）又改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置丽江府，后改为丽江军民府，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得因归附有功，明皇帝赐以木姓，并授“任本府世袭土官知府职事，中顺大夫”。丽江木氏土司制度进入鼎盛时期。雍正元年（1723），丽江在云南率先实行“改土归流”，木氏降为土通判，其统治延续了二十几代。
明代纳西族土司被赐“木”姓后，又将实行父子连名制的百姓赐姓“和”，和姓寓意“和平”之意，木氏有“万方百姓一姓和”的诗句，很为自己属地的开明、和平骄傲。从那时起，纳西族上层和百姓均以开拓发展为主题，在丽江地区发展农业和商业贸易，兴办教育、文化事业，纳西族自此发展了起来。
自从木氏权势强旺以后，加上拥有较为先进的农业等生产技术，经济发达，于是南剿北征，持续向西向北扩张，势力范围在数十年间逐渐扩大。到明万历年间，木氏已将现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的一些县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还有西藏昌都市芒康县南部的广大藏地，收纳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并延续统治了长达百余年时间。清人倪蜕在其《滇小记》里记载：“在云南铁桥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细腰蕃。唐时常寇云南，后韦皋提南诏兵破之，永断铁桥，自是不为滇患。至明太祖平云南，裂吐蕃为二十三支，分属郡邑，以丽江控制古宗，永宁、北胜控制诸蕃。丽江北境复与蕃接，世官木氏以兵捕蕃，招
地恢扩千有余里，岁增差发、大麦有差，蕃人畏之，至称为萨当汗云。”此期间，木氏土司为巩固其统治，从丽江、鹤庆一带迁徙了成
千上万的纳西族民众到其所控制的藏地，亦农亦戍，跟明王朝的殖边军屯完全一致。这些纳西族移民世世代代与当地藏族等共同生产生活，并为当地带去先进的农耕文化，同时他们也入乡随俗，相互之间形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至今，云南纳西族北上西进来到藏地已逾400多年，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数已融合于当地藏族之中，完全演变为地道的藏族。有一些地区，如云南迪庆州小中甸吉孜宗村、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纳西族民族乡、四川得荣县的白松乡（原属巴塘县管辖），虽还保有一些纳西族的文化特征，如部分语言词汇和祭天仪式等，但在日常生活中，如饮食起居、服饰，甚至婚丧嫁娶等各方面已与藏族没有多大区别，成为杂居在藏地的纳西族，更大多数则完全同化为藏族，形成了很好的民族关系。
闻名遐迩、广泛流传藏族地区的世界第一长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无比精彩地讴歌过这种融合过程。这部以描写战争为主的史诗，有所谓“四方四大战役”之说，其中的《姜岭大战》描写的是南方大战，它以史诗特有的神话和传说方式，反映了曾发生在这一地域的藏族与纳西族之间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战事及其战争之后的和解。
而木氏土司不断向北发动战争，占领
位于四川乡城的土碉楼
地盘，战火基本上是经由小中甸及整个迪
庆向北蔓延的。至今，在德钦奔子栏、中甸东旺和四川乡城，还可见到高耸的土筑碉楼。清人余庆远《维西见闻录》中明确记载，那是藏人筑以防御“姜人”进攻的堡垒：“万历间，丽江土知府木氏寖强，日率麽些兵攻吐蕃地，吐蕃建碉楼数百座以御之，维西之六村、喇普、其宗皆要害，据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击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麽些戍焉。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至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里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闻。”当时“姜人”想了个办法，就是由数十人扛一巨木（木椎），猛击碉楼四角，碉楼便坍塌下来。藏人守御不住，遂步步败北，“姜人”逐渐占领了吐蕃的东南前哨地区云南的中甸、德钦、维西和四川的乡城、稻城、盐源、木里、巴塘、理塘以及西藏盐井、芒康的部分地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木公获一次大胜。嘉靖四十年（1561），其子木高为父纪功，
勒文于石鼓之上，并将石鼓立于金沙江畔。此即丽江石鼓一地的名称之由来。今天，石鼓以“长江第一湾”著称
于世。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长江一直由北向东南泻下，到东经100度上的石鼓忽然掉头北上，形成了长江的第一个大拐弯，不仅改变了长江的走势趋向，也成为后日中华文明的一个成长带和分水岭。有学者做过如此假想：设若长江没在石鼓转折，而按原趋势南下，
势必与澜沧江或红河合流，那长江也就 丽江木氏土司立于石鼓镇的石鼓
与金沙江无涉，中华文明就当是另一番格局。
木氏军队在北征藏地时，又建了不少大小不一的碉房作为其营寨，它既是巩固其战果的军事设施，又相当于一个领主庄园，对新占领区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统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小中甸塘姜坝修建的一座城堡，名“年各羊脑宗”，当地人俗称“木天王城”。它既是木氏土司向北进军的指挥部，也是其驿宫。木公曾经“御驾”此地。与此同时，木氏还从丽江移去一些百姓以巩固新占区。这位雄心勃勃的占领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军人和子民后来竟同化成了“被占领者”的族人。
1990年，我们在一位名叫七林定主的藏族老人带领下，穿过一片密密的松树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木天王城的遗址。在岁月的轮回里，遗址已经被高原的风霜雨雪摧残得面目全非，但还可看出城址大致呈方形，城墙有一米多宽，有几段残墙尚余两米多高，墙外还依稀可见护城河痕迹，步测一下，总面积数十亩。其城面对远方的玉龙雪山（中甸境内仅此处可眺望到玉龙雪山），大门前原完好保存有两尊石狮，可惜在“文革”中难逃厄运，被红卫兵砸得伤痕累累，弃置在当地，但从其上仍可见显赫一时的木氏威风。这里没有水源，据说当时水是用铜管引进宫中的。史诗中说格萨尔包围此城后，断其水源，姜王萨旦计谋多端，让士兵往外泼沙子，格萨尔从对面山坡遥望，认为是往外泼水，想到断其水不能置其于死地，又将水源接上。不过，最终萨旦王还是失守此城堡。
在木天王城遗址下面一点的吉孜宗村，我们轻易便觅到了这种民族融合的痕迹。这是座有76户人家，近400人的藏族村寨，村民都信仰藏传佛教，每个年初和年末都要去寺院朝拜一次喇嘛，他们
把这叫“央果楚”，“央”是福分的意思，“果”是等待的意思，“楚”是预测的意思，不去就不顺，会有各种灾难，经过“央果楚”就意味着会平安无事。富有的人家还专门在家里设一间经房，其中建有佛龛，供奉着菩萨和金、银法器。他们的服饰、饮食乃至房屋建筑和婚俗都跟藏族无异。以前还有抢婚的，也有一夫多妻的“萨东达”家庭，如丈夫去世，留下来的几个妻子便共同继承家业；一妻多夫的家庭也叫“萨东达”，可共用一个妻子延续后代。一般是些比较穷的家庭才采用这种婚姻形式，这样就不至于使家庭有限的土地、财产和劳动力过于分散，以便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
奇特的是，尽管他们都自称是藏族，年轻人讲的都是藏语，然而这里的老人依然讲的是纳西话。数十年以前，这里还有纳西族的祭师东巴，他们可以看出一年的收成和灾病。村里还实行跟藏族天葬、水葬不同的土葬。而在扫墓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却是汉话，严禁讲藏话。更为主要的是，他们还保持有一年一度的祭天仪式。自古以来，纳西族都认为祭天是他们区别于邻近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当然，藏族也有类似祭天的习俗——他们在路口和村子附近的高处，用泥和上石头，砌成类似灶的形状，然后在其中燃烧松枝、柏枝，用滚滚青烟与天神、山神等沟通，再绕之由左向右（顺时针方向）转上三圈或多圈。他们将这称为“煨桑”。只不过这是许多藏族人每天必行的功课，并且也没有像纳西族祭天那样一整套复杂而完备的仪轨。
吉孜宗的祭天场就在村外的一片空地上，是一个用乱石堆垛圈成的圆形场地。场子入口处建有一座小屋作供奉用，场内的正北方是祭台，用以栽神树、安神石、放置神米，它也是插香、放净水、
祭酒、祭品、供牺牲的地方。每年从腊月二十八至正月初八，他们都要在这里祭天。先是由青壮年男子上山砍倒一棵柏树、两棵栗树，然后飞快地扛入祭天场中，插在祭坛中央，还要杀两头猪献祭，一头叫天猪，也叫大猪；一头是地猪，也称小猪。再以香土烧起冲天的青烟。全村男性都要在祭天场中跪拜。由于已经没有东巴，整个祭天仪式就由村中长者用纳西话念诵东巴经主持。有时，他们也从中甸三坝纳西东巴教圣地请来东巴主持。祭祀的整个过程不许讲藏话，也不许妇女们入场内参加，以示男尊女卑、男女有别。
据村中老人讲，他们的祖先是从丽江和金沙江边来的，应该属于纳西族无疑，但他们现在都报称藏族了。村中的几户段姓人家迁自四川盐源县的一座桥边，杨姓则迁自云南大理一带，大概与白族有关。
可见，在这片曾有无数英雄驰骋争战、流血厮杀过的走廊，最终还是汇聚融合成了一种相互容纳、相互吸附、难分你我的一体文化。也许人类友爱亲和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比人类之间的血腥厮杀要更为深沉和强大一些吧。
村中老人也都还记得，吉孜宗曾为普洱、大理与中甸、西藏交通贸易的关口之一，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以前都设有税官向来往客商征税。以此为界，以上为西藏管辖，称“茸依”，意为雪域；以下则为汉族管辖区域。而这种人为的行政区划，实在不足为凭，在文化上尤其不足为训。像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三坝白地就有纳西先民居住，而那里就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发祥地，被奉为纳西族圣地。
在四川得荣县白松乡，虽然纳西族在姓氏、服饰、语言、宗教、
丧葬等方面已几乎完全“藏化”，但一些亲属的称谓仍保留纳西语的说法，而且在年节上仍保持过纳西年，虽无纳西族的祭师东巴，但仍保持纳西族的“祭天”仪式——在旧历的二月初八，以柏树为天神，以青冈树为地神，以松树为山神，全族聚而祭天，向着三神磕头念经，之后各家分享年猪肉。这习俗与云南丽江地区的
纳西族无二，而且与同为氐羌族群的彝族、哈尼族的“密枝”或祭竜（龙）仪式相似。
其实，在广大藏地生息了数十代人的纳西族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大多自
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族别而成为藏族。格勒博士就曾指出：“据1954年开展民族识别时，有人提到纳西族曾经在甘孜藏族地区最少有五千户以上，这个估计丝毫不过分，尽管现在居住这一地区的纳西族人数不多。”
历史上，世代生息在滇川藏交界地带的藏族和纳西族就曾为盐井进行过拉锯式的你争我夺，战争上自吐蕃时代，下至清朝末年，在千多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清代中期，木氏土司势力在蒙古和硕特部的打击之下，终于逐步崩溃。藏历水龙年（1652），以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名誉颁发的，有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的封诏中，不但四川的巴塘、理塘归属于达赖管辖，云南的德钦、中甸及丽江都归附于达赖喇嘛所领释教之内。至此，木氏土司在康南的统治已基本结束。到1666年，其势力又缩回原来的“姜萨旦”地域（今云南丽江地区），而已经迁
移并分布在边缘各地的纳西族也渐渐被当地占强势的藏族所同化，不仅服饰、饮食、住房完全藏化了，连姓名、语言和宗教信仰也与藏族无二。这正像藏族谚语所说的：茶马古道经过的澜沧江畔盐井古村寨
就不会像心一样相友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其中之一部《姜岭大战》，就生动而艺术地讴歌了这一切。史诗的结尾部分，就描述了藏族、纳西族自此相互通婚结姻，相互友好，地久天长。这完全是纪实。
虽然藏、纳两族之间，曾发生过多次战争，而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确实有史可考。早在吐蕃时代，两个民族就有共同信仰的宗教“本教”。当藏传佛教形成时，纳西族为佛教在滇西北的弘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纳西族强盛起来，其居住地盘向藏地扩展，比元代大了两倍，但同时也开始了纳西族融合于藏族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夹住在广大藏地的戍边士兵和居民，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一般经过三代以后，开始慢慢融合于当地多数民族，这是我国各民族自古就有的现象。
如今，曾为纳、藏资源争夺地的盐井成了西藏自治区唯一的一个纳西族民族乡，而那数千纳西族已基本同化为藏族。辛亥革命后，连强悍有为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川兵也成了盐井的居民，并完全同化为藏族，他们的后裔连汉话都不会说了。
丽江木氏土司出于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尊重，当然，也为了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民众里的深远影响而加强其统治，大力支持和发展藏传佛教，在丽江修建了藏传佛教的五座大寺，延请藏传佛教上层到丽江传法，并派遣一些纳西族到藏地出家当喇嘛。这些文化交流无疑大大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丽江的文峰寺等五大喇嘛寺庙，至今在广大藏地享有盛名，每年冬春之际，仍有各地的藏传佛教信众来这里转经朝圣；在丽江白沙、束河等地，至今保留有比较完好的自明初到清初的壁画——著名的丽江壁画，它们是在纳西族与藏族、汉族密切往来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汉藏族人民的文化，虽主要由汉族画师操作，但更多带有藏画风格，有的本身就是藏画，与藏族“唐卡”无二。如大宝积宫西壁绘宁玛派祖师及“大宝法王”“四宝法王”等，南壁绘“孔雀明王大佛母”“南无五色毫米圣母”等，都各有藏文题名。大定阁所绘护法神“昌那毒支”，福国寺护法堂所绘诸护法，内容及画风都与藏传佛教寺院一样。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纳、藏两个民族长期友好往来，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创造出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噶玛巴红帽系僧人支梅巴充当了木氏土司的帝师，木氏家族自此信仰藏传佛教；木氏土司在管理巴塘、理塘时期，曾为理塘长青春科尔寺捐资的木刻大藏经版本（被称为丽江版）是大藏经中最好的版本，现今只有在拉萨布达拉宫作为孤本珍藏。丽江地区纳西族中也出现了著名的藏传佛教圣露活佛等多位活佛。民国前期中甸噶丹松赞林寺寺主松谋活佛的经师鲁茸宜玛则是白地纳西人。而在丽江束河、白沙等地出土的明代纳西族火葬墓中，有不少刻有藏文的墓碑，可见藏传佛教早已深入到丽江纳西族的民俗活动之中。
木氏土司进入康区南部后，主要以移民在金沙江流域开发农业，开沟挖渠，推行灌溉，还平整土地造梯田，实行条播和精耕细作，种植旱稻（红米），使得巴塘这样的地方拥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由于受木氏土司的统治和纳西族先进生产水平的影响，康南的藏族又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纳西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云南维西县塔城乡的藏族与纳西族一样是种植稻谷的能手。启别乡的纳西族，虽然所操语言是纳西语，但当他们跳起藏族“锅庄”舞时，藏语歌词畅流不断。他们大多数人取藏名，平时生产生活中的很多藏语词汇被纳西族借用。在迪庆藏族的方言词汇中，纳西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大的，像核桃、蚕豆、玉米之类的农作物，以及衬衫、撮箕之类的生活、生产用品的称呼，都借用了纳西语。大小中甸的藏族服饰跟德钦等藏地的有所不同，显然受到纳西族和白族的影响，在头帕、围腰、坎肩上都有所体现。而宁蒗永宁的纳西族摩梭男人由于常年行走西藏，受藏族马帮影响深刻，至今穿的完全是藏装。
现今，在原属巴塘现划归得荣管辖的白松乡，以及乡城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古代纳西族开挖的水渠，以及修造的梯田遗迹。另据民间传说，明代时当地藏族仍使用硬木做的犁铧犁地，纳西族带来了丽江铁犁，大大改进了农耕的技术。当地人至今称这种铁犁为“姜肯”，即纳西犁铧。不仅如此，当地的纳西族、汉族、藏族在婚丧嫁娶和年节时，都有舂饵块吃的习俗。所谓饵块，当地人称之为“甲勒”，即是将大米淘洗后蒸熟，用石臼和木椎将其舂压为米面团，再分压为饼状。有些地区称之为年糕，而云南人一般称之为饵块。此饮食习俗在云南大部分地区都普遍存在，而在从不以大米为主食的藏地，是一独特的饮食现象。我在澜茨中藏族人民在节庆等
村，在一个藏族老人的葬礼上，也见过他们制作饵块。在西藏与云南交界的盐井乡，则有一种藏地少见的名小吃“加加面”。这是一种用很小的碗装盛的汤面条，可以一碗又一碗地吃，吃完一碗再加一碗，其风味与陕西的面食相仿。这显然是陕西的士兵和商人由茶马古道带到这里的北方吃食。
追溯渊源，藏、纳关系源远流长，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共存共荣现实。历史上藏、纳之间的通婚现象就很频繁。著名民族学者宋恩常在对宁蒗县永宁纳西族调查时就发现：“永宁是连接云南、四川和西康在高山上的一条交通要道。特别是永宁作为高山上的一个盆地，便于行旅商人中途休息，由西康、四川来云南丽江的藏族商人多在永宁放马休息。因此，永宁在经济上与藏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物质文化上受到藏族深刻的影响，如穿藏式服装，使用藏式日用工具。在精神文化上则更不消说了，藏传佛教已如前所述，成为他们主要的信仰。而纳西族（指纳人）访问婚的阿注制度很适合藏族旅行商人的要求，每年冬、腊月与正、二月间藏族商人通过永宁，藏商以手工业品、酥油和货币为媒介，与纳西族妇女结交阿注关系。因为年年如此，最初作为藏族商人开梢休息和休息贸易的开基、西奥楼、阿拉奥和甲布奥等村，后来也就成了纳西族与藏商建立阿注关系的场所。”
在当地各民族的传说故事里，汉、藏、纳西、彝都是出自同一血缘的兄弟。唐初以后，以藏族为主体的居住于滇藏川三角区域的藏、纳西等各个民族，对这一带的繁荣、进步都有过贡献，而藏、纳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到近代已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在文化传统、生产生活、语言诸方面，都是相互促进、相互借鉴。两个民族之所以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就跟存在着一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驿道有关。白族学者王明达、张锡禄在其著作《马帮文化》里就曾录有这样的纳西族民歌，活脱脱地写照了茶马古道与两个民族相互融会的关系：
茶叶没有脚，茶叶没有脚。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西藏的酥油，一包捆五饼，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茶叶和酥油，来到丽江城，两族两颗心，相会在一起。
往往，相互争战，相互学习，相互通婚，相互贸易，最终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从汉代开西南夷始，到明代汉族大量移入西南地区，世居横断山脉东翼地区的土著，包括白族、纳西族等率先接纳了华夏文化，而他们又乘势北上，将这一文化潮流带入藏地。经过多次类似清代“改土归流”的过程，逐步将这一区域融入华夏文化圈。这好像大海的潮汐，一浪追迫一浪，最终形成各族群文化的相互吸纳和融合。
茶马古道就是一条多民族大交流，不同民族文化大融合、大贯通的传送带。大家知道，地理生态环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及文化集团的格局。茶马古道延伸在海拔500米至5000米的广大区域内，纵占十多个纬度，横跨20多个经度，众多的民族集团就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再加上河流的切割，山脉的纵横交错，以及气候的垂直分布，构成世界最奇特的地形地貌，因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地理单元，大大地塑造了不同民族集团的独特的民族文化，而这些民族之间又必须有必要的交流，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其后，这些民族文化又因为茶马古道的贯通，于是相互包容、相互影响，最终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个亮点而被吸纳为一体。
今天，在茶马古道沿途的河谷地带，半山坡上，可以见到许多十分相近似的岩画和石棺墓葬；在藏族的碉楼院房中，五音阶的丝竹旋律隐然有傣家凤尾竹的婆娑之声；在西藏左贡县加朗村藏族村民世世代代传唱的歌里，其衬词反复咏叹着苍山洱海的明月；雪山脚下，还有着纳西族先人留下的村寨城堡遗址和水利旧迹；遍及各地的寺庙壁画上飞动着印度、尼泊尔文化和汉文化的色彩和线条；在藏东昌都市，由噶玛噶举派开山祖师堆松钦巴于1147年开建的噶玛寺仍然矗立，而参与建造的汉、藏、纳西等多民族工匠，将各民族图腾象征的龙须、狮爪、象鼻等留在了大殿的飞檐装饰上，海拔4000多米的寺院内外，据说由噶举派二世噶玛巴大师噶玛拔希由汉地带回的杨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当地人称为“汉柳”；元代时修建的夏鲁寺是由忽必烈作为最大施主完成的，蒙古族的忽必烈将藏族的夏鲁万户视为舅舅来照应；公元1333年，夏鲁家族重修夏鲁寺时，从内地请来大量汉族工匠，与当地藏族工匠合作，并从内地采购来一大批琉璃瓦、瓷雕、方砖等建筑材料，使夏鲁寺成为兼具藏汉两种建筑风格的典范；连当年五世达赖喇嘛修建布达拉宫，康熙皇帝都派了114名汉族工匠参与，另有尼泊尔工匠191人加入……正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教授所说，我们务必牢记：西藏不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一个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中国、伊朗及中亚施展过多种影响的地区。他从艺术方面看出：“西藏建筑所遵循的大概都是本身的传统模式，但艺术却显示出受到西藏以外地区的诸多影响。除了与克什米尔、中亚和孟加拉的关系外，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也很密切，而早在吐蕃时期（7—9世纪），后来又在萨迦派时期（13世纪）及元朝时期都可以看到汉地的影响。绘画方面体现出的这一影响则更为明显。”
当年经济的兴盛，商人们筚路蓝缕的行走，带来了古道的发达和文化的传播和昌盛，当儒、释、道、伊斯兰，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随着一条条古道进入时，与原住民传统文化相碰撞，大多经历了一个由拒斥到接受到交融，再到凋敝又再到繁荣的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着传统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历史，这些就共同成为代表西南文化变迁特色的一幅令人惊奇的图景。
这很像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产自汉地的茶和产自青藏高原的牦牛酥油，与煮开的茶水在茶筒里一打一搅拌，就完全融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出哪是茶水，哪是酥油，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正如藏族民谚所说：“黑茶叶汉地生长，黄酥油自家提炼，白盐巴藏北出产，三兄弟在此团圆。”
茶马古道通行了上千年，它联系起几大文化、经济区域，只要在这些路上低着头走上几里，你就会发现许多人类如何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如何生存发展、如何相互激发相互影响、如何创造出那么五彩缤纷的文化的秘密。
世代生息在横断山脉—青藏高原上的二三十个民族，他们的经济、文化等，都为一条条驿道密切地连接在一起；不论是白族、回族、汉族的商人马帮，也不论是纳西族、藏族、彝族的商人马帮，他们常年穿行在各条驿道上，将各民族的文化传来带去，创造出一条条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一线相连的区域，之所以有着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文化交流从来不会是单向的，有来必有往，只不过表现出来不同而已；另一方面还在于，茶马古道是以马帮、背夫和牦牛驮队这种独特的载体来运作的。马帮之类无疑是最容易进行文化交流的载输工具，他们落脚于客栈、锅庄甚至村寨房东家这样的民间深处，是亲和力极强的载体。虽然马帮商人等当年走在这些驿道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间交流的使者，但他们不仅要跟各地的环境物产打交道，更要与各地的各族人民打交道。他们就像一股股活的流动的血脉，将新鲜的文化氧气输送到中国西南边疆的末梢细胞，使之具有生机和活力；他们就像活性很强的黏合剂，将各民族及其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茶马古道浓缩了西南边疆山区种种深厚凝重的历史文化，包括了汉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及积淀的历程和内涵，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西部边疆的交汇融合与源流承继。茶马古道贯穿的特殊区域，其因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孕育了各民族及其文明文化，而茶马古道的网状贯通，又使其文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使得这一地区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成为文化多元一体的典型区域。茶马古道以及大西南的各条古道，正是不同部族集团及文化大板块之间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在这里，各民族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吸纳、相互影响，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个“亮点”而被逐渐吸纳为一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