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茶马古道的城镇
书名： 茶马古道 作者：李旭 字数：152694
茶马古道的通行，茶及其他货物在茶马古道上的流通，大量为寻求生活出路的马帮驮队、人力背夫等在茶马古道上的运行，不仅孕生了不少城镇，而且促进了沿途城镇的兴盛和繁荣。市场促生了城镇，而城镇拓展了市场。没有茶马古道的通行，就没有沿途的城镇，而没有城镇，就不会有对外面世界的开放，不可能有远程贸易。
茶马古道的开通和延伸，各民族商旅的频繁往来，为中国边疆的开拓发展，为中华灿烂的古文明在边疆的传播和扎根开花，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和友好往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些都较为集中地汇聚在茶马古道上的城镇中，而且，茶马古道上的城镇具有施坚雅所指出的中国边地城市在军事防守与社会管理两方面的职能的和谐性，同时也显现出传统的农业中国社会在世界性的近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的某种转变、摸索及其坎坷行程。
坐落在茶马古道沿途的城镇因商业的发展而受益匪浅，有的甚至就直接因茶马古道而生。像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易武、思茅（今普洱市）、巍山、丽江、中甸（香格里拉）、阿墩子（德钦）、昌都，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雅安、荥经、汉源清溪、天全、泸定、打箭炉（康定）、理塘、巴塘、道孚、甘孜、松潘，等等，基本上是伴随着茶马古道的通行而逐渐商贾聚集、人烟辐辏、店铺林立，从而形成城镇并兴盛起来的。
由云南思茅至江城，有一条省级公路径往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镇；也可从思茅往南过大渡岗，从小勐养向东经基诺山，由勐醒转上易武。如果已经南渡澜沧江到了景洪，那就得沿澜沧江东下橄榄坝，再到勐醒北上易武。
过去几十年间，很少有人到易武。易武早已萧条并默默无闻，像一段盲肠被人们遗弃在大山深处。只有不多的一些人还记得易武曾有的辉煌，还知道易武曾是普洱茶的中心，是茶马古道的起点。说起云南普洱茶就不可能不涉及易武。到易武，最大的享受就是品普洱茶，能看到的，就是各种与普洱茶有关的东西——古老的茶庄、
古茶树和茶马古道。
古代思茅、普洱并非普洱茶主产区，而是主要集散地。现属普洱市辖下的宁洱县，原为普洱府治所在，它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西双版纳勐腊和景洪与思茅江城交界地带，包括人们常说的普洱茶古六大茶山，普洱茶就由产自普洱府辖地并在普洱集散而得名。普洱茶真正的主产区，在今属西双版纳的古六大茶山——基诺（孔明）、象明、蛮砖、倚邦、曼撒和易武。易武镇就处于这六大茶山的核心地带，民国时曾为镇越县县治所在，并为普洱茶的制作销售中心。
1992年我就到过易武。时隔整整一轮的2004年，我再次来到易武。一到易武就找到了12年前就认识的老镇长张毅先生。易武毕竟是个很小的镇子，而老镇长张毅无人不知晓，他家是各路探寻普洱茶人的必到之地。他跟12年前一个样子，也许常饮普洱茶的缘故，神采里多了几许飘逸，而且完成了一部关于普洱茶六大茶山的书稿，正待在台湾出版。张毅先生1996年也搞了个“顺时兴”茶庄，自封庄主人，按他从过去老师傅那里用心学下的制茶功夫，精选原料，做出了上佳的茶品，声名远及四海，产品供不应求，而且都是预付了款的，连我们多年的交情，都难以匀出一点出售，仅混得喝了几盅，顿时唇齿生津，茶液犹如春风，清香之气上透囟门，下沉肺腑，致使浑身整日和畅无比。
担任过易武镇镇长的张毅先生满怀深情地跟我讲：“茶叶不仅是易武地区的大宗商品，也是历代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之一。历史上由于茶业的发展，易武曾是西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重要集镇，曾一度商号、茶庄、店铺林立，修路、造桥、建房、盖庙等各业欣欣向荣，热闹非凡，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一千多年来，这里的各族人民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十分之一的从事纺织、糕点、酱菜、饮食等产业及其他加工，十分之八的人口从事茶业的种植、采摘、加工和销售。粮食、猪、鸡、鸭、鱼、盐、
糖、烟、布（进口布百姓称洋布，当地纺织的布称土布），及生活日用品，全靠外地运入供应。那时人们穿靠茶，吃靠茶，住靠茶，就医、上学全靠茶。大街小巷、男女老少谈论的也是茶，茶是易武的象征，茶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茶是人们致富的‘摇钱树’。”“在清光绪年间，易武茶山……方圆320余平方公里，到处都有茶园，全茶区有78个村寨，常住人口11000余户，63000余人。”比现在易武镇的人口还多出5倍！民国初年，六大茶山共有茶号38家，其中易武21家，现属易武的曼撒9家，年加工圆茶5200担。
在张毅先生的亲自带领指点下，我们看了过去的石砌城墙、商号、会馆，以及运茶道路大段的遗迹和马帮歇息的山洞。那时，易武镇的居民人口，几乎完全由外来的移民组成。原先居住的“本人族”，以及后来迁移而来的彝族，还处于原始的农业状态，加上一点狩猎和采集过日子，哪里有市镇的影子。而更后来这里的大量汉族移民纯粹为茶而来。他们来这里种茶、制茶、贩卖茶叶，使易武很快成为一个商贸小镇。易武完全因普洱茶而兴。
来易武开发茶叶的大多是云南本省石屏县人，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已经是到易武的第六七代了，依然一口石屏口音。石屏人多地少，他们就前赴后继“奔茶山”而来。石屏人来这里种茶、制茶、贩卖茶叶，使易武很快成为一个商贸小镇，并兴建起了会馆。那是易武过去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大约修建于清道光年间。会馆占地5亩多，建起房屋18幢，供奉有马王爷和骏马塑像，有文昌圣君、岳圣殿，大殿内供奉关帝，大殿一侧的厢房是孔明殿，另一侧塑有医圣、财神和雷公，还有观音殿、如来殿，山神老爷和土地老爷等，几乎容纳了中国民间所有的神祇信仰，供有各种需求的人们祭祀礼拜。值得一提的是，大门内侧两厢还各有一幢楼房，堆放义仓谷，以庙馆购置的田产补充义仓，以备不时之需，如在青黄不接或受灾时，都可以平价出售，甚至赊账，乃至无偿救济。这也是中国传统会馆一直具有的功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易武的石屏会馆只剩几间屋架，砌上砖成了易武小学校教工的宿舍，墙上嵌了一块当年判决茶案的断案碑。大殿仅存地基及柱脚、屋檐。原来生长在院里的两株老茶树不知去向。会馆前后原有的12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还余有几段，另遗存30多座传统土木青瓦的院落，有的就是过去的茶庄茶号，如著名的同兴号、福元昌、同昌号（鸿昌号）、庆丰号，还有车顺号等。进入21世纪后，随着茶业的复兴，一些老商号的老房子得到修复，小学校已另建搬迁，原石屏会馆经修缮挂牌为“茶马古道博物馆”，收集、陈列有一些相关文物，如断案碑、建桥碑、马帮用具等，由易武镇广电文体中心管理。
易武一带的茶树大多是自然生成，典型的大叶种。因为没受第四纪冰川的影响，原生植物基本都保存下来，而1300多米的海拔以及多雾的气候正适合茶叶生长。人类对茶叶的开发始自中国汉唐时代，云南普洱茶的利用大约也在那时，由一些原住民发端，这些都已留存在他们的传说里。在易武的一些地方，有不少古村寨遗迹，甚至有人们称为“千家寨”的，规模很大，从弃荒的茶园规模看，年产万担没问题。
易武产的茶叶一般分三级，一级为尖子，要盖章；二级为粗尖，也叫二梭；三级就是老叶子，主要压成茶砖、茶饼销往藏地。普洱茶包装有圆宝、砖茶、散茶几种。老茶叶先剁碎，蒸熟后用大石头压成茶饼。
茶叶压成圆饼茶，便于后发酵（普洱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后发酵），也便于运输，再用竹箨笋壳包装，透气，而且吸味，一路上要过无数山河和森林，香气四溢，同时也使得茶叶味道独特。最好的茶出自象明的曼松，历来为贡茶，打的就是普洱的号头。据说每年的贡茶要运足66666斤，从清雍正十年直到光绪三十年，整整
189年没有中断。这应该是云南出产的贡品中持续进贡时间最长的一种。
易武镇的四面八方，石铺马道比比皆是。还有过往马帮经常歇息的“马驮子洞”。过去茶叶全靠马帮、牛帮运走。马帮走时驮茶，来时驮瓷碗、煤油、洋纱、香水、洋胰子（肥皂）、洋靛（染料）、洋发烛（火柴）等，有时也有象牙、犀牛角等名贵货。马帮都带有武器，有名的刁家马帮还养有虎豹，但这一带抢人的不多。这是块奇异富饶的土地。据说在南邦河的三岔河河头还有犀牛脚印化石。彩云洞有石人、石棺、石匣子和木雕佛像。南腊河上有天生桥。传
说原始森林里有野人，有人见他们在拣笋壳，还见大野人为小野人找虱子。运送茶叶的茶马古道就从这神秘的丛林山岳中穿过。
当地人把茶马古道称为“茶叶之路”。往南出泰国的路经曼腊、猛板田、猛乌、乌得、南乌河，南下澜沧江出境。走思茅的路经曼罗、麻黑、曼撒、蛮砖、倚邦过小黑江，再经勐旺、普文，直到思茅。这条路从道光二十年始修，由地方茶庄商号出资、当地民众出工，从四五里以外的地方背来石头铺设，先后干了五年才完工，全长240公里，都是用石板、石块铺的路。现还留存一些路段，已成为国家级保护文物。也有经由勐海出境到缅甸再到印度、西藏的通道。民国时的县长柯树勋开通了几条路。货物用猪槽船渡过江河，马则涉水而过。到了平坝热地方，则换成黄牛驮运。
易武镇因茶而兴，也因茶而衰。辛亥革命以前这里由土司管理。因为易武太过偏远，连土司都很少顾及这里。抗战以前，易武的茶叶采摘、制作和商业贸易很兴旺，仅经营茶叶的商号就有数十家，著名的有袁家的“乾利贞”“宋聘号”、向家的“同兴号”、刘家的“同庆号”，以及“元泰丰”等。大多数商号走河口到越南、泰国猛莱到香港。也常有藏族来驮茶，一次来很多人马，将全部老茶都收走。他们付的是半开银圆，满桌子堆起来，一垛一垛地计算才算得清。沉重的银圆压得桌子吱吱响——这是张毅先生少时亲眼所见。后来因日本侵略销路不通，茶业就停滞了，茶农纷纷转行搞手工业，茶园也就放荒了。新中国成立后搞以粮为纲的政策，茶园改种粮食，茶农成了真正的农民，还割“资本主义尾巴”，普洱茶产销一直不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1950年代后，易武不仅撤县归并入勐腊，而且还屡遭灾难。1970年4月12日的一场大火烧了镇上
87幢房屋，乾利贞、同泰昌茶庄的老屋葬身火海，许多人家就此搬走。
1978年、1999年又先后拆除了元泰丰、庆春号，仅有同兴号、同昌号、余文昌、迎春号、宋兴昌、车顺号六家茶庄的传统楼房幸存下来，易武落了个冷清和荒凉。20世纪末只有100多户、500多人在此生息，而且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奔别的出路去了。
1982年土地、茶山承包到户以后，六大茶山的茶叶生产又逐渐恢复，普遍种茶制茶。1985年后国家“粮食茶叶统购统销”政策稍有松动，仅仅3年后的1988年，勐腊全县茶产量就达9457担。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995年，在老镇长张毅的带领下，易武重新出现私人普洱茶茶坊茶庄；进入21世纪后，易武镇的普洱茶事业迅速兴旺起来。2006年底，六大茶山的普洱茶工厂和作坊已达到100多家，其中大多数集中在易武。现在，众多茶农大都在家建一个作坊，设一间茶室，接待各方到访茶山的茶客、茶商，自己初制散茶出售，或将初制茶供给本地或各地的茶商，有能力有资本有一定销路的，就自建茶厂，采收制售一体。易武镇街上，茶庄茶店星罗棋布。据不完全统计，到2018年底，仅在易武镇注册的本土茶叶公司、茶庄、茶厂和茶坊就有63家，更有一些外地的茶业公司入驻易武，如台湾大友茶业公司、安徽合肥祥源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海湾茶业公司，等等。
与此同时，更有许多人慕名而来，国内的有大陆各省区的，台湾地区的，香港地区的；国外的有日本的，韩国的，马来西亚的……我们还见一群老外从贵州租了车来，把镇上不多的旅馆、客栈挤了个爆满。这些人来易武当然就是冲着普洱茶来的。台湾的著名茶人陈怀远等，十多年里每年都不间断地来易武茶山。著名的大企业家何作如先生，在卖掉自己的企业后，在易武租地建房，大量采收当地茶叶，以其企业家的精神和魄力，以及科学的方法，潜心钻研普洱茶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工艺，一心要做出跟前人相似，甚至超越前人的好茶。
近十几年来，随着普洱茶的声名大振，易武无山不茶，无人不茶，易武小镇重新繁荣热闹起来。2005年，易武镇被云南省政府列为“特色旅游小镇”。2007年，易武镇被云南省政府列为“历史文化名镇”。易武抓住这个机遇，秉承“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理念，遵循“绿色、有机、生态”的发展思路，保护古茶园，建设古茶镇，弘扬茶文化，保护与开发并举，传承与创新并重，稳步推进特色旅游小镇和历史文化名镇建设，着力打造“易武——中国贡茶第一镇”实效显现：全镇茶园面积稳定在9.8万亩，其中生态有机茶园认证2.5万亩，完成低产茶园改造1万亩，平均亩产达30千克以上，全镇干毛茶产量2500吨，茶叶综合产值达2.5亿元。至2015年，完成了“特色旅游小镇”“历史文化名镇”规划及修编，并对镇辖25个村进行统一规划编制，规划率达100%，同时引入社会资本，通过项目招商、土地招商等方式，盘活土地资源，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完成贡茶文化广场主体及附属工程、易武茶山博物馆修缮、茶马步行街铺设、易武正山地理标志认证、“易武——中国贡茶第一镇”景观镇门建设；还多方撬动民间资金上千万元，建设商铺662家、宾馆客栈50多家。于是，易武到处是建筑工地，新建了不少旅舍、客栈和餐馆、超市商店和小卖部，镇里镇外新开的普洱茶庄如雨后春笋。看那样子，易武镇作为茶马古镇的典型，又该走上它另一次兴盛的舞台。
半个多世纪前，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组织并主持的国际工业合作社，派了一位叫顾彼得的白俄后裔到丽江，他在丽江工作生活了9年之久，当他后来不得不离开的时候，这位十分风趣幽默的俄国人严肃而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话：“离开丽江的念头或许永远是不可忍受的。在我动荡的人生中，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欣赏过像丽江那样宁静、那样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那是天堂。”在那天堂里，在那像一片大砚似的窝在金沙江臂弯里的丽江古城里，在玉龙雪山的守护下，纳西等民族世世代代创造并享受着平和宁静的生活。
那是座与茶马古道息息相关的古城。城西有狮子山，北有金虹山，背西北而面向东南，避开了西北方向来的寒气，接迎着东南暖风，占尽了天时地利；而且，从雪山冰川融化而下的洁净水源与在城西象山山麓的黑龙潭中冒出的清泉汇成玉泉河，欢快地涌入古城。那玉泉河水入城后，一分为三，三分为九，再分流成无数的小溪流，流遍了全城的小巷窄街。汩汩而流的溪水倏忽消失，又突然急转而现，使得古城主街傍河，小巷临溪，十分清爽并充满活泼的生机。有的人家在厨房里就可用瓢舀水而用。条条溪流在丽江城内淙淙流淌，溪边杨柳依依，石砌拱桥和木桥，古貌斑驳，使得古城有了极为独特的风貌。
那是一座古老得有些陈旧的城市。传统的纳西族三方一照壁的古朴民宅院落就沿着街巷及河渠，以四方街为中心放射到坝子里。古城的民居大多是土木结构的瓦屋，照壁既挡风又美观，粉刷得白白的，上面有水墨山水画，衬之以雕花格子门窗和满院的松、梅、竹、菊、兰，座座庭院古雅而生机盎然。走廊及院内的地面皆用五花石子铺成富有文化内涵的图案。院子宽敞，节日可摆设几十桌宴席，平日里则可邀请好友赏花吟诗，
品茶聊天，或演奏古乐。加上光滑的五花石板路、木头桥和石桥，以及各家庭院里的花草树木、游鱼鸣鸟、琴棋书画，使整个古城显得十分美好和谐。街巷两边低矮、陈旧，由青砖和土坯、灰瓦和掉漆的木板构成的房屋透露出古铜般的沉静气息，时时会听到里面传出天籁般的音乐，就像古城里那一股股清澈纯净的溪流，温柔地淌过人心。
纳西族的传统绘画东巴画，画风古朴，造型简练、传神，由其巫师东巴绘制，有木刻版画、卷轴画、经书封面画等，画笔是用竹子削成的。每个东巴经师都能画一手好画。现在一些纳西族画家就取东巴经的内容，自绘东巴风格的绘画，很有特点和欣赏价值。而东巴画，与西藏的本教、藏传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这种渊源又与茶马古道相系。
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集镇，散发着古朴的商业气息。城内店铺比肩接踵，前店后院，别有洞天。街道布局看似规矩的井字形，实为“丁”字形，若干个“丁”相套，古城既规矩又扑朔迷离，通而不透，严嵌整一。古城的中心是由铺面簇拥近6亩的方形广场围成“四方街”，这里摊贩云集，货物五光十色。过去，那些来往于滇川藏茶马道上的茶叶、山货、铜器，以及说不清的民族用品，就在这里集散。每年三月开春时的棒棒会和七月的骡马交易大会，更将古城及四方街的声望传播至滇藏川地区。棒棒会交易的主要是农具，骡马会买卖的主要是用于运输的驮畜。
后来由于地处偏僻和多年的封闭，丽江古城优雅而又较完好地保存了它的古风。它融汉族、藏族、白族等各民族城市格局和建筑特色为一体，兼具纳西族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与茶马古道的贸易交相辉映，是一座至今保护完好并有民众生活其间的活着的少数民族古城。它还与周围优美而壮丽的自然环境和古老素雅的村庄紧密相连，依山傍水，既有山乡之容，又有水城之貌，庭院瓦屋鳞次栉比，石板街道整洁幽静，家家流水潺潺，户户花草簇拥，加上相应的丰富深厚的民族风情和人文景观，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
顾彼得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的最后这样写道：“……丽江很少为外界知道，是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的中国西南部古纳西王国……我一直梦想找到并且生活在那个重重大山使它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美丽的地方，也就是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想象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偶然发现了他的‘圣山’，凭着我的设想和不屈不挠精神，在丽江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圣山’。”
作为在中国从事过好几代茶叶贸易的俄罗斯商人的后裔，顾彼得也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和印度之间急剧增长的贸易对丽江古城的意义。他的记载和描述，让我们对丽江古城和茶马古道有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当所有中国沿海地区落入日本人之手，而缅甸正在迅速陷落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往来，就只有两个‘入口’了，即云南的丽江和西康的打箭炉。另一端是印度的卡里姆邦，货物从加尔各答和孟买用火车运到那里。拉萨是货物集散地，而天生是商人的西藏政府官员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自然而来的极好机会，迅速动员其所有财力。我甚至被告知，达赖喇嘛的相当一部分私人财产已经投入到这个相当赚钱的事业中去。信用状、汇款单和普通的货到付款书源源流入印度。藏族商人和其他小商贩组成的大军从冰天雪地的西藏高原下来，进入加尔各答闷热的商场和旅店。一切都订契约、立合同，能用牦牛和骡子运走的东西就立即购买。缝纫机、棉布、高级香烟，不管是英国造的或是美国造的，威士忌和名牌杜松子酒、染料、化工品、罐装煤油、梳妆用品和罐头，以及成千上万各种小商品开始流成一条不断的河，用火车和汽车运到卡里姆邦，迅速重新包装分发，用马帮运到拉萨。在那里这股商品流涌进宫殿和喇嘛寺的厅堂和院子，转交给一大群分类工和职业包装工。最不易碎的货物挑出来放在一边，由北路用牦牛运到打箭炉；其他货物打包后运到丽江，特别是到昆明，那里挤满了干渴的美军和英军……
“据估计，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被阻时，这场‘马帮运输’曾使用了8000匹骡马和2万头牦牛。几乎每周都有长途马帮到达丽江。生意如此兴隆。甚至多雨的季节也无法阻止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这是极大的冒险，由于他们贪婪，他们才这样干。西藏雨季很可怕，在边界上所有的马帮和香客来往交通通常停止一段时间。山路变成泥潭沼泽，江河暴涨，大山为云雾所笼罩，冰雪崩落和滑坡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规。许多旅行者被永远埋在几十吨重的岩石下或葬身于急流中。
“印度与中国之间这场迅猛发展的马帮运输是多么广阔而史无前例。但是认识它的重要性的人极少。那是独一无二非常壮观的景象。对它还缺乏完整的描述，但是它将作为人类的一个伟大冒险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此外它非常令人信服地向世界表明，即使所有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被某种原子灾难毁坏，这可怜的马，人类的老朋友，随时准备好在分散的人民和国家间又形成新的纽带。”
可以这样说，丽江古城的形成和兴起，既有其地理学上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跟茶马古道有着相生相旺的关系。
旧石器遗迹、古人类和古生物化石、“金沙江岩画”、先秦石棺墓葬和青铜器，等等，陆续在丽江发现，反映了丽江地区在秦汉以前数万年间，就有古人类活动，木家桥所发现的古人类距今2万年左右，考古学上称为“丽江人”。这些，都炫示着丽江灿烂而辉煌的悠久历史。到战国时期，丽江属秦国蜀郡，两汉和晋、南北朝、隋朝时期，丽江属越嶲郡、云南郡，也称遂久县或西姑复县。唐时，南诏统一西南各部，魁雄一方，丽江地区便全部纳入了南诏的统治范围之内，属南诏铁桥节度，一度又转而投靠势力强大的吐蕃，曾属吐蕃神川都督府管辖。这时，丽江古城就有“三赕城”之称，其实，那还不成其为“城”，不过是纳西族的一个聚居点。最初，这一地区的纳西族人虽然也有一定的聚居规模，却只是各部落各自据险而守的聚居点。宋代，丽江属大理国善巨郡、谋统府及麼些部地。丽江古城的真正成型是在南宋末年。
后来忽必烈铁骑南下，打破这一地区的势力均衡，开辟道路，设立州府，纳西族酋长阿宗阿良在元军的帮助下，完成了纳西族各部落的统一，他的后继人阿胡阿烈将其政治经济中心，由玉龙雪山脚下的白沙迁到了英古巩本芝，并将之改名为“大叶场”，即今天的大研镇，标志着政治权力的统一和商业互市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得以建立和发展。
及至明朝时，明军南下云南，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得因归附有功，天子赐姓木，并授任“本府世袭土官知府职事，中顺大夫”。至此，丽江木氏土司制度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随后在大研镇建丽江府，并将英古巩本芝改汉名“大砚”。明代的大研镇，居民已有千余户，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来丽江时，得到木土司的热情接待和慷慨赞助，
他曾赞叹这里的民房群落“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民房群落，瓦屋栉比”。徐霞客还把丽江最高统治者木土司家的建筑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在此期间，随着丽江纳西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大研镇得以进一步完善和扩建，并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邻近的西藏、四川部分地区，成为滇川藏大三角区域的实际控制者。数百年间经济发达，民生繁荣，交流频繁，丽江古城随之成为这一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清代“改土归流”，沿袭了25代的丽江木氏土司政权随之淡出。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控制，尤其是对藏地的控制，促使丽江与藏地的关系更为密切地发展，丽江的经济发展流向基本往西北的藏地，依托茶马古道的交通，丽江古城的人口、经济以及文化有了相当的增长，城市因之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和格局。到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1997年时，仍有6000多户人家两三万人生活在丽江古城中。古城竟历经近千年的沧桑而幸存至今。
纳西语将大研镇称为“英古芝”，意为“金沙江江湾中的集镇”，点出了古城大研的地理位置；又叫“巩本芝”，即“仓库集镇”的意思，“芝”就是“街子”，也就是集市。标示着这是一座以经济交往为引子而发展起来的、一度以商业繁盛而闻名的城市。
从现在的机场大道，绕过狮子山，在老城区与新城区交汇的“丁”字路口一个急拐弯后，就是丽江古城里著名的东大街，踏过新石板铺成的路面，经过一连串仿古修建的店铺，很快就到了丽江城的中心——四方街。在这片好几亩大的四方形广场周围，聚集了数十家商号和店铺。过去，形形色色的货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又从这里流淌到更远的四面八方。从这里越过东干河，翻过狮子山，就是通往西北方向大雪山的茶马古道。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丽江古城的形成，尤其是它那独特的格局，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丽江位于滇藏川的交接点上，“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外控蕃藏，内敝滇西”，“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所以，它历来是这一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集镇。历史上的滇、藏、川贸易，以及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交流，大都在这里汇集和散发。无论是唐宋时期，还是元明清和民国时期，丽江都是南来北往的茶马古道的大驿站。清代的《乾隆丽江府志略》就对丽江的街市和马帮活动有详细记载：大研市“在府城西关外大研里，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方男妇偕来，商贾小贩、中甸者必业于此，以便雇脚转运”。
丽江古城既不像中原文化所产生的城市格局，如以权力机构为核心，形成中轴线，然后严格按有关规矩和等级制度，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高低尊卑，左右对称有序排列；它也没有一般小城散点落成、集市的随意。它以四方街广场为中心，街道呈蛛网状衍生出去，无中轴线，没有对称，街道多为丁字形，街街相通，巷巷相衔。而且，丽江古城没有中国古城都有的那圈城墙。传说是因为历史上作为丽江统治者的木土司姓木，木外加一框，就成了“困”，所以就没有修筑城墙。其实那应该归自丽江古城的商业开放。商业要的就是和平平等的交换，而不是原始野蛮的抢掠和战争。于是，成熟而自信的木氏土司的府署位于城南一隅，远离城市中心位置，却处在丽江全城出入外地的关口上。这说明丽江古城的建筑与道路的铺陈是分不开的。
据《三国志》记载，早在汉、晋时期，纳西族先民就同巴蜀汉商交换布、帛和盐、铁、畜产品；唐、宋时期，丽江与西藏吐蕃及南诏大理国的交往更加频繁，唐人樊绰就称：“有吐蕃到赕贸易”“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在被誉为纳西族百科全书的古老《东巴经》里，也有“‘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明朝时，丽江木氏土司积极向中央王朝交纳“贡马”，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茶马互市”；到了元、明和清初，丽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市场上充斥着从各地来的马帮和在本地做生意的坐商“古劳本欣”，以及赶马帮走四方的行商“阮当吨欣”。
尤其从清初开始，经济逐渐发达起来的纳西族地区与邻近藏地的物资贸易十分兴盛，丽江就有人赶着骡马进入西藏做生意。清乾隆、嘉庆年间（约1760—1821），丽江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大规模前往西藏经商。丽江人自己和其他人把那些赶着马帮前往西藏做生意的人们叫作“藏客”。像大研镇人李萌孙就将商号设在了拉萨，在拉萨坚守信誉，并资助清廷驻藏大臣，同时对各大寺院举行施舍，数额庞大，远近闻名，被藏族人尊称为“聪本余”（生意官、大老板之意）。此后，纳西商人到藏地经商者越来越多，以专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他们不仅遍布西藏各地，而且进入了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到清末民初，较大的商号就有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兴号”，杨守其和其缅甸太太以及现旅居美国的长女杨丹桂杨家的“永聚兴”等，号称丽江“四大家族”。抗日战争时期，大研古城的坐商就有400余户，在那里，一切都变成了店铺。而丽江在滇、川、藏、印茶马古道上的商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做生意的大小商户，竟有1200家之多！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丽江又形成习自强、王少萱、李达三、赖敬庵四大商业资本家，称“习王李赖”四大家，每家拥有资金在云南半开银圆50万元以上；另外还有赵紫恒、牛仑伯、曾绍三、周石勤、杨守其、和万华等六大商家，各家拥有资金在云南半开银圆30万元以上；资金在20万元以下的则有30多家，与藏地的传统贸易一直不断。
配合着商家的经济贸易，具有现代商业特色的银行也进入了这座千年古城。在抗日战争期间，丽江的商业最盛，计有中央银行、益华银行、富滇银行、矿业银行、中国银行、合作金库、交通银行、兴文银行、农业行等九家银行在丽江大研镇开设有业务。丽江一时间成为仅次于省会昆明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骡马有吃的，人也缺不了。在古城现云阁街口、双善村，很快有人做起了走西藏的马帮必需的糌粑生意。因为去西藏一路，大都是三四千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气压低，大米之类很难做熟，所以大家也就入乡随俗，以方便携带和进食的糌粑（即炒面）为主食。于是这些专业户就将各种粮食加工成炒面，有小麦的，有青稞的，有燕麦的，有玉米的，甚至还把牛肉加工到糌粑里的，既增加了营养，又使糌粑的口味好吃了许多，从而深受马帮们的欢迎。而四方街出现了许多家酥油专业户，他们既从民间收购酥油，又自己加工零售，生意十分可观。同时，卖蚕豆、豌豆等饲料的专业户也随处可见。
相应地，古城中的马店也兴旺起来。据李瑞泉先生回忆，大研镇北的双善村，成为主要接待藏族马帮的村落，仅那一片地方就有17家旅舍马店，从业人员40多人。其中著名的“玉龙旅马店”于清代中期就已经开业，随着茶马古道上经济贸易的兴衰而时兴时衰。这家马店原先只有位于河西的两间楼房和一个天井的店房，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又在河东扩建成三方一照壁的院子，马店的接纳能力大大增加，马店主人也发展成为“元德和”大商户。“瑞春旅店”也是一家老店，店主人是赵宗英老人，他带儿子边开店边学藏语，数年后已成为精通藏话的纳西人，发展成自己也有20多匹驮马的马
帮商人。镇里的现云阁也有13家开设旅马店的，从业人员约30人。他们大多以空房和走廊作为火塘，由旅客围火塘做饭住宿，天井就作为拴马场。
由于丽江的铜器深受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欢迎，丽江就出现了一条铜匠街——金鑫街，专门制造各种铜器，如锅、勺、盆、火锅和著名的“丽锁”（丽江铜锁），等等，一条街每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即使在今天，这些铜器仍然很受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欢迎，摆满了四方街，琳琅满目。不过，现在古城内出售的那些铜器是邻近地区的人做的。丽江纳西人的铜和铜匠早在“大跃进”年代就没有了——丽江人太过老实，在“大跃进”中把所有的铜器全交了出去大炼钢铁，连门上的铜门扣都扭下来交出去，结果什么都没剩下，被一锅炼掉了。
在今天的丽江街头，也还可以看到不少的缝纫铺和制鞋店，继续加工一些传统的服装、鞋帽。那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当时马帮需要的各种皮制马具，以及人穿戴的藏服、藏靴等就由这些店铺生产。
当然，只要行走茶马古道的马帮需要什么，那时的丽江都有相应的行业，像打制马掌、马钉，缝制马垫、马绨，做皮条等，应有尽有。几乎大部分的丽江人都在从事与马帮有关的劳作，即使是家庭主妇，也会在家里养上一两匹母马，与毛驴交配，以便生养小骡子出售，或养大了就由自己家里男人赶着上路。茶马古道的兴盛，为丽江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也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
历来就有名的三月、七月初两度举行的丽江骡马大会更是热闹非凡，它完全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物资交流会，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和数万头牲口云集丽江，使一座古城更显得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实际上，交易会的作用就是要突破交换的狭隘范围。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稿》载：“丽江市集以骡马会最著，每年三月、七月初间行之，盖丽地天候温和，山脉绵延，水源清洁，百草郁茂，所产骡马为西南巨擘，每次赴会公骡母骡不下千头，儿马、骟马不下数百头，购运出境者居十之八九。”在每年的骡马交易大会上，藏、白、彝、汉、回各族民众多是来这里选购丽江马的。而骡马是茶马古道上最主要的运载工具。
丽江自古有花马国的美称。史籍记载巨甸地方有一石壁，壁上有斑驳的圆形，颇似花马，因此纳西古时自称花马国。《华阳国志》载，汉代的纳西族地区有天马河，产千里马，马死后还为它修坟建祠。唐时，丽江常以马进贡南诏王朝，“则马愈良”，并有一马值黄金数
十两的说法。元代正式称丽江后，“丽江马”被正式定名，这种马在外形上与其他马的最显著辨识特征就是背上有白色龟背花斑，又称竹节花斑。丽江马的确是花马，这大概是“花马国”称呼的更重要由来吧！在《东巴经》中还专门为马立了一册《马的来历》，讲述马是由一只掉到海里的蛋变过来的，然后讲述马的生长、习性等。
丽江马是中国优良品种马之一，体型小而精悍，能负重，耐力好，善于爬山越岭，不怕寒热，适应性强，驮、乘、挽均宜，能连续行走两三个月。纳西先民由西北南迁时大约就带来了这种西北吃苦耐劳的马，而在南方马中“鹤立鸡群”被传为千里马。元代忽必烈军队的蒙古马想必又与丽江马有友好联姻。云南崇山峻岭交通不便，靠“马帮”运送物资的重大责任也迫使“丽江马”日益优异以适应环境。近现代，纳西族畜牧人员有意引进优质品种进行改良，丽江马更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国内主要支援边防军用，百余匹丽江母马还被送往越南，支援邻国的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的丽江城，由于承担着从英国往印度又入藏地及至丽江转至内地的物资运输，处于它在历史上最为辉煌、最为热闹繁忙的一个阶段。现在的人们已很难想见当时的景象。只有一些老人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也有学者文人用文字记下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奥地利裔的美国学者和探险家洛克先生还用他的相机拍下了几个画面，许多当年的痕迹意外地遗留了下来。那曾做过店铺的木板房屋，那做过客栈的宽阔院落，那被无数马帮踩踏得光滑鉴人的石板路，古城那奇特的放射状格局，这一切使我们在今天还能想见当年那一番光景。
优雅而又较完好地保存了古风的丽江古城，在前些年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境地。它之所以具有那种别的地方都已经缺乏的怀旧情调，大概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茶马古道和马帮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至今仍说不清楚，我为何喜欢康定。1990年第一次到那里就喜欢，到现在不知已经去了多少次，依然喜欢。
康定已销售茶叶986万斤，到泸定桥建成后，位于泸定县沈村的大渡河渡口被放弃，运输更为方便，而且缩短了几天的行程，康定市场更加繁荣兴旺，最多时年销售茶叶达15万引，1230万斤，到清末民初，都没有超过这个数量。这一数字，大约是滇藏茶马古道茶叶年运销量的五六倍。仅雅属五州县雅安、荥经、天全、邛崃、名山茶商，在康定设立的店铺最多时就有80多家，最少时也有30余家。另外还有数量更多的陕西商人在康定经营。其他还有云南、北京、甘肃、青海等地的商号。甚至有英印、尼泊尔、不丹、锡金商人常往来于康定，英国就曾于康定设有领事馆，并产生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不远处的沙洋行代作康定领事馆。派驻康定的首任领事叫金路易。这位1886年出生于中国的外交官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当地一位名叫仁钦拉姆的美丽康巴藏族女子（从现存的照片看，的确很美），他们的爱情还结出了果实，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有了女儿后，金路易上报英国外交部，执意与仁钦拉姆结婚。但按照英国政府的规定，外交官不得娶外国女子为妻。为了跟心爱的藏族姑娘结婚，金路易辞去了外交官工作，带着
爱人和孩子，于1923年离开四川，先后到上海、北京、日本和瑞士居住，最后回到英国定居。遗憾的是，离开高原的仁钦拉姆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20多岁就不幸死在他乡异域。1926—1927年间，金路易根据仁钦拉姆的口述，撰写并出版了《我们藏人》一书。后来，他又在英国、日本出版了《动荡中的中国，个人研究》一书，将康定一带的文化、藏族人的生活等介绍到西方。
民国时期，康定还有专营银钱调换的商号十余家，制作经销金银首饰的店铺四五家，还有一家电器股份公司，如果再加上没有统计在内的寺庙商、锅庄业以及各类小商小贩，民国期间康定从事商业和与之相关行业的人员，达两千多人之数。有的商号资金实力雄厚，还分别在雅安、成都、重庆、宜昌、武汉、上海、广州、昆明、拉萨、西宁，以及香港、加尔各答等地设有分号，坐庄购销。有的商号还发行“本票”，代理银行业务，顾主可凭票在异地的商号兑取现金。康定当时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在康地生活工作多年的任乃强先生有如此描述：“蕃人嗜茶如命，一日无茶，社会为之不安。往时以马易之，清代不复市马，而蕃地贫瘠，缺乏商品，乃不得不转运印度、新疆、伊朗等处珍奇之物及汉商所嗜者，发之炉城，以兑茶叶。故打箭炉虽山陬小市，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其输出品，除赤金、麝香、鹿茸、虫草、贝母、大黄、秦艽、毛皮、硼砂等属于康藏土产外，所云‘藏货’，实多有非藏产者，例如藏红花来自印度西部，藏葡萄来自新疆，藏青果、藏枣、藏蔻等来自波斯、小亚细亚等地。藏毯，为天津织造之毡毹（近年西康、青海亦有厂自造）。藏绸，为山东所产生绸。藏片，为英国所产之细呢。藏佛，多属印度、缅甸、暹罗所制等是也。西藏旧无关税，而驮队且行且牧，运费低廉。故八方货品，皆乐就之。其输入品，除茶叶外，丝织品如花缎、哈达，棉织品如土布、经布等，亦居主要。近世印度茶叶与英国布匹，大量倾销入藏。炉城之土布商业为之摧破殆尽，茶业亦颇受影响。其尚
未至破产者，仅由藏人嗜好雅茶之固执，高贵人家，以饮印茶为羞，非雅茶含有特殊质料也。近年印藏商道日便，康藏运输日滞，而雅茶之成本日高，购买日难。此实对藏商业之大危机也。”
康定客商的来路，大致有三：一属北路甚多，尤以甘孜为最；二是南路，以理塘、巴塘为代表，包括来自云南的商人；三属西路，其中心市场在昌都，甚至远达拉萨、日喀则。北路商品以毛皮及毛织物为大宗，各种药材次之；西路客商多藏货、金银；南路以药材为大宗，各色皮头次之。各地商旅均云集康定，包括云南商人，他们做火腿、鸦片烟等生意。据长住康定罗家锅庄（甲宜觉玛）的蒋姓、周姓云南客商说，在民国初年，康定有云南庄客五六十家，行商约20家……
当然，康定的交易，最大宗为茶叶。曾亲历康定汉藏茶马贸易的刘仕权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撰文指出：“康定城，在清朝以前叫打箭炉。自明代‘茶马互市’即形成汉藏商贸的重要市场。据史料记载，17世纪初，清朝政府在子耳坡设卡征税，到了嘉庆年间，由于汉藏人民间货物交易的日益增长，市场辐辏、商旅云集，以汉藏两族人民为主的商业集散市场更加兴盛，特别是边茶贸易，促进了藏汉两地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藏汉民族间的团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定既是汉藏贸易的中心，又是四川通往西藏的交通重镇，汉商由康定运销藏地的边茶数量平均每年达50万包以上（约12万担），藏商运康定转销内地的金、银、土特产品的数量价格，基本上与茶叶销售总价相等。”
前来入住锅庄的大多是行商，他们贩运的物资都是成批到达，每到一批货至少几十驮，多的上百驮甚至数百驮。这些货物都不设店零售，全部批购批销，完全由锅庄主人操盘运作，一批货物价值成千上万。锅庄商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庄主和客商的经济利益，因而锅庄业在康定城里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锅庄业兴隆的时期，每年成交的营业额在六七百万元银圆之间，真正是康定城的支柱产业。由锅庄业的兴衰，几乎就能见证康定城的兴衰。就是这些锅庄和常年来往于锅庄的行商，构成了康定城最为突出的特色，而锅庄业与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是生死相依在一起的。
民国年间，随着商业的发展和藏汉商人间交易品种的多样化，在康定又出现了一些新建的以经营旅店、货栈为主的“锅庄”，它们有的也经营传统锅庄的一些业务，但所住的只是一般的客商，甚至成为“驮脚娃”（帮商人料理牲畜运行者）、“客户子”（指背水、打柴等力夫）的暂住处。交易额也远不能跟传统锅庄相提并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它们更不能等同于传统锅庄，甚至不将它们算在康定所有的锅庄数内，人们将之称为“招商店”。传统的锅庄是跟茶马互市、汉藏贸易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藏商在康定成批采购边茶后，都要改用骡马和牦牛，将茶叶长途运销藏地，这样，原来包装边茶的篾篼根本经不起途中的折腾，尤其是受不了牦牛驮运的激烈碰撞，所以就必须对茶叶进行重新包装。一般都是用整张的生牛皮，缝制成口袋状，装入茶叶后再将口缝上。专门从事这种皮口袋缝制的藏族工人被称为“家作娃”，意思就是缝茶工，他们在过去的康定城，形成了一桩颇具规模的产业。这些“家作娃”就散住在锅庄附近，遇有茶叶起运，就将牛皮用水泡软，用专门的割皮小刀把一部分牛皮割成宽约1厘米的皮线，把皮线穿在长约15厘米的缝针一头的圆孔里，很快就可以缝起一个茶包。接缝的地方用猪血涂抹，以防雨水浸湿。这种改装的茶包有两种：一种叫花包，用于运输途程较近的茶叶。做法是先把牛皮按需要的尺寸切割成块，再将每块割一些交错的条缝，把整包的三包茶重叠起来，用割了缝的牛皮把茶包裹起来，再用针线把两块皮之间的缝口缝起来，两头也用大小合适的两块皮缝起来。这样缝好的茶，外面像戏里孔明穿的道服，所以叫花包。这样缝好的茶包就叫一只，两只为一驮，供一头牛或一匹马驮运。另外一种就是满包，即那种运输路途较远的茶包。做法是先将半包茶为一层，重叠至六层，总共也是三包之数，然后用整块牛皮缝包起来，成方形的一整块，再用刀子在上面刻划上藏文的收货人的地址和姓名，或代号，再将刀痕涂红，缝口也涂红，一大块为一只，两只为一驮，跟花包一样。驮运途中打野或野宿时，把茶驮卸下来合围成圈，人在圈内打酥油茶住宿，牛马放在圈外吃草，并有狗守护。
由于禁止牦牛驮队和马帮直接进入城区，这些重新包装过的茶包，就由康定的藏族妇女将之背运到牦牛和马帮所在的城门口，整整齐齐地堆放成一堆，以便马帮和赶牦牛的人上驮。不少藏族妇女以此获得报酬为生。据在康定生活过的顾彼得先生观察：“她们处心积虑地维护着这一有利可图的特权，并形成一种类似行会的组织。她们穿一种短皮上衣，皮毛向内，里面是平时穿的衣服。每个女人背上都堆了两到三个茶包，弓着身子，前额横有一条宽宽的带子作支撑。”
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中，对清代到民国初年的康定城做了精彩的描述和总结：“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瑰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四十八家，最大者八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擘也。碉在二水汇流之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康藏巨商，咸集于此，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全城有喇嘛庙七所，盎雀寺在城中，南无寺在南校场，皆黄寺……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南、北、东三关，设有税卡……由藏输川者，药材为大宗，皮毛次之。由川输藏者，茶为大宗，布帛次之。骡马驮包，出入三关者，日恒数十百头。街市之间，粪秽狼藉。……全市居民，汉番相埒。番民礼俗汉化者犹多。汉语番语，并全通行。盖其地不仅为汉番交易之中枢，实亦汉番文化融合之吉地，历届川边政府之乐宅都于此，非无故也。”
拉萨不仅是整个藏地人们向往的圣地，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从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在这片河谷里定都，它就荟萃了藏文化的精华，成为一个神秘世界的心脏。
寺院和贵族也纷纷参与其间，形成了实力较大的擦绒昌、热振昌和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商业集团，以及邦达昌、桑多昌和安珠昌等民营商家，他们在喜马拉雅南麓一带与英、印、尼方面大做生意，向北则跨越念青唐古拉和昆仑山与青海、甘肃贸易往来，在东面的横断山脉一线与川、陕、滇等商人交易茶叶山货，两边更
有直达的长途贩运，使得拉萨真正成为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贸易交换中心，一时间街头布匹、化妆品、毛皮、呢绒、毛线、珠宝、钟表、金银首饰、茶叶、绸缎、药材、食品等店铺琳琅满目，上述13种行业的商户就有1735户，1951年的营业额近800万银圆。
拉萨那时还见得到青海人赶着马来卖，一来就是两三万匹，由寺院和贵族们挑选后，就上市出售，同时还卖顺带带来的西宁产的醋和酒。西宁醋在高原上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在拉萨买了藏马，然后赶到印度去卖，一年大约有2万匹藏马卖到印度。印度每年有一个很盛大的牲畜交易会，地点在比哈尔邦一个叫孙补克的小镇，就在恒河边上。牲畜交易一般在冬季举行。
还有人把一些牦牛尾巴贩运卖到印度，尤其是黑色的牦牛尾巴。因为南印度有一个地方的妇女习俗上要剃光头，而在有些场合她们就要戴假发，那些牦牛尾巴就是做假发用的。
拉萨就是这样一座商业繁荣的城市。那些纷纷前往拉萨的无数朝圣者们，也把到拉萨作为一生中最好的购物机会。那里有英国的卡其布、印度的棉制品、尼泊尔的佛像、上好的茶叶、漂亮的氆氇、珊瑚、蜜蜡和琥珀，以及各种精致的宗教用品和装饰品。总之一句话，在拉萨，人们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各种各样商品，在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藏族人民看来，那些物品的价格足够低廉。到他们朝圣返回的时候，他们驮载行李的一半牲畜又可以用来驮载货物，即使是那些步行或磕着长头来朝圣的藏族人民，他们的行囊里也会装上几件稀罕物品。这些货物到了他们的家乡，就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
拉萨以它那众多的神殿和琳琅满目的商店而闻名遐迩。因为人们去拉萨的动机，就是宗教和贸易。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外的商贾云集拉萨，使这座古老的城市充满了十分世俗化的勃勃生机。那是神秘的拉萨从未有过的景象。当时仅中国内地就有上百家大商号设在那里，有北京帮、四川帮、青海帮，更有云南帮。云南帮设在那儿的商号比其他地方都多。因为地缘的关系，因为族群的关系，云南人自古以来就自然而然地做着这条路上的生意。早在清朝初年，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商人便纷纷来到拉萨。晚清光绪末年的张其勤在他的《炉藏道里最新考》里记载：“华商中，滇人为多，往返贸易。惟路途太远，动辄经年，且番匪强悍，时闻有杀人劫掠者。”到抗日战争期间，丽江、大理鹤庆、喜洲、中甸德钦、保山和腾冲等地的商家都在拉萨有自己的盘子，一共40多家，其中仅丽江人在那儿开的商号就有20多家。这些商号都在拉萨租房子做生意，地点都在八廓街附近。有些商家虽然没有派人住在拉萨，但他们的马帮商队一样频繁进出这里，其中甚至有滇南石屏人的，有沙甸回族的。这些商家的马帮源源不断地涌入
海拔4300多米的帕里镇是通往印度、不丹、尼泊尔的大驿站
拉萨，给拉萨的商业带去了空前的繁荣。
对此，作家马丽华在其《老拉萨》里做了精彩描述：“老拉萨市场上，除了茶叶、丝绸、瓷器、马具、香料、干果及一些日用品来自祖国内地外，其他大多数商品均来自国外：有欧洲的珊瑚、琥珀、钻石，尼泊尔的布匹、染料、铜器、珍珠、香料、药材及印度的工业品铝锅等，有不丹、锡金的粮食、糖、麝香和烟，有拉达克的红花、干果。而西藏各地经由拉萨输出的商品则有金、银、盐、羊毛、氆氇、卡垫、药材、狐皮、麝香、硼砂等。从这一来一往的商品交易中可以看出，进来的是产品，输出的则大半为原料，显而易见地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尤其羊毛出口，算得上经济命脉，却一直受到英印遏制。英印倚恃地利之便以强凌弱，只准将其销往印度，不得直接与第三国接触，且是操纵定价的买方市场，且是只付卢布不付美金。而羊毛作为原料最终流入的是美国，是意大利。英印就这样从中转手倒卖，大赚其钱，无异于拦路抢劫。西藏官方、民间为此耿耿于怀，但也无计可施。
“八廓街的商人来自四面八方，藏、汉、回、尼泊尔人等。说是古今相同，其实物是人非，且不说改朝换代的变化，八廓街的商人群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自然地更换过几茬了。
“来自内地的商人有云南帮、北京帮、川帮、青帮，等等。云南商人很有阵容也很有传统。自清嘉庆年间起，在云南滇西北一带，就崛起了前往西藏做生意的‘藏客’，他们不辞劳苦，一年一度往来于云贵—青藏两大高原间，将云南盛产的茶叶运销西藏，将西藏的山货皮毛运进内地。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当这条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唯一通向同盟国的陆路通道，骤然兴旺，经营此路的云南大小商户
有上千家，其中著名的有杨家的‘永聚兴’、李家的‘永兴号’、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张家的‘恒盛公’、马家的‘铸记’，等等。据说他们在拉萨信誉良好，与西藏上层贵族和商人往来密切，并资助清朝驻藏大臣，同时对各大寺庙举行布施，其数额之庞大，闻名一时。
“云南商号在拉萨的40多家分号大多集中在八廓街八朗学（今
吉日巷一带——引者注），在19世纪中后期，那里曾建有‘云南会馆’，藏族称之为‘云南拉康’。会馆里塑有关帝像和云南纳西族‘三朵神’像，会馆和塑像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
云南商人在噶伦堡（前排左一张相诚、左二董景臣、中梁献南、右二张相如、右一李光普，后排左一张仁和、左二赖敬禹、右二马家夔、右一李希愚），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许多云南马帮商人能说流利的藏语，不少人在拉萨娶了藏族为妻，又安一个家，而他们在老家云南还有原配的妻子儿女以及房地
产等，于是就有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不过那些故事现在已很少有人再提起了。
“北京人在拉萨经商也有些历史了，最初只是长途货运，来来往往；有规模地建立商号是在30年代，在八廓街所建商店有三四十家：‘文发隆’‘裕盛永’‘德茂永’‘兴盛合’‘广益兴’，等等。各家掌柜的大都住在北京办货，伙计们在拉萨营业。货走水路长途运输：从天津上船，经香港、加尔各答，
到噶伦堡后再用骡马、牦牛、毛驴等历时近20天驮运到拉萨，全程所用时间大约3个月，一年可进两三次货。货物主要是绸缎、瓷器、玉器、铜器、丝线、小手工艺品等杂货，根据市场所需，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花绸缎销路很广，不仅是用来做衣服的，寺院里的张挂饰件皆为绸缎。另外丝线的销路也好，因为藏族无分男女都扎辫子，从长辫的中部编进彩线，盘在头顶。”
跟这种浓重的商业气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萨作
来自远近各地、汇集于拉萨大昭寺的朝圣者
为圣城的同样浓重的宗教气氛。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朝圣者围着整座城市，围着布达拉宫，围着大昭寺转经，在大昭寺门口磕着数量惊人的长头，有人在那里一磕几个月。经无数人在那匍地磕头，大昭寺门口的青石板早已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这些虔诚的信徒有的来自青海，有的来自甘肃，有的来自遥远的阿里，有的来自云南、四川。他们有的带上家里所有的钱财来到这里，把毕生的所有奉献给寺院，奉献给佛菩萨，以求得到来世的解脱和幸福。
拉萨就是这么一座奇特的城市，至今它仍然如此。世俗和神圣搅在一起，清净与喧闹混在一起，美丽跟粗犷并在一起，你有的只是无数的新奇和诧异。它有时会让你惊叹不已，有时又会让你喘不过气来。
茶马古道上的市镇，已跟传统的集镇有很大不同，它们是原住民族土司的世袭领地和市场相结合的产物，是商人们为了弥补某一封闭地区资源的不足，而围绕某一少数民族的世袭领地而展开贸易的聚居地。在基本意义上，它们已不是周围分散农村的联系点，而是长程商贸的产物。在这里，城镇重于农村，城镇主要是由商业而非农业来支撑。居住在这里的商人可能是土司的家族及其属民，也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趋利而来的其他人。他们和当地原住民一起，形成了市镇的市民。这些城市，都必须有一条或多条交通线，与相关的空间相联系，如果没有这一重要的交通线，那市场就难以为继，城市也就杳无踪影。城市是跟着交通线走的，当这条交通线受阻或不通，市场就萎缩湮灭，那城镇也就随之萧条，不仅人口可能减少，甚至可能退回到农耕社会去；当交通线在其他地方兴起，那市镇也将随之迁移，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老嘉黎就是如此。
茶马古道的开通和延伸，各民族商旅的频繁往来，为中国边疆的开拓发展，为中华灿烂的古文明在边疆的传播和扎根开花，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和友好往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些都较为集中地汇聚在茶马古道上的城镇中，而且，茶马古道上的城镇具有施坚雅所指出的中国边地城市在军事防守与社会管理两方面的职能的和谐性，同时也显现出传统的农业中国社会在世界性的近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的某种转变、摸索及其坎坷行程。
坐落在茶马古道沿途的城镇因商业的发展而受益匪浅，有的甚至就直接因茶马古道而生。像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易武、思茅（今普洱市）、巍山、丽江、中甸（香格里拉）、阿墩子（德钦）、昌都，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雅安、荥经、汉源清溪、天全、泸定、打箭炉（康定）、理塘、巴塘、道孚、甘孜、松潘，等等，基本上是伴随着茶马古道的通行而逐渐商贾聚集、人烟辐辏、店铺林立，从而形成城镇并兴盛起来的。
由云南思茅至江城，有一条省级公路径往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镇；也可从思茅往南过大渡岗，从小勐养向东经基诺山，由勐醒转上易武。如果已经南渡澜沧江到了景洪，那就得沿澜沧江东下橄榄坝，再到勐醒北上易武。
过去几十年间，很少有人到易武。易武早已萧条并默默无闻，像一段盲肠被人们遗弃在大山深处。只有不多的一些人还记得易武曾有的辉煌，还知道易武曾是普洱茶的中心，是茶马古道的起点。说起云南普洱茶就不可能不涉及易武。到易武，最大的享受就是品普洱茶，能看到的，就是各种与普洱茶有关的东西——古老的茶庄、
古茶树和茶马古道。
古代思茅、普洱并非普洱茶主产区，而是主要集散地。现属普洱市辖下的宁洱县，原为普洱府治所在，它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西双版纳勐腊和景洪与思茅江城交界地带，包括人们常说的普洱茶古六大茶山，普洱茶就由产自普洱府辖地并在普洱集散而得名。普洱茶真正的主产区，在今属西双版纳的古六大茶山——基诺（孔明）、象明、蛮砖、倚邦、曼撒和易武。易武镇就处于这六大茶山的核心地带，民国时曾为镇越县县治所在，并为普洱茶的制作销售中心。
1992年我就到过易武。时隔整整一轮的2004年，我再次来到易武。一到易武就找到了12年前就认识的老镇长张毅先生。易武毕竟是个很小的镇子，而老镇长张毅无人不知晓，他家是各路探寻普洱茶人的必到之地。他跟12年前一个样子，也许常饮普洱茶的缘故，神采里多了几许飘逸，而且完成了一部关于普洱茶六大茶山的书稿，正待在台湾出版。张毅先生1996年也搞了个“顺时兴”茶庄，自封庄主人，按他从过去老师傅那里用心学下的制茶功夫，精选原料，做出了上佳的茶品，声名远及四海，产品供不应求，而且都是预付了款的，连我们多年的交情，都难以匀出一点出售，仅混得喝了几盅，顿时唇齿生津，茶液犹如春风，清香之气上透囟门，下沉肺腑，致使浑身整日和畅无比。
担任过易武镇镇长的张毅先生满怀深情地跟我讲：“茶叶不仅是易武地区的大宗商品，也是历代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之一。历史上由于茶业的发展，易武曾是西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重要集镇，曾一度商号、茶庄、店铺林立，修路、造桥、建房、盖庙等各业欣欣向荣，热闹非凡，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一千多年来，这里的各族人民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十分之一的从事纺织、糕点、酱菜、饮食等产业及其他加工，十分之八的人口从事茶业的种植、采摘、加工和销售。粮食、猪、鸡、鸭、鱼、盐、
糖、烟、布（进口布百姓称洋布，当地纺织的布称土布），及生活日用品，全靠外地运入供应。那时人们穿靠茶，吃靠茶，住靠茶，就医、上学全靠茶。大街小巷、男女老少谈论的也是茶，茶是易武的象征，茶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茶是人们致富的‘摇钱树’。”“在清光绪年间，易武茶山……方圆320余平方公里，到处都有茶园，全茶区有78个村寨，常住人口11000余户，63000余人。”比现在易武镇的人口还多出5倍！民国初年，六大茶山共有茶号38家，其中易武21家，现属易武的曼撒9家，年加工圆茶5200担。
在张毅先生的亲自带领指点下，我们看了过去的石砌城墙、商号、会馆，以及运茶道路大段的遗迹和马帮歇息的山洞。那时，易武镇的居民人口，几乎完全由外来的移民组成。原先居住的“本人族”，以及后来迁移而来的彝族，还处于原始的农业状态，加上一点狩猎和采集过日子，哪里有市镇的影子。而更后来这里的大量汉族移民纯粹为茶而来。他们来这里种茶、制茶、贩卖茶叶，使易武很快成为一个商贸小镇。易武完全因普洱茶而兴。
来易武开发茶叶的大多是云南本省石屏县人，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已经是到易武的第六七代了，依然一口石屏口音。石屏人多地少，他们就前赴后继“奔茶山”而来。石屏人来这里种茶、制茶、贩卖茶叶，使易武很快成为一个商贸小镇，并兴建起了会馆。那是易武过去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大约修建于清道光年间。会馆占地5亩多，建起房屋18幢，供奉有马王爷和骏马塑像，有文昌圣君、岳圣殿，大殿内供奉关帝，大殿一侧的厢房是孔明殿，另一侧塑有医圣、财神和雷公，还有观音殿、如来殿，山神老爷和土地老爷等，几乎容纳了中国民间所有的神祇信仰，供有各种需求的人们祭祀礼拜。值得一提的是，大门内侧两厢还各有一幢楼房，堆放义仓谷，以庙馆购置的田产补充义仓，以备不时之需，如在青黄不接或受灾时，都可以平价出售，甚至赊账，乃至无偿救济。这也是中国传统会馆一直具有的功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易武的石屏会馆只剩几间屋架，砌上砖成了易武小学校教工的宿舍，墙上嵌了一块当年判决茶案的断案碑。大殿仅存地基及柱脚、屋檐。原来生长在院里的两株老茶树不知去向。会馆前后原有的12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还余有几段，另遗存30多座传统土木青瓦的院落，有的就是过去的茶庄茶号，如著名的同兴号、福元昌、同昌号（鸿昌号）、庆丰号，还有车顺号等。进入21世纪后，随着茶业的复兴，一些老商号的老房子得到修复，小学校已另建搬迁，原石屏会馆经修缮挂牌为“茶马古道博物馆”，收集、陈列有一些相关文物，如断案碑、建桥碑、马帮用具等，由易武镇广电文体中心管理。
易武一带的茶树大多是自然生成，典型的大叶种。因为没受第四纪冰川的影响，原生植物基本都保存下来，而1300多米的海拔以及多雾的气候正适合茶叶生长。人类对茶叶的开发始自中国汉唐时代，云南普洱茶的利用大约也在那时，由一些原住民发端，这些都已留存在他们的传说里。在易武的一些地方，有不少古村寨遗迹，甚至有人们称为“千家寨”的，规模很大，从弃荒的茶园规模看，年产万担没问题。
易武产的茶叶一般分三级，一级为尖子，要盖章；二级为粗尖，也叫二梭；三级就是老叶子，主要压成茶砖、茶饼销往藏地。普洱茶包装有圆宝、砖茶、散茶几种。老茶叶先剁碎，蒸熟后用大石头压成茶饼。
茶叶压成圆饼茶，便于后发酵（普洱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后发酵），也便于运输，再用竹箨笋壳包装，透气，而且吸味，一路上要过无数山河和森林，香气四溢，同时也使得茶叶味道独特。最好的茶出自象明的曼松，历来为贡茶，打的就是普洱的号头。据说每年的贡茶要运足66666斤，从清雍正十年直到光绪三十年，整整
189年没有中断。这应该是云南出产的贡品中持续进贡时间最长的一种。
易武镇的四面八方，石铺马道比比皆是。还有过往马帮经常歇息的“马驮子洞”。过去茶叶全靠马帮、牛帮运走。马帮走时驮茶，来时驮瓷碗、煤油、洋纱、香水、洋胰子（肥皂）、洋靛（染料）、洋发烛（火柴）等，有时也有象牙、犀牛角等名贵货。马帮都带有武器，有名的刁家马帮还养有虎豹，但这一带抢人的不多。这是块奇异富饶的土地。据说在南邦河的三岔河河头还有犀牛脚印化石。彩云洞有石人、石棺、石匣子和木雕佛像。南腊河上有天生桥。传
说原始森林里有野人，有人见他们在拣笋壳，还见大野人为小野人找虱子。运送茶叶的茶马古道就从这神秘的丛林山岳中穿过。
当地人把茶马古道称为“茶叶之路”。往南出泰国的路经曼腊、猛板田、猛乌、乌得、南乌河，南下澜沧江出境。走思茅的路经曼罗、麻黑、曼撒、蛮砖、倚邦过小黑江，再经勐旺、普文，直到思茅。这条路从道光二十年始修，由地方茶庄商号出资、当地民众出工，从四五里以外的地方背来石头铺设，先后干了五年才完工，全长240公里，都是用石板、石块铺的路。现还留存一些路段，已成为国家级保护文物。也有经由勐海出境到缅甸再到印度、西藏的通道。民国时的县长柯树勋开通了几条路。货物用猪槽船渡过江河，马则涉水而过。到了平坝热地方，则换成黄牛驮运。
易武镇因茶而兴，也因茶而衰。辛亥革命以前这里由土司管理。因为易武太过偏远，连土司都很少顾及这里。抗战以前，易武的茶叶采摘、制作和商业贸易很兴旺，仅经营茶叶的商号就有数十家，著名的有袁家的“乾利贞”“宋聘号”、向家的“同兴号”、刘家的“同庆号”，以及“元泰丰”等。大多数商号走河口到越南、泰国猛莱到香港。也常有藏族来驮茶，一次来很多人马，将全部老茶都收走。他们付的是半开银圆，满桌子堆起来，一垛一垛地计算才算得清。沉重的银圆压得桌子吱吱响——这是张毅先生少时亲眼所见。后来因日本侵略销路不通，茶业就停滞了，茶农纷纷转行搞手工业，茶园也就放荒了。新中国成立后搞以粮为纲的政策，茶园改种粮食，茶农成了真正的农民，还割“资本主义尾巴”，普洱茶产销一直不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1950年代后，易武不仅撤县归并入勐腊，而且还屡遭灾难。1970年4月12日的一场大火烧了镇上
87幢房屋，乾利贞、同泰昌茶庄的老屋葬身火海，许多人家就此搬走。
1978年、1999年又先后拆除了元泰丰、庆春号，仅有同兴号、同昌号、余文昌、迎春号、宋兴昌、车顺号六家茶庄的传统楼房幸存下来，易武落了个冷清和荒凉。20世纪末只有100多户、500多人在此生息，而且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奔别的出路去了。
1982年土地、茶山承包到户以后，六大茶山的茶叶生产又逐渐恢复，普遍种茶制茶。1985年后国家“粮食茶叶统购统销”政策稍有松动，仅仅3年后的1988年，勐腊全县茶产量就达9457担。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995年，在老镇长张毅的带领下，易武重新出现私人普洱茶茶坊茶庄；进入21世纪后，易武镇的普洱茶事业迅速兴旺起来。2006年底，六大茶山的普洱茶工厂和作坊已达到100多家，其中大多数集中在易武。现在，众多茶农大都在家建一个作坊，设一间茶室，接待各方到访茶山的茶客、茶商，自己初制散茶出售，或将初制茶供给本地或各地的茶商，有能力有资本有一定销路的，就自建茶厂，采收制售一体。易武镇街上，茶庄茶店星罗棋布。据不完全统计，到2018年底，仅在易武镇注册的本土茶叶公司、茶庄、茶厂和茶坊就有63家，更有一些外地的茶业公司入驻易武，如台湾大友茶业公司、安徽合肥祥源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海湾茶业公司，等等。
与此同时，更有许多人慕名而来，国内的有大陆各省区的，台湾地区的，香港地区的；国外的有日本的，韩国的，马来西亚的……我们还见一群老外从贵州租了车来，把镇上不多的旅馆、客栈挤了个爆满。这些人来易武当然就是冲着普洱茶来的。台湾的著名茶人陈怀远等，十多年里每年都不间断地来易武茶山。著名的大企业家何作如先生，在卖掉自己的企业后，在易武租地建房，大量采收当地茶叶，以其企业家的精神和魄力，以及科学的方法，潜心钻研普洱茶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工艺，一心要做出跟前人相似，甚至超越前人的好茶。
近十几年来，随着普洱茶的声名大振，易武无山不茶，无人不茶，易武小镇重新繁荣热闹起来。2005年，易武镇被云南省政府列为“特色旅游小镇”。2007年，易武镇被云南省政府列为“历史文化名镇”。易武抓住这个机遇，秉承“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理念，遵循“绿色、有机、生态”的发展思路，保护古茶园，建设古茶镇，弘扬茶文化，保护与开发并举，传承与创新并重，稳步推进特色旅游小镇和历史文化名镇建设，着力打造“易武——中国贡茶第一镇”实效显现：全镇茶园面积稳定在9.8万亩，其中生态有机茶园认证2.5万亩，完成低产茶园改造1万亩，平均亩产达30千克以上，全镇干毛茶产量2500吨，茶叶综合产值达2.5亿元。至2015年，完成了“特色旅游小镇”“历史文化名镇”规划及修编，并对镇辖25个村进行统一规划编制，规划率达100%，同时引入社会资本，通过项目招商、土地招商等方式，盘活土地资源，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完成贡茶文化广场主体及附属工程、易武茶山博物馆修缮、茶马步行街铺设、易武正山地理标志认证、“易武——中国贡茶第一镇”景观镇门建设；还多方撬动民间资金上千万元，建设商铺662家、宾馆客栈50多家。于是，易武到处是建筑工地，新建了不少旅舍、客栈和餐馆、超市商店和小卖部，镇里镇外新开的普洱茶庄如雨后春笋。看那样子，易武镇作为茶马古镇的典型，又该走上它另一次兴盛的舞台。
半个多世纪前，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组织并主持的国际工业合作社，派了一位叫顾彼得的白俄后裔到丽江，他在丽江工作生活了9年之久，当他后来不得不离开的时候，这位十分风趣幽默的俄国人严肃而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话：“离开丽江的念头或许永远是不可忍受的。在我动荡的人生中，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欣赏过像丽江那样宁静、那样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那是天堂。”在那天堂里，在那像一片大砚似的窝在金沙江臂弯里的丽江古城里，在玉龙雪山的守护下，纳西等民族世世代代创造并享受着平和宁静的生活。
那是座与茶马古道息息相关的古城。城西有狮子山，北有金虹山，背西北而面向东南，避开了西北方向来的寒气，接迎着东南暖风，占尽了天时地利；而且，从雪山冰川融化而下的洁净水源与在城西象山山麓的黑龙潭中冒出的清泉汇成玉泉河，欢快地涌入古城。那玉泉河水入城后，一分为三，三分为九，再分流成无数的小溪流，流遍了全城的小巷窄街。汩汩而流的溪水倏忽消失，又突然急转而现，使得古城主街傍河，小巷临溪，十分清爽并充满活泼的生机。有的人家在厨房里就可用瓢舀水而用。条条溪流在丽江城内淙淙流淌，溪边杨柳依依，石砌拱桥和木桥，古貌斑驳，使得古城有了极为独特的风貌。
那是一座古老得有些陈旧的城市。传统的纳西族三方一照壁的古朴民宅院落就沿着街巷及河渠，以四方街为中心放射到坝子里。古城的民居大多是土木结构的瓦屋，照壁既挡风又美观，粉刷得白白的，上面有水墨山水画，衬之以雕花格子门窗和满院的松、梅、竹、菊、兰，座座庭院古雅而生机盎然。走廊及院内的地面皆用五花石子铺成富有文化内涵的图案。院子宽敞，节日可摆设几十桌宴席，平日里则可邀请好友赏花吟诗，
品茶聊天，或演奏古乐。加上光滑的五花石板路、木头桥和石桥，以及各家庭院里的花草树木、游鱼鸣鸟、琴棋书画，使整个古城显得十分美好和谐。街巷两边低矮、陈旧，由青砖和土坯、灰瓦和掉漆的木板构成的房屋透露出古铜般的沉静气息，时时会听到里面传出天籁般的音乐，就像古城里那一股股清澈纯净的溪流，温柔地淌过人心。
纳西族的传统绘画东巴画，画风古朴，造型简练、传神，由其巫师东巴绘制，有木刻版画、卷轴画、经书封面画等，画笔是用竹子削成的。每个东巴经师都能画一手好画。现在一些纳西族画家就取东巴经的内容，自绘东巴风格的绘画，很有特点和欣赏价值。而东巴画，与西藏的本教、藏传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这种渊源又与茶马古道相系。
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集镇，散发着古朴的商业气息。城内店铺比肩接踵，前店后院，别有洞天。街道布局看似规矩的井字形，实为“丁”字形，若干个“丁”相套，古城既规矩又扑朔迷离，通而不透，严嵌整一。古城的中心是由铺面簇拥近6亩的方形广场围成“四方街”，这里摊贩云集，货物五光十色。过去，那些来往于滇川藏茶马道上的茶叶、山货、铜器，以及说不清的民族用品，就在这里集散。每年三月开春时的棒棒会和七月的骡马交易大会，更将古城及四方街的声望传播至滇藏川地区。棒棒会交易的主要是农具，骡马会买卖的主要是用于运输的驮畜。
后来由于地处偏僻和多年的封闭，丽江古城优雅而又较完好地保存了它的古风。它融汉族、藏族、白族等各民族城市格局和建筑特色为一体，兼具纳西族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与茶马古道的贸易交相辉映，是一座至今保护完好并有民众生活其间的活着的少数民族古城。它还与周围优美而壮丽的自然环境和古老素雅的村庄紧密相连，依山傍水，既有山乡之容，又有水城之貌，庭院瓦屋鳞次栉比，石板街道整洁幽静，家家流水潺潺，户户花草簇拥，加上相应的丰富深厚的民族风情和人文景观，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
顾彼得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的最后这样写道：“……丽江很少为外界知道，是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的中国西南部古纳西王国……我一直梦想找到并且生活在那个重重大山使它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美丽的地方，也就是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想象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偶然发现了他的‘圣山’，凭着我的设想和不屈不挠精神，在丽江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圣山’。”
作为在中国从事过好几代茶叶贸易的俄罗斯商人的后裔，顾彼得也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和印度之间急剧增长的贸易对丽江古城的意义。他的记载和描述，让我们对丽江古城和茶马古道有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当所有中国沿海地区落入日本人之手，而缅甸正在迅速陷落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往来，就只有两个‘入口’了，即云南的丽江和西康的打箭炉。另一端是印度的卡里姆邦，货物从加尔各答和孟买用火车运到那里。拉萨是货物集散地，而天生是商人的西藏政府官员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自然而来的极好机会，迅速动员其所有财力。我甚至被告知，达赖喇嘛的相当一部分私人财产已经投入到这个相当赚钱的事业中去。信用状、汇款单和普通的货到付款书源源流入印度。藏族商人和其他小商贩组成的大军从冰天雪地的西藏高原下来，进入加尔各答闷热的商场和旅店。一切都订契约、立合同，能用牦牛和骡子运走的东西就立即购买。缝纫机、棉布、高级香烟，不管是英国造的或是美国造的，威士忌和名牌杜松子酒、染料、化工品、罐装煤油、梳妆用品和罐头，以及成千上万各种小商品开始流成一条不断的河，用火车和汽车运到卡里姆邦，迅速重新包装分发，用马帮运到拉萨。在那里这股商品流涌进宫殿和喇嘛寺的厅堂和院子，转交给一大群分类工和职业包装工。最不易碎的货物挑出来放在一边，由北路用牦牛运到打箭炉；其他货物打包后运到丽江，特别是到昆明，那里挤满了干渴的美军和英军……
“据估计，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被阻时，这场‘马帮运输’曾使用了8000匹骡马和2万头牦牛。几乎每周都有长途马帮到达丽江。生意如此兴隆。甚至多雨的季节也无法阻止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这是极大的冒险，由于他们贪婪，他们才这样干。西藏雨季很可怕，在边界上所有的马帮和香客来往交通通常停止一段时间。山路变成泥潭沼泽，江河暴涨，大山为云雾所笼罩，冰雪崩落和滑坡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规。许多旅行者被永远埋在几十吨重的岩石下或葬身于急流中。
“印度与中国之间这场迅猛发展的马帮运输是多么广阔而史无前例。但是认识它的重要性的人极少。那是独一无二非常壮观的景象。对它还缺乏完整的描述，但是它将作为人类的一个伟大冒险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此外它非常令人信服地向世界表明，即使所有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被某种原子灾难毁坏，这可怜的马，人类的老朋友，随时准备好在分散的人民和国家间又形成新的纽带。”
可以这样说，丽江古城的形成和兴起，既有其地理学上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跟茶马古道有着相生相旺的关系。
旧石器遗迹、古人类和古生物化石、“金沙江岩画”、先秦石棺墓葬和青铜器，等等，陆续在丽江发现，反映了丽江地区在秦汉以前数万年间，就有古人类活动，木家桥所发现的古人类距今2万年左右，考古学上称为“丽江人”。这些，都炫示着丽江灿烂而辉煌的悠久历史。到战国时期，丽江属秦国蜀郡，两汉和晋、南北朝、隋朝时期，丽江属越嶲郡、云南郡，也称遂久县或西姑复县。唐时，南诏统一西南各部，魁雄一方，丽江地区便全部纳入了南诏的统治范围之内，属南诏铁桥节度，一度又转而投靠势力强大的吐蕃，曾属吐蕃神川都督府管辖。这时，丽江古城就有“三赕城”之称，其实，那还不成其为“城”，不过是纳西族的一个聚居点。最初，这一地区的纳西族人虽然也有一定的聚居规模，却只是各部落各自据险而守的聚居点。宋代，丽江属大理国善巨郡、谋统府及麼些部地。丽江古城的真正成型是在南宋末年。
后来忽必烈铁骑南下，打破这一地区的势力均衡，开辟道路，设立州府，纳西族酋长阿宗阿良在元军的帮助下，完成了纳西族各部落的统一，他的后继人阿胡阿烈将其政治经济中心，由玉龙雪山脚下的白沙迁到了英古巩本芝，并将之改名为“大叶场”，即今天的大研镇，标志着政治权力的统一和商业互市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得以建立和发展。
及至明朝时，明军南下云南，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得因归附有功，天子赐姓木，并授任“本府世袭土官知府职事，中顺大夫”。至此，丽江木氏土司制度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随后在大研镇建丽江府，并将英古巩本芝改汉名“大砚”。明代的大研镇，居民已有千余户，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来丽江时，得到木土司的热情接待和慷慨赞助，
他曾赞叹这里的民房群落“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民房群落，瓦屋栉比”。徐霞客还把丽江最高统治者木土司家的建筑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在此期间，随着丽江纳西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大研镇得以进一步完善和扩建，并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邻近的西藏、四川部分地区，成为滇川藏大三角区域的实际控制者。数百年间经济发达，民生繁荣，交流频繁，丽江古城随之成为这一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清代“改土归流”，沿袭了25代的丽江木氏土司政权随之淡出。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控制，尤其是对藏地的控制，促使丽江与藏地的关系更为密切地发展，丽江的经济发展流向基本往西北的藏地，依托茶马古道的交通，丽江古城的人口、经济以及文化有了相当的增长，城市因之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和格局。到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1997年时，仍有6000多户人家两三万人生活在丽江古城中。古城竟历经近千年的沧桑而幸存至今。
纳西语将大研镇称为“英古芝”，意为“金沙江江湾中的集镇”，点出了古城大研的地理位置；又叫“巩本芝”，即“仓库集镇”的意思，“芝”就是“街子”，也就是集市。标示着这是一座以经济交往为引子而发展起来的、一度以商业繁盛而闻名的城市。
从现在的机场大道，绕过狮子山，在老城区与新城区交汇的“丁”字路口一个急拐弯后，就是丽江古城里著名的东大街，踏过新石板铺成的路面，经过一连串仿古修建的店铺，很快就到了丽江城的中心——四方街。在这片好几亩大的四方形广场周围，聚集了数十家商号和店铺。过去，形形色色的货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又从这里流淌到更远的四面八方。从这里越过东干河，翻过狮子山，就是通往西北方向大雪山的茶马古道。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丽江古城的形成，尤其是它那独特的格局，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丽江位于滇藏川的交接点上，“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外控蕃藏，内敝滇西”，“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所以，它历来是这一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集镇。历史上的滇、藏、川贸易，以及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交流，大都在这里汇集和散发。无论是唐宋时期，还是元明清和民国时期，丽江都是南来北往的茶马古道的大驿站。清代的《乾隆丽江府志略》就对丽江的街市和马帮活动有详细记载：大研市“在府城西关外大研里，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方男妇偕来，商贾小贩、中甸者必业于此，以便雇脚转运”。
丽江古城既不像中原文化所产生的城市格局，如以权力机构为核心，形成中轴线，然后严格按有关规矩和等级制度，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高低尊卑，左右对称有序排列；它也没有一般小城散点落成、集市的随意。它以四方街广场为中心，街道呈蛛网状衍生出去，无中轴线，没有对称，街道多为丁字形，街街相通，巷巷相衔。而且，丽江古城没有中国古城都有的那圈城墙。传说是因为历史上作为丽江统治者的木土司姓木，木外加一框，就成了“困”，所以就没有修筑城墙。其实那应该归自丽江古城的商业开放。商业要的就是和平平等的交换，而不是原始野蛮的抢掠和战争。于是，成熟而自信的木氏土司的府署位于城南一隅，远离城市中心位置，却处在丽江全城出入外地的关口上。这说明丽江古城的建筑与道路的铺陈是分不开的。
据《三国志》记载，早在汉、晋时期，纳西族先民就同巴蜀汉商交换布、帛和盐、铁、畜产品；唐、宋时期，丽江与西藏吐蕃及南诏大理国的交往更加频繁，唐人樊绰就称：“有吐蕃到赕贸易”“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在被誉为纳西族百科全书的古老《东巴经》里，也有“‘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明朝时，丽江木氏土司积极向中央王朝交纳“贡马”，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茶马互市”；到了元、明和清初，丽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市场上充斥着从各地来的马帮和在本地做生意的坐商“古劳本欣”，以及赶马帮走四方的行商“阮当吨欣”。
尤其从清初开始，经济逐渐发达起来的纳西族地区与邻近藏地的物资贸易十分兴盛，丽江就有人赶着骡马进入西藏做生意。清乾隆、嘉庆年间（约1760—1821），丽江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大规模前往西藏经商。丽江人自己和其他人把那些赶着马帮前往西藏做生意的人们叫作“藏客”。像大研镇人李萌孙就将商号设在了拉萨，在拉萨坚守信誉，并资助清廷驻藏大臣，同时对各大寺院举行施舍，数额庞大，远近闻名，被藏族人尊称为“聪本余”（生意官、大老板之意）。此后，纳西商人到藏地经商者越来越多，以专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他们不仅遍布西藏各地，而且进入了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到清末民初，较大的商号就有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兴号”，杨守其和其缅甸太太以及现旅居美国的长女杨丹桂杨家的“永聚兴”等，号称丽江“四大家族”。抗日战争时期，大研古城的坐商就有400余户，在那里，一切都变成了店铺。而丽江在滇、川、藏、印茶马古道上的商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做生意的大小商户，竟有1200家之多！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丽江又形成习自强、王少萱、李达三、赖敬庵四大商业资本家，称“习王李赖”四大家，每家拥有资金在云南半开银圆50万元以上；另外还有赵紫恒、牛仑伯、曾绍三、周石勤、杨守其、和万华等六大商家，各家拥有资金在云南半开银圆30万元以上；资金在20万元以下的则有30多家，与藏地的传统贸易一直不断。
配合着商家的经济贸易，具有现代商业特色的银行也进入了这座千年古城。在抗日战争期间，丽江的商业最盛，计有中央银行、益华银行、富滇银行、矿业银行、中国银行、合作金库、交通银行、兴文银行、农业行等九家银行在丽江大研镇开设有业务。丽江一时间成为仅次于省会昆明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骡马有吃的，人也缺不了。在古城现云阁街口、双善村，很快有人做起了走西藏的马帮必需的糌粑生意。因为去西藏一路，大都是三四千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气压低，大米之类很难做熟，所以大家也就入乡随俗，以方便携带和进食的糌粑（即炒面）为主食。于是这些专业户就将各种粮食加工成炒面，有小麦的，有青稞的，有燕麦的，有玉米的，甚至还把牛肉加工到糌粑里的，既增加了营养，又使糌粑的口味好吃了许多，从而深受马帮们的欢迎。而四方街出现了许多家酥油专业户，他们既从民间收购酥油，又自己加工零售，生意十分可观。同时，卖蚕豆、豌豆等饲料的专业户也随处可见。
相应地，古城中的马店也兴旺起来。据李瑞泉先生回忆，大研镇北的双善村，成为主要接待藏族马帮的村落，仅那一片地方就有17家旅舍马店，从业人员40多人。其中著名的“玉龙旅马店”于清代中期就已经开业，随着茶马古道上经济贸易的兴衰而时兴时衰。这家马店原先只有位于河西的两间楼房和一个天井的店房，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又在河东扩建成三方一照壁的院子，马店的接纳能力大大增加，马店主人也发展成为“元德和”大商户。“瑞春旅店”也是一家老店，店主人是赵宗英老人，他带儿子边开店边学藏语，数年后已成为精通藏话的纳西人，发展成自己也有20多匹驮马的马
帮商人。镇里的现云阁也有13家开设旅马店的，从业人员约30人。他们大多以空房和走廊作为火塘，由旅客围火塘做饭住宿，天井就作为拴马场。
由于丽江的铜器深受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欢迎，丽江就出现了一条铜匠街——金鑫街，专门制造各种铜器，如锅、勺、盆、火锅和著名的“丽锁”（丽江铜锁），等等，一条街每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即使在今天，这些铜器仍然很受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欢迎，摆满了四方街，琳琅满目。不过，现在古城内出售的那些铜器是邻近地区的人做的。丽江纳西人的铜和铜匠早在“大跃进”年代就没有了——丽江人太过老实，在“大跃进”中把所有的铜器全交了出去大炼钢铁，连门上的铜门扣都扭下来交出去，结果什么都没剩下，被一锅炼掉了。
在今天的丽江街头，也还可以看到不少的缝纫铺和制鞋店，继续加工一些传统的服装、鞋帽。那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当时马帮需要的各种皮制马具，以及人穿戴的藏服、藏靴等就由这些店铺生产。
当然，只要行走茶马古道的马帮需要什么，那时的丽江都有相应的行业，像打制马掌、马钉，缝制马垫、马绨，做皮条等，应有尽有。几乎大部分的丽江人都在从事与马帮有关的劳作，即使是家庭主妇，也会在家里养上一两匹母马，与毛驴交配，以便生养小骡子出售，或养大了就由自己家里男人赶着上路。茶马古道的兴盛，为丽江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也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
历来就有名的三月、七月初两度举行的丽江骡马大会更是热闹非凡，它完全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物资交流会，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和数万头牲口云集丽江，使一座古城更显得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实际上，交易会的作用就是要突破交换的狭隘范围。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稿》载：“丽江市集以骡马会最著，每年三月、七月初间行之，盖丽地天候温和，山脉绵延，水源清洁，百草郁茂，所产骡马为西南巨擘，每次赴会公骡母骡不下千头，儿马、骟马不下数百头，购运出境者居十之八九。”在每年的骡马交易大会上，藏、白、彝、汉、回各族民众多是来这里选购丽江马的。而骡马是茶马古道上最主要的运载工具。
丽江自古有花马国的美称。史籍记载巨甸地方有一石壁，壁上有斑驳的圆形，颇似花马，因此纳西古时自称花马国。《华阳国志》载，汉代的纳西族地区有天马河，产千里马，马死后还为它修坟建祠。唐时，丽江常以马进贡南诏王朝，“则马愈良”，并有一马值黄金数
十两的说法。元代正式称丽江后，“丽江马”被正式定名，这种马在外形上与其他马的最显著辨识特征就是背上有白色龟背花斑，又称竹节花斑。丽江马的确是花马，这大概是“花马国”称呼的更重要由来吧！在《东巴经》中还专门为马立了一册《马的来历》，讲述马是由一只掉到海里的蛋变过来的，然后讲述马的生长、习性等。
丽江马是中国优良品种马之一，体型小而精悍，能负重，耐力好，善于爬山越岭，不怕寒热，适应性强，驮、乘、挽均宜，能连续行走两三个月。纳西先民由西北南迁时大约就带来了这种西北吃苦耐劳的马，而在南方马中“鹤立鸡群”被传为千里马。元代忽必烈军队的蒙古马想必又与丽江马有友好联姻。云南崇山峻岭交通不便，靠“马帮”运送物资的重大责任也迫使“丽江马”日益优异以适应环境。近现代，纳西族畜牧人员有意引进优质品种进行改良，丽江马更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国内主要支援边防军用，百余匹丽江母马还被送往越南，支援邻国的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的丽江城，由于承担着从英国往印度又入藏地及至丽江转至内地的物资运输，处于它在历史上最为辉煌、最为热闹繁忙的一个阶段。现在的人们已很难想见当时的景象。只有一些老人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也有学者文人用文字记下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奥地利裔的美国学者和探险家洛克先生还用他的相机拍下了几个画面，许多当年的痕迹意外地遗留了下来。那曾做过店铺的木板房屋，那做过客栈的宽阔院落，那被无数马帮踩踏得光滑鉴人的石板路，古城那奇特的放射状格局，这一切使我们在今天还能想见当年那一番光景。
优雅而又较完好地保存了古风的丽江古城，在前些年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境地。它之所以具有那种别的地方都已经缺乏的怀旧情调，大概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茶马古道和马帮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至今仍说不清楚，我为何喜欢康定。1990年第一次到那里就喜欢，到现在不知已经去了多少次，依然喜欢。
康定已销售茶叶986万斤，到泸定桥建成后，位于泸定县沈村的大渡河渡口被放弃，运输更为方便，而且缩短了几天的行程，康定市场更加繁荣兴旺，最多时年销售茶叶达15万引，1230万斤，到清末民初，都没有超过这个数量。这一数字，大约是滇藏茶马古道茶叶年运销量的五六倍。仅雅属五州县雅安、荥经、天全、邛崃、名山茶商，在康定设立的店铺最多时就有80多家，最少时也有30余家。另外还有数量更多的陕西商人在康定经营。其他还有云南、北京、甘肃、青海等地的商号。甚至有英印、尼泊尔、不丹、锡金商人常往来于康定，英国就曾于康定设有领事馆，并产生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不远处的沙洋行代作康定领事馆。派驻康定的首任领事叫金路易。这位1886年出生于中国的外交官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当地一位名叫仁钦拉姆的美丽康巴藏族女子（从现存的照片看，的确很美），他们的爱情还结出了果实，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有了女儿后，金路易上报英国外交部，执意与仁钦拉姆结婚。但按照英国政府的规定，外交官不得娶外国女子为妻。为了跟心爱的藏族姑娘结婚，金路易辞去了外交官工作，带着
爱人和孩子，于1923年离开四川，先后到上海、北京、日本和瑞士居住，最后回到英国定居。遗憾的是，离开高原的仁钦拉姆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20多岁就不幸死在他乡异域。1926—1927年间，金路易根据仁钦拉姆的口述，撰写并出版了《我们藏人》一书。后来，他又在英国、日本出版了《动荡中的中国，个人研究》一书，将康定一带的文化、藏族人的生活等介绍到西方。
民国时期，康定还有专营银钱调换的商号十余家，制作经销金银首饰的店铺四五家，还有一家电器股份公司，如果再加上没有统计在内的寺庙商、锅庄业以及各类小商小贩，民国期间康定从事商业和与之相关行业的人员，达两千多人之数。有的商号资金实力雄厚，还分别在雅安、成都、重庆、宜昌、武汉、上海、广州、昆明、拉萨、西宁，以及香港、加尔各答等地设有分号，坐庄购销。有的商号还发行“本票”，代理银行业务，顾主可凭票在异地的商号兑取现金。康定当时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在康地生活工作多年的任乃强先生有如此描述：“蕃人嗜茶如命，一日无茶，社会为之不安。往时以马易之，清代不复市马，而蕃地贫瘠，缺乏商品，乃不得不转运印度、新疆、伊朗等处珍奇之物及汉商所嗜者，发之炉城，以兑茶叶。故打箭炉虽山陬小市，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其输出品，除赤金、麝香、鹿茸、虫草、贝母、大黄、秦艽、毛皮、硼砂等属于康藏土产外，所云‘藏货’，实多有非藏产者，例如藏红花来自印度西部，藏葡萄来自新疆，藏青果、藏枣、藏蔻等来自波斯、小亚细亚等地。藏毯，为天津织造之毡毹（近年西康、青海亦有厂自造）。藏绸，为山东所产生绸。藏片，为英国所产之细呢。藏佛，多属印度、缅甸、暹罗所制等是也。西藏旧无关税，而驮队且行且牧，运费低廉。故八方货品，皆乐就之。其输入品，除茶叶外，丝织品如花缎、哈达，棉织品如土布、经布等，亦居主要。近世印度茶叶与英国布匹，大量倾销入藏。炉城之土布商业为之摧破殆尽，茶业亦颇受影响。其尚
未至破产者，仅由藏人嗜好雅茶之固执，高贵人家，以饮印茶为羞，非雅茶含有特殊质料也。近年印藏商道日便，康藏运输日滞，而雅茶之成本日高，购买日难。此实对藏商业之大危机也。”
康定客商的来路，大致有三：一属北路甚多，尤以甘孜为最；二是南路，以理塘、巴塘为代表，包括来自云南的商人；三属西路，其中心市场在昌都，甚至远达拉萨、日喀则。北路商品以毛皮及毛织物为大宗，各种药材次之；西路客商多藏货、金银；南路以药材为大宗，各色皮头次之。各地商旅均云集康定，包括云南商人，他们做火腿、鸦片烟等生意。据长住康定罗家锅庄（甲宜觉玛）的蒋姓、周姓云南客商说，在民国初年，康定有云南庄客五六十家，行商约20家……
当然，康定的交易，最大宗为茶叶。曾亲历康定汉藏茶马贸易的刘仕权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撰文指出：“康定城，在清朝以前叫打箭炉。自明代‘茶马互市’即形成汉藏商贸的重要市场。据史料记载，17世纪初，清朝政府在子耳坡设卡征税，到了嘉庆年间，由于汉藏人民间货物交易的日益增长，市场辐辏、商旅云集，以汉藏两族人民为主的商业集散市场更加兴盛，特别是边茶贸易，促进了藏汉两地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藏汉民族间的团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定既是汉藏贸易的中心，又是四川通往西藏的交通重镇，汉商由康定运销藏地的边茶数量平均每年达50万包以上（约12万担），藏商运康定转销内地的金、银、土特产品的数量价格，基本上与茶叶销售总价相等。”
前来入住锅庄的大多是行商，他们贩运的物资都是成批到达，每到一批货至少几十驮，多的上百驮甚至数百驮。这些货物都不设店零售，全部批购批销，完全由锅庄主人操盘运作，一批货物价值成千上万。锅庄商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庄主和客商的经济利益，因而锅庄业在康定城里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锅庄业兴隆的时期，每年成交的营业额在六七百万元银圆之间，真正是康定城的支柱产业。由锅庄业的兴衰，几乎就能见证康定城的兴衰。就是这些锅庄和常年来往于锅庄的行商，构成了康定城最为突出的特色，而锅庄业与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是生死相依在一起的。
民国年间，随着商业的发展和藏汉商人间交易品种的多样化，在康定又出现了一些新建的以经营旅店、货栈为主的“锅庄”，它们有的也经营传统锅庄的一些业务，但所住的只是一般的客商，甚至成为“驮脚娃”（帮商人料理牲畜运行者）、“客户子”（指背水、打柴等力夫）的暂住处。交易额也远不能跟传统锅庄相提并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它们更不能等同于传统锅庄，甚至不将它们算在康定所有的锅庄数内，人们将之称为“招商店”。传统的锅庄是跟茶马互市、汉藏贸易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藏商在康定成批采购边茶后，都要改用骡马和牦牛，将茶叶长途运销藏地，这样，原来包装边茶的篾篼根本经不起途中的折腾，尤其是受不了牦牛驮运的激烈碰撞，所以就必须对茶叶进行重新包装。一般都是用整张的生牛皮，缝制成口袋状，装入茶叶后再将口缝上。专门从事这种皮口袋缝制的藏族工人被称为“家作娃”，意思就是缝茶工，他们在过去的康定城，形成了一桩颇具规模的产业。这些“家作娃”就散住在锅庄附近，遇有茶叶起运，就将牛皮用水泡软，用专门的割皮小刀把一部分牛皮割成宽约1厘米的皮线，把皮线穿在长约15厘米的缝针一头的圆孔里，很快就可以缝起一个茶包。接缝的地方用猪血涂抹，以防雨水浸湿。这种改装的茶包有两种：一种叫花包，用于运输途程较近的茶叶。做法是先把牛皮按需要的尺寸切割成块，再将每块割一些交错的条缝，把整包的三包茶重叠起来，用割了缝的牛皮把茶包裹起来，再用针线把两块皮之间的缝口缝起来，两头也用大小合适的两块皮缝起来。这样缝好的茶，外面像戏里孔明穿的道服，所以叫花包。这样缝好的茶包就叫一只，两只为一驮，供一头牛或一匹马驮运。另外一种就是满包，即那种运输路途较远的茶包。做法是先将半包茶为一层，重叠至六层，总共也是三包之数，然后用整块牛皮缝包起来，成方形的一整块，再用刀子在上面刻划上藏文的收货人的地址和姓名，或代号，再将刀痕涂红，缝口也涂红，一大块为一只，两只为一驮，跟花包一样。驮运途中打野或野宿时，把茶驮卸下来合围成圈，人在圈内打酥油茶住宿，牛马放在圈外吃草，并有狗守护。
由于禁止牦牛驮队和马帮直接进入城区，这些重新包装过的茶包，就由康定的藏族妇女将之背运到牦牛和马帮所在的城门口，整整齐齐地堆放成一堆，以便马帮和赶牦牛的人上驮。不少藏族妇女以此获得报酬为生。据在康定生活过的顾彼得先生观察：“她们处心积虑地维护着这一有利可图的特权，并形成一种类似行会的组织。她们穿一种短皮上衣，皮毛向内，里面是平时穿的衣服。每个女人背上都堆了两到三个茶包，弓着身子，前额横有一条宽宽的带子作支撑。”
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中，对清代到民国初年的康定城做了精彩的描述和总结：“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瑰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四十八家，最大者八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擘也。碉在二水汇流之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康藏巨商，咸集于此，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全城有喇嘛庙七所，盎雀寺在城中，南无寺在南校场，皆黄寺……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南、北、东三关，设有税卡……由藏输川者，药材为大宗，皮毛次之。由川输藏者，茶为大宗，布帛次之。骡马驮包，出入三关者，日恒数十百头。街市之间，粪秽狼藉。……全市居民，汉番相埒。番民礼俗汉化者犹多。汉语番语，并全通行。盖其地不仅为汉番交易之中枢，实亦汉番文化融合之吉地，历届川边政府之乐宅都于此，非无故也。”
拉萨不仅是整个藏地人们向往的圣地，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从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在这片河谷里定都，它就荟萃了藏文化的精华，成为一个神秘世界的心脏。
寺院和贵族也纷纷参与其间，形成了实力较大的擦绒昌、热振昌和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商业集团，以及邦达昌、桑多昌和安珠昌等民营商家，他们在喜马拉雅南麓一带与英、印、尼方面大做生意，向北则跨越念青唐古拉和昆仑山与青海、甘肃贸易往来，在东面的横断山脉一线与川、陕、滇等商人交易茶叶山货，两边更
有直达的长途贩运，使得拉萨真正成为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贸易交换中心，一时间街头布匹、化妆品、毛皮、呢绒、毛线、珠宝、钟表、金银首饰、茶叶、绸缎、药材、食品等店铺琳琅满目，上述13种行业的商户就有1735户，1951年的营业额近800万银圆。
拉萨那时还见得到青海人赶着马来卖，一来就是两三万匹，由寺院和贵族们挑选后，就上市出售，同时还卖顺带带来的西宁产的醋和酒。西宁醋在高原上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在拉萨买了藏马，然后赶到印度去卖，一年大约有2万匹藏马卖到印度。印度每年有一个很盛大的牲畜交易会，地点在比哈尔邦一个叫孙补克的小镇，就在恒河边上。牲畜交易一般在冬季举行。
还有人把一些牦牛尾巴贩运卖到印度，尤其是黑色的牦牛尾巴。因为南印度有一个地方的妇女习俗上要剃光头，而在有些场合她们就要戴假发，那些牦牛尾巴就是做假发用的。
拉萨就是这样一座商业繁荣的城市。那些纷纷前往拉萨的无数朝圣者们，也把到拉萨作为一生中最好的购物机会。那里有英国的卡其布、印度的棉制品、尼泊尔的佛像、上好的茶叶、漂亮的氆氇、珊瑚、蜜蜡和琥珀，以及各种精致的宗教用品和装饰品。总之一句话，在拉萨，人们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各种各样商品，在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藏族人民看来，那些物品的价格足够低廉。到他们朝圣返回的时候，他们驮载行李的一半牲畜又可以用来驮载货物，即使是那些步行或磕着长头来朝圣的藏族人民，他们的行囊里也会装上几件稀罕物品。这些货物到了他们的家乡，就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
拉萨以它那众多的神殿和琳琅满目的商店而闻名遐迩。因为人们去拉萨的动机，就是宗教和贸易。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外的商贾云集拉萨，使这座古老的城市充满了十分世俗化的勃勃生机。那是神秘的拉萨从未有过的景象。当时仅中国内地就有上百家大商号设在那里，有北京帮、四川帮、青海帮，更有云南帮。云南帮设在那儿的商号比其他地方都多。因为地缘的关系，因为族群的关系，云南人自古以来就自然而然地做着这条路上的生意。早在清朝初年，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商人便纷纷来到拉萨。晚清光绪末年的张其勤在他的《炉藏道里最新考》里记载：“华商中，滇人为多，往返贸易。惟路途太远，动辄经年，且番匪强悍，时闻有杀人劫掠者。”到抗日战争期间，丽江、大理鹤庆、喜洲、中甸德钦、保山和腾冲等地的商家都在拉萨有自己的盘子，一共40多家，其中仅丽江人在那儿开的商号就有20多家。这些商号都在拉萨租房子做生意，地点都在八廓街附近。有些商家虽然没有派人住在拉萨，但他们的马帮商队一样频繁进出这里，其中甚至有滇南石屏人的，有沙甸回族的。这些商家的马帮源源不断地涌入
海拔4300多米的帕里镇是通往印度、不丹、尼泊尔的大驿站
拉萨，给拉萨的商业带去了空前的繁荣。
对此，作家马丽华在其《老拉萨》里做了精彩描述：“老拉萨市场上，除了茶叶、丝绸、瓷器、马具、香料、干果及一些日用品来自祖国内地外，其他大多数商品均来自国外：有欧洲的珊瑚、琥珀、钻石，尼泊尔的布匹、染料、铜器、珍珠、香料、药材及印度的工业品铝锅等，有不丹、锡金的粮食、糖、麝香和烟，有拉达克的红花、干果。而西藏各地经由拉萨输出的商品则有金、银、盐、羊毛、氆氇、卡垫、药材、狐皮、麝香、硼砂等。从这一来一往的商品交易中可以看出，进来的是产品，输出的则大半为原料，显而易见地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尤其羊毛出口，算得上经济命脉，却一直受到英印遏制。英印倚恃地利之便以强凌弱，只准将其销往印度，不得直接与第三国接触，且是操纵定价的买方市场，且是只付卢布不付美金。而羊毛作为原料最终流入的是美国，是意大利。英印就这样从中转手倒卖，大赚其钱，无异于拦路抢劫。西藏官方、民间为此耿耿于怀，但也无计可施。
“八廓街的商人来自四面八方，藏、汉、回、尼泊尔人等。说是古今相同，其实物是人非，且不说改朝换代的变化，八廓街的商人群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自然地更换过几茬了。
“来自内地的商人有云南帮、北京帮、川帮、青帮，等等。云南商人很有阵容也很有传统。自清嘉庆年间起，在云南滇西北一带，就崛起了前往西藏做生意的‘藏客’，他们不辞劳苦，一年一度往来于云贵—青藏两大高原间，将云南盛产的茶叶运销西藏，将西藏的山货皮毛运进内地。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当这条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唯一通向同盟国的陆路通道，骤然兴旺，经营此路的云南大小商户
有上千家，其中著名的有杨家的‘永聚兴’、李家的‘永兴号’、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张家的‘恒盛公’、马家的‘铸记’，等等。据说他们在拉萨信誉良好，与西藏上层贵族和商人往来密切，并资助清朝驻藏大臣，同时对各大寺庙举行布施，其数额之庞大，闻名一时。
“云南商号在拉萨的40多家分号大多集中在八廓街八朗学（今
吉日巷一带——引者注），在19世纪中后期，那里曾建有‘云南会馆’，藏族称之为‘云南拉康’。会馆里塑有关帝像和云南纳西族‘三朵神’像，会馆和塑像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
云南商人在噶伦堡（前排左一张相诚、左二董景臣、中梁献南、右二张相如、右一李光普，后排左一张仁和、左二赖敬禹、右二马家夔、右一李希愚），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许多云南马帮商人能说流利的藏语，不少人在拉萨娶了藏族为妻，又安一个家，而他们在老家云南还有原配的妻子儿女以及房地
产等，于是就有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不过那些故事现在已很少有人再提起了。
“北京人在拉萨经商也有些历史了，最初只是长途货运，来来往往；有规模地建立商号是在30年代，在八廓街所建商店有三四十家：‘文发隆’‘裕盛永’‘德茂永’‘兴盛合’‘广益兴’，等等。各家掌柜的大都住在北京办货，伙计们在拉萨营业。货走水路长途运输：从天津上船，经香港、加尔各答，
到噶伦堡后再用骡马、牦牛、毛驴等历时近20天驮运到拉萨，全程所用时间大约3个月，一年可进两三次货。货物主要是绸缎、瓷器、玉器、铜器、丝线、小手工艺品等杂货，根据市场所需，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花绸缎销路很广，不仅是用来做衣服的，寺院里的张挂饰件皆为绸缎。另外丝线的销路也好，因为藏族无分男女都扎辫子，从长辫的中部编进彩线，盘在头顶。”
跟这种浓重的商业气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萨作
来自远近各地、汇集于拉萨大昭寺的朝圣者
为圣城的同样浓重的宗教气氛。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朝圣者围着整座城市，围着布达拉宫，围着大昭寺转经，在大昭寺门口磕着数量惊人的长头，有人在那里一磕几个月。经无数人在那匍地磕头，大昭寺门口的青石板早已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这些虔诚的信徒有的来自青海，有的来自甘肃，有的来自遥远的阿里，有的来自云南、四川。他们有的带上家里所有的钱财来到这里，把毕生的所有奉献给寺院，奉献给佛菩萨，以求得到来世的解脱和幸福。
拉萨就是这么一座奇特的城市，至今它仍然如此。世俗和神圣搅在一起，清净与喧闹混在一起，美丽跟粗犷并在一起，你有的只是无数的新奇和诧异。它有时会让你惊叹不已，有时又会让你喘不过气来。
茶马古道上的市镇，已跟传统的集镇有很大不同，它们是原住民族土司的世袭领地和市场相结合的产物，是商人们为了弥补某一封闭地区资源的不足，而围绕某一少数民族的世袭领地而展开贸易的聚居地。在基本意义上，它们已不是周围分散农村的联系点，而是长程商贸的产物。在这里，城镇重于农村，城镇主要是由商业而非农业来支撑。居住在这里的商人可能是土司的家族及其属民，也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趋利而来的其他人。他们和当地原住民一起，形成了市镇的市民。这些城市，都必须有一条或多条交通线，与相关的空间相联系，如果没有这一重要的交通线，那市场就难以为继，城市也就杳无踪影。城市是跟着交通线走的，当这条交通线受阻或不通，市场就萎缩湮灭，那城镇也就随之萧条，不仅人口可能减少，甚至可能退回到农耕社会去；当交通线在其他地方兴起，那市镇也将随之迁移，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老嘉黎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