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行走茶马古道的人们
书名： 茶马古道 作者：李旭 字数：152694
对于茶马古道这样的远距离、高利润和高风险贸易来说，除了能够长途跋涉的马帮等，如果没有大量的资本，没有大批有能力、有经验的商人，也是不可能进行的。商人在远方市场和地方性生产之间起着必不可少的纽带作用。
虽然对茶叶和高原山货的需求没有导致茶马古道沿线大规模的人员迁移浪潮，它们的运输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不了重大影响，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必然造成人的移动。对茶叶和山货的需求，使得茶马古道这条商贸之路，催生了这样一些人：从赶马人、马锅头、背夫、包装工、皮匠、小商贩，到出纳会计、店主、各种经纪人、经理人、放贷者，直到商人。他们环环相生、相互来往，一切都有迹可循。无疑，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茶马古道上，是因为获得了他们所期望的利益。否则，这条道路的遥远和艰险，足以打破他们欲求的念头并阻止他们冒险的脚步。虽然地理和气候环境对人类的活动
有着极大的限制作用，但人们为生计所迫、为利益所惑，总是不断地突破环境的可能性，商人和马帮的冒险进取精神和创造力，使得他们克服高山峡谷和恶劣气候的阻碍，不仅踏出条条茶马古道，而且前赴后继，塑造出一种新的人生。
1712年，康熙皇帝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加上玉米、土豆、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种植，中国人口因此超量繁殖、迅猛增长，即便不用交赋税，人们也需要大量往深山绝壑之地迁移。仅1600—1850年这250年间，中国人口就增加了3倍，由
1.5亿增至4.3亿，再加上边疆各原住民族关系的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去从事商业经济。这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如果人口增长了，生产和交换就会增加；在荒地、树林、沼泽或高山的边缘地带的种植业就会发展；手工工场就会兴旺；村庄和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规模就会变大；流动人口会增多。人口增长的压力越
大人们作出的反应也越多，这是无声的命令。”这种流动的生活是那些再也无法在土地上安身的人们的命运。只要他们足够聪明机灵，就能抓住很多的机会——比一辈子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多得多的机会——赢利。特别是在一个交通不便和供消费用的商品相对稀少，因而必然保持高物价的地区，情况定然如是。
《喜马拉雅》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片高原长期囿于基本上以村庄为单元的半农半牧的文明，即使基本需要的粮食，都得靠自己的力量，用千辛万苦从自然盐湖中采集运来的盐巴，去粮食产地换取。适合高原生长的青稞，有着不可“原谅”的缺点，那就是产量低，根本不够糊口。这个故事表明，即便当地出产粮食，也还需要交换流通。人们仅只是为了生存，也必须走出家门去豁命奋斗。
尽管进行茶马古道的远程贸易和促成商品增值殊非易事，但商机的确存在。高原上的人们可以采到盐巴，却采不到茶。中原内地不可能产好马，也没有土地饲养马，更不可能产出虫草、麝香之类的山货。据甘孜文史资料载，过去在康定西路茶马古道沿线的营官寨，两个圆镜可换一斤酥油，五根针或四两碗糖可换四两贝母，一顶呢毡帽就可换一头牦牛；在塔公牧区，一包半茶叶（24斤），就可换羊毛100斤；有的地方一盒火柴就能换一斤酥油，一包针、一束线可换一斤贝母……最为突出的是，在藏地，供日常大量消费用的茶叶，需要从数千里外运来，利润在数倍甚至十数倍以上。几驮茶叶运到藏地，就足以获取巨额利润。这就给了那些善于利用机会的人无数发财致富的机会。对于一个机灵而不怕吃苦的人来说，只要把茶运到藏地，把山货运到内地，就有厚利可图。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就成为较专业的商人，其中有的甚至成为新的富豪，成为一个地区人人注目的新贵，同时他们也会呼朋唤友，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们的事业中来。《道光云南志钞》就载：“中甸距前藏凡四十七站，站三十里或四十里，多露宿。悬峰峻岭，高入云表，路逢断壑，辄伐木填堑以度。
经济拮据的土司贵族通婚，影响或直接改变家族乃至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常常出现的。《红楼梦》里薛家与贾家就是如此的关系。
茶马古道上还有一个群体特别值得注意。茶马古道的中间路段，正好经过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都、青海玉树等康巴藏族地区。在整个藏地，生息于藏东的康巴人向来以善于经商著名。以前西藏的几大商帮，大多由康巴人创建经营。西藏近现代史上最强盛实力最雄厚的商帮邦达昌的发展，就是一部传奇。在这一地区，早有不成文的重商文明。是康巴人天生是商人而善于经商呢，还是因为他们所处汉藏地区间的中间过渡位置，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出色的商人，以完成汉藏间物质资源交换的当然使命？种种迹象表明，是后者，是茶马古道，沿今丽江市南北向的香格里拉大道一直往北，几公里就到束河。束河的七八个自然村落、1000多户人家背靠聚宝、龙泉、莲花三山，以青龙河、九鼎河、束河三条河溪为带，水到哪里，村到哪里，由北而南串联在丽江坝子西缘，面对着暖暖的朝阳，斜倚着玉龙雪山，幽静雅致而不乏活力，生机盎然而不事张扬，实在是一处理想的生息之地。其实纳西族的祖先早就发现了这片宝地，当他们从遥远的北方跨过许多江河几经迁徙来到丽江，最先的落脚处就在适于农耕、交通也便利的白沙、束河一带，那时，后来大研古城的所在地还是一片沼泽呢。 束河也叫龙泉村。束河的灵气与活力似来源于那座汩汩不绝的九鼎龙潭，来源于那几条奔流不息的河溪，是它们滋养了束河人，也为他们灌注了走出去的勇气和力量，那条条通向四面八方的驿道，就是束河人作为龙的子民延伸到各地的触须。
明代时，木氏土司苦心经营丽江，从外地引进不少手工匠人安置在束河，随着经济的逐渐发达，人口的日益繁衍，束河人就不再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地里刨食，而是争相学艺，代代相传，做皮鞋，作各类皮革加工。束河皮匠进而“一把锥子闯天下”，沿着日益繁盛的茶马古道走向西北藏地，甚至在中甸、德钦、宁蒗等地形成一个个束河皮匠村落，于是束河便成为滇西北乃至滇藏川地区有名的皮革加工基地，束河也就有了“皮匠村”之名，到1950年代
早在1980年代，我就读过他写的关于束河皮匠和马帮商人的文字。老先生讲起束河来如数家珍：在皮革业的带动下，束河成为丽江坝子里最早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手工业和商业过渡的样板。明清后的束河已不是男耕女织，而是男人在外面闯荡，做手工做生意，女人
丽江杨家经过几代人在茶马古道上的努力，终于发家致富，在老家兴建起豪宅，此为老宅刚建好时的家人合影
在家务农和照管家务，他们就这样里外配合，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盖起了一院又一院宅院，使得束河居民日多，铺面一家接一家，并有了洞经古乐会，甚至有了热闹的夜市。靠手工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人们又赶起马帮，做商业贸易，以谋求更大的发展，而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乡人又积极发展教育和其他文化事业，从外面带
因茶马古道的贯通，沿途的人们有了特殊的气度和精神
回三教九流的东西，使得束河成为难能可贵的文化盆地，汇聚了深厚的人文景观，最终成为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当然部分。
与我有着同好但却一直未曾谋面的纳西族文化人夫巴先生，正致力于束河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开发，他带着我们看了乡贤和氏三兄弟的老宅，看了三兄弟之一的和志钧及众多马锅头捐资改造扩建的束河完小，看了大觉宫保存下来的三面精美壁画，看了现在日渐热闹拥挤的束河小四方街。由四方街转上丽江坝子里最为壮观的一座石拱桥——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青龙桥，桥面早被多年过往马帮的铁蹄磨得像镜面一样光滑，桥栏杆是一条条巨石，那是过去人们交流商业信息的地方，也是村民眺望雪山、凝视河溪、坐而休闲论道的好去处。青龙桥的中轴线正对着聚宝山的主峰，桥与山之间，就是鳞次栉比的民居建筑群落，里面有现做了老年活动中心的著名马帮商人王润家的大院，窗户上的防盗钢条还是马帮从印度驮来的呢。清澈流急的九鼎河贯穿全村而过，河里还有当年泡皮子的木桩，河边有做了洗衣板的古石碑。西北方向有通往藏地的石板巷道……步履所及，处处是数百年的历史累积下的痕迹，处处有茶马古道多元文化积淀下的印记。
不知是该遗憾还是该庆幸，昔日俯拾皆是的束河皮匠如今只余两户，他们还在维系着束河的命脉传统。
64岁的李金凤个头高大，随时穿着自己手工缝制的皮马甲，而他父母为了让他心灵手巧，特意为他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以便他能继承家传的极细致的拈针引线的手工皮匠活儿。早在李金凤祖父那一辈，他家就背井离乡去到澜沧江边的维西，在县城附近一个叫“洛鲁”的地方开起了皮匠铺，制作皮鞋、藏靴和其他马帮用具销售，为茶马古道上的“藏客”们服务。李金凤读过几年书后，在12岁上
就学起皮匠活儿，至今他的皮匠生涯已超过半个世纪。在1950年代茶马古道上的生意终止后，他家迁回了束河。在后来的年月，皮匠活儿，不能公开做了，李金凤只有私下里接一些活干。他说在“大跃进”年代，要是他不会皮匠手艺，一家人可能就饿死了。直到1985年，李金凤才公开开张了自己的皮匠铺子，亮出他全套保存下的束河皮匠的各种手艺，成为束河皮匠村硕果仅存的一家。李金凤在重操旧业后淘到的第一桶金就得于他作为束河皮匠的天赋。他跑到中甸，一口气盘下了别人不敢要的8000多元的皮料，加工成产品售出后，
他赚进了18万元。现在他在大研镇五一街开了一间“龙泉皮革皮毛店”，加工纳西族妇女最为钟情的七星披肩，还可以量体裁衣，为游客，包括外国人定做各种皮货，什么都能做，仿制能力也很强。李金凤还带出了几个徒弟，他的姑娘、儿子都在店里干活，一派生意十分兴隆的样子。
生于1925年的张绍李几乎是昔日束河皮匠的一个缩影。他的祖上像许多束河人一样，很早就沿着茶马古道到藏地闯荡，做皮匠。张绍李就出生在中甸的独克宗古镇，因为生活艰辛，他家六兄弟还流落到四川乡城当了许多年农奴，后来又转回中甸小街子，到张绍贤家当皮匠学徒，又到李崇德家做皮匠帮工。张绍李的皮匠手艺就是在那些年里学会的。成年后的张绍李还
赶马进了四趟西藏，还去过思茅驮茶，因为母亲病重才结束了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22岁时到张家上门安家。1951年，张绍李结束了他四处漂泊不定的生活，回到束河老家务农。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做皮匠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沿袭了许多代人的传统被割断，直到改革开放后张绍李才重操旧业，帮人缝制皮口袋，做藏靴。他的后人对此已经不屑一顾，因此他将成为束河最后一个老皮匠，一天天继续着那门古老行当。
86岁高龄的王茂本虽然只走过茶马古道一趟，但他在拉萨一住就是三年，给束河在茶马古道上的大商人王润家做小伙计，学会了一口拉萨藏话。正因为只走过一次，茶马古道给老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他甚至清楚地记得那一趟进藏他们走了整整102天！说起茶马古道上的事情，老人一下子精神焕发，眼睛发亮，自有一种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才有的豁达开朗气质。
80岁的杨克刚老人上过四年初小，会打算盘，这在当年也算是有知识的人了，他因而成为大研镇四大家族之一的牛文伯家的马锅头，手下有四个赶马人“腊都”，他们一人能赶七八匹骡子，走了无数趟西藏。杨老先生的祖父就是靠做皮匠发的家，到杨老先生的父辈，兄弟六人都到了中甸住下，继续做茶马古道上的皮匠生意。杨老先生带我们去看了在他爷爷手上盖起来的老房子，算起来该有200岁了，杨克刚就出生在这院老宅里。在自己垂垂老矣的时候，还能原样看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真是件幸福的事情。
后来，束河一度兴旺发达的皮革业和茶马古道的商业贸易颓然衰落，村民们又像他们很久以前的祖先一样，成了地道的农民，天天背着箩筐、掮着锄头下地干活，做皮匠、赶马走天涯完全成为遥远的过去，原来晾晒皮革的地方竖起了一簇簇旗杆般的晒粮架，原
来喂养的骡马换成了耕地犁田的黄牛，只有几户人家还依依不舍地养上一两匹骡马驮点柴火、粪肥之类，束河一度热闹熙攘的小四方街店铺萧条，门庭冷落，灰尘几乎完全遮蔽了原来整洁光滑的五花石板地面。
直到今天，束河那已经将一条腿迈入现代商业文明而又突然缩回了农耕文明的独特景况，雕塑般、活化石般凝聚在了它的建筑、它的格局、它的山水和巷道间，凝聚在了束河人的脸面、笑容和神态举止间。它由农业而手工业而商业的发展步伐，到1950年代就戛然而止。土改大潮掀起之时，由于听说家乡要进行土地改革，许多滞留在西藏的藏客，包括已经在藏地落脚经营的束河人转让掉他们的作坊和店铺，纷纷回到丽江，以等待和观望自己家土地和财产的命运，生怕就此失去他们祖辈生息的土地。据龙泉村的老人回忆，当时从茶马古道沿途返回的人家计达100多户。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大大小小的“藏客”在茶马古道上多少也赚到一些钱，像旧中国的许多土财主一样，他们不想，同时也很难将积聚的资本进行再投资，使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大多是将赚得的钱财带回家乡，置购一些土地，盖房子，使家人有份较固定的产业和收入。
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的纳西族人家又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只是在最近几年，它也跟随丽江古城一起走上了发展旅游的道路，茶马古道同样成为其旅游卖点，越来越多的游客已经给这座宁静的边陲小镇带来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冲击。一家家接待游客的客栈和休闲吧，以及旅游品商店在古老的宅院里开辟出来，一个个慕名而来的淘金者戴着墨镜、牵着狗在昔日马帮走过的巷道里溜达。束河如何在保存好古老多元文化的同时，又能踏上发展之路，这恐怕是个世界性的两难难题。
熟悉藏族文化的人都知道，生息于藏东的康巴人，主要包括今西藏昌都市、四川甘孜州大部、云南迪庆州，以及青海玉树州的藏族，以擅长经商著称。他们经商的足迹，常常遍及所有藏地，甚至延伸到其他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就在这些康巴人生活的一些地区，世代盛行一种比较奇特的婚姻家庭形式，那就是一妻多夫。当然，也有一夫多妻的，那一般是家里只有几姐妹，然后共同招一夫婿入赘，构成多妻一夫家庭。
在西藏，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的家庭并不少见，尤以一妻多夫的家庭为多。这在藏族，原已是源远流长之事。仅从汉文史籍来看，就有藏族先民之一的苏毗人保留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痕迹的记载，他们重女轻男，实行一妻多夫制。《隋书女国传》说：“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故称其“女国”。《唐会要》记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尤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现代藏族概由吐蕃、象雄、苏毗和吐谷浑四大部族融合而成。吐蕃松赞干布时，前往长安迎接文成公主的吐蕃权臣禄东赞就是苏毗人。苏毗人起源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又称“孙波”，他们最早的故乡应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的襄曲河谷。后来他们逐渐向东迁移，一直抵达拉萨河流域和昌都西北部。公元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中游雅垄河谷的吐蕃迅速崛起，北伐西征东进，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其间征伐的吐蕃军队，主要由苏毗人组成。他们随着吐蕃的扩张，不断向东迁移。据《两唐书?东女国》记载，一部分苏毗人从西藏昌都迁入四川西北，建立了“东女国”。苏毗人东进的路线，与茶马古道相吻合。至今，在四川西南至云南西北和藏东南，以泸沽湖为中心，仍保留母系氏族家庭，人称“女儿国”。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则保留着许多一妻多夫的家庭模式。2004年5月，《中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和专家们在采访川滇藏“大香格里拉”区域时，注意到了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县、小金县和丹巴县到雅砻江新龙、雅江、九龙和木里等地，直到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女儿国”，形成了一条“女性文化带”，多多少少保留着“走婚”的习俗，而古代的“东女国”也就在这一地区。再往西，在澜沧江、怒江的峡谷地区，则有大量一妻多夫家庭存在。我到过的茶马古道上的左贡县东坝乡，位于怒江峡谷的一片冲击台地上，土地的贫瘠和狭窄自不待言，但他们却盖起了十分宽大甚至可以说恢宏的住房，生活相当富裕。他们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大规模外出经商运输所得。很突出的是，那里一妻多夫家庭占到绝大多数，角荣村的一妻多夫家庭占90%以上。一妻多夫的家庭结构，给了他们外出经商运输的条件。
这一特殊家庭模式大致呈东西方向分布，并没有沿江河南北纵向分布，而与茶马古道的走向大致相当。
我在考察茶马古道时早就注意到，生活在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在茶马古道盛行的时期，男人多有赶马帮走藏地的经历。他们实行的“走婚”方式，一方面可能与“东女国”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是否与常年行走茶马古道有一定关系？资深民族学者的调查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茶马古道途经的许多藏族村寨，尤其在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区的村寨，几乎都有一妻多夫的家庭。像在云南德钦县、西藏左贡县，这样的家庭是很常见的。有些村寨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的家庭，占到总家庭数的百分之三四十。
在中国与尼泊尔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也大量存在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家庭。当地人都比较推崇这样的家庭模式，因为这样的家庭，生产生活都搞得比一夫一妻家庭好。在这么一个广阔的地域里，藏族社会都突出地表现出对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的家庭的认可。美国人类学者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在其《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里，就通过大量个案分析，深入了这一奇特的婚姻形式。巴伯若在定日记录了430起婚姻，其中122起是一妻多
夫或多妻一夫婚，占28%。巴伯若发现，“这类婚姻几乎都发生在村里最富的人家里；在地位较低、属于‘堆穷’阶层的农村人口中几乎见不到这类婚事。”他们认为“住在一起便兴盛，分为两家则贫穷”。经济利益的考量是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婚姻主要原因。
1990年我们第一次正式考察茶马古道时，所雇请马帮的马锅头都吉就是与他哥哥共有一个妻子。我们上路的时候，做哥哥的让他们的妻子跟着都吉和我们走了几天，晚上那妻子就和都吉睡在一个帐篷里。看得出那女的比较喜欢都吉，但都吉对她带理不搭的。他们的妻子还带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都吉也从来不背不抱，尽管山路十分崎岖难行。到溜筒江，在翻越梅里雪山之前，那女的才折返回家去。后来都吉告诉我们，他自己在外村有一个相好的，他一直在争取跟那姑娘结婚，但他哥哥说什么都不答应。鉴于传统和兄长的权威，都吉只能和哥哥维持一妻多夫现状。如果都吉真要结婚分家出去，家产如何分配？家里的马帮又由谁来管理呢？
在我看来，藏族之所以采取这种奇特的婚姻制度，主要是由于经济生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西藏山高水寒，农作物产量不高，而且还要面对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要投入很多劳力；另一方面，西藏大部分地区都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牧业一般都采取半游牧的方式——春夏季上高山牧场，秋冬季下到定居谷地。牛羊放养在高山牧场的半年时间里，都需有专人看护，并挤奶打酥油等。任何一种单一的生产模式都无法应对那里的自然条件，一个家庭同时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那就需要人手；如果他们再经商做生意，那就得有人在外面奔波；再有，西藏过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实行严苛的“乌拉”差役，西藏地方政府、土司头人和寺庙每年都会大量
征用乌拉差，派到谁家，谁家就得无偿地听从差遣。所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很难应付家庭经济和社会权势的需求。而且，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制，兄弟姊妹就得分家。在西藏家庭，并无男女之分，而以长为尊，其余酌情能分享一份家产。这样的话，一个实力雄厚的家庭就会分裂成几个脆弱的小家庭，很难与西藏高原那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所以他们就采取了兄弟姊妹共有一个妻子或一个丈夫的办法，尽力避免分家，以保持家庭的经济生产能力。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曾分析比较了印度巴哈里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家庭，他认为：“西藏一妻多夫制明显地与经济因素相关，它本质上不是对生存的适应，而是对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导致的社会结果的适应。”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更“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瑞典皇家科学院授奖词），在家庭范畴全面应用了传统上只用于研究企业及消费者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和一夫多妻制现象，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不同成员的商品、时间、货币和技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会产生联合效用，当一个家庭的时间和货币为既定时，为了使家庭行为最大化，家庭成员就在户主的组织下，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进行家庭生产，因此家庭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这也正是家庭能够亘古已有、绵延长存的原因。茶马古道上不少家庭实行一妻多夫的模式，显然是对其有限资源的一种合理配置，这种配置，使得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走出家门，去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
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地区一些地方，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和条件，迫使其保留某种程度上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如过去的“房”、一妻多夫的复杂家庭；核心家庭在这些地区是难以生存的，更提不上发展。任何一种存在的文化现象的背后，肯定有它实现并存在的原因，而这原因往往就是人类要怎样适应自然环境，用最经济的手段，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再说，它还有那样一个历史传统。
那些从一妻多夫家庭里走出来经商的人，就加入了茶马古道上的商旅队伍，长时间脱离农村的农牧业劳动，成为在城镇和市场里流动的人群。久而久之，有的虽还与原先的农牧业家庭保持血缘亲情关系和松散的经济联系，但最终在城镇里定居下来，成为城市的居民。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促进了茶马古道上人员的流动。生息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不仅有一妻多夫的婚姻家庭结构，而且他们的家庭财产的继承方式与汉族有一定区别。汉族一般是以父系家族作为传承的血缘基础，而且家庭往往是一个扩大家庭，家庭里的所有男性成员都有大致同等的继承权，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也需要他们留在家庭里，男性劳动力就是中国家庭的最重要生产力。所以，几乎每个儿子都留在家里，即使大家庭分家的话，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份。他们没有理由走出去。欧洲社会家庭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除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只有离开家，自己去创业。日本也是这样。藏族则更有甚者，他们一般实行的是长子长女继承制，只要是家庭里的老大，不分男女，就得继承并支撑起这个家庭。如果家里的老大是女儿，她就很可能招其他家庭的几个兄弟入赘，家里的弟弟妹妹等其他成员，既可以选择出家当僧侣，也可以出嫁和入赘其他家庭，还可以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而外出谋生。他们也可以继续留在这一家庭里分享其利益，但一般却不会那么选择。至于他出去后与原来家庭关系的疏密程度，完全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他们有的出去以后还与原来家庭保持一定的联系，有的则在外自立门户，脱离了原来的家庭关系。茶马古道上的许多马帮商人和赶马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家门和山谷，就此投身于商业。
还有一部分商人来自贵族上层，以及有些寺庙的僧侣。他们看到茶马古道有利可图，也从原来的社会阶层地位里剥离出来，去追逐财富和利润。
在藏地巨大茶叶市场和其他贵重资源，如马匹及皮毛、麝香、虫草等山货药材的吸引下，成都平原西部，以及云南西部的大部分商业都朝向西边的青藏高原。这里更存在布罗代尔在研究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经常提到的“压差”现象，也就是说，不同区域间，由于发达与不发达、进步（强）与落后（弱）等因素，从而造成经济的流动。明代时，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因为农耕文明发展成熟，实力雄厚，就向北向西扩张，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段内，进入并掌控了广阔的藏地，当它势力衰减，又退回原有的地域。民间经济势力的变动就更是如此。这里也存在人文地理学者唐晓峰谈到长城地带时所提及的“过渡性”：“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过渡地区的人们有机会较多地受到自己利益的支配。……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疏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官府更易于同商人勾结，向来严谨的军事活动，在这里，也充满商机。”茶马古道正是穿越汉藏过渡地带的走廊，自明清以来，由东向西，不仅川蜀、滇民众，甚至北京、陕西一带，也有商人、手工业者、军人及其家属，逐渐进入高原定居谋生。1930、1940年代居住在拉萨学经求法，1945年成为汉人第一个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的邢肃芝，详细记述了内地商人在拉萨的生活和经营情况。看到这种趋向，有人甚至提出“实边以民不如实边以商”的主张，因为“多增字号（商家）一家，生活贫民数百”，商业一来，带动“农工自然发达，其余各项实业随之。”
20世纪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康区强力推行“改土归流”，客观上强化了藏地与内地的政治联系，并以军力疏通了茶马古道，促使大量陕西、四川、云南各族商人进入藏地经商贸易，有的还定居下来。像在西藏的昌都，清末民初时就已有300多家汉人的后裔，并以各自的职业组织了行帮组织，如三省会等，在当地深深扎下根来。像康定，到抗战初期，其汉族居民人口已占到47%，泸定甚至高达95%，其他西康各县的汉人也占相当比例。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茶马古道显然就是费老所说的这种点线结合的网络之一。
这种人口迁移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更呈现潮涌之势。在川藏、滇藏一线，乃至藏地各个僻远角落，只要有人烟之处，皆可见川渝人落地生活。在青藏一线，则有不少甘肃、青海人谋生。这样的民族来往和交流，一直延续至今。
在遥远的古代和并不遥远的近现代，滇西北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赶着富有传奇色彩的马帮，将云南的茶叶和铜铁等器具带到西藏雪域出售，又把那里的山货皮毛等带回来。大家把这些在两个高原的大山大川之间走来走去谋生的人叫“藏客”。这些藏客不仅有丽江的纳西族，还包括世代生活在云南大理鹤庆县的白族，张家商帮“恒盛公”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几条入藏的公路修通，这些“藏客”才没有了自己的生意，连“藏客”这一称呼也几乎消失得无踪无影。然而，至今张家仍有后人生活工作在西藏，
他们当年带进藏地的白族文化，仍在那里留有痕迹。藏地一些建筑，尤其是木结构部分，不乏白族工匠的心血结晶。在西藏左贡县碧土乡，原遗存大片寺庙废墟，依稀呈现出这座当年位于茶马古道多岔道口上的寺院的宏大兴盛。1990年考察茶马古道时，我们冒险钻入一座半坍塌的大殿中，惊讶地发现其内部竟然是汉、白、纳西族式的四合院结构，中为天井，楼上是回栏式勾栏，精致的木雕花门扇上赫然镂有双“喜”字样！
在茶马古道上，寺庙往往就是驿站，来往马帮商队常在寺里驻足，由寺院提供食宿、马料，许多商品也就在寺里交换出手，由僧商再与民众买卖。这样由马帮商队从各地各民族间带来的各种文化因素就沉积下来并扩散出去。
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的广大区域间，人们流动的范围和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包括过去的我自己，都以为中国人是极其安土重迁的。因为惯于精耕细作的中国农民，特别留恋祖祖辈辈辛苦经营的土地，也因为重血缘亲情，离不开祖宗埋葬之地，更因为历代统治者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采取各种政治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上，使其交粮应差，永做顺民。这一传统，使得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形态保持为小农精耕与市场交换的农村经济。可当我在茶马古道上走动起来，发现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茶马古道上历来不乏人口流动，这一流动一直是这一区域各民族的基本生存策略。他们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前赴后继背井离乡，从宋元明清到民国时代，未有停止；他们的家庭，从横断山脉东部，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甚至喜马拉雅南部。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指出：“细看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影响，
终于融合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
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域间，在那不可思议的高山深谷里，都留下了人们你来我往的身影。很少有人真正守着一片土地不动窝地过一辈子。在这里，许多人都有着流动的经历和经验。那些马帮商人就更是如此。山川丛林，甚至国界，从来都不足以阻止他们流动的脚步。熟谙汉文化，并深得农耕文明之利，
域内频繁流动，甚至远走他乡，跨过区域，深入到青藏高原，进而又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巨大屏障，走到了南亚次大陆的印度。
说起来，四川人、陕西人、云南人等出现在茶马古道所通往的青藏高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是商贸和商贸之间的自然吸引，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自愿迁移，以及地域环境自然相连并扩展、历史发展一脉相承的结果。青藏高原上的江河水能够流到横断山脉下边的这里，这里的商人就能追溯河流走到那上边的人众那里。
对于这些相距遥远地域的人来说，军事争战，甚至抢掠的成本实在太高了，致力于贸易是他们最为明智的选择。
在商业的影响下，茶马古道沿途的一些城镇诞生了，居民人口在增加，就在原来的土司官寨和寺庙的墙脚下，大大小小的市场由于商人们的聚居而形成，它们向广大的农牧区提供他们远途贩运来的茶叶等商品和产品，而农牧区将他们出产的酥油、糌粑、皮毛、药材等送到市场里来交换，并由此又转销到远方。这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城镇的功能。在传统的农村经济网络下，中国的大多数城镇只是附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而在茶马古道上，城镇是由远程贸易促成的，它的居民大多来自遥远的他乡，基本上割断了与农村的联系，他们趋利而来，为利而往，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成为茶马古道上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虽然对茶叶和高原山货的需求没有导致茶马古道沿线大规模的人员迁移浪潮，它们的运输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不了重大影响，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必然造成人的移动。对茶叶和山货的需求，使得茶马古道这条商贸之路，催生了这样一些人：从赶马人、马锅头、背夫、包装工、皮匠、小商贩，到出纳会计、店主、各种经纪人、经理人、放贷者，直到商人。他们环环相生、相互来往，一切都有迹可循。无疑，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茶马古道上，是因为获得了他们所期望的利益。否则，这条道路的遥远和艰险，足以打破他们欲求的念头并阻止他们冒险的脚步。虽然地理和气候环境对人类的活动
有着极大的限制作用，但人们为生计所迫、为利益所惑，总是不断地突破环境的可能性，商人和马帮的冒险进取精神和创造力，使得他们克服高山峡谷和恶劣气候的阻碍，不仅踏出条条茶马古道，而且前赴后继，塑造出一种新的人生。
1712年，康熙皇帝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加上玉米、土豆、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种植，中国人口因此超量繁殖、迅猛增长，即便不用交赋税，人们也需要大量往深山绝壑之地迁移。仅1600—1850年这250年间，中国人口就增加了3倍，由
1.5亿增至4.3亿，再加上边疆各原住民族关系的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去从事商业经济。这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如果人口增长了，生产和交换就会增加；在荒地、树林、沼泽或高山的边缘地带的种植业就会发展；手工工场就会兴旺；村庄和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规模就会变大；流动人口会增多。人口增长的压力越
大人们作出的反应也越多，这是无声的命令。”这种流动的生活是那些再也无法在土地上安身的人们的命运。只要他们足够聪明机灵，就能抓住很多的机会——比一辈子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多得多的机会——赢利。特别是在一个交通不便和供消费用的商品相对稀少，因而必然保持高物价的地区，情况定然如是。
《喜马拉雅》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片高原长期囿于基本上以村庄为单元的半农半牧的文明，即使基本需要的粮食，都得靠自己的力量，用千辛万苦从自然盐湖中采集运来的盐巴，去粮食产地换取。适合高原生长的青稞，有着不可“原谅”的缺点，那就是产量低，根本不够糊口。这个故事表明，即便当地出产粮食，也还需要交换流通。人们仅只是为了生存，也必须走出家门去豁命奋斗。
尽管进行茶马古道的远程贸易和促成商品增值殊非易事，但商机的确存在。高原上的人们可以采到盐巴，却采不到茶。中原内地不可能产好马，也没有土地饲养马，更不可能产出虫草、麝香之类的山货。据甘孜文史资料载，过去在康定西路茶马古道沿线的营官寨，两个圆镜可换一斤酥油，五根针或四两碗糖可换四两贝母，一顶呢毡帽就可换一头牦牛；在塔公牧区，一包半茶叶（24斤），就可换羊毛100斤；有的地方一盒火柴就能换一斤酥油，一包针、一束线可换一斤贝母……最为突出的是，在藏地，供日常大量消费用的茶叶，需要从数千里外运来，利润在数倍甚至十数倍以上。几驮茶叶运到藏地，就足以获取巨额利润。这就给了那些善于利用机会的人无数发财致富的机会。对于一个机灵而不怕吃苦的人来说，只要把茶运到藏地，把山货运到内地，就有厚利可图。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就成为较专业的商人，其中有的甚至成为新的富豪，成为一个地区人人注目的新贵，同时他们也会呼朋唤友，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们的事业中来。《道光云南志钞》就载：“中甸距前藏凡四十七站，站三十里或四十里，多露宿。悬峰峻岭，高入云表，路逢断壑，辄伐木填堑以度。
经济拮据的土司贵族通婚，影响或直接改变家族乃至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常常出现的。《红楼梦》里薛家与贾家就是如此的关系。
茶马古道上还有一个群体特别值得注意。茶马古道的中间路段，正好经过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都、青海玉树等康巴藏族地区。在整个藏地，生息于藏东的康巴人向来以善于经商著名。以前西藏的几大商帮，大多由康巴人创建经营。西藏近现代史上最强盛实力最雄厚的商帮邦达昌的发展，就是一部传奇。在这一地区，早有不成文的重商文明。是康巴人天生是商人而善于经商呢，还是因为他们所处汉藏地区间的中间过渡位置，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出色的商人，以完成汉藏间物质资源交换的当然使命？种种迹象表明，是后者，是茶马古道，沿今丽江市南北向的香格里拉大道一直往北，几公里就到束河。束河的七八个自然村落、1000多户人家背靠聚宝、龙泉、莲花三山，以青龙河、九鼎河、束河三条河溪为带，水到哪里，村到哪里，由北而南串联在丽江坝子西缘，面对着暖暖的朝阳，斜倚着玉龙雪山，幽静雅致而不乏活力，生机盎然而不事张扬，实在是一处理想的生息之地。其实纳西族的祖先早就发现了这片宝地，当他们从遥远的北方跨过许多江河几经迁徙来到丽江，最先的落脚处就在适于农耕、交通也便利的白沙、束河一带，那时，后来大研古城的所在地还是一片沼泽呢。 束河也叫龙泉村。束河的灵气与活力似来源于那座汩汩不绝的九鼎龙潭，来源于那几条奔流不息的河溪，是它们滋养了束河人，也为他们灌注了走出去的勇气和力量，那条条通向四面八方的驿道，就是束河人作为龙的子民延伸到各地的触须。
明代时，木氏土司苦心经营丽江，从外地引进不少手工匠人安置在束河，随着经济的逐渐发达，人口的日益繁衍，束河人就不再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地里刨食，而是争相学艺，代代相传，做皮鞋，作各类皮革加工。束河皮匠进而“一把锥子闯天下”，沿着日益繁盛的茶马古道走向西北藏地，甚至在中甸、德钦、宁蒗等地形成一个个束河皮匠村落，于是束河便成为滇西北乃至滇藏川地区有名的皮革加工基地，束河也就有了“皮匠村”之名，到1950年代
早在1980年代，我就读过他写的关于束河皮匠和马帮商人的文字。老先生讲起束河来如数家珍：在皮革业的带动下，束河成为丽江坝子里最早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手工业和商业过渡的样板。明清后的束河已不是男耕女织，而是男人在外面闯荡，做手工做生意，女人
丽江杨家经过几代人在茶马古道上的努力，终于发家致富，在老家兴建起豪宅，此为老宅刚建好时的家人合影
在家务农和照管家务，他们就这样里外配合，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盖起了一院又一院宅院，使得束河居民日多，铺面一家接一家，并有了洞经古乐会，甚至有了热闹的夜市。靠手工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人们又赶起马帮，做商业贸易，以谋求更大的发展，而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乡人又积极发展教育和其他文化事业，从外面带
因茶马古道的贯通，沿途的人们有了特殊的气度和精神
回三教九流的东西，使得束河成为难能可贵的文化盆地，汇聚了深厚的人文景观，最终成为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当然部分。
与我有着同好但却一直未曾谋面的纳西族文化人夫巴先生，正致力于束河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开发，他带着我们看了乡贤和氏三兄弟的老宅，看了三兄弟之一的和志钧及众多马锅头捐资改造扩建的束河完小，看了大觉宫保存下来的三面精美壁画，看了现在日渐热闹拥挤的束河小四方街。由四方街转上丽江坝子里最为壮观的一座石拱桥——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青龙桥，桥面早被多年过往马帮的铁蹄磨得像镜面一样光滑，桥栏杆是一条条巨石，那是过去人们交流商业信息的地方，也是村民眺望雪山、凝视河溪、坐而休闲论道的好去处。青龙桥的中轴线正对着聚宝山的主峰，桥与山之间，就是鳞次栉比的民居建筑群落，里面有现做了老年活动中心的著名马帮商人王润家的大院，窗户上的防盗钢条还是马帮从印度驮来的呢。清澈流急的九鼎河贯穿全村而过，河里还有当年泡皮子的木桩，河边有做了洗衣板的古石碑。西北方向有通往藏地的石板巷道……步履所及，处处是数百年的历史累积下的痕迹，处处有茶马古道多元文化积淀下的印记。
不知是该遗憾还是该庆幸，昔日俯拾皆是的束河皮匠如今只余两户，他们还在维系着束河的命脉传统。
64岁的李金凤个头高大，随时穿着自己手工缝制的皮马甲，而他父母为了让他心灵手巧，特意为他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以便他能继承家传的极细致的拈针引线的手工皮匠活儿。早在李金凤祖父那一辈，他家就背井离乡去到澜沧江边的维西，在县城附近一个叫“洛鲁”的地方开起了皮匠铺，制作皮鞋、藏靴和其他马帮用具销售，为茶马古道上的“藏客”们服务。李金凤读过几年书后，在12岁上
就学起皮匠活儿，至今他的皮匠生涯已超过半个世纪。在1950年代茶马古道上的生意终止后，他家迁回了束河。在后来的年月，皮匠活儿，不能公开做了，李金凤只有私下里接一些活干。他说在“大跃进”年代，要是他不会皮匠手艺，一家人可能就饿死了。直到1985年，李金凤才公开开张了自己的皮匠铺子，亮出他全套保存下的束河皮匠的各种手艺，成为束河皮匠村硕果仅存的一家。李金凤在重操旧业后淘到的第一桶金就得于他作为束河皮匠的天赋。他跑到中甸，一口气盘下了别人不敢要的8000多元的皮料，加工成产品售出后，
他赚进了18万元。现在他在大研镇五一街开了一间“龙泉皮革皮毛店”，加工纳西族妇女最为钟情的七星披肩，还可以量体裁衣，为游客，包括外国人定做各种皮货，什么都能做，仿制能力也很强。李金凤还带出了几个徒弟，他的姑娘、儿子都在店里干活，一派生意十分兴隆的样子。
生于1925年的张绍李几乎是昔日束河皮匠的一个缩影。他的祖上像许多束河人一样，很早就沿着茶马古道到藏地闯荡，做皮匠。张绍李就出生在中甸的独克宗古镇，因为生活艰辛，他家六兄弟还流落到四川乡城当了许多年农奴，后来又转回中甸小街子，到张绍贤家当皮匠学徒，又到李崇德家做皮匠帮工。张绍李的皮匠手艺就是在那些年里学会的。成年后的张绍李还
赶马进了四趟西藏，还去过思茅驮茶，因为母亲病重才结束了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22岁时到张家上门安家。1951年，张绍李结束了他四处漂泊不定的生活，回到束河老家务农。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做皮匠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沿袭了许多代人的传统被割断，直到改革开放后张绍李才重操旧业，帮人缝制皮口袋，做藏靴。他的后人对此已经不屑一顾，因此他将成为束河最后一个老皮匠，一天天继续着那门古老行当。
86岁高龄的王茂本虽然只走过茶马古道一趟，但他在拉萨一住就是三年，给束河在茶马古道上的大商人王润家做小伙计，学会了一口拉萨藏话。正因为只走过一次，茶马古道给老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他甚至清楚地记得那一趟进藏他们走了整整102天！说起茶马古道上的事情，老人一下子精神焕发，眼睛发亮，自有一种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才有的豁达开朗气质。
80岁的杨克刚老人上过四年初小，会打算盘，这在当年也算是有知识的人了，他因而成为大研镇四大家族之一的牛文伯家的马锅头，手下有四个赶马人“腊都”，他们一人能赶七八匹骡子，走了无数趟西藏。杨老先生的祖父就是靠做皮匠发的家，到杨老先生的父辈，兄弟六人都到了中甸住下，继续做茶马古道上的皮匠生意。杨老先生带我们去看了在他爷爷手上盖起来的老房子，算起来该有200岁了，杨克刚就出生在这院老宅里。在自己垂垂老矣的时候，还能原样看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真是件幸福的事情。
后来，束河一度兴旺发达的皮革业和茶马古道的商业贸易颓然衰落，村民们又像他们很久以前的祖先一样，成了地道的农民，天天背着箩筐、掮着锄头下地干活，做皮匠、赶马走天涯完全成为遥远的过去，原来晾晒皮革的地方竖起了一簇簇旗杆般的晒粮架，原
来喂养的骡马换成了耕地犁田的黄牛，只有几户人家还依依不舍地养上一两匹骡马驮点柴火、粪肥之类，束河一度热闹熙攘的小四方街店铺萧条，门庭冷落，灰尘几乎完全遮蔽了原来整洁光滑的五花石板地面。
直到今天，束河那已经将一条腿迈入现代商业文明而又突然缩回了农耕文明的独特景况，雕塑般、活化石般凝聚在了它的建筑、它的格局、它的山水和巷道间，凝聚在了束河人的脸面、笑容和神态举止间。它由农业而手工业而商业的发展步伐，到1950年代就戛然而止。土改大潮掀起之时，由于听说家乡要进行土地改革，许多滞留在西藏的藏客，包括已经在藏地落脚经营的束河人转让掉他们的作坊和店铺，纷纷回到丽江，以等待和观望自己家土地和财产的命运，生怕就此失去他们祖辈生息的土地。据龙泉村的老人回忆，当时从茶马古道沿途返回的人家计达100多户。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大大小小的“藏客”在茶马古道上多少也赚到一些钱，像旧中国的许多土财主一样，他们不想，同时也很难将积聚的资本进行再投资，使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大多是将赚得的钱财带回家乡，置购一些土地，盖房子，使家人有份较固定的产业和收入。
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的纳西族人家又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只是在最近几年，它也跟随丽江古城一起走上了发展旅游的道路，茶马古道同样成为其旅游卖点，越来越多的游客已经给这座宁静的边陲小镇带来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冲击。一家家接待游客的客栈和休闲吧，以及旅游品商店在古老的宅院里开辟出来，一个个慕名而来的淘金者戴着墨镜、牵着狗在昔日马帮走过的巷道里溜达。束河如何在保存好古老多元文化的同时，又能踏上发展之路，这恐怕是个世界性的两难难题。
熟悉藏族文化的人都知道，生息于藏东的康巴人，主要包括今西藏昌都市、四川甘孜州大部、云南迪庆州，以及青海玉树州的藏族，以擅长经商著称。他们经商的足迹，常常遍及所有藏地，甚至延伸到其他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就在这些康巴人生活的一些地区，世代盛行一种比较奇特的婚姻家庭形式，那就是一妻多夫。当然，也有一夫多妻的，那一般是家里只有几姐妹，然后共同招一夫婿入赘，构成多妻一夫家庭。
在西藏，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的家庭并不少见，尤以一妻多夫的家庭为多。这在藏族，原已是源远流长之事。仅从汉文史籍来看，就有藏族先民之一的苏毗人保留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痕迹的记载，他们重女轻男，实行一妻多夫制。《隋书女国传》说：“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故称其“女国”。《唐会要》记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尤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现代藏族概由吐蕃、象雄、苏毗和吐谷浑四大部族融合而成。吐蕃松赞干布时，前往长安迎接文成公主的吐蕃权臣禄东赞就是苏毗人。苏毗人起源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又称“孙波”，他们最早的故乡应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的襄曲河谷。后来他们逐渐向东迁移，一直抵达拉萨河流域和昌都西北部。公元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中游雅垄河谷的吐蕃迅速崛起，北伐西征东进，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其间征伐的吐蕃军队，主要由苏毗人组成。他们随着吐蕃的扩张，不断向东迁移。据《两唐书?东女国》记载，一部分苏毗人从西藏昌都迁入四川西北，建立了“东女国”。苏毗人东进的路线，与茶马古道相吻合。至今，在四川西南至云南西北和藏东南，以泸沽湖为中心，仍保留母系氏族家庭，人称“女儿国”。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则保留着许多一妻多夫的家庭模式。2004年5月，《中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和专家们在采访川滇藏“大香格里拉”区域时，注意到了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县、小金县和丹巴县到雅砻江新龙、雅江、九龙和木里等地，直到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女儿国”，形成了一条“女性文化带”，多多少少保留着“走婚”的习俗，而古代的“东女国”也就在这一地区。再往西，在澜沧江、怒江的峡谷地区，则有大量一妻多夫家庭存在。我到过的茶马古道上的左贡县东坝乡，位于怒江峡谷的一片冲击台地上，土地的贫瘠和狭窄自不待言，但他们却盖起了十分宽大甚至可以说恢宏的住房，生活相当富裕。他们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大规模外出经商运输所得。很突出的是，那里一妻多夫家庭占到绝大多数，角荣村的一妻多夫家庭占90%以上。一妻多夫的家庭结构，给了他们外出经商运输的条件。
这一特殊家庭模式大致呈东西方向分布，并没有沿江河南北纵向分布，而与茶马古道的走向大致相当。
我在考察茶马古道时早就注意到，生活在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在茶马古道盛行的时期，男人多有赶马帮走藏地的经历。他们实行的“走婚”方式，一方面可能与“东女国”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是否与常年行走茶马古道有一定关系？资深民族学者的调查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茶马古道途经的许多藏族村寨，尤其在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区的村寨，几乎都有一妻多夫的家庭。像在云南德钦县、西藏左贡县，这样的家庭是很常见的。有些村寨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的家庭，占到总家庭数的百分之三四十。
在中国与尼泊尔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也大量存在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家庭。当地人都比较推崇这样的家庭模式，因为这样的家庭，生产生活都搞得比一夫一妻家庭好。在这么一个广阔的地域里，藏族社会都突出地表现出对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的家庭的认可。美国人类学者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在其《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里，就通过大量个案分析，深入了这一奇特的婚姻形式。巴伯若在定日记录了430起婚姻，其中122起是一妻多
夫或多妻一夫婚，占28%。巴伯若发现，“这类婚姻几乎都发生在村里最富的人家里；在地位较低、属于‘堆穷’阶层的农村人口中几乎见不到这类婚事。”他们认为“住在一起便兴盛，分为两家则贫穷”。经济利益的考量是一妻多夫或多妻一夫婚姻主要原因。
1990年我们第一次正式考察茶马古道时，所雇请马帮的马锅头都吉就是与他哥哥共有一个妻子。我们上路的时候，做哥哥的让他们的妻子跟着都吉和我们走了几天，晚上那妻子就和都吉睡在一个帐篷里。看得出那女的比较喜欢都吉，但都吉对她带理不搭的。他们的妻子还带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都吉也从来不背不抱，尽管山路十分崎岖难行。到溜筒江，在翻越梅里雪山之前，那女的才折返回家去。后来都吉告诉我们，他自己在外村有一个相好的，他一直在争取跟那姑娘结婚，但他哥哥说什么都不答应。鉴于传统和兄长的权威，都吉只能和哥哥维持一妻多夫现状。如果都吉真要结婚分家出去，家产如何分配？家里的马帮又由谁来管理呢？
在我看来，藏族之所以采取这种奇特的婚姻制度，主要是由于经济生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西藏山高水寒，农作物产量不高，而且还要面对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要投入很多劳力；另一方面，西藏大部分地区都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牧业一般都采取半游牧的方式——春夏季上高山牧场，秋冬季下到定居谷地。牛羊放养在高山牧场的半年时间里，都需有专人看护，并挤奶打酥油等。任何一种单一的生产模式都无法应对那里的自然条件，一个家庭同时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那就需要人手；如果他们再经商做生意，那就得有人在外面奔波；再有，西藏过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实行严苛的“乌拉”差役，西藏地方政府、土司头人和寺庙每年都会大量
征用乌拉差，派到谁家，谁家就得无偿地听从差遣。所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很难应付家庭经济和社会权势的需求。而且，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制，兄弟姊妹就得分家。在西藏家庭，并无男女之分，而以长为尊，其余酌情能分享一份家产。这样的话，一个实力雄厚的家庭就会分裂成几个脆弱的小家庭，很难与西藏高原那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所以他们就采取了兄弟姊妹共有一个妻子或一个丈夫的办法，尽力避免分家，以保持家庭的经济生产能力。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曾分析比较了印度巴哈里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家庭，他认为：“西藏一妻多夫制明显地与经济因素相关，它本质上不是对生存的适应，而是对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导致的社会结果的适应。”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更“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瑞典皇家科学院授奖词），在家庭范畴全面应用了传统上只用于研究企业及消费者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和一夫多妻制现象，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不同成员的商品、时间、货币和技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会产生联合效用，当一个家庭的时间和货币为既定时，为了使家庭行为最大化，家庭成员就在户主的组织下，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进行家庭生产，因此家庭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这也正是家庭能够亘古已有、绵延长存的原因。茶马古道上不少家庭实行一妻多夫的模式，显然是对其有限资源的一种合理配置，这种配置，使得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走出家门，去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
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地区一些地方，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和条件，迫使其保留某种程度上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如过去的“房”、一妻多夫的复杂家庭；核心家庭在这些地区是难以生存的，更提不上发展。任何一种存在的文化现象的背后，肯定有它实现并存在的原因，而这原因往往就是人类要怎样适应自然环境，用最经济的手段，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再说，它还有那样一个历史传统。
那些从一妻多夫家庭里走出来经商的人，就加入了茶马古道上的商旅队伍，长时间脱离农村的农牧业劳动，成为在城镇和市场里流动的人群。久而久之，有的虽还与原先的农牧业家庭保持血缘亲情关系和松散的经济联系，但最终在城镇里定居下来，成为城市的居民。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促进了茶马古道上人员的流动。生息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不仅有一妻多夫的婚姻家庭结构，而且他们的家庭财产的继承方式与汉族有一定区别。汉族一般是以父系家族作为传承的血缘基础，而且家庭往往是一个扩大家庭，家庭里的所有男性成员都有大致同等的继承权，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也需要他们留在家庭里，男性劳动力就是中国家庭的最重要生产力。所以，几乎每个儿子都留在家里，即使大家庭分家的话，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份。他们没有理由走出去。欧洲社会家庭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除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只有离开家，自己去创业。日本也是这样。藏族则更有甚者，他们一般实行的是长子长女继承制，只要是家庭里的老大，不分男女，就得继承并支撑起这个家庭。如果家里的老大是女儿，她就很可能招其他家庭的几个兄弟入赘，家里的弟弟妹妹等其他成员，既可以选择出家当僧侣，也可以出嫁和入赘其他家庭，还可以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而外出谋生。他们也可以继续留在这一家庭里分享其利益，但一般却不会那么选择。至于他出去后与原来家庭关系的疏密程度，完全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他们有的出去以后还与原来家庭保持一定的联系，有的则在外自立门户，脱离了原来的家庭关系。茶马古道上的许多马帮商人和赶马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家门和山谷，就此投身于商业。
还有一部分商人来自贵族上层，以及有些寺庙的僧侣。他们看到茶马古道有利可图，也从原来的社会阶层地位里剥离出来，去追逐财富和利润。
在藏地巨大茶叶市场和其他贵重资源，如马匹及皮毛、麝香、虫草等山货药材的吸引下，成都平原西部，以及云南西部的大部分商业都朝向西边的青藏高原。这里更存在布罗代尔在研究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经常提到的“压差”现象，也就是说，不同区域间，由于发达与不发达、进步（强）与落后（弱）等因素，从而造成经济的流动。明代时，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因为农耕文明发展成熟，实力雄厚，就向北向西扩张，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段内，进入并掌控了广阔的藏地，当它势力衰减，又退回原有的地域。民间经济势力的变动就更是如此。这里也存在人文地理学者唐晓峰谈到长城地带时所提及的“过渡性”：“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过渡地区的人们有机会较多地受到自己利益的支配。……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疏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官府更易于同商人勾结，向来严谨的军事活动，在这里，也充满商机。”茶马古道正是穿越汉藏过渡地带的走廊，自明清以来，由东向西，不仅川蜀、滇民众，甚至北京、陕西一带，也有商人、手工业者、军人及其家属，逐渐进入高原定居谋生。1930、1940年代居住在拉萨学经求法，1945年成为汉人第一个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的邢肃芝，详细记述了内地商人在拉萨的生活和经营情况。看到这种趋向，有人甚至提出“实边以民不如实边以商”的主张，因为“多增字号（商家）一家，生活贫民数百”，商业一来，带动“农工自然发达，其余各项实业随之。”
20世纪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康区强力推行“改土归流”，客观上强化了藏地与内地的政治联系，并以军力疏通了茶马古道，促使大量陕西、四川、云南各族商人进入藏地经商贸易，有的还定居下来。像在西藏的昌都，清末民初时就已有300多家汉人的后裔，并以各自的职业组织了行帮组织，如三省会等，在当地深深扎下根来。像康定，到抗战初期，其汉族居民人口已占到47%，泸定甚至高达95%，其他西康各县的汉人也占相当比例。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茶马古道显然就是费老所说的这种点线结合的网络之一。
这种人口迁移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更呈现潮涌之势。在川藏、滇藏一线，乃至藏地各个僻远角落，只要有人烟之处，皆可见川渝人落地生活。在青藏一线，则有不少甘肃、青海人谋生。这样的民族来往和交流，一直延续至今。
在遥远的古代和并不遥远的近现代，滇西北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赶着富有传奇色彩的马帮，将云南的茶叶和铜铁等器具带到西藏雪域出售，又把那里的山货皮毛等带回来。大家把这些在两个高原的大山大川之间走来走去谋生的人叫“藏客”。这些藏客不仅有丽江的纳西族，还包括世代生活在云南大理鹤庆县的白族，张家商帮“恒盛公”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几条入藏的公路修通，这些“藏客”才没有了自己的生意，连“藏客”这一称呼也几乎消失得无踪无影。然而，至今张家仍有后人生活工作在西藏，
他们当年带进藏地的白族文化，仍在那里留有痕迹。藏地一些建筑，尤其是木结构部分，不乏白族工匠的心血结晶。在西藏左贡县碧土乡，原遗存大片寺庙废墟，依稀呈现出这座当年位于茶马古道多岔道口上的寺院的宏大兴盛。1990年考察茶马古道时，我们冒险钻入一座半坍塌的大殿中，惊讶地发现其内部竟然是汉、白、纳西族式的四合院结构，中为天井，楼上是回栏式勾栏，精致的木雕花门扇上赫然镂有双“喜”字样！
在茶马古道上，寺庙往往就是驿站，来往马帮商队常在寺里驻足，由寺院提供食宿、马料，许多商品也就在寺里交换出手，由僧商再与民众买卖。这样由马帮商队从各地各民族间带来的各种文化因素就沉积下来并扩散出去。
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的广大区域间，人们流动的范围和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包括过去的我自己，都以为中国人是极其安土重迁的。因为惯于精耕细作的中国农民，特别留恋祖祖辈辈辛苦经营的土地，也因为重血缘亲情，离不开祖宗埋葬之地，更因为历代统治者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采取各种政治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上，使其交粮应差，永做顺民。这一传统，使得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形态保持为小农精耕与市场交换的农村经济。可当我在茶马古道上走动起来，发现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茶马古道上历来不乏人口流动，这一流动一直是这一区域各民族的基本生存策略。他们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前赴后继背井离乡，从宋元明清到民国时代，未有停止；他们的家庭，从横断山脉东部，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甚至喜马拉雅南部。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指出：“细看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影响，
终于融合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
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域间，在那不可思议的高山深谷里，都留下了人们你来我往的身影。很少有人真正守着一片土地不动窝地过一辈子。在这里，许多人都有着流动的经历和经验。那些马帮商人就更是如此。山川丛林，甚至国界，从来都不足以阻止他们流动的脚步。熟谙汉文化，并深得农耕文明之利，
域内频繁流动，甚至远走他乡，跨过区域，深入到青藏高原，进而又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巨大屏障，走到了南亚次大陆的印度。
说起来，四川人、陕西人、云南人等出现在茶马古道所通往的青藏高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是商贸和商贸之间的自然吸引，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自愿迁移，以及地域环境自然相连并扩展、历史发展一脉相承的结果。青藏高原上的江河水能够流到横断山脉下边的这里，这里的商人就能追溯河流走到那上边的人众那里。
对于这些相距遥远地域的人来说，军事争战，甚至抢掠的成本实在太高了，致力于贸易是他们最为明智的选择。
在商业的影响下，茶马古道沿途的一些城镇诞生了，居民人口在增加，就在原来的土司官寨和寺庙的墙脚下，大大小小的市场由于商人们的聚居而形成，它们向广大的农牧区提供他们远途贩运来的茶叶等商品和产品，而农牧区将他们出产的酥油、糌粑、皮毛、药材等送到市场里来交换，并由此又转销到远方。这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城镇的功能。在传统的农村经济网络下，中国的大多数城镇只是附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而在茶马古道上，城镇是由远程贸易促成的，它的居民大多来自遥远的他乡，基本上割断了与农村的联系，他们趋利而来，为利而往，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成为茶马古道上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