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鲜活流动的血脉
书名： 茶马古道 作者：李旭 字数：152694
如果我们将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茶马古道就是这一有机体上的动脉和静脉，运行在这古道上的马帮、背夫和牦牛驮队，就如同鲜活流动的血液，将藏地如氧气般必不可缺的茶叶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雪域高原。
这是一条遥远艰辛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物流线路，而且采用的是今人不可思议的运输方式。对于相对来说舒服快捷得多的海运，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也觉得是出于无奈和必需：“越过炎热的印度洋，在太平洋的风浪中颠簸，装备着风帆和车轮的早期蒸汽船，在航行中是多么的辛苦。为何如此不辞辛劳，对茶孜孜以求呢？对他们来说，也许这是为了讨生活。但正因为想得到茶的人很多，这样的生计才得以成立。”正是为了生计，也正是由于茶叶如氧气般必不可少，远离大海、身处高原上的人们才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双脚和骡马、牦牛的四条蹄腿，将产茶区的茶叶运送到渴求茶叶的人们手中，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联接在一起。
抗战胜利前一年，刘文辉主政的西康省准备在省会康定建一座500千瓦的水力发电厂，以补充以前仅50千瓦发电机的不足。设备购自美国，经海运跨大西洋、印度洋到印度，从印度用飞机由驼峰航线空运达昆明，由昆明用汽车运到成都，再由成都转雅安，翻大相岭，过大渡河到康定，途中历时整整一年半！建发电厂的费用在1亿元法币以上，而其中仅1%为设备购置费，其余99%为运输费！可见茶马古道的交通运输是何等艰辛和重要。
茶马古道主线除云南西双版纳、思茅、大理、丽江至拉萨一条外，还有由成都过西康之打箭炉至拉萨一条。此路第一阶段又分经过荥经、汉源的大路和经过天全、二郎山的小路。后一段分为经过甘孜、道孚的北路，经过德格、昌都的商路和经过理塘、巴塘的官路，以及经汶川到松潘和西北藏地的西路。川藏间的这些道路，自古也是茶马互市和茶叶山货贩运之路，其茶马互市的历史较滇藏茶马古道更悠久，其货物的交易运输量，当数倍、甚至十倍于滇藏茶马古道。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地出产的被称为“大茶”或“边茶”的茶叶，由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地。
由于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山高水急，车辆运输和水上航运均无可能，因而只能选择人背马驮这样最古老、最原始的交通运输方式。而在藏北高原，由于海拔高气温低，常年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所以只有使用高原之舟牦牛，作为运载工具。又由于一些地区的人力费用一直低于畜力，所以在一些较近距离的路程，由背夫脚力来完成相对短途的运输工作。像茶马古道这样远距离的长途贩运，运送的又是价值和利润较高的茶叶和山货，人们也就别无选择，只有使用最为昂贵的骡马运输。因而，拥有特殊生存运作方式的马帮，成为茶马古道运输的主体。从古到今，到茶马古道结束它的历史使命，茶马古道的运输方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没有马帮、牦牛帮这样的运输团体或“组织”出现，茶马古道的长程贸易是无法实现的。骡马、牦牛之于茶马古道，就如骆驼之于丝绸之路。
川茶之所以被称为“大茶”（藏语叫“龙布斯卡”），乃是因为它特殊的包装方式：用竹篾编成长约一米，大腿粗细的容器，将茶叶蒸揉后压成砖块状塞在里面，成粗粗的长条状。这跟云南的沱茶、饼茶形成显著区别。
脚上穿的，则是自己打的草鞋。在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里，山上往往都还积着冰雪，他们就得在脚上套一个防滑的竹圈或铁环“雪抓子”。由于背负太重，他们挪分展寸走上几十步就得歇一会儿，带头的在前面用铁头拐在地上杵几下，后面的就会依次用拐支住背上的茶包，两脚岔开直立着松口气，刮刮汗水，片刻后再继续前行。有的太过疲劳，站着休息时都可以睡着。在他们背茶的茶马古道沿途，都还留有许多清晰可见的杵拐子的深深痕迹，有的一块石头上就有多达三四十个拐子窝！路途中他们就吃点自带的干粮，晚上就睡在背风的石崖下，有人家就借宿在屋里。在有人烟的地方，会在石头墙壁上留一个洞，背夫往里面投几个铜板，里面就会伸出一支点燃的烟枪，供精疲力竭的背夫吸上几口鸦片提神。
出生于1932年，家在天全县甘溪坡的李攀祥讲，他十四五岁就开始背茶，那时没有别的活路，一年到头钱都不好找，只有背茶包子。只要地里的农活一忙完，就去干背子。也有妇女背茶包子的，但很少夫妻俩一起出门背茶的。由于他身体棒，一上来就背七包茶，最多的时候背十一二包。再加上自己的吃粮，一次要带30多斤，总重
就在200多斤。走天全这边的小路，因为山陡路险，不能像走荥经、汉源那边的大路那样，背十四五包。去的时候要走半个多月，来回一趟得二十几天。到了康定一般都不耽搁，货一交清就回返。出来背的多为贝母、虫草之类的山货药材，但返回时空手的时候还是很多。
从天全出发时，茶商老板只预付不到一半的费用，叫作“发脚”，茶引和发单必须带在身上，到康定交了货，货单上盖了印章，带回来才能领到余下的工钱，叫作“清下脚”。他们一般是一伙人一张单子（茶引）。一引五包茶，一伙人无论背多背少，加起来都必须是五的整倍数，和茶引的数字得吻合。没有茶引，就等于是犯法走私茶叶。
路途的艰辛一言难尽。走在山路上，脚后跟都给沉重的茶包压裂了，用针线缝上继续走。后背都磨烂了，碰都不能碰。所以背子们最怕搂肩拍背这样的动作，谁都受不了。尽管小腿上打了绑腿，
早上起来腿肚子还是很疼，要拍上一会儿，要按摩脚腕子。晚上一般住在路边的民宿，一伙人挤在地板上睡，几个人合盖一条破被子，蚊虫叮跳蚤咬，早已习以为常。住一晚要付相当于现在一角钱的费用，早上有一碗豆花（豆腐脑），汤汤水水地吃了就走，放的盐巴都要自带。山下是酷热干渴，山上是风霜雨雪。
事过50多年，李攀祥回忆说，路上的种种辛苦不说，背茶包子最怕四件事情：一是怕涨水路不通。一涨水桥就给冲了，路也塌了，困在半路走不了，粮食吃完就没办法了。还有人被大水冲走，他们村就有好几个。二是怕土匪抢杀、怕被抓了壮丁。那时刘文辉的24军驻扎在这一带，随时有拉夫抓丁的事情，挨上就惨了。所以一听说要过军队，沿路的人就赶快躲起来。碰上土匪抢劫就更要命，有钱被抢钱，无钱被夺命。三是怕路上生病，生了病根本无法就医用药，
要是挺不住熬不过去，就只有死路一条。四是怕雪凌大。雪凌大的时候，就像在玻璃板上走路。脚上不套上“雪抓子”就过不了二郎山。有些留长辫子的，晚上睡觉辫子都会给冻结在床上。
更多背夫走的是大路。当时走“大路”的背子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是当时背夫生活的极传神的写照，其中一部分也涉及“小路”的背夫：一出泥头桅杆坝，老君关坡坡是难爬。爬上关顶歇一下，上关沟再把拐子拉。马刨石打拐看一下，大湾头有个吕冬瓜。过了大湾不想走，高桥的店子数马家。丁字坪，三交坪，韩泥沟的豆花要抢人。
林口打尖缓口气，大家又朝核桃坪爬。头二三道桥路难行，白果湾土匪要抢人。钱少难保身，钱多难保命，
无钱又遭一顿打。
伏龙寺的店子竹笆笆，大石包塘的路陡又滑。汗尽力干才爬上顶，箭杆路滑把筋头打。
理好背子往前行，累了就歇瓦窑坪。
灵官塘下去校场坝，化林坪吃早饭再喝口茶。
三天三个坪，九天到炉城。
隆巴堡去把酱油打，木瓜沟去拌豆花。冷碛大桥头把工来耍，橙子坡坡实难爬。
破碉房的花生抓几把，腰堂子的烧酒斟满花。甘露寺和尚没答答，挖脚十里到大坝，
皂角顶过去金钗花。
磨子沟有个曾幺大，大小两路都要去拜望他。
拢了皇桥（泸定桥）杵一下，过桥就是几响刷。打到大路人不谈话，打到小路人卷他妈。
过河就歇白日坝，去就碰到沙皮娃。
沙皮娃的拐子勒得吓，托得老子头眼花。
浑水沟的萝卜涨了价，弟兄们商量不吃它。溜马槽的坡坡难得爬，咱里才去把工耍。象鼻子岗岗风吹沙，伞岗坪的凉水涨了价，小烹坝的豆花炖空花。
水打沙湾是河坝，大烹坝的臭虫满街爬。
黄金坪的坡坡软塌塌，回马坪的房子矮爬爬。打窝儿的石头懒得耍，冷竹关尽歇女娃娃。石门坎的梯梯实在多，大嘴上的凉水不好喝。
瓦斯沟去把青菜买几把，凉水井的水还吃得下。
……拢了大升航，算来银子统身上；拢了海盘石，算来将够吃；
拢了椒子岗，算来要贷账。
一进东关口，大家邀约绑回手（找回头货）。
背大背，是勉强挣，对对挪挪吃一顿。背子背上一百八，裤儿拉来挽疙瘩。背子背得杂，就怕三个砸。
当年经营过边茶生意的高济昌回忆：“康定大风湾有个万人坑，地址在现今交通监理所附近，像一间小屋，全由石灰涂壁，正面下开一个小洞，凡属倒毙的背茶人，无人收尸掩埋，便拖来甩入洞里。正面横写着‘白骨塔’三字，一副对联是：‘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虽然坑中丢的不只是背茶的，但背茶者占多数，每过那里，都叫人望而心酸。”
从四川的雅安、荥经、邛崃、天全等地出发，翻过大相岭、飞越岭或二郎山，从泸定桥上跨过大渡河到康定，背夫们走一趟需要20天左右。这段距离哪怕在修通了公路后，在二郎山隧道没有修通以前，汽车也要跑个两头见黑才能到达，而且大胆的四川司机提起二郎山就摇头。1950年代，由时乐蒙作曲改编、洛水作词的《歌唱二郎山》传遍全国，那是一首歌唱那条险峻的道路和修筑它的部队的豪迈歌曲。近几年，二郎山公路隧道凿通，由成都平原西行康定的道路才真正变成坦途，乘汽车由成都到康定只需半天时间。康定机场的航班也已正式开通。
我这一生恐怕都没有可能去体验身负100千克重物走400多公里山路是什么滋味，但我能想象到那是怎样的一种艰辛。
在经过许多天艰苦卓绝的跋涉翻过飞越岭或二郎山，跨过大渡河后，那些背夫往往一大早天不亮进入峡谷中的康定城，各商号的人员早就守在城外等候他们，领他们到店里下背子，看条子验货，然后就付钱给他们。而那些背夫交掉货物领到钱后，就在路边拣三块石头架起锣锅，烧水打茶喝，喝一口茶，吞一口他们自己带来的粑粑吃。那粑粑厚厚的，又硬，掰都掰不动，不在茶水里泡软了就根本吃不成。他们就这样一二十个人聚在一起，所有人的背脊全磨烂了，就像骡马被鞍子把皮肉磨烂了一样。吃过粑粑喝过茶，他们就一对一对站起来，相互作揖道歉，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对方不要多心，然后其中一个就趴到地上躺着，另一个就用喝过的茶叶搓抹他烂掉的脊背，把烂了的皮肉都抹掉，最后敷上一些大烟烟灰，用来止血封口。背夫们一个个疼得像“挨宰的猪”一样嚎叫，一个做完了，又由趴下的那个跳起来给另一个做，然后又是一阵阵嗷嗷的嚎叫。
这样干完后，有的背夫就跑到大烟馆去，躺在吱吱呀呀的破床上，头底下枕一块土坯就抽起大烟来。
这个故事我是从居住在云南丽江的黄俊生那儿听来的。事隔50多年，黄老先生提起那些四川背夫还唏嘘感叹不已，感觉他们是最可怜的人。
1939年跟黄俊生同时到康定，借助背夫由雅安步行到康定并在康定停留很多时日的白俄顾彼得先生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这样描述：“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灿烂，风霜雪冻，成百上千的背茶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雅安和打箭炉之间。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只是往路边一躺，然后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没有人会因此而掉泪。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在休息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沿途的一切景物对他们来说都毫无兴趣，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拖着步伐从一块石板迈向另一块石板，他们仿佛是些‘异类’，你无法安慰或是帮助他们，他们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情感，比骡子和马匹更加沉默。当背负着重重的货物行走时，他们唯一能发出的声音便是粗重的呼吸声、喘气声。在打箭炉的那段日子里，这种悲惨至极的景象一直萦绕着我，使我感到无比的悲哀和不可言说的无能为力。”顾彼得也注意到有的背夫吸食鸦片的事：“做这种没完没了的工作，他们的“动力”完全来源于鸦片烟，没有鸦片烟他们简直没法活下去。他们每到一个正规一点的驿站——肮脏的小吃店便开始用餐，一般是一碗清清的白菜汤或是蔓茎的汤，一点豆腐或是大量的辣椒，然后退到卧房，躺在脏兮兮的草席上掏出一根烟枪或是借一根烟枪来抽大烟，我常常听到小店里幽暗的房间里连续不断地传出的抽吸声，并伴随着一股甜甜的树脂味。他们悠然自得地、忘却一切地躺在那里，羊皮纸一样的脸在黑暗中闪现。”
黄老先生讲，康定那些来商号帮着给茶叶打包的、上茶叶驮的小工也很惨，他们从来都是干完活不洗手就打茶喝、揉糌粑吃，问他们为什么不洗手，他们回答说洗了手茶叶末就洗掉了。他们连手上沾的那点茶叶粉末都舍不得。
黄先生字钟杰，生于1920年，1998年我访问他时，他已78岁高龄。其父黄嗣尧先生就是当年丽江最大的商号“仁和昌”的总经理，老先生在赖家仁和昌干了48年，1960年68岁时去世。可以说，赖家仁和昌的兴盛，跟黄嗣尧先生尽心尽力的经营分不开。当年，年轻的黄钟杰也跟随父亲进入仁和昌工作，从1939年到1944年，他
在仁和昌的康定分号待了整整5年，长年累月都是跟马帮、背夫以及茶叶、山货打交道，负责把茶叶等货物发到西藏昌都。1944年抗战胜利前他回到丽江，在丽江待了一年之后，他就跟马帮进了西藏，在拉萨一住就是两年，在那里的仁和昌分号做事，1947年返回丽江。
黄老先生装着一肚子关于康定、拉萨和各马帮与茶马古道的故事。
其实，云南丽江交通川康一带源远流长。早在秦统一六国时，就已将“牦牛种”各部落分布的古邛版图，这一带各民族间已有贸易往来，商人们携带铁器等物到这里换取牦牛和笮马。笮马就是著名的丽江马，古代称这种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丽江人很早就把它们作为交通工具。汉代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两次用兵这一带，想由此打通通往印度和大食的捷径。民间这一带的贸易更为繁盛。三国时诸葛亮由蜀渡泸南征，多次深入蛮荒之地，并未恃强凌弱，而意在“南抚夷越”，给西南诸民族留下了至今难泯的印象。唐、宋时期，这里更成为唐与吐蕃及南诏、大理之间争战和各种交往的犬牙交错地区。元时，忽必烈的铁骑就是由这里的山间马道奔袭大理国成功，进一步打通了这些道路。明时，声势显赫的丽江纳西族木土司的军民人众曾经席卷了这一地区，至今他们的后裔还生活在四川的盐源、巴塘、得荣，以及西藏的盐井等地，在那些地方留下了碉楼、开垦水利田地的遗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反映了这段历史上的争战与交往。到了清代，随着民间经济的发展，这一区域更成为茶叶和山货大量交易的场所。
作为茶马古道的大中转站，丽江与康定之间也有马帮道路贯穿。黄钟杰当年就沿着马帮路到康定经营这一地区的生意。云南马帮走康定，共有十七八站的路程，途中要经过三道湾、米易、拖梁子（金沙江渡口）、翠依、永宁、木里、麦地楼、九龙等地。自古以来，两地的商人和民间人士经常来来往往。有很长一段时期，从丽江运往康定的大宗货物是大烟，也就是著
名的“云土”（云南以出产的云土鸦片著名）、布匹和纸烟，还有著名的“云腿”（火腿），回头货是当地盛产的黄金、皮毛等，以及一些丝绵、锦缎被面等。大量的山货经泸定越大渡河，翻大相岭运到成都。但那条路上土匪很多，不加入当地的帮会就根本走不通。
偏居川西后，刘文辉用心经营，以图再起。1935年国民政府计划筹建西康省，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筹建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1月1日西康正式建省，刘文辉出任省主席。针对西康多民族杂居的现实，他采取了不少措施缓和民族关系，安抚、笼络藏族上层，同时也引进人才，发展科技和教育，使得西康边地“气
象一新”。刘文辉曾下令，只要哪一县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所以当时巴安（巴塘）县立小学不仅有县长义务任教，还有美国博士教英语，甚至还组建了小学棒球队。但刘文辉很少待在省会康定，而是长住成都和川西的雅安。他设在康定的禁烟局实际上早就成了大烟专卖局。即使他在康定，鸦片也一定会卖的。大烟买卖是那里的主要生意之一，也是军饷的主要来源。国军的非嫡系部队大都得自筹军饷。云南军阀龙云亦如此。西康每年还出产约3万两黄金，也是其重要财源，同时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时经济支柱之一。1949年，刘文辉率部起义，成为新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林业部长，1976年去世。
对那些拦路剪径的土匪，刘文辉也毫无办法。连发了大财的禁烟局长都在路上成了土匪绑的票，花了一大笔赎金才脱身。最后刘文辉只有把这些土匪都招了安，全数编入了他的军队，土匪头儿做了警备团团长，来往的商队商人这才能够平安到雅安、成都去。
从德钦的奔子栏，也有马帮路经得荣到四川的巴塘，由巴塘经理塘、雅江，就到当时的西康首府康定。或由中甸的东旺，翻过大小雪山可到乡城，经桑堆后直抵理塘、康定。但走那条路在当时纯粹是冒险，因为那里正是众多土匪强盗的老窝子。只有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的大马帮才敢走这条路。
有时，云南的一些马帮商队就在德钦买进由康定过来的四川大茶，再运到拉萨去销，居然也还有利润。大茶压得特别紧，很重，敲一点点就可以煮一大锅酥油茶，所以藏族也很喜欢。四川大茶的味道又浓又苦，也只有藏族能够接受。
马帮拉成一条直线逶迤盘桓在山路上，挂在骡马脖颈上的铜铃随着骡马的迈步而有节奏地叮当作响，宁静的山间回荡着清脆、悠远的铃声。马蹄铁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则沉闷而厚重。这铃声和马蹄的嘚嘚声几乎就是茶马古道的标识。
民国时期，范义田先生就注意到往来于滇藏间的马帮：“古宗（藏族别支）巨商骑马千百，入内地市布盐茶，而普洱茶尤为日常嗜好，每年出而运载，为数不下巨万，名曰：‘赶茶山’。归则顺往鸡足山精舍顶礼，名曰：‘朝鸡山’。出赶茶山正当夏历九月，常以四五百匹马结一大帮，大老板背负三四寸黄金佛，腰悬金饰挂刀，并佩十响五子新式手枪，烹浓茶，饮酥油，黎明出发，过午便息，耐劳经寒，长于跋涉，非内地赶马人所能及。”
抗战时在昆明念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先生见过云南的马帮。他在《跑警报》文中这样生动描绘：“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多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稜哗稜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别的商路像茶马古道这样走的几乎全是马帮。据我有限的知识，在人类掌握机动能力之前，只有南美洲的高原山地像这样大规模使用骡马作为主要运输动力。马帮们那种长期在野外风餐露宿的生存方式、他们严密而又随意的组织形式，以及种种
带有浓厚神秘氛围的习俗，赋予了他们浪漫而传奇的色彩，也赋予了茶马古道一种神奇内涵。
马帮是过去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也是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载手段。众所周知，中国大西南区域山高水急的自然条件使水上航行成为纯粹的噩梦，山道的险峻崎岖，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而西南地区自古又出虽矮小却极有耐力的山地马，这样，马帮的徒步运输就应运而生。因而，自汉唐宋时期，到元明清年间，直至现代交通相当发达的今天，西南的驿道交通就有这样的突出特色：骡驮马运，充路塞道。
多少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茶马古道上默默穿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都被截断时，经由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在我看来，马帮们走茶马古道的故事，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
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已故谭其骧先生曾讲过，明末，崇祯因为财政窘迫而节俭开支，削减裁撤官方驿站，成了明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之一：数十万没有其他谋生技能的驿卒顿时成为李自成、张献忠手下不需训练、不需配备装备且熟悉地理路况的现成战士。
从清中期到民国初年，官办驿运照样大大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西南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
多者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之间，就有大量这样的马帮商团来往运作。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现代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马帮商团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因转手贸易需要，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甚至数千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
这样的马帮商队完全由“老乡”和“弟兄们”组成，同道的各种危险和忠诚盟誓将他们紧密地约束在一起。好处和利润自然是以股份的多少和出力的大小来合理分配。
一般来说，马帮的组织形式不外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或商号名称命名；第二种是凑集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做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结合走到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成一团，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因为路途遥远艰辛，走茶马古道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他们已经十分专业化。
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都”）。马脚子们大多出身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因为走茶马道不仅艰苦异常，而且还十分危险。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而又轮流着做，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首先，要懂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说，要会看天气变化，要会选路，还要会选宿营的地方，同时还要通各民族语言，善于和不同地方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其次，要识骡马的性情；第三，要会各种马帮生活的技能，诸如支帐做饭，砍柴生火，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等等。
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负责接洽生意、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
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
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
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贸易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
走藏地的马帮一般用滇藏、川藏边沿的藏族男性青壮年做马脚子，这样就不存在语言和习俗的障碍，也能够承受得了路途的艰辛。
一个马脚子最多可照看12匹骡马，那要极能干的赶马人才能做到，一般的马脚子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就结成了马帮。
跟当时那些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他们不仅身强力壮，而且全副武装。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兢兢业业，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井然有序地行动。
在茶马古道上跑长途的马帮，其实所用的骡马主要以骡子为主，很少用马。茶马古道一路，山高路窄坡陡，用马不如用骡。据司马迁的记述，牡驴与牝马杂交者为“驘”（骡），牡马与牝驴杂交者为“駃騠”（）。早在西汉甚至更早时期，北方的匈奴已将骡作为家畜广泛使用，被汉人视为“奇畜”，后来亦为汉人大量繁殖使用。因为马比骡子笨，食量又大，负载力和耐力也没有骡子好，所以走藏地的马帮大多使用骡子。骡子虽然出步小，但蹄与肢之间收得紧，走山路灵活，通过性比马强，食量也小得多，而且其负载能力和行走耐力远远超过马。所以云南历来就有这样的老话：“人比人，气死人，马比骡子驮不成。”“马帮”应叫“骡帮”更名副其实。
骡马行进的队伍也有自己的领导，那就是头骡、二骡。它们是一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马帮一般只用母骡作头骡、二骡。马帮们的说法是，母骡比较灵敏，而且懂事、警觉，能知道哪里有危险，而公骡太莽撞，不宜当领导。头骡、二骡不仅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而且它们的装饰也非常特别、十分讲究。它们上路时都要戴花笼头，上有护脑镜、缨须，眉毛处有红布红绸做的“红彩”，鼻子上有鼻缨，鞍子上有碰子，尾椎则用牦牛尾巴做成。头骡脖项上挂有很响亮的大铜铃，二骡则挂小一些的“二钗”。头骡、二骡往往要一个毛色的。骡奔，二骡跟”，将整个马帮带成一条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上还插有马帮的狗牙“帮旗”，上面书写着该马帮的帮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马帮。头骡、二骡一威风，整个马帮就有了气势，一路浩浩荡荡，连赶马人自己走着都有了精神。在整个马帮队伍的最后，还要有一匹十分得力的尾骡，也叫追骡。它既要能紧跟上大队，又要压得住阵脚，使一大串的马帮行列形成一个整体。
走茶马古道的马帮，在路上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野营露宿的生活。一般天一发亮就爬起来，从山上找回吃草的骡马，给它们喂料，然后上驮子上路。中午开一次“梢”。“开梢”就是吃午饭的意思，也就是打个酥油茶，揉一点糌粑吃。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马帮都要尽力赶到他们必须到达的“窝子”——适宜马帮宿营的地方，在那里才好“开亮”。开亮就是露营。他们要在天黑前埋好锣锅烧好饭，搭好帐篷，卸完驮子，将骡马放到野外吃草。每天的打野开亮，都由大家分工合作，搭帐篷的搭帐篷，钉马掌的钉马掌，找柴的找柴，做饭的做饭，洗碗的洗碗，而且是轮流着做，以免不公平。
这样打野开亮的野外生存，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充满了各种危险和变数。这里面就有许多忌讳，主要是行为上的避讳，如煮饭要转锅时，只能逆时针方向一点点慢慢转；架锣锅的石头不能乱敲，连磕一下烟锅都不行；凑柴要从一个口一顺地凑，不能乱架乱放；吃饭时只能由锅头揭锅盖，第一碗饭也要由锅头添，添饭时更不能一勺子舀到底，要从饭锅表面一层层舀下去；添饭时还不能将饭锅搞得转动；所有的人吃头一碗饭是不能泡汤的，因为怕碰上下雨；人不能从火塘和锣锅上跨过，也不能挡住第二天要走的方向；饭锅更不能搞得打翻了。也有语言上的忌讳，如筷子不能说筷子，而要说帮手，因为“大快”为老虎，不能提到那凶猛的家伙，豹子的称呼也不能提。碗要叫“莲花”，“碗”跟“晚”是谐音，马帮们可不想晚到。钵头要说缸钵，“头”与“偷”谐音，马帮也不想被盗。勺子要说“顺赶”，“勺”跟“说”在云南方言中是谐音，而言多必失，那就不吉利了。同样，手巾要叫“手幅子”，因为骡马最怕受惊。甚至连锣锅都不能说，因为谁都怕“落”在江里，所以锣锅只能说饭锅。灶也只能叫“火塘”，大家都不想把事情弄糟（灶）……但“柴”却是个吉利的发音，跟“财”相近，有时马帮过村寨还要去买一捆柴扛来，说“柴（财）来了！柴来了！”似乎这样就能招财进宝。
不要以为这是马帮们迷信犯傻。出门在外，顾忌自然特别多。人又不是神，各种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得不有所敬畏。
无论是谁，凡是不小心犯了以上忌讳，就要挨一顿数落，还要出钱请客打牙祭，严重的就逐出马帮。
马帮队伍里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马帮是男人的世界。如海上航行不许女性上船一样，过去的马帮也是不许携带女性同行的，更没有女性参与马帮运输活动。他们认为有女性同行就不吉利。这种忌讳跟畏惧自然不同，主要是担心在艰难旅途中发生男女关系，从而引发男性之间的不和与争斗。因为在漫长的旅途中，难免寂寞孤独，一有女性加入，容易出现打打杀杀的事情，那怎么去应对本已艰险的旅途？他们甚至都认为骡马吃了沾染女性经血的草就会大病不治死去——除非以女性阴毛烧灰给骡马服用才能痊愈。马帮里不存在“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情形。马帮需要的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
马帮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如此进行，早上找回骡马，马吃料，人吃饭，走路，上驮下驮，扎营做饭，放马，睡觉，周而复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就是这些马帮等运输载体，如同鲜活流动的血脉，千百年来贯穿起了茶马古道。1990年时，跟着德钦县的马锅头都吉赶的马帮，在滇藏川大三角区域一趟一百天走下来，我才真正领略到茶马古道的魅力。那异常险恶的生存条件，那长达数千公里，来往一趟需耗
时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多的漫长旅途，造就了马帮们为人称道的冒险、合作、诚信等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特质成为茶马古道的闪光点，正是茶马古道的迷人之处。
牦牛是藏族人民的“神牛”，是青藏高原的原始牛品种。牦牛英语“yak”的发音，就来自藏语。藏族关于牦牛的神话同星星一样多。据说有个土地神名字就叫萨达波保（黑色野牦牛），住在西方，同时有个牧民住在牧场附近，于是人与牦牛就给联系在了一起。在藏族传说中还有八个女王，其中一个叫克鲁波玛的就是长着野牦牛头的白色女神。另有一个故事让人惊奇不已：止贡赞普与大臣罗旺大孜决斗，罗旺大孜用计杀死赞普，夺了王权，命止贡赞普的王妃牧马，王妃在牧场梦见与雅拉香波山神变的一位白人结合，醒来时却看见一头白牦牛从身边走开了。后来王妃生下一个血团，把血团放到一只野牦牛角里孕出一个儿子——他就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如列吉（从角中生出的人）。……仅从这些神话中，就足见多么重要。而西藏许多寺庙中供奉的护法神，如大威德金刚，就长着巨大的牦牛头。
藏族人民饲养牦牛主要是从它们那里得到牛奶，再从牦牛奶里提取出他们每日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酥油。牦牛皮可做藏靴、皮条，而牦牛毛可以织成氆氇，做成牧民的毡帐，那毡帐虽然黑漆漆的不中看，却结实厚重，能抵御最可怕的风雪以及硕大的冰雹。牦牛肉比一般的牛肉细嫩鲜美，营养价值也高，藏族同胞会长得那么英俊、漂亮又健壮的原因跟牦牛有很大关联。在青藏高原许多地区，牦牛粪还是人们唯一能够得到的燃料，干牛粪生火又快又旺，还没有呛人的火烟，人们烧茶做饭取暖，就全靠牦牛粪这宝贝。在农区，牦牛还要为主人耕地。可以说，牦牛全身是宝，在一般藏族人民的生活里，牦牛就是家庭的主要财产，家家都要养上一些牦牛。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往往以牦牛的数量来衡量。
在藏族群众要出远门朝圣的时候，在牧民们要转移放牧营地的时候，在他们需要经商贸易的时候，牦牛又成为高原上最为重要的运输工具。人们亲切地把它们称为“高原之舟”。
过高山雪地时，从云南和四川循茶马古道而来的马帮就要雇请牦牛帮忙，走一天两天或更长一点的路程。马帮们将这种方式叫作“放短脚”。因为马帮的驮子多，过雪山时没法一下子过去，就把马帮驮不了的货物交给牦牛，把钱先付给它们的主人，告诉他们把货物运到某个地方，然后就由牦牛一节一节地把货物运过去。那时路上很安全，货物驮子什么的都不会丢失。有时商号进的货物太多，自己的马帮根本无法一次运走，这时也只有请藏族的牦牛一段一段地像接力赛似的运送。
牦牛力气很大，比骡马要驮得多，但在赶马帮的人们看来，它们比较笨拙。它们从来不会像骡马那样，一个紧跟一个，秩序井然地行进。它们像所有的牛一样，总是挤作一团往前走，一会儿慢下来，一会儿站立不动，一会又不顾一切往前冲，相互之间撞来撞去的，力气又大，还会用它们尖利而又结实无比的角挑斗，有时连驮子都会摔掉下来，所以马帮根本不敢将未包装好的茶叶或是易碎的货物交给它们驮运。它们要是发起脾气来，火气甚至要超过西班牙的斗牛。
交付给牦牛驮运的大多是一些用牛皮包好的硬货。那些货物按分量分成堆后，用毡子裹起来，再用湿牛皮缝好，牛皮一干就收缩，把里面的货物紧紧地包成一个整体。这样的驮子可以到处乱丢乱甩，可以碰撞，也可以当凳子坐在上面，而里面的货物不会受损，走多远的路都不怕。这样的驮子也不怕风吹、日晒、雨淋。只有这样的驮子才能交给牦牛运输。茶叶只是用竹篾包装，要让牦牛运的话，走完一天的路程到了。而且，牦牛无法走长途，一到人多的地方，它们就走不动了，倒不是说它们怕人，而是因为人多的地方天气往往要热一些，而这些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家伙根本就受不了热天，一到热地方它们就像得了病一样。
牦牛只能待在寒冷的高山上，那儿才是它们的用武之地。它们耐寒冷的能力让人不由惊叹——在大雪纷飞、气温仅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冬夜，它们竟可以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地卧到天亮，背上的雪都积起来几寸厚！好像雪地就是它们舒适的床铺，大雪就是它们暖和的被子。天一亮只要将它们背上的雪掸掉，架上货物它们又可上路。
这还不算绝。牦牛最厉害的是能够在空气十分稀薄的情况下上山爬坡。翻越高山的时候，连强健的丽江骡马都显得十分疲软吃力，走上几步就得站下来歇息，而牦牛在这时却显示出惊人的耐力，不管多高多难走的雪山，它们都能一气贯穿，驮着沉重的货物直走到宿营地，仿佛他们根本没有负重爬山。它们的高山耐力简直会让天神吃惊。
在冬季马帮返回时，雇请牦牛放短脚是十分明智之举。牦牛能掘开雪层，吃到雪下的枯草，这样就能少带饲料。而且，在大雪过后，路上坑凹的地方都被掩盖了，骡马误陷进去十分危险。而牦牛感觉灵敏，又常年生活在雪原上，它们会避开这些危险的洼陷之地，选择结实的平地走。而有时雪太深，行走困难，也只有靠牦牛先走过去，把雪踩踏平了，马帮才走得过去。
要是没有这些牦牛，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就惨了。
仅就抗日战争期间而言，究竟有多少牦牛参加到茶马古道运输之中来，无论是西藏方面还是云南、四川，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由于它们跑的是短脚，来往于一段一段短途之间，一般也就是走一两天的路程，所以，即使是经常与牦牛帮打交道的人，也无法知道它们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从各方面估计的数字来看，在茶马道上运输最为繁忙的时候，每年有上万头牦牛投入到茶马古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生活在藏北的藏族往往用牦牛到青海的盐湖去驮盐，在过去，那是每个男性青年必须参加的类似成年仪式的活动。因为整个驮盐过程是对一个男人最严峻的考验，他们要穿过大半个无人区。我的朋友、已故藏族作家加央西热曾在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纪实作品《西藏最后的驮队》写过有关的故事。
历史上参与过茶马古道运输的，还有西藏传统的“乌拉”差役。他们也是茶马古道上的运输力量，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仅自己出力，还得动用家庭所拥有的骡马、牦牛和驴。清末在西藏征战多年的陈渠珍生动而准确地记述过藏地特有的牦牛乌拉：“藏地行军，动需乌拉驮运。又须二三日一换，故无乌拉，即不能行一步。盖弹药粮秣，行李乘骑，每营须牛马两千余头之多，悉取给予沿途藏人。长途行军，绝非内地夫役力所能任。即内地之马，一入藏地，亦不堪用矣。赵尔丰以陆军初入藏，情形不熟，恐猝遇战，乌拉不继，故令我军走北路，为策安全也。”“途次，见乌拉千百成群，尚未注意。至霍尔章谷换乌拉。先日傍晚，尚未齐。夜半，闻四野声喧，视之，乃藏族人民送乌拉牛马至矣。漫山遍野而来，不下数千。余方虑明晨掉换乌拉，驮装捆载，不知费时几许。迨次晨起视，则一人挟一驼，置牛背上，每驼重逾百斤，竟能举重若轻，约一时许，而二千余驼粮弹捆载已毕，身手敏捷，诚非汉人所及。
每日宿营，牛马拥挤坪中，藏族人民卸装，更为迅速。驼牛两千余头，不及一小时，即卸毕矣。藏族人民扬声，驼牛四散，满山满谷，到处龁青。迨黄昏前后，藏族人民呼哨一声，但见山头群牛攒动，皆争先恐后，戢戢归来，勿烦驱策。藏族人民即就平地之桩，系长绳，排列为若干行。长绳中系无数短绳，拴于牛蹄。牛倚绳，或立或卧，秩然不乱。犹忆一日中夜起溲，弥望白雪，不见一牛，大异之。询之卫兵，始知牛卧雪中，雪罩牛身，望之似无数雪堆，隐约坪中。非转侧雪落，不知其为牛也。”
所谓“乌拉”，就是西藏地方政府和土司头人强迫其辖区内所有农牧民必须要服的徭役。它原是元朝的一种差役制度。元初，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从西藏至青海之间，供应来往官员马匹、传递文书、担负运输的差役就叫乌拉。以后，乌拉就演变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一切劳役差的总称。
其实“乌拉”一词是蒙古语，满语和藏语都意为差役，源于突厥语。在蒙古族地区，历史上指供应来往使臣、客商乘骑的马匹；在藏族地区，指旧时农奴向农奴主支应的各种差役，包括人役和畜役，是农奴的一项繁重负担。差役和税在藏语中是一个意思，内容相当广泛，种类繁多，包括各种劳役、捐税、地租，等等，都叫“乌拉”。所以“乌拉”就等于无偿劳役。各种各样的差役、税都有规定，统治者需要什么，民众就得负担什么。其中，劳役是主要的。藏族民众很形象地把差役税概括为两种：一叫“刚卓”，意思是“用腿走路的差”，即劳役差，包括用人、牛、马、驴所支应的劳役，其中，长途运输差叫“宗古”，中途运输差叫“谿古”，短途运输差叫“莎斯”。二叫“腊敦”，意思是“用手拿出去的差”，包括交纳各种实物、货币等。用于茶马古道的“乌拉”应属于“刚卓”，凡政府、寺院活佛喇嘛要上路或是运送物资，沿途百姓都得无偿地提供人力和畜力帮助运输，由各地的头人、
村长之类负责组织、指派。当然，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驻藏大臣以及相关的官员、军人，也有支使“乌拉”的权力。对于官方的人员调动和物资运输来说，如果没有“乌拉”的支持，茶马古道的运作就难以为继。要指出的是，乌拉差役是对藏族农牧民的残酷剥削，给无数藏族家庭带来繁重的负担乃至灾难。
茶马古道沿途之所以有着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征，还在于茶马古道是以马帮、背夫和牦牛驮队这种种独特的载体来运作的。马帮之类无疑是最容易进行文化交流的运输工具。因为马帮、牦牛帮贸易的茶叶和山货等物资，
既得自于两地间的人们，也要销售给他们消费，同时马帮、牦牛帮的补给，也仰赖沿途百姓，因而亦加强了信息的传递和人群的融合。虽然马帮当年走在茶马古道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使者，但他们不仅要跟各地的物产打交道，更要与各地的各族人民交往。他们就像一股股流动的血脉，将茶叶等货物和各种文化因素输送到遥远的地方，直到十分偏僻的末梢。就像活的黏合剂，将各民族及其文化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条遥远艰辛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物流线路，而且采用的是今人不可思议的运输方式。对于相对来说舒服快捷得多的海运，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也觉得是出于无奈和必需：“越过炎热的印度洋，在太平洋的风浪中颠簸，装备着风帆和车轮的早期蒸汽船，在航行中是多么的辛苦。为何如此不辞辛劳，对茶孜孜以求呢？对他们来说，也许这是为了讨生活。但正因为想得到茶的人很多，这样的生计才得以成立。”正是为了生计，也正是由于茶叶如氧气般必不可少，远离大海、身处高原上的人们才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双脚和骡马、牦牛的四条蹄腿，将产茶区的茶叶运送到渴求茶叶的人们手中，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联接在一起。
抗战胜利前一年，刘文辉主政的西康省准备在省会康定建一座500千瓦的水力发电厂，以补充以前仅50千瓦发电机的不足。设备购自美国，经海运跨大西洋、印度洋到印度，从印度用飞机由驼峰航线空运达昆明，由昆明用汽车运到成都，再由成都转雅安，翻大相岭，过大渡河到康定，途中历时整整一年半！建发电厂的费用在1亿元法币以上，而其中仅1%为设备购置费，其余99%为运输费！可见茶马古道的交通运输是何等艰辛和重要。
茶马古道主线除云南西双版纳、思茅、大理、丽江至拉萨一条外，还有由成都过西康之打箭炉至拉萨一条。此路第一阶段又分经过荥经、汉源的大路和经过天全、二郎山的小路。后一段分为经过甘孜、道孚的北路，经过德格、昌都的商路和经过理塘、巴塘的官路，以及经汶川到松潘和西北藏地的西路。川藏间的这些道路，自古也是茶马互市和茶叶山货贩运之路，其茶马互市的历史较滇藏茶马古道更悠久，其货物的交易运输量，当数倍、甚至十倍于滇藏茶马古道。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地出产的被称为“大茶”或“边茶”的茶叶，由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地。
由于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山高水急，车辆运输和水上航运均无可能，因而只能选择人背马驮这样最古老、最原始的交通运输方式。而在藏北高原，由于海拔高气温低，常年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所以只有使用高原之舟牦牛，作为运载工具。又由于一些地区的人力费用一直低于畜力，所以在一些较近距离的路程，由背夫脚力来完成相对短途的运输工作。像茶马古道这样远距离的长途贩运，运送的又是价值和利润较高的茶叶和山货，人们也就别无选择，只有使用最为昂贵的骡马运输。因而，拥有特殊生存运作方式的马帮，成为茶马古道运输的主体。从古到今，到茶马古道结束它的历史使命，茶马古道的运输方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没有马帮、牦牛帮这样的运输团体或“组织”出现，茶马古道的长程贸易是无法实现的。骡马、牦牛之于茶马古道，就如骆驼之于丝绸之路。
川茶之所以被称为“大茶”（藏语叫“龙布斯卡”），乃是因为它特殊的包装方式：用竹篾编成长约一米，大腿粗细的容器，将茶叶蒸揉后压成砖块状塞在里面，成粗粗的长条状。这跟云南的沱茶、饼茶形成显著区别。
脚上穿的，则是自己打的草鞋。在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里，山上往往都还积着冰雪，他们就得在脚上套一个防滑的竹圈或铁环“雪抓子”。由于背负太重，他们挪分展寸走上几十步就得歇一会儿，带头的在前面用铁头拐在地上杵几下，后面的就会依次用拐支住背上的茶包，两脚岔开直立着松口气，刮刮汗水，片刻后再继续前行。有的太过疲劳，站着休息时都可以睡着。在他们背茶的茶马古道沿途，都还留有许多清晰可见的杵拐子的深深痕迹，有的一块石头上就有多达三四十个拐子窝！路途中他们就吃点自带的干粮，晚上就睡在背风的石崖下，有人家就借宿在屋里。在有人烟的地方，会在石头墙壁上留一个洞，背夫往里面投几个铜板，里面就会伸出一支点燃的烟枪，供精疲力竭的背夫吸上几口鸦片提神。
出生于1932年，家在天全县甘溪坡的李攀祥讲，他十四五岁就开始背茶，那时没有别的活路，一年到头钱都不好找，只有背茶包子。只要地里的农活一忙完，就去干背子。也有妇女背茶包子的，但很少夫妻俩一起出门背茶的。由于他身体棒，一上来就背七包茶，最多的时候背十一二包。再加上自己的吃粮，一次要带30多斤，总重
就在200多斤。走天全这边的小路，因为山陡路险，不能像走荥经、汉源那边的大路那样，背十四五包。去的时候要走半个多月，来回一趟得二十几天。到了康定一般都不耽搁，货一交清就回返。出来背的多为贝母、虫草之类的山货药材，但返回时空手的时候还是很多。
从天全出发时，茶商老板只预付不到一半的费用，叫作“发脚”，茶引和发单必须带在身上，到康定交了货，货单上盖了印章，带回来才能领到余下的工钱，叫作“清下脚”。他们一般是一伙人一张单子（茶引）。一引五包茶，一伙人无论背多背少，加起来都必须是五的整倍数，和茶引的数字得吻合。没有茶引，就等于是犯法走私茶叶。
路途的艰辛一言难尽。走在山路上，脚后跟都给沉重的茶包压裂了，用针线缝上继续走。后背都磨烂了，碰都不能碰。所以背子们最怕搂肩拍背这样的动作，谁都受不了。尽管小腿上打了绑腿，
早上起来腿肚子还是很疼，要拍上一会儿，要按摩脚腕子。晚上一般住在路边的民宿，一伙人挤在地板上睡，几个人合盖一条破被子，蚊虫叮跳蚤咬，早已习以为常。住一晚要付相当于现在一角钱的费用，早上有一碗豆花（豆腐脑），汤汤水水地吃了就走，放的盐巴都要自带。山下是酷热干渴，山上是风霜雨雪。
事过50多年，李攀祥回忆说，路上的种种辛苦不说，背茶包子最怕四件事情：一是怕涨水路不通。一涨水桥就给冲了，路也塌了，困在半路走不了，粮食吃完就没办法了。还有人被大水冲走，他们村就有好几个。二是怕土匪抢杀、怕被抓了壮丁。那时刘文辉的24军驻扎在这一带，随时有拉夫抓丁的事情，挨上就惨了。所以一听说要过军队，沿路的人就赶快躲起来。碰上土匪抢劫就更要命，有钱被抢钱，无钱被夺命。三是怕路上生病，生了病根本无法就医用药，
要是挺不住熬不过去，就只有死路一条。四是怕雪凌大。雪凌大的时候，就像在玻璃板上走路。脚上不套上“雪抓子”就过不了二郎山。有些留长辫子的，晚上睡觉辫子都会给冻结在床上。
更多背夫走的是大路。当时走“大路”的背子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是当时背夫生活的极传神的写照，其中一部分也涉及“小路”的背夫：一出泥头桅杆坝，老君关坡坡是难爬。爬上关顶歇一下，上关沟再把拐子拉。马刨石打拐看一下，大湾头有个吕冬瓜。过了大湾不想走，高桥的店子数马家。丁字坪，三交坪，韩泥沟的豆花要抢人。
林口打尖缓口气，大家又朝核桃坪爬。头二三道桥路难行，白果湾土匪要抢人。钱少难保身，钱多难保命，
无钱又遭一顿打。
伏龙寺的店子竹笆笆，大石包塘的路陡又滑。汗尽力干才爬上顶，箭杆路滑把筋头打。
理好背子往前行，累了就歇瓦窑坪。
灵官塘下去校场坝，化林坪吃早饭再喝口茶。
三天三个坪，九天到炉城。
隆巴堡去把酱油打，木瓜沟去拌豆花。冷碛大桥头把工来耍，橙子坡坡实难爬。
破碉房的花生抓几把，腰堂子的烧酒斟满花。甘露寺和尚没答答，挖脚十里到大坝，
皂角顶过去金钗花。
磨子沟有个曾幺大，大小两路都要去拜望他。
拢了皇桥（泸定桥）杵一下，过桥就是几响刷。打到大路人不谈话，打到小路人卷他妈。
过河就歇白日坝，去就碰到沙皮娃。
沙皮娃的拐子勒得吓，托得老子头眼花。
浑水沟的萝卜涨了价，弟兄们商量不吃它。溜马槽的坡坡难得爬，咱里才去把工耍。象鼻子岗岗风吹沙，伞岗坪的凉水涨了价，小烹坝的豆花炖空花。
水打沙湾是河坝，大烹坝的臭虫满街爬。
黄金坪的坡坡软塌塌，回马坪的房子矮爬爬。打窝儿的石头懒得耍，冷竹关尽歇女娃娃。石门坎的梯梯实在多，大嘴上的凉水不好喝。
瓦斯沟去把青菜买几把，凉水井的水还吃得下。
……拢了大升航，算来银子统身上；拢了海盘石，算来将够吃；
拢了椒子岗，算来要贷账。
一进东关口，大家邀约绑回手（找回头货）。
背大背，是勉强挣，对对挪挪吃一顿。背子背上一百八，裤儿拉来挽疙瘩。背子背得杂，就怕三个砸。
当年经营过边茶生意的高济昌回忆：“康定大风湾有个万人坑，地址在现今交通监理所附近，像一间小屋，全由石灰涂壁，正面下开一个小洞，凡属倒毙的背茶人，无人收尸掩埋，便拖来甩入洞里。正面横写着‘白骨塔’三字，一副对联是：‘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虽然坑中丢的不只是背茶的，但背茶者占多数，每过那里，都叫人望而心酸。”
从四川的雅安、荥经、邛崃、天全等地出发，翻过大相岭、飞越岭或二郎山，从泸定桥上跨过大渡河到康定，背夫们走一趟需要20天左右。这段距离哪怕在修通了公路后，在二郎山隧道没有修通以前，汽车也要跑个两头见黑才能到达，而且大胆的四川司机提起二郎山就摇头。1950年代，由时乐蒙作曲改编、洛水作词的《歌唱二郎山》传遍全国，那是一首歌唱那条险峻的道路和修筑它的部队的豪迈歌曲。近几年，二郎山公路隧道凿通，由成都平原西行康定的道路才真正变成坦途，乘汽车由成都到康定只需半天时间。康定机场的航班也已正式开通。
我这一生恐怕都没有可能去体验身负100千克重物走400多公里山路是什么滋味，但我能想象到那是怎样的一种艰辛。
在经过许多天艰苦卓绝的跋涉翻过飞越岭或二郎山，跨过大渡河后，那些背夫往往一大早天不亮进入峡谷中的康定城，各商号的人员早就守在城外等候他们，领他们到店里下背子，看条子验货，然后就付钱给他们。而那些背夫交掉货物领到钱后，就在路边拣三块石头架起锣锅，烧水打茶喝，喝一口茶，吞一口他们自己带来的粑粑吃。那粑粑厚厚的，又硬，掰都掰不动，不在茶水里泡软了就根本吃不成。他们就这样一二十个人聚在一起，所有人的背脊全磨烂了，就像骡马被鞍子把皮肉磨烂了一样。吃过粑粑喝过茶，他们就一对一对站起来，相互作揖道歉，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对方不要多心，然后其中一个就趴到地上躺着，另一个就用喝过的茶叶搓抹他烂掉的脊背，把烂了的皮肉都抹掉，最后敷上一些大烟烟灰，用来止血封口。背夫们一个个疼得像“挨宰的猪”一样嚎叫，一个做完了，又由趴下的那个跳起来给另一个做，然后又是一阵阵嗷嗷的嚎叫。
这样干完后，有的背夫就跑到大烟馆去，躺在吱吱呀呀的破床上，头底下枕一块土坯就抽起大烟来。
这个故事我是从居住在云南丽江的黄俊生那儿听来的。事隔50多年，黄老先生提起那些四川背夫还唏嘘感叹不已，感觉他们是最可怜的人。
1939年跟黄俊生同时到康定，借助背夫由雅安步行到康定并在康定停留很多时日的白俄顾彼得先生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这样描述：“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灿烂，风霜雪冻，成百上千的背茶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雅安和打箭炉之间。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只是往路边一躺，然后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没有人会因此而掉泪。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在休息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沿途的一切景物对他们来说都毫无兴趣，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拖着步伐从一块石板迈向另一块石板，他们仿佛是些‘异类’，你无法安慰或是帮助他们，他们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情感，比骡子和马匹更加沉默。当背负着重重的货物行走时，他们唯一能发出的声音便是粗重的呼吸声、喘气声。在打箭炉的那段日子里，这种悲惨至极的景象一直萦绕着我，使我感到无比的悲哀和不可言说的无能为力。”顾彼得也注意到有的背夫吸食鸦片的事：“做这种没完没了的工作，他们的“动力”完全来源于鸦片烟，没有鸦片烟他们简直没法活下去。他们每到一个正规一点的驿站——肮脏的小吃店便开始用餐，一般是一碗清清的白菜汤或是蔓茎的汤，一点豆腐或是大量的辣椒，然后退到卧房，躺在脏兮兮的草席上掏出一根烟枪或是借一根烟枪来抽大烟，我常常听到小店里幽暗的房间里连续不断地传出的抽吸声，并伴随着一股甜甜的树脂味。他们悠然自得地、忘却一切地躺在那里，羊皮纸一样的脸在黑暗中闪现。”
黄老先生讲，康定那些来商号帮着给茶叶打包的、上茶叶驮的小工也很惨，他们从来都是干完活不洗手就打茶喝、揉糌粑吃，问他们为什么不洗手，他们回答说洗了手茶叶末就洗掉了。他们连手上沾的那点茶叶粉末都舍不得。
黄先生字钟杰，生于1920年，1998年我访问他时，他已78岁高龄。其父黄嗣尧先生就是当年丽江最大的商号“仁和昌”的总经理，老先生在赖家仁和昌干了48年，1960年68岁时去世。可以说，赖家仁和昌的兴盛，跟黄嗣尧先生尽心尽力的经营分不开。当年，年轻的黄钟杰也跟随父亲进入仁和昌工作，从1939年到1944年，他
在仁和昌的康定分号待了整整5年，长年累月都是跟马帮、背夫以及茶叶、山货打交道，负责把茶叶等货物发到西藏昌都。1944年抗战胜利前他回到丽江，在丽江待了一年之后，他就跟马帮进了西藏，在拉萨一住就是两年，在那里的仁和昌分号做事，1947年返回丽江。
黄老先生装着一肚子关于康定、拉萨和各马帮与茶马古道的故事。
其实，云南丽江交通川康一带源远流长。早在秦统一六国时，就已将“牦牛种”各部落分布的古邛版图，这一带各民族间已有贸易往来，商人们携带铁器等物到这里换取牦牛和笮马。笮马就是著名的丽江马，古代称这种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丽江人很早就把它们作为交通工具。汉代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两次用兵这一带，想由此打通通往印度和大食的捷径。民间这一带的贸易更为繁盛。三国时诸葛亮由蜀渡泸南征，多次深入蛮荒之地，并未恃强凌弱，而意在“南抚夷越”，给西南诸民族留下了至今难泯的印象。唐、宋时期，这里更成为唐与吐蕃及南诏、大理之间争战和各种交往的犬牙交错地区。元时，忽必烈的铁骑就是由这里的山间马道奔袭大理国成功，进一步打通了这些道路。明时，声势显赫的丽江纳西族木土司的军民人众曾经席卷了这一地区，至今他们的后裔还生活在四川的盐源、巴塘、得荣，以及西藏的盐井等地，在那些地方留下了碉楼、开垦水利田地的遗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反映了这段历史上的争战与交往。到了清代，随着民间经济的发展，这一区域更成为茶叶和山货大量交易的场所。
作为茶马古道的大中转站，丽江与康定之间也有马帮道路贯穿。黄钟杰当年就沿着马帮路到康定经营这一地区的生意。云南马帮走康定，共有十七八站的路程，途中要经过三道湾、米易、拖梁子（金沙江渡口）、翠依、永宁、木里、麦地楼、九龙等地。自古以来，两地的商人和民间人士经常来来往往。有很长一段时期，从丽江运往康定的大宗货物是大烟，也就是著
名的“云土”（云南以出产的云土鸦片著名）、布匹和纸烟，还有著名的“云腿”（火腿），回头货是当地盛产的黄金、皮毛等，以及一些丝绵、锦缎被面等。大量的山货经泸定越大渡河，翻大相岭运到成都。但那条路上土匪很多，不加入当地的帮会就根本走不通。
偏居川西后，刘文辉用心经营，以图再起。1935年国民政府计划筹建西康省，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筹建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1月1日西康正式建省，刘文辉出任省主席。针对西康多民族杂居的现实，他采取了不少措施缓和民族关系，安抚、笼络藏族上层，同时也引进人才，发展科技和教育，使得西康边地“气
象一新”。刘文辉曾下令，只要哪一县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所以当时巴安（巴塘）县立小学不仅有县长义务任教，还有美国博士教英语，甚至还组建了小学棒球队。但刘文辉很少待在省会康定，而是长住成都和川西的雅安。他设在康定的禁烟局实际上早就成了大烟专卖局。即使他在康定，鸦片也一定会卖的。大烟买卖是那里的主要生意之一，也是军饷的主要来源。国军的非嫡系部队大都得自筹军饷。云南军阀龙云亦如此。西康每年还出产约3万两黄金，也是其重要财源，同时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时经济支柱之一。1949年，刘文辉率部起义，成为新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林业部长，1976年去世。
对那些拦路剪径的土匪，刘文辉也毫无办法。连发了大财的禁烟局长都在路上成了土匪绑的票，花了一大笔赎金才脱身。最后刘文辉只有把这些土匪都招了安，全数编入了他的军队，土匪头儿做了警备团团长，来往的商队商人这才能够平安到雅安、成都去。
从德钦的奔子栏，也有马帮路经得荣到四川的巴塘，由巴塘经理塘、雅江，就到当时的西康首府康定。或由中甸的东旺，翻过大小雪山可到乡城，经桑堆后直抵理塘、康定。但走那条路在当时纯粹是冒险，因为那里正是众多土匪强盗的老窝子。只有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的大马帮才敢走这条路。
有时，云南的一些马帮商队就在德钦买进由康定过来的四川大茶，再运到拉萨去销，居然也还有利润。大茶压得特别紧，很重，敲一点点就可以煮一大锅酥油茶，所以藏族也很喜欢。四川大茶的味道又浓又苦，也只有藏族能够接受。
马帮拉成一条直线逶迤盘桓在山路上，挂在骡马脖颈上的铜铃随着骡马的迈步而有节奏地叮当作响，宁静的山间回荡着清脆、悠远的铃声。马蹄铁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则沉闷而厚重。这铃声和马蹄的嘚嘚声几乎就是茶马古道的标识。
民国时期，范义田先生就注意到往来于滇藏间的马帮：“古宗（藏族别支）巨商骑马千百，入内地市布盐茶，而普洱茶尤为日常嗜好，每年出而运载，为数不下巨万，名曰：‘赶茶山’。归则顺往鸡足山精舍顶礼，名曰：‘朝鸡山’。出赶茶山正当夏历九月，常以四五百匹马结一大帮，大老板背负三四寸黄金佛，腰悬金饰挂刀，并佩十响五子新式手枪，烹浓茶，饮酥油，黎明出发，过午便息，耐劳经寒，长于跋涉，非内地赶马人所能及。”
抗战时在昆明念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先生见过云南的马帮。他在《跑警报》文中这样生动描绘：“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多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稜哗稜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别的商路像茶马古道这样走的几乎全是马帮。据我有限的知识，在人类掌握机动能力之前，只有南美洲的高原山地像这样大规模使用骡马作为主要运输动力。马帮们那种长期在野外风餐露宿的生存方式、他们严密而又随意的组织形式，以及种种
带有浓厚神秘氛围的习俗，赋予了他们浪漫而传奇的色彩，也赋予了茶马古道一种神奇内涵。
马帮是过去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也是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载手段。众所周知，中国大西南区域山高水急的自然条件使水上航行成为纯粹的噩梦，山道的险峻崎岖，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而西南地区自古又出虽矮小却极有耐力的山地马，这样，马帮的徒步运输就应运而生。因而，自汉唐宋时期，到元明清年间，直至现代交通相当发达的今天，西南的驿道交通就有这样的突出特色：骡驮马运，充路塞道。
多少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茶马古道上默默穿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都被截断时，经由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在我看来，马帮们走茶马古道的故事，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
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已故谭其骧先生曾讲过，明末，崇祯因为财政窘迫而节俭开支，削减裁撤官方驿站，成了明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之一：数十万没有其他谋生技能的驿卒顿时成为李自成、张献忠手下不需训练、不需配备装备且熟悉地理路况的现成战士。
从清中期到民国初年，官办驿运照样大大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西南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
多者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之间，就有大量这样的马帮商团来往运作。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现代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马帮商团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因转手贸易需要，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甚至数千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
这样的马帮商队完全由“老乡”和“弟兄们”组成，同道的各种危险和忠诚盟誓将他们紧密地约束在一起。好处和利润自然是以股份的多少和出力的大小来合理分配。
一般来说，马帮的组织形式不外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或商号名称命名；第二种是凑集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做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结合走到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成一团，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因为路途遥远艰辛，走茶马古道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他们已经十分专业化。
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都”）。马脚子们大多出身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因为走茶马道不仅艰苦异常，而且还十分危险。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而又轮流着做，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首先，要懂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说，要会看天气变化，要会选路，还要会选宿营的地方，同时还要通各民族语言，善于和不同地方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其次，要识骡马的性情；第三，要会各种马帮生活的技能，诸如支帐做饭，砍柴生火，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等等。
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负责接洽生意、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
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
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
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贸易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
走藏地的马帮一般用滇藏、川藏边沿的藏族男性青壮年做马脚子，这样就不存在语言和习俗的障碍，也能够承受得了路途的艰辛。
一个马脚子最多可照看12匹骡马，那要极能干的赶马人才能做到，一般的马脚子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就结成了马帮。
跟当时那些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他们不仅身强力壮，而且全副武装。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兢兢业业，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井然有序地行动。
在茶马古道上跑长途的马帮，其实所用的骡马主要以骡子为主，很少用马。茶马古道一路，山高路窄坡陡，用马不如用骡。据司马迁的记述，牡驴与牝马杂交者为“驘”（骡），牡马与牝驴杂交者为“駃騠”（）。早在西汉甚至更早时期，北方的匈奴已将骡作为家畜广泛使用，被汉人视为“奇畜”，后来亦为汉人大量繁殖使用。因为马比骡子笨，食量又大，负载力和耐力也没有骡子好，所以走藏地的马帮大多使用骡子。骡子虽然出步小，但蹄与肢之间收得紧，走山路灵活，通过性比马强，食量也小得多，而且其负载能力和行走耐力远远超过马。所以云南历来就有这样的老话：“人比人，气死人，马比骡子驮不成。”“马帮”应叫“骡帮”更名副其实。
骡马行进的队伍也有自己的领导，那就是头骡、二骡。它们是一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马帮一般只用母骡作头骡、二骡。马帮们的说法是，母骡比较灵敏，而且懂事、警觉，能知道哪里有危险，而公骡太莽撞，不宜当领导。头骡、二骡不仅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而且它们的装饰也非常特别、十分讲究。它们上路时都要戴花笼头，上有护脑镜、缨须，眉毛处有红布红绸做的“红彩”，鼻子上有鼻缨，鞍子上有碰子，尾椎则用牦牛尾巴做成。头骡脖项上挂有很响亮的大铜铃，二骡则挂小一些的“二钗”。头骡、二骡往往要一个毛色的。骡奔，二骡跟”，将整个马帮带成一条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上还插有马帮的狗牙“帮旗”，上面书写着该马帮的帮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马帮。头骡、二骡一威风，整个马帮就有了气势，一路浩浩荡荡，连赶马人自己走着都有了精神。在整个马帮队伍的最后，还要有一匹十分得力的尾骡，也叫追骡。它既要能紧跟上大队，又要压得住阵脚，使一大串的马帮行列形成一个整体。
走茶马古道的马帮，在路上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野营露宿的生活。一般天一发亮就爬起来，从山上找回吃草的骡马，给它们喂料，然后上驮子上路。中午开一次“梢”。“开梢”就是吃午饭的意思，也就是打个酥油茶，揉一点糌粑吃。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马帮都要尽力赶到他们必须到达的“窝子”——适宜马帮宿营的地方，在那里才好“开亮”。开亮就是露营。他们要在天黑前埋好锣锅烧好饭，搭好帐篷，卸完驮子，将骡马放到野外吃草。每天的打野开亮，都由大家分工合作，搭帐篷的搭帐篷，钉马掌的钉马掌，找柴的找柴，做饭的做饭，洗碗的洗碗，而且是轮流着做，以免不公平。
这样打野开亮的野外生存，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充满了各种危险和变数。这里面就有许多忌讳，主要是行为上的避讳，如煮饭要转锅时，只能逆时针方向一点点慢慢转；架锣锅的石头不能乱敲，连磕一下烟锅都不行；凑柴要从一个口一顺地凑，不能乱架乱放；吃饭时只能由锅头揭锅盖，第一碗饭也要由锅头添，添饭时更不能一勺子舀到底，要从饭锅表面一层层舀下去；添饭时还不能将饭锅搞得转动；所有的人吃头一碗饭是不能泡汤的，因为怕碰上下雨；人不能从火塘和锣锅上跨过，也不能挡住第二天要走的方向；饭锅更不能搞得打翻了。也有语言上的忌讳，如筷子不能说筷子，而要说帮手，因为“大快”为老虎，不能提到那凶猛的家伙，豹子的称呼也不能提。碗要叫“莲花”，“碗”跟“晚”是谐音，马帮们可不想晚到。钵头要说缸钵，“头”与“偷”谐音，马帮也不想被盗。勺子要说“顺赶”，“勺”跟“说”在云南方言中是谐音，而言多必失，那就不吉利了。同样，手巾要叫“手幅子”，因为骡马最怕受惊。甚至连锣锅都不能说，因为谁都怕“落”在江里，所以锣锅只能说饭锅。灶也只能叫“火塘”，大家都不想把事情弄糟（灶）……但“柴”却是个吉利的发音，跟“财”相近，有时马帮过村寨还要去买一捆柴扛来，说“柴（财）来了！柴来了！”似乎这样就能招财进宝。
不要以为这是马帮们迷信犯傻。出门在外，顾忌自然特别多。人又不是神，各种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得不有所敬畏。
无论是谁，凡是不小心犯了以上忌讳，就要挨一顿数落，还要出钱请客打牙祭，严重的就逐出马帮。
马帮队伍里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马帮是男人的世界。如海上航行不许女性上船一样，过去的马帮也是不许携带女性同行的，更没有女性参与马帮运输活动。他们认为有女性同行就不吉利。这种忌讳跟畏惧自然不同，主要是担心在艰难旅途中发生男女关系，从而引发男性之间的不和与争斗。因为在漫长的旅途中，难免寂寞孤独，一有女性加入，容易出现打打杀杀的事情，那怎么去应对本已艰险的旅途？他们甚至都认为骡马吃了沾染女性经血的草就会大病不治死去——除非以女性阴毛烧灰给骡马服用才能痊愈。马帮里不存在“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情形。马帮需要的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
马帮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如此进行，早上找回骡马，马吃料，人吃饭，走路，上驮下驮，扎营做饭，放马，睡觉，周而复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就是这些马帮等运输载体，如同鲜活流动的血脉，千百年来贯穿起了茶马古道。1990年时，跟着德钦县的马锅头都吉赶的马帮，在滇藏川大三角区域一趟一百天走下来，我才真正领略到茶马古道的魅力。那异常险恶的生存条件，那长达数千公里，来往一趟需耗
时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多的漫长旅途，造就了马帮们为人称道的冒险、合作、诚信等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特质成为茶马古道的闪光点，正是茶马古道的迷人之处。
牦牛是藏族人民的“神牛”，是青藏高原的原始牛品种。牦牛英语“yak”的发音，就来自藏语。藏族关于牦牛的神话同星星一样多。据说有个土地神名字就叫萨达波保（黑色野牦牛），住在西方，同时有个牧民住在牧场附近，于是人与牦牛就给联系在了一起。在藏族传说中还有八个女王，其中一个叫克鲁波玛的就是长着野牦牛头的白色女神。另有一个故事让人惊奇不已：止贡赞普与大臣罗旺大孜决斗，罗旺大孜用计杀死赞普，夺了王权，命止贡赞普的王妃牧马，王妃在牧场梦见与雅拉香波山神变的一位白人结合，醒来时却看见一头白牦牛从身边走开了。后来王妃生下一个血团，把血团放到一只野牦牛角里孕出一个儿子——他就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如列吉（从角中生出的人）。……仅从这些神话中，就足见多么重要。而西藏许多寺庙中供奉的护法神，如大威德金刚，就长着巨大的牦牛头。
藏族人民饲养牦牛主要是从它们那里得到牛奶，再从牦牛奶里提取出他们每日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酥油。牦牛皮可做藏靴、皮条，而牦牛毛可以织成氆氇，做成牧民的毡帐，那毡帐虽然黑漆漆的不中看，却结实厚重，能抵御最可怕的风雪以及硕大的冰雹。牦牛肉比一般的牛肉细嫩鲜美，营养价值也高，藏族同胞会长得那么英俊、漂亮又健壮的原因跟牦牛有很大关联。在青藏高原许多地区，牦牛粪还是人们唯一能够得到的燃料，干牛粪生火又快又旺，还没有呛人的火烟，人们烧茶做饭取暖，就全靠牦牛粪这宝贝。在农区，牦牛还要为主人耕地。可以说，牦牛全身是宝，在一般藏族人民的生活里，牦牛就是家庭的主要财产，家家都要养上一些牦牛。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往往以牦牛的数量来衡量。
在藏族群众要出远门朝圣的时候，在牧民们要转移放牧营地的时候，在他们需要经商贸易的时候，牦牛又成为高原上最为重要的运输工具。人们亲切地把它们称为“高原之舟”。
过高山雪地时，从云南和四川循茶马古道而来的马帮就要雇请牦牛帮忙，走一天两天或更长一点的路程。马帮们将这种方式叫作“放短脚”。因为马帮的驮子多，过雪山时没法一下子过去，就把马帮驮不了的货物交给牦牛，把钱先付给它们的主人，告诉他们把货物运到某个地方，然后就由牦牛一节一节地把货物运过去。那时路上很安全，货物驮子什么的都不会丢失。有时商号进的货物太多，自己的马帮根本无法一次运走，这时也只有请藏族的牦牛一段一段地像接力赛似的运送。
牦牛力气很大，比骡马要驮得多，但在赶马帮的人们看来，它们比较笨拙。它们从来不会像骡马那样，一个紧跟一个，秩序井然地行进。它们像所有的牛一样，总是挤作一团往前走，一会儿慢下来，一会儿站立不动，一会又不顾一切往前冲，相互之间撞来撞去的，力气又大，还会用它们尖利而又结实无比的角挑斗，有时连驮子都会摔掉下来，所以马帮根本不敢将未包装好的茶叶或是易碎的货物交给它们驮运。它们要是发起脾气来，火气甚至要超过西班牙的斗牛。
交付给牦牛驮运的大多是一些用牛皮包好的硬货。那些货物按分量分成堆后，用毡子裹起来，再用湿牛皮缝好，牛皮一干就收缩，把里面的货物紧紧地包成一个整体。这样的驮子可以到处乱丢乱甩，可以碰撞，也可以当凳子坐在上面，而里面的货物不会受损，走多远的路都不怕。这样的驮子也不怕风吹、日晒、雨淋。只有这样的驮子才能交给牦牛运输。茶叶只是用竹篾包装，要让牦牛运的话，走完一天的路程到了。而且，牦牛无法走长途，一到人多的地方，它们就走不动了，倒不是说它们怕人，而是因为人多的地方天气往往要热一些，而这些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家伙根本就受不了热天，一到热地方它们就像得了病一样。
牦牛只能待在寒冷的高山上，那儿才是它们的用武之地。它们耐寒冷的能力让人不由惊叹——在大雪纷飞、气温仅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冬夜，它们竟可以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地卧到天亮，背上的雪都积起来几寸厚！好像雪地就是它们舒适的床铺，大雪就是它们暖和的被子。天一亮只要将它们背上的雪掸掉，架上货物它们又可上路。
这还不算绝。牦牛最厉害的是能够在空气十分稀薄的情况下上山爬坡。翻越高山的时候，连强健的丽江骡马都显得十分疲软吃力，走上几步就得站下来歇息，而牦牛在这时却显示出惊人的耐力，不管多高多难走的雪山，它们都能一气贯穿，驮着沉重的货物直走到宿营地，仿佛他们根本没有负重爬山。它们的高山耐力简直会让天神吃惊。
在冬季马帮返回时，雇请牦牛放短脚是十分明智之举。牦牛能掘开雪层，吃到雪下的枯草，这样就能少带饲料。而且，在大雪过后，路上坑凹的地方都被掩盖了，骡马误陷进去十分危险。而牦牛感觉灵敏，又常年生活在雪原上，它们会避开这些危险的洼陷之地，选择结实的平地走。而有时雪太深，行走困难，也只有靠牦牛先走过去，把雪踩踏平了，马帮才走得过去。
要是没有这些牦牛，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就惨了。
仅就抗日战争期间而言，究竟有多少牦牛参加到茶马古道运输之中来，无论是西藏方面还是云南、四川，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由于它们跑的是短脚，来往于一段一段短途之间，一般也就是走一两天的路程，所以，即使是经常与牦牛帮打交道的人，也无法知道它们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从各方面估计的数字来看，在茶马道上运输最为繁忙的时候，每年有上万头牦牛投入到茶马古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生活在藏北的藏族往往用牦牛到青海的盐湖去驮盐，在过去，那是每个男性青年必须参加的类似成年仪式的活动。因为整个驮盐过程是对一个男人最严峻的考验，他们要穿过大半个无人区。我的朋友、已故藏族作家加央西热曾在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纪实作品《西藏最后的驮队》写过有关的故事。
历史上参与过茶马古道运输的，还有西藏传统的“乌拉”差役。他们也是茶马古道上的运输力量，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仅自己出力，还得动用家庭所拥有的骡马、牦牛和驴。清末在西藏征战多年的陈渠珍生动而准确地记述过藏地特有的牦牛乌拉：“藏地行军，动需乌拉驮运。又须二三日一换，故无乌拉，即不能行一步。盖弹药粮秣，行李乘骑，每营须牛马两千余头之多，悉取给予沿途藏人。长途行军，绝非内地夫役力所能任。即内地之马，一入藏地，亦不堪用矣。赵尔丰以陆军初入藏，情形不熟，恐猝遇战，乌拉不继，故令我军走北路，为策安全也。”“途次，见乌拉千百成群，尚未注意。至霍尔章谷换乌拉。先日傍晚，尚未齐。夜半，闻四野声喧，视之，乃藏族人民送乌拉牛马至矣。漫山遍野而来，不下数千。余方虑明晨掉换乌拉，驮装捆载，不知费时几许。迨次晨起视，则一人挟一驼，置牛背上，每驼重逾百斤，竟能举重若轻，约一时许，而二千余驼粮弹捆载已毕，身手敏捷，诚非汉人所及。
每日宿营，牛马拥挤坪中，藏族人民卸装，更为迅速。驼牛两千余头，不及一小时，即卸毕矣。藏族人民扬声，驼牛四散，满山满谷，到处龁青。迨黄昏前后，藏族人民呼哨一声，但见山头群牛攒动，皆争先恐后，戢戢归来，勿烦驱策。藏族人民即就平地之桩，系长绳，排列为若干行。长绳中系无数短绳，拴于牛蹄。牛倚绳，或立或卧，秩然不乱。犹忆一日中夜起溲，弥望白雪，不见一牛，大异之。询之卫兵，始知牛卧雪中，雪罩牛身，望之似无数雪堆，隐约坪中。非转侧雪落，不知其为牛也。”
所谓“乌拉”，就是西藏地方政府和土司头人强迫其辖区内所有农牧民必须要服的徭役。它原是元朝的一种差役制度。元初，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从西藏至青海之间，供应来往官员马匹、传递文书、担负运输的差役就叫乌拉。以后，乌拉就演变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一切劳役差的总称。
其实“乌拉”一词是蒙古语，满语和藏语都意为差役，源于突厥语。在蒙古族地区，历史上指供应来往使臣、客商乘骑的马匹；在藏族地区，指旧时农奴向农奴主支应的各种差役，包括人役和畜役，是农奴的一项繁重负担。差役和税在藏语中是一个意思，内容相当广泛，种类繁多，包括各种劳役、捐税、地租，等等，都叫“乌拉”。所以“乌拉”就等于无偿劳役。各种各样的差役、税都有规定，统治者需要什么，民众就得负担什么。其中，劳役是主要的。藏族民众很形象地把差役税概括为两种：一叫“刚卓”，意思是“用腿走路的差”，即劳役差，包括用人、牛、马、驴所支应的劳役，其中，长途运输差叫“宗古”，中途运输差叫“谿古”，短途运输差叫“莎斯”。二叫“腊敦”，意思是“用手拿出去的差”，包括交纳各种实物、货币等。用于茶马古道的“乌拉”应属于“刚卓”，凡政府、寺院活佛喇嘛要上路或是运送物资，沿途百姓都得无偿地提供人力和畜力帮助运输，由各地的头人、
村长之类负责组织、指派。当然，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驻藏大臣以及相关的官员、军人，也有支使“乌拉”的权力。对于官方的人员调动和物资运输来说，如果没有“乌拉”的支持，茶马古道的运作就难以为继。要指出的是，乌拉差役是对藏族农牧民的残酷剥削，给无数藏族家庭带来繁重的负担乃至灾难。
茶马古道沿途之所以有着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征，还在于茶马古道是以马帮、背夫和牦牛驮队这种种独特的载体来运作的。马帮之类无疑是最容易进行文化交流的运输工具。因为马帮、牦牛帮贸易的茶叶和山货等物资，
既得自于两地间的人们，也要销售给他们消费，同时马帮、牦牛帮的补给，也仰赖沿途百姓，因而亦加强了信息的传递和人群的融合。虽然马帮当年走在茶马古道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使者，但他们不仅要跟各地的物产打交道，更要与各地的各族人民交往。他们就像一股股流动的血脉，将茶叶等货物和各种文化因素输送到遥远的地方，直到十分偏僻的末梢。就像活的黏合剂，将各民族及其文化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