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茶马古道上青藏
书名： 茶马古道 作者：李旭 字数：152694
这些姑娘、媳妇手灵巧得很，一会儿就能采上一包。此景此情让我不由得想起《聂耳歌曲集》里收录的《采茶歌》春风吹，春风暖，茶叶儿发芽遍山青。采茶啊，采茶啊，毛尖、雨前和眉珍；快快采，不要停，谨防错过好时辰；快快采，不要停，谨防错过好时辰。去年采茶数十担，一家大小喜在心，谁知茶叶贱似土，尺布斗米贵如金。捐和租，逼人命，饥寒交迫受苦辛。春去春又来，茶山年年青人人都说茶味好，吃茶的人儿笑盈盈。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他的家乡正好在昆明到澜沧江产茶区的路上，本地也产茶，他是应该听到过采茶歌的，将之谱写成曲，实属自然。
攸乐人不仅种茶、采茶历史悠久，而且也有独到的茶文化。凉拌茶、竹筒熬茶、芭蕉叶包烧茶，都让人耳目、口味一新。竹筒熬茶未能亲睹，凉拌茶和芭蕉叶包烧茶倒是领教了一下。所谓凉拌茶就是将新采摘下的春尖，放上盐巴、辣椒等佐料，凉拌了做菜吃，苦凉回甜，不失为一种佳肴。将古茶树上的老茶叶采来，用芭蕉叶包起在火上烧烤，再取出茶叶冲泡开水，味道浓酽，香气十足，是为芭蕉叶包烧茶，被攸乐人视为茶中上品。我还见过云南德宏的傣族和景颇族用鲜茶叶做菜炒吃或煮汤。
有些遗憾的是，这样的饮茶方式大概只适合在本地采用，离了本土，上哪儿去找竹筒、芭蕉叶和青茶叶？所以，普洱茶的真正出路还在于深加工。随着陈年普洱茶在海内外市场身价日高，每年都有外地老板守在攸乐茶山，一俟青茶下山，马上就收购一空，烘炒杀青晾晒，加工成初制茶后，再制成茶饼和茶砖，存放几年后销往世界各地，价格不知翻了多少倍。
想想看，一直处于原始生态环境中的数百年老茶树上的春芽，蕴集了大自然的原生优质菌种，又以累积了千百年的传统方式制作出来，之后再经过长年累月的自然发酵，可以转化出怎样的口感和生命能量？怪不得普洱茶声名鹊起，陈年普洱茶更是价比黄金，它所具有的解油脂、助消化、生津顺气、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功效，实在是大自然神奇美妙的具体体现，实在不愧为茶中极品。
经由茶马古道运往藏地的茶叶，经过漫长的旅途运输，经过千山万水，经过风吹日晒、霜打雪压，采用透气自然包装的茶叶得以天然发酵，产生了极好的味道和口感，形成了特殊的风味。不管筒茶、砖茶，都深受藏民族喜爱，于是，滇藏茶马古道就日益繁忙起来。
仅西双版纳六大茶山最高年产就达8万担，以致“西双版纳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云南的普洱茶、猛库茶、凤庆茶年产量为十万至十二万担，这些茶叶除少量供当地饮用外，百分之八十作为主要商品运输省内各县和四川、西藏，其中部分远销缅、越、老诸国。”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设普洱府，并在普洱开设茶局，专办茶引，普洱府“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普洱茶也因此而得名。同时普洱府还负责督办贡茶，每年向政府提供数额巨大的贡茶。这些贡茶的一部分又由清政府赐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藏地的活佛高僧，于是普洱茶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藏地，成为政府联络藏地、保持边疆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清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云南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成为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城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者络绎于途，滇南马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
在滇南、滇西茶山，许多少数民族妇女都投身于茶叶的采摘制作中，并将收入所得作为自己的嫁妆，因而有了《红楼梦》里提到的女儿茶。“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一团，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
茶叶就达3万担。在滇西北的丽江贸易市场，每年九月到次年春天都有藏族赶着马队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领取茶引（经营贩运茶叶的执照）后，赶赴普洱、思茅贩茶。从丽江经下关、巍山、景东到思茅一带，马帮结队，汉族、白族、纳西族、回族、彝族和藏族商人还常参加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三”贸易活动和丽江盛大的“骡马会”，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已经形成相当繁盛的产购运销机制。
进入民国后，滇茶藏销也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1万担：“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成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慨。自拉萨而阿墩子（今云南德钦），以至滇西北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王图瑞先生论及云南西北边地状况时也说：“云南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以茶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十万驮粗茶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
在近现代滇藏茶马古道兴盛的早期，大约从清代中叶始，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丽江的地主兼商人就以村寨为单位组成马帮，每年形成几千匹骡马的运力，自己前往滇南的茶山采购茶叶，运回丽江重新包装以后，再以马帮贩运到西康和西藏。当时他们把这种生意叫“走茶山”或“赶茶山”。后来，腾冲帮的“茂恒”“洪盛祥”“元春茂”，喜洲帮的“永昌祥”等大商帮在大理下关等地开垦茶园，自己制茶并自办运输，垄断了茶叶货源，丽江人才没有了走茶山的。前一段茶马古道的生意断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生意不做，而是像跑接力赛一样，就近在丽江采购别的商号马帮运来的茶叶，大规模走进西藏，将它们运到更遥远的别人难以到达的藏地。
就是这些看似普普通通却关乎民生大计的茶叶，造就了一条道路，塑造了这条路上丰富多彩的文化。
在中原的传说里，茶叶的发现者则是作为炎帝的神农氏。神农氏在教会大家播种五谷后，为寻找治疗百病的药物，又遍尝百草，最后由掉入煮水陶罐的树叶，发现了茶叶的神妙功效。这与云南原住民的传说十分相似，只是不知哪个才是最早的版本。《神农本草经》里确实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唐代陆羽在其《茶经》里也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史籍记载，在古代巴蜀地区，早在西周初年就有人工种植的茶园存在。《华阳国志?巴志》载，分封到巴地的周武王宗亲，曾将巴国最好的物产献给周天子，其中就有茶叶：“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菊，园有芳蒻香茗。”周人还将茶作为祭祀用品：“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陆羽在《茶经》里也提到巴川峡山茶树有两合抱者。
在与巴相邻的蜀国，在四川成都平原西端，龙门山南缘，自古也是茶叶盛产区，蜀人也是植茶的高手。后来巴蜀相争导致秦的入侵，但种茶、饮茶之风仍传了下来。在西汉时期，雅安名山县的蒙山就已有人工栽培茶树。唐人樊绰所著的《云南志》记载：“蒙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绵延数十里，在县西南。”蒙山茶自唐代起就作为贡茶，进贡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历时弥久，天下闻名。唐代是蒙山茶的黄金时期，那时的达官贵人不惜重金争相购买。
西汉时期已经有了茶叶商品贸易，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名士王褒的《僮约》中已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州市）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成都已经饮茶成风，并有了专门售茶的茶市；唐代晚期，随着以岷山、邛崃山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川西汉区茶叶生产的兴旺、川西高原诸羌部落和吐蕃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两地间的茶马贸易兴起，尤其是唐末五代的前蜀王建自得蜀之后，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始立榷茶之法”，其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马匹就是用茶叶等商品贸易而来。在前蜀大臣毛文锡所著的《茶经》中，不仅记载了王建实行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榷茶法”，而且描述邛崃山南麓一带有“火蕃饼”茶，是专门用于交换川西高原和西北羌蕃部落战马的茶叶品种，而市蕃马的地点就在“文、黎、雅、茂诸州”，即今甘肃东南、雅安汉源、雅安和岷江上游的茂县一带。
从那时起，川藏间的茶马互市已经成为历代王朝重视和推行的政策。这种以茶易马和“羁縻诸番”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明代，川茶业与藏汉民族关系和经济贸易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川西还一直盛传，在西汉末年，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在石栏内栽植七株茶树，首次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种植成功。据说那几株茶树采制的茶叶能治疗多种顽疾，被人们认为是仙茶，后人于是将吴理真尊为“茶神”，并建起了茶神殿予以纪念。如今，据说从前吴理真居住过的石屋仍保存完好，他在蒙顶五峰中心皇茶园中种下的七株茶树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还存活着。皇茶园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正式命名的，它在唐代就出产贡茶了，并与历史上的西南丝路互为依托，促进了古道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始建于汉代、宋代重修的天盖寺至今矗立在蒙山顶上，中间是明代建筑的石柱大殿，据说就是茶神吴理真当年结庐种茶处。大殿里塑有吴理真的全身坐像，每年还有盛大的祭祀活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尤其是来自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茶客。
茶马司的纪念型建筑，是一座红砂石料檐柱的砖木结构四合院，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而成，至今保存尚好，据称它最早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2）。它应该是茶马古道最佳的见证。茶马司过去就是宋王朝为处理内地与藏地的茶马互市而专门设立的机构，管理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的建立，将茶马互市这一地区间的民间贸易纳入政府管理之下，统购统销，这对稀缺战马的宋王朝十分重要，对内地与藏地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如熟稔中国历史的A.S.M.艾兹赫德所指出的：“在四川的官僚企业中——史密斯如此称呼，四川的茶叶和马匹的经营在风险管理、激励措施、信用贷款、开辟市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由于茶马互市的兴盛，促使川茶产量大幅度增长。据贾大泉先生研究，其最高年产量达到3000多万斤，超过当时全国其他地区茶叶产量的总和。这些茶叶大部分向西进入了藏地，其中运到西北熙、秦、河州的川茶，一从青衣江经嘉州、渝州溯嘉陵江至凤州转运；一从陆路经邛州、成都、汉州、绵州、剑州、利州，过金牛驿、青阳驿，至陕西兴州转运。后来到清代的又一个鼎盛时期，这里的边茶贸易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之多，以每驮120斤计，一县即合有200多万斤的茶叶运销量。有时仅此一茶马司每天就要接待商队2000余人，驮马不计其数，当年的茶马互市盛况可见一斑。
2000年，当地政府又重新修缮了茶马司，并刻碑悬匾，布置了一些文字和图片资料，以为纪念。经过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该建筑屋顶覆瓦大量掉落，连匾都掉了，成为危房，现无人管理。
自唐代天宝年间始，四川“蒙山茶”就作为贡品，被精心采摘制作，进贡西安和洛阳。宋以后大量输入藏地的茶叶被称为“边茶”，采摘的部位和制作方法都与内地饮用的茶叶有很大的不同。“边茶”一般采用老茶叶，并经过发酵，有的舂压成砖头形状，以竹篾包装成大长条运往藏地，所以也叫“大茶”。清人江锡龄就提道：“茶以太安寺得名，近则遍山皆植……岁得不下数万斤。以其至精者充上贡，余则鬻诸松潘、保县、乌斯藏、外夷诸国及成都、邛、眉各州邑，岁获不赀。”
半寸以内的短节，再将铡好的茶拌上一层熬好的糯米浆，粗茶多上，砖茶不上，金玉少上；然后将茶上“炕”——烘焙茶叶的“炕”是一圆锥体的灶，用石头砌成，在灶内用柴火加热，灶外铺撒茶叶烘焙，再将烘焙好的茶叶，按一定重量（粗茶五斤，金玉四斤，砖茶一斤）用细麻袋盛装，放到大木桶甑里蒸，蒸好的茶叶要趁热连麻袋一起甩到顺墙摆放的有一定坡度的“板凳坡”上，由人上去来回上下踩踏，一直到将茶叶踩绒为止；最后才是舂包、倒包——按茶包的大小尺寸用木头做一个可以拆卸的长方盒子，内放篾篼，再把已经上过板凳坡踩踏又回甑蒸热的一甑茶倒在盒里，用一块木制的舂板将茶冲压成块，此为一甑，四甑为一包，拆盒后就可以连篾篼带茶一起取出，等到过一些时候水汽干了，从篾篼里倒翻出来，一甑一甑连带说明书和藏文商标包好，再用原来篾篼重新包装，并在四面印上藏汉文商标，在封口处还打上黑巴一块表示原封，捆扎后就成一个茶包。砖茶则是一砖包一次，四砖包成一甑，四甑一包。有经验的藏商，无论包里包外，几乎一眼就能辨别出是哪家的茶，并能识别真伪。
边茶一般按质量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仓（粗茶）数级，砖茶、
金尖供藏族上层人士饮用，金仓多为农牧民饮用，金玉是中等茶，可上可下。到民国时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际上只有砖茶、金玉和粗茶三级茶了。
四川盆地西缘与横断山脉衔接的雅安、名山、邛崃、天全与荥经一带，就是历史上边茶的主产区。种茶、采茶和卖茶，历来是这一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收入。采茶、卖茶一般在春耕以后，秋收以前，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又正好可用茶叶的收入弥补青黄不接时的不足，所以农民都把茶叶亲切地称为“二季粮食”。自打箭炉（康定）茶市开辟以后，作为南路边茶主产地的荥经，茶叶产量剧增，茶农笑逐颜开，茶商获利更丰，当时有人就作了这样的生动描述：“……乃至打箭炉之厅，（茶叶）昂值深藏，以待西夷与胡僧。其人乃环耳蒙首，……争先竭蹶交易而归。神忻气勃，流通运转，东振日域，西厌月滑，泼乳和膏，祷神供佛。是以服贾承引之流，获利十倍。家致富饶，上以充课税于天府，下以佐清谈于雄豪。”其时还流行这样一首观音茶歌：“纷纷儿女叩观音，保佑年年茶事盛；观音有灵应嗟叹，吾民不肯如人家。多年抛弃蚕丝业，竞唱山歌来采茶。”据推算，清代全川茶叶年总产量在20余万担，是明代全川茶年产量不到10万担的一倍以上。现在，这里仍然茶园密布，仍然是供应藏地茶叶需求的主要产地。
名山茶叶味道醇厚，很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喜爱。宋王朝曾下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名山茶叶于是成为茶马互市的专用商品和主打产品，成为内地汉族与边地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明末清初，官方控制的茶马互市大为废弛，许多商人纷纷私自来往于汉藏之间贩运茶叶，藏商更是看好茶叶的高额利润，趋之若鹜，各寺院的代理人也纷至沓来，在其他货物贸易中大量夹带私茶，“其由打箭炉入口买茶者，络绎不绝于道。”官方已很难单方面操纵茶叶贸易，而且，茶贵马贱，藏族方面觉得以马换茶已不合算，不愿再以马换茶，再加上清政府控制了西北、西南各游牧地区，马匹已不是稀缺之物。据布罗代尔研究，当时的中国皇帝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骑兵，数字精确：38.9万匹战马和17.5万匹驿马。“当然，全体臣民拥有的马匹总数看来要比君主的马匹多得多。”因而也就先后裁撤了五个茶马御史，停止易马，将宋、明两代的以茶易马，改为“设引招商”的“引岸制度”，改变了以前“以茶驭番”的政策，积极而开放地推行民间互市，四川的边茶基本由商人经营，政府只收取较前朝为低的税课，而且放弃以往限制边茶引额的做法，实行充分供应，满足藏族民众的消费需求。这样就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官营茶马互市，民间的茶叶贸易顿然兴起，虽还谈不上自由贸易，但已经比从前宽松了许多。
康熙以后的统治者继续大力经营蒙藏地区，充分利用茶叶以加强与西藏上层及广大藏族民众的联系，从而造成了四川茶叶入藏的最繁盛时代，甚至清廷历任驻藏官员均在赴藏前于康定购买大量茶叶，以备沿途的赏赐和馈赠。在西藏方面，茶叶和山货贸易成为西藏商人的重要利源，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以及上层人士也纷纷经营茶叶，甚至将川茶运销到它曾经管辖过的锡金、拉达克，以及廓尔喀、尼泊尔等西藏边境诸国，使之成为政府、寺院和个人的重要收入来源。《雅州府志》记载，清顺治年间，四川边茶产销就达96902担；雍正八年，四川南路边茶，加上西路边茶，总计达123224担；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前，在打箭炉（康定）上市的茶叶每年达到14万担以上；到光绪年间，两路边茶加起来仍有11万担。直到清朝末年，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还积极谋划振兴茶务，以便与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英印商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茶马古道的活力。
清代在大力发展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后，拓宽了地方物资交流，四川边茶已西运到拉萨以远，甚至到达廓尔喀、拉达克地区，北运则到达甘肃、青海藏地，茶驮商旅络绎不绝于途，清政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或征剿，或安抚，保障茶道的畅通，使得茶马古道更加繁盛畅行起来。
民国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战、地方不靖，同时受到印度产茶叶从亚东、帕里入藏的冲击（其中部分是经缅甸跨印度洋运入的云南普洱茶），四川的边茶贸易受影响而呈现衰落迹象。对此，西藏地方感到苦不堪言。民国年间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起到重要沟通作用的雍和宫堪布、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在蒋介石
接见并宴请时就面陈，十三世达赖喇嘛渴望输诚内向，其中的首要原因就是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内地品，断绝交往后，茶价贵至十倍。虽然如此，汉地茶叶与藏地山货的贸易仍在继续。
到了抗战中后期，由于中国各条对外通道均被日军封锁，茶马古道成为通往同盟国的唯一陆上出路，一时间，这条道路上的茶叶山货，以及英印产物资的贸易陡然间兴盛起来，达到了一个短暂的高峰。这些传统经济形态的交通市场网络的一度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抗战期间重要的战时经济支柱，维持了抗战的持久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茶马互市萌生于唐代。宋、明时期，将茶马互市当作羁縻诸番的政治手段，显见出卑琐的一面，致使茶马古道的正常交往受到一定的局限和滞碍，但客观上还是使得茶马古道兴盛起来。清代，虽然清朝不再需要藏地的马，茶马互市已经名存实亡，但清政府充分利用茶叶来加强与藏地的联系，茶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销往藏地，藏地的土特产品也源源不断销到内地，不仅活跃了藏汉贸易，而且刺激了藏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古道上互惠互利的商贸活动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形成了基本平衡的交换关系，内地与藏地的关系也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最融洽、最密切的水平。
对于中国西部边地来说，产茶区与茶叶消费区之间的距离遥远得不可思议，而它们之间又必须发生联系——如果没有相应的交通运输网络，如果没有商业和市场的中介，茶叶根本无法流通。由于人民的需要，统治者的提倡，茶马互市的商业市场和大量运输茶的茶马古道应运而生，茶像春雨般渗透到藏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很多情况下，茶叶甚至扮演着货币的角色，成为藏地的通货。茶马古道穿越几乎整个横断山脉，将茶叶从产地输送到了青藏高原的广大消费者手中，因此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覆盖了藏地的城镇、寺庙和村寨。
在这里，茶作为一种商贸物资，形成一种强大的辐射源，使茶马古道成为联接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的密切而具韧性弹力的网络。一旦这条线路的运输中断，这一区域的整个历史进程立即就会受到影响。
为藏文化的一种基因和宝贝，就因为它在高原上，是不可取代也无从替代的生活必需品。
与丝绸之路一样，中华文明在茶马古道也有一个西进发展的现象，与藏文明东向发展正好相反，同时也正好形成某种呼应。毋庸置疑，历来文明、文化的交往都是双向的，或有主次之分而已。从历朝历代中原内地对西番马的战略需求，从茶马古道的川藏线、滇藏线的发展轨迹看都是如此。唐宋以前，大致是藏文明东向发展为主，明清以后则是汉文明西行为主。这由茶马互市的贸易点的设立和推进清晰可见。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方面的互市点在大理，明末清初在丽江永胜，后来逐渐西进北上到中甸和德钦，继而进达藏东昌都。四川方面则是由成都到邛崃和雅安、汉源和天全，再到康定、甘孜和昌都……最后拉萨成为最大的贸易中心。
茶马古道是一条融合之道。这跟茶这种物质与藏族人民的天然亲和力有关，也可能与“凝聚力”有关。像茶这样的物资，在汉藏等不同“民族单位”之间流动，是同样具有凝聚作用的。布罗代尔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一文明体现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使其历史与它四周的区域的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一个比喻胜过任何冗长的解释：汉地的茶跟藏地的乳，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藏族嗜爱的酥油茶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经济、文化相互需求、相互汲取、相互容纳、和谐涵化的象征。这似乎是一种奇迹，却也正好在情理之中。
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在其获得日本第四十届读卖文学奖的作品
《茶事遍路》的最后曾发问：“世上有许多追求茶的人，他们内心深处必须紧密相连。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纽带呢？”
茶马古道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主要兴起于汉藏之间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它与藏羌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并成为联接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两大民族文化区域的走廊；它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作为运输交通载体；它萌发于唐，形成于宋元明，在清代达到商贸互动的鼎盛时期，到民国逐渐衰败，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段畸形高峰之后，它的使命和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已基本结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茶马古道有着不同的分布和盛衰起伏，在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之间起着资源调配和流通的作用，同时联结着中原内地，并辐射到相邻的东南亚、南亚地区。
茶马古道不仅仅是一条茶马互市之路，正如丝绸之路并非只有丝绸贸易，还有玉石、香料，等等。但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这一名称已为世界所接受。运行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货物，还有盐、铁、皮毛山货、香料药材、布匹，以及其他各种商品物资。而茶与马，正如丝绸一样，只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它们在汉藏两端的文化里，的确有着重大的意义。提到汉文化，几乎就离不开茶的悠久浸润，提到藏族，也几乎离不了如影随形的马。茶马古道这一名称，的确准确而生动形象地表征了那一条路，具有其名字所赋予的现实壮观和历史辉煌，并得到了学界、舆论甚至民间的认可。事实上，在出产茶叶的汉地，人们早已习惯将输出茶叶的道路称为“茶叶之路”；在获得茶叶的藏地，不论僧俗官员还是广大藏族民众，也都把输入茶叶的道路称为“加兰姆”，也是“茶叶之道”的意思。
茶马古道并没有一条完全固定的单一的线路，而是一个庞杂的陆上交通网络。像其他道路一样，茶马古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更是一条活生生的、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发展演变的道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朝代，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阶段，它都有着不同的路向，运载销售各种物资，延伸到不尽相同的地区，也就是说，它因时变迁、因地转移，不过，因为它有着茶叶运销这一主要内涵，即使出现不同的外延，其路线还是相当明晰的。
在唐代，由于吐蕃的兴盛强大，以及它的势力选择了向北向东扩张发展，所以青藏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唐蕃古道，成为汉藏间最为主要的通道。吐蕃王朝时期，曾动用数以万计的奴隶维修这条道路以保障交通。这条道路从长安（西安）出发，经陕西咸阳、宝鸡、甘肃天水、襄武，然后或由临洮、临夏到西宁，或从兰州到西宁，从西宁再西行南下，经过日月山、倒淌河、通天河，到达青海玉树结古镇，之后再分为两路，一条大致沿现今青藏公路，由查午拉山口翻越唐古拉山，南下经安多、那曲、当雄、热振、林周到拉萨。另一条则由玉树经囊谦、类乌齐，向西至拉萨，或经过现在划归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德格等地，南下西藏昌都地区，再
到卫藏。与此同时，在四川盆地和川西地区之间也已形成三条道路：一条是由灌县溯岷江而上，经过汶川到松潘的“西山道”，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谓的“西路”（如果按严格的地理方向说，应该为“北路”）；一条是由雅安循青衣江往西北，过芦山、宝兴，翻夹金山，穿丹巴，到达松城（今康定北）的“灵关道”；还有一条是由雅安经过天全，翻越二郎山，经过岚安、烹坝，过大渡河到松城的“和川道”。在吐蕃王朝强盛时，他们的势力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因而这些道路以及道路上的贸易交往一直存在。
宋代，吐蕃分崩离析，再无能力维护穿过广大冻土带的道路，宋王朝也内敛孱弱，尤其南宋时期，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南移到长江以南，西北青海的通道几乎都已放弃，只余甘南与川西北的线路连通，并在该地区实施对宋朝来说相当重要的茶马互市。
元朝时期，蒙古人的势力不仅横扫北方，也覆盖了西南地区，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位于
他们甚至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进入南亚和东南亚。他们在其统治区域，在四川，在云南，在西藏和相邻的藏地建立了基本完善的驿传系统，历史上汉藏间的各条路都有所恢复或进一步打通，不过主要线路仍集中在甘南和川滇藏大三角的康巴地区。当年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等就曾常常通行于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至今仍存留不少萨迦派的寺院和势力，也是当时道路通畅的例证。
再往后，拉铁摩尔在考察研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时就清楚看到：“在明朝（1368—1644）汉族势力差不多完全自宁夏、甘肃及西藏北部的边疆退出。他们和西藏，特别是拉萨的交通，完全依赖于四川及云南的道路。”四川和云南的这些道路成为藏地各部落频繁往来中央王朝朝贡贸易的线路，同时也是官员和僧侣穿梭往来的线路。清朝及民国时期，这样的汉藏交往方式基本未变，西北方向的交通基本放弃，仅余青海玉树一路，主要的交往联系都在四川和云南方向上进行。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分北南两路入藏驱逐盘踞在藏中拉萨一带的蒙古准噶尔部，由青海西宁南下走北路的平逆将军延信部困顿迟滞，已足见北路的荒芜艰难，相比之下，由
进展顺利，提前21天进抵拉萨。到19世纪中期，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秦神父从蒙古经藏北安多地区入藏，又见证西北道路之荒凉。清末民初，作为川边大臣赵尔丰部下在西藏征战驻扎多年的湘西人陈渠珍，率领亲信余部从藏北撤出西藏时，西北的道路已很难觅到踪迹，连经验丰富的向导都无能为力，几因迷路而九死一生，与他几年前由四川进兵西藏完全是天壤之别。
历史上，随着藏汉物资交流，主要是茶马互市和茶与山货的贸易，随着两地间宗教等文化因素的流传，以及政治、军事的关联，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不断开拓，川藏、滇藏之间横跨横断山脉直抵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日益成形，并于清代形成了成熟而完善的交通网络。茶马古道如同经纬之网，壮阔地覆盖了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四通八达。
茶马古道几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千百年来的原住民族、生意人、赶马人和骡马摸索踩踏出来的。以我实地行走勘察，除了在所经过的城镇、村庄附近有茶马古道，也就是山溪冲刷出来的乱石嶙峋中时隐时现的一道印迹，是在白浪滔滔、汹涌奔流的江河畔浓密丛林中扭曲延伸的一条缝隙。有一些路段，由于多年没有人行走，已经荒芜湮灭，几乎难寻踪影。
搜遍脑袋里有关“道路”的概念和印象，你也很难想象出茶马古道的样子。清人余庆远曾记滇西北道路状况说：“一线幽麓，悉盘曲千磴，上临悬崖，下逼危矶；山从人面，云向马头，未足以方其崎岖……引藤扪葛，险之莫胜；飞渡蓬莱，或可以形。”汉藏等各族民众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交通来往，突破山高水急、气候变化万千、泥石流频发的自然困境，生生踩踏出了这条道路。
如今，在地图上勾画连接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横贯世界屋脊的茶马古道网络，发现无论从哪儿到哪儿，竟然都是最便捷的路线，不由惊叹在没有地图、没有勘测数据，甚至没有指南针可供参照的古代，民间先辈们用双脚走出的智慧。
当然，历史上一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对交通的拓展、商贸的进入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几次派兵进藏，军队的行进，需要铺路搭桥，运输数量巨大的粮秣，设立粮台和驿站。军队的进入和驻扎，也会带动一定的商贸活动。官军还会对路途的阻碍进行征剿并负责一定的安全保障。所以，前述种种，都对茶马古道的开辟和畅通，提供了条件。
在茶马古道沿线，人们很少有尔疆我界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这一广大的空间领域里，从来山水相连，没有分明的边界，就像石器时代一样。自古以来，生息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如同海洋里的鱼，相对自由地游动来往，不存在什么疆界。在这里，文化是无法划界的，尤其对茶马古道这一文化通道来说。这里只有自然而然形成的走廊，有人们不断往来互动的交通线。当然，这里确实存在汉藏等民族间的人文疆界，但作为经济通道，茶马古道则具有最巧妙、最灵动也最强劲的穿越人文疆界的能力。
由于茶马古道的命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它发源很早，通行久远，且覆盖的地区十分广阔，要廓清茶马古道的相关线路，竟成为不太容易之事。
早在清代，倪蜕纂录的《滇小记》之《藏程》篇里，就对滇藏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的主要里程，作了较详细的记录。民国初期陈观浔所编《西藏志》，是诸种西藏方志中纂修得较好的一种，在“西藏道路交通考”章节里，陈观浔详尽记述了八条内地通往西藏、周边诸国通往西藏的道路及大致路况：由西康雅安县经打箭炉以通拉萨；由青海西宁经当拉以通拉萨；由云南大理出西藏洛隆宗以通拉萨；由新疆经后藏之北部喀齐高原而通拉萨；由尼泊尔经聂拉木以达扎什伦布；由大吉岭经亚东关以达拉萨；由不丹经塘售驿以达拉萨；由克什米尔经兰那克驼以达拉萨。这些可作为茶马古道线路的权威参考。
喀齐高原而通拉萨这条外，其余七条应该都可以纳入茶马古道范畴，因为它们都有着茶马古道所具有的特征和内涵：它们都主要作为“茶马互市”的交通运输之路，都大致呈东西走向，都将横断山脉地区与青藏高原联系在一起，都主要以马帮、牦牛驮队等作为主要的运载工具，都有着久远的通行历史。
较为成型也较为成熟的茶马古道，应该是在明清时期确定下来的，其主要线路有这么两条：一条是从四川川茶原产地雅安一带出发，翻大相岭、飞越岭和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再由康定西去雅江、理塘、巴塘、察雅到昌都；或经泸定、康定，再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由竹巴笼过金沙江到岗拖，再经江达、妥坝到昌都，然后由恩达或至洛隆宗、边坝、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到拉萨；或北上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和藏北重镇那曲，再南下当雄、林周到拉萨，是为川藏茶马古道。一条是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出发，经景谷、景东、南涧、大理到丽江，再由丽江经中甸或维西到德钦，再到西藏的芒康或左贡、邦达，然后与川藏茶马古道汇合，或直接西去洛隆宗、边坝、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到拉萨；或北上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和藏北重镇那曲，再南下当雄、林周到拉萨，是为滇藏茶马古道。
在这两条主线沿途，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蛛网般密布在这一地带的各个角落，将横断山脉滇藏川大三角区域与青藏高原息息相关地联络在一起。因为，不论是茶叶产地，还是茶叶的消费地，都是相当广阔的地区，茶叶的种植采收以及销售，都必然形成各自的网络体系。
消费市场，因而也有道路联接，甚至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系列山口，而与南亚的印度、不丹、尼泊尔等相通。这些道路也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或者也可以说它们在茶马古道的网络之内。
除此以外，由陕西汉中经过青海玉树进入西藏昌都地区，自古也是一条茶马互市和各类商品交易之路，不过那条路太过艰险，中间又要经过一些十分剽悍和野性的部落（藏族史籍称为“三十九族”），还有许多强盗，一般很难走通，所以在近现代以来，连陕西商人也大量进入四川，再经由西康做藏地的生意。
从西北的西宁翻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脉，以及从新疆南部穿越帕米尔山脉也有道路进入西藏，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麝香之路”或“唐蕃古道”，唐以后似乎就少有大的商队人员来往，但它们与我们所说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一直相通相连。
川藏茶马古道是茶马古道的正途。明清以至民国时期，以康定为中心大驿，川藏茶马古道成为进藏的最主要道路。1950年解放军进藏，也以这条道路为主线。它的路况最好，人及货物的通行量也最大。清人黄沛翘在其所撰《西藏图考》中就指出：“川、陕、滇入藏路有三，惟云南中甸之路峻险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原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云。”经过西康的川藏茶马古道，起始于成都平原西缘的产茶山区，出邛崃、名山、雅安、天全、荥经、汉源等地，翻越以诸葛亮的官职命名的“丞相岭”（大相岭），经清溪、泥头，翻飞越岭、过化林坪，经过沈村、冷碛，于泸定跨过大渡河到当年称为“打箭炉”的康定城。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建成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建桥前，茶马古道是由荥经而汉源，翻飞越岭、过化林坪而至大渡河边的沈村，由沈村以船过渡，经磨西、木雅，越雅加埂到康定，这是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的大道，是为川藏茶马古道的“大路”。后因有了泸定桥，大路才改道走冷碛、泸定、瓦斯沟而至康定，路程缩短了一两天。“小路”则由雅安出发，向西经过宋村，渡过青衣江，经天全，由甘溪、仙人桥、紫石关、两路口，翻越著名的二郎山，于冷街会合由化林坪过来的“大路”，再经泸定到康定。因此路山高路窄，开通时间较晚，流量规模相对也小，故称“小路”。“大路”“小路”在大渡河边合而为一，由泸定桥过大渡河。因长征途中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而使此桥闻名中外，康定则被一首
《跑马溜溜的山上》的民歌唱得远近闻名。民国中晚期时的康定曾为西康省首府，布满了接待来往马帮客商的“锅庄”——相当于马店客栈和商务中心。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锅庄最为兴盛，著名的有48家。
不论“大路”还是“小路”，茶马古道由雅安到康定的这一段路程，由于山高路险，缺少骡马，也由于四川人力充分并十分廉价等原因，这一路运输的主力，竟是由人力背夫来完成。
川藏茶马古道由康定开始第二段行程。出康定翻折多山到东俄洛，即今新都桥，川藏茶马古道由此分为南北二线：南线继续西去，在雅江以牛皮船过汹涌的雅砻江，翻连绵雪山到高寒的理塘，出理塘沿理塘河经过三坝驿，穿越格聂山，经大片原始森林，从喇嘛垭翻山下巴塘。巴塘气候温和，沃野相对辽阔，北上可到白玉、德格，南下可至云南迪庆，为茶马古道一大市驿，并以丰富多彩的弦子歌舞闻名藏地。19世纪中期，西方天主教会曾推进到此，期望以此为立足点，过金沙江向西藏深入。清末赵尔丰在康区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也以巴塘为肇始。至今巴塘城外的鹦哥嘴地方，沿路仍存有大量摩崖石刻，其中就有刻于清道光六年六月（1826）的“竺国通衢”大字。清末震动全国的“凤全事件”就发生在此。
茶马古道从巴塘往南沿金沙江而行，渡江至竹巴笼，经莽里、南墩至江卡，经民风剽悍的察雅到澜沧江上游的藏东重镇昌都。这条路在清代以后也是官方任职官员和军队调动的线路，沿途有军台粮站，所以也被称为“官道”。
川藏茶马古道北线由新都桥就北上塔公，经道孚，沿尼柯河往西北到炉霍，再往西北到雅砻江上游的甘孜，经过甘孜著名的大金寺，由甘孜经马尼干戈翻雀儿山到德格，德格以藏地最宏大完备的印经院闻名于世。由德格南下，至卡松过金沙江到岗托，那里曾是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岗托协议”的签署地。经纳夺、同普到江达，再经妥坝翻越长年雨雪交加的达玛拉山，就到昌都。到了昌都，这条副线就与主线汇合一起，再由此进入卫藏地区。这条路相对上一条路要平缓一些，据说商队较愿意走这一路，所以也叫“商道”。著名的汉人喇嘛邢肃芝（洛桑珍珠）在他1937年首次入藏求法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年仅二十出头的邢肃芝满怀虔诚和好奇，详细记录了沿途的站次和风情地理等，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川藏茶马古道南北主副两线在昌都汇合后，主线就由俄洛、恩达寨，往西南方向翻苍茫荒凉的瓦合大山至瓦合寨和马利，在怒江嘉裕桥处，与直接从邦达草原、夏雅、马利而来的滇藏茶马古道汇合一处，一道前往洛隆。恩达今天已成为一个冷清的小村寨，处在茶马古道路口的山梁上，有70多户人家。恩达的意思，是“五条山沟汇聚的地方”。沟里还保留着过去的老路，现还可以通行，但村寨旁也修了大路，能够通行卡车。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康藏之争就发生于此。另一条线路则往北行，即现在的川藏公路北线（G317），从昌都经类乌齐、卡玛拉、丁青、巴青、索县（古称三十九族地区），到藏北重镇、怒江源头那曲，然后经林周的噶当派主寺热振寺，南下到拉萨。
为“三霸桥”，意为左脚跨过去的桥。那桥有两三个桥墩，每个都是用圆木架作“井”字形，中间填装上石头，然后在桥上铺上很厚的木方，桥大约有七八米宽，是当时茶马古道上最宽的桥。它有时会被暴发的洪水冲垮。
过桥上山，也是很陡的路，一天就能到洛隆。清人杜昌丁撰有《藏行纪程》，生动记述了他陪送被贬配西藏的官员蒋公，沿滇藏茶马古道至洛隆的悲壮行旅。但杜昌丁也只走到洛隆就折头原路返回。据我所知，由洛隆
直接西行的真正的茶马古道主线，在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以后，就没有学者之类的人全程走过。从洛隆到工布江达这一段，完全是盲区空白。其实边坝人已于2000年费尽心血和力量，想方设法修通了翻越吓贡
拉并与嘉黎相接的公路，但一年中只有七至十月能通车，其余时间都为大雪覆盖。我于2019年驾车走完这一段行程，填补上了这一段“空白”。
在洛隆出去一点的硕班多，有一座宁玛派喇嘛寺和一个村寨，清朝时曾在此设立兵站。据说当地居民的祖先是陕西人。陕西商帮在当年的茶马古道上曾经很有作为，像巴塘，就曾设有川、滇、陕三省会馆。从
硕班多直到拉孜、边坝，路上不少地方被漫漶的大水淹没，水深的地方就有一些木桥，水浅的地方就涉水过去。而当路延伸到山槽里，有时就从凸起的石岩上翻过去，有时则是从山岩上的栈道通过，文献里将之称为“云栈”。
经过险峻临渊的阿兰多再往西，就到要命的吓贡拉和怒贡拉等几座大雪山。它们处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主山脊上，所有走过茶马古道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两座大山是茶马古道全线最艰险难行的路段。许多精彩的传说和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包括丹达山神的事迹。在吓贡拉和怒贡拉之间，是边坝县的金岭乡和加贡乡，现已有非铺装公路通往嘉黎的尼屋乡并通达现嘉黎县城阿扎镇，由此有路翻越朱拉山到工布江达的太昭。而昔日的茶马古道还得翻越怒贡拉，三天左右就可到拉里古（今老嘉黎）。向南翻山，经过阿扎错，一直在湖边的水里走，向南翻过海拔超过5000多米的朱拉山，大约一个星期可以到达太昭，在河谷里逆尼洋曲走几天，然后翻越工布布拉，或称鹿马岭，由现在318国道经过的海拔约5000米的米拉山口以北的曲罗克拉山口越过，下山就到墨竹工卡，那已是比较典型的农业区。这时道路已进入拉萨河河谷地带，经过甘丹寺所在的达孜区，用牛皮筏渡过拉萨河就到拉萨。
除大路、小路之外，由四川形成的茶马古道还有这么一条，也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西路边茶的“西路”——西路边茶产自成都的西部和西北部，在灌县（今都江堰市）、大邑、彭州、什邡、平武、北川、安县、绵竹、茂县、汶川一带，在此种植生产、加工打包后，一直逆岷江而上，运到松潘（古松州），并以松潘为行销中心，往西北方向销往四川的阿坝和甘肃的甘南，并在甘南的临夏（古河州）、青海黄南的同仁等地，与历史上的唐蕃古道会合，以此进入青海和西藏，一度成为吐蕃、吐谷浑、西夏党项各地方政权与唐宋的茶马互市大道，并与丝绸之路相连。在唐宋元明时期，西路相当兴盛繁荣。一直到明清两朝，西山松茂这条西路，仍然是四川边茶运销的主要道路之一。清末民初，西路茶的运销曾达到一个高峰。民国年间，每年经这条道路运往阿坝的边茶曾有七八千担之数。而且，西路沿线自古就是一条民族走廊，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藏彝走廊”。在古代，它将北方的丝绸之路与南方的“西南丝路”联接在一起，同时也是西南地区连接汉中等中原地区的又一重要通道。人类学家王铭铭在考察研究藏彝走廊时注意到，从成都经过汶川、茂县、松潘，往西北去的道路就曾联接川甘与青海：“这些古道起初主要供军事活动或民间商旅所用，并非官道，但历史可追溯到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河西为十六国和北朝所控制。从江南到西域，不能再走传统的丝绸之路干线。于是，四川地区便成为东晋南朝与西域往来的主要通道。唐宋时期，这条古道被称作‘西山道’，成为剑南与陇右地区间主要的交通线。古道到达松州（今松潘县）分途，一支向西北经叠州（今甘肃迭部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通河湟，与丝绸之路相连，曾是吐谷浑、吐蕃、党项各族与唐宋的茶马贸易通道。”历史地理学家李孝聪也强调：“千百年来松茂驿路承担了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
由滇南普洱茶的原产地通往滇西北乃至更西更北藏地的驿道，经多年的开拓运营，逐渐形成并在清代中期以后日臻完善。因为南诏与吐蕃曾有的密切关系，它的开通时间也许并不比川藏茶马古道晚，但由于云南进入中国版图较晚，汉族移民在明代才大量进入，普洱茶的规模化生产，是清代以后的事情，其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难与天府之国相埒，所以滇藏茶马古道的运输规模和商品交易量，要比川藏茶马古道小很多。更何况，这条在云南被称为“迤南路”“迤西路”一线，自北而南矗立着哀牢山、无量山等山脉，又密集着元江、把边江、澜沧江等大江和难以计数的河溪，而且处于亚热带丛林地区，自然条件不说恶劣，也是十分艰难。从昆明到普洱到西双版纳的普洱茶产茶地区，其间江河横亘，丛山绵延，森林密布，一向以“烟瘴荒徼、人迹罕至”著称，清代以前都是大小土司各自为政，路途常常梗阻不通。自清代后，随着清政府改土归流，内地移民大量深入边远山区从事采矿、垦殖（包括茶叶的种植采收制作）等，才逐渐形成南行北往的主要通道。
古道从云南南端的普洱茶六大茶山的核心重镇——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镇起始，经由曼罗、麻黑、曼撒、曼松、倚邦、小黑江（罗梭江）、勐旺、普文到思茅（现普洱市）和普洱（现宁洱县）。这一段全长约240公里，在山间密林中蜿蜒伸展，许多路段都由当地有名的茶庄茶号出面出钱，当地民众出工，修桥铺石，从道光二十年始修，历时五年方才完成。仅在第一段，茶叶上市季节，每天往来驮茶的骡马多达八九百匹。这些路至今盘旋在滇南的山峦丛林间。易武及思茅一带的人们把它称为“茶叶之路”。
滇藏茶马古道第二段由思茅、普洱经过景东、景谷、南涧、巍山和大理下关到剑川、鹤庆，与丽江下来的道路汇合后再远达藏地。如果从相反的运作方向来看，这一段的道路还涉及另外两条，一条是自昆明向南，经玉溪、通海、元江、墨江、磨黑、普洱、思茅达景洪（车里）、勐海（佛海）、打洛出国至缅甸和泰国。也就是云南人以前说的“走后路”，以驮运锅盐和茶叶为主，也有布匹、山货和糖等。再一条是自昆明经玉溪、通海往滇南一线，经建水（临安）、石屏，过红河（迤萨）到元阳、绿春、江城，再经易武（镇越）抵勐腊、磨憨，再往老挝、云南和泰国。这三条线路构成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第二阶段。后两条线路仅与茶马古道相关，过去被称为“迤南道”。
20世纪20至40年代，大理、丽江、迪庆和腾冲的几家商号，曾与西双版纳的茶商联手，将云南的普洱茶由勐海的打洛口岸出境，用马驮到缅甸的景栋，再用汽车运到禅邦首府东枝，转换火车到仰光，再以海轮渡印度洋到印度加尔各答，辗转至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噶伦堡，最后以马帮经过锡金、亚东、帕里运至拉萨。当年勐海一带生产的普洱茶，有85%经过这条线路销往藏地。
滇藏茶马古道的第三阶段，过去人称“迤西道”，其干线也分上、中、下三条支线：上线由昆明经安宁、禄丰、楚雄、姚安、大姚，过金沙江与四川西昌、会理、雅安、成都相连，古代有“僰道”“牦牛道”的称谓。中线由大理下关、剑川往鹤庆、丽江、迪庆入西藏，再到不丹、锡金、印度和尼泊尔，也有一条路由鹤庆、丽江、永胜，经宁蒗、四川盐源、木里、九龙到泸定、康定，与川藏大道相接。下线由大理往保山、腾冲或盈江，出缅甸，再联接印度，古代为“永昌道”，现在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迤西干线中、下这两条路也是云南交通国际的最主要线路，并且是绵延最长、行走最为频繁的（旧称“阿墩子”）。一条是由大理下关、剑川到长江第一湾处的石鼓镇，经巨甸到维西，然后溯澜沧江河谷，经康普、叶枝、巴迪、燕门直接抵达德钦，或由巨甸、上江翻山到小中甸、中甸；另一条是从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翻铁架山下到龙蟠，用平底船渡过金沙江，到虎跳峡口的桥头，经螺丝湾及艰险的十二栏杆上山，经土官村至中甸（旧时称“建塘”，现称“香格里拉”）。由中甸往北，经奔子栏、书松翻白马雪山到德钦一路。
至于当年马帮们走哪条路，往往视生意和商号的需要而定。他们有时走维西，有时走中甸。不管他们走哪条路，德钦都是必经之地。说德钦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门户，完全是写实。德钦是来往马帮的一大中转站，也是滇藏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最后一站，马帮们可以在此调整货物，补充给养。今天在升平镇的两条老街上，还可以看到毗连的店铺，能够感受到它昔日曾有的热闹和繁华，甚至还能看到成队的马帮聚集。出德钦，翻一座小
山经奔尖塘再至澜沧江边，由溜筒江溜索过江境内。翻越梅里雪山是进藏的又一道天堑，其险其艰，远过十二栏干和白马雪山。所谓上山之路，也就是沿雪溪砺石而上，骡马四蹄不能并立。溪水声震如雷，树木阴森蔽日。第一天只能爬到山腰上去一点，住宿休息，寒气逼人。第二天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硕拉垭口（俗称雪垭垭），冰川痕迹处处。曲折跌奔半日，直接下到梅里雪山北麓，出峡口才到怒江支流玉曲江边的加朗村。
加朗的下一站是碧土，碧土有一条小路与察瓦弄相连，并可到达怒江大峡谷一线；而滇藏茶马古道一直溯着玉曲的江水往上走，然后是觉玛、扎玉。扎玉也在玉曲边上，村子建在一片山丘平台上，要从西藏特有的悬臂桥上过江才能进入村子。村里有一座很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当时扎玉是西藏的一个边防重地和四岔路口，有20多个藏兵驻扎在那儿，过往马帮在此就要交税。可见扎玉当时为藏地的一个重镇，地位相当重要。近年修通的丙（中洛）察（瓦龙）左（贡）线就经过这一带。
扎玉有一条小路通往号称西藏江南的察隅，察隅出去就要翻野人山。当地的土著那时还只穿一点树皮树叶，前后各几片，所以后人就把那一带称为野人山。所谓“野人”，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珞巴族或门巴族，以及僜人。过了野人山就到印度阿萨姆邦的萨地亚，与缅甸相连。抗日战争中，中国远征军就经此山撤退，损失惨重。
从扎玉继续溯江而行，就到了乌雅（今左贡），再沿江上行，经过马科、田妥，然后就是邦达。
滇藏茶马古道到了邦达，就分成了三路，一路到昌都，称为北路。另一路从邦达南下怒江，由白马（今八宿）翻山到然乌，由然乌再向南行，就到察隅、出印度，或从然乌沿帕隆藏布西行到波密、林芝，由林芝又可以向西到工布江达，或向南进入雅鲁藏布江河谷，经朗县、加查、泽当、贡嘎到拉萨。现在的川藏公路南线（318国道）由巴塘到芒康，与滇藏公路汇合后，经左贡过田妥，由邦达下怒江峡谷，经八宿、然乌、波密、通麦到林芝、八一，接上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到拉萨。过去波密一带全是莽莽原始森林，沿途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由波密土王把持，连达赖喇嘛的势力都管辖不了这一区域，虽有不少道路与洛隆、昌都相通，但很少有商旅马帮能够进入这一地区。
过去的马帮商人一般就到其边缘地带，与其交换贸易麝香、贝母、灵芝一类的山货药材。茶马古道没从这里经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区域气候温和湿润、物产丰富，人烟又相对稀少，少有藏传佛教寺院，对茶叶的需求远不如更高海拔地区那么大。
第三路才是滇藏茶马古道正途，由邦达直接西去，那就是长而辽阔的邦达草原（马帮们叫“长草坝”或八百里“长岗子”），它一直延伸过郭庆，直到海拔4800米的莫波拉山口下。从山口下很陡的山坡就到了马利。再很陡地下山，就到了怒江边，在嘉裕桥与从昌都过来的川藏茶马古道汇合，一同西去洛隆、边坝、嘉黎、工布江达以至拉萨。
茶马古道到了拉萨并没有终止。它又由拉萨向西向南延伸，或经由曲水、贡嘎、扎囊、山南穷结、泽当、日当、错那、达旺，进入印度东北部；或经由曲水、浪卡子到江孜，往南由康玛、帕里、亚东分别到不丹和印度；或由江孜经白朗到后藏日喀则，再西去拉孜、定日、聂拉木或吉隆沟到尼泊尔；或更往西行，经岗嘎（老定日）、萨嘎、仲巴，翻马攸木拉山口到巴噶，由神湖玛旁雍错南下普兰，再进入尼泊尔和印度。
千万年来，喜马拉雅山脉如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青藏高原与南亚和大海之间。然而，人们似乎无视这道屏障的存在，不断地翻越它，穿过它。布罗代尔的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尔巴人以刻苦耐劳著称，贩运活动竟远达马六甲半岛。”夏尔巴人不仅仅是登山的好手。山间的无数河谷以及山口成了人们沟通交流的道路，藏人、汉人、印度人、尼泊尔人、不丹人，甚至亚美尼亚人都从这些山路走过。上段所述四条道路都是向南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从喜马拉雅的东头到西头，有道路由多个山口穿越。没有人为这些道路刻意命名。它们默默地承载着无数的旅人、骡马和牦牛，以及无数的物资，南来北往，联络起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文化文明。现今，它们在历史上已经成形的基础上，成为中国交通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通道和口岸。
大致讲，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要道路有五条。其中最东边的一条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由藏东向南行，到察隅，再翻野人山出印度阿萨姆邦的那条。
由此偏西一些，在察隅与错那之间，还有一条小路从林芝往南，过雅鲁藏布江，由米林县珞巴族聚居的南伊、南英到印度东北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域。
再往西，则是由拉萨经由曲水、贡嘎、扎囊、山南泽当、穷结、日当、错那、勒布、达旺，进入不丹王国和印度。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贴身侍从土登贡培，西藏著名的奇僧更敦群培等，就是由这条路往返西藏与印度的。
过去最好走也最为通行的是拉萨到江孜、帕里、亚东这一条线。从拉萨南行，过雅鲁藏布江，翻海拔49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从静谧澄蓝的羊卓雍湖边经过，过浪卡子，越雄峻的5000多米高的卡若拉山口，进入江孜。江孜以白居寺及其十万佛塔即白科塔和宗山炮台著名。上到宗山炮台所在的崖顶，就能鸟瞰白居寺全景及江孜一大片整齐的民居。这里还以贸易和羊毛制品出名。由江孜南行，经过康马再往南，就是辽阔的草场、戈壁，道路笔直，一直沿卓木拉日峰下行走，有一个浩渺的大湖——多庆错，水面达150多万亩，延伸到山脚。走完湖滨到堆纳，在这里藏军民曾和英国侵略军恶战一场，那是20世纪初的事了。这一带海拔在4200米到4300米之间，随便动动就急促喘息。卓木拉日峰迎面而来。它完全是从平地上突兀拔地而起，不管什么时候举目看它，它都是迎面而来的架势，令人触目惊心。公路绕一圈过来，它的模样都在变化，开始有些像狮身人面像，到帕里，它完全是一座直立的尖峰，像金刚杵。
从卓木拉垭口往东翻过去，只有5公里就到不丹。
向南远远地就可见草原上的帕里镇，一片石砌的房子，经幡飘扬。这里据称是中国最高的小镇，海拔4300多米。这里就是当年茶马古道兴盛时期各家商号的聚集地，也是中国与不丹、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心。
继续往南下山是亚东，很快就有了灌木，有了溪流，再下就是森林。刚离开帕里十几公里，有一座驿站——沟乌，过往客商、僧侣、官员都会在此停留。现在它成了一个道班。亚东城里还有英国殖民者建立的商务代办处。现在驾车只50分钟就可到县城亚东。
当年像沟乌这样的驿站一直延布到江孜。1906年后，英印当局就以1904年入侵时的兵站为基础，在春丕、下司马、沟乌、帕里、堆纳、多庆、嘎拉、萨马达、康马、少康、江孜设置了12个驿站，由英国人管理经营。1955年4月，新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这些驿站，并向印度政府支付了30多万卢比的驿站设置款。
1910年，大清邮政局所辖拉萨邮政成立，西藏地方政府也建起了自己的驿站，由拉萨、江堆、江麦、岗巴、查玛隆、曲参卡、谢热、卡若拉、白底、浪卡子、江孜、康马、噶拉巴塘、曲美新果、堆纳、帕里、曲旦噶波、下司马，一直通到乃堆拉和则利拉。
从亚东下司马镇下去一公里多一点的地方，就是有名的春丕。当年走过这里的外国人把它描绘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它的确如此。
过去这里就是马帮驻足的最好地方。再出去一天的路程，就是则利拉山口，过了山口就是锡金。如以现在的里程计算，亚东下司马距乃堆拉山口仅31公里，过山口出境18公里为锡金的从古村，再行48公里就到锡金首府甘托克，甘托克至印度噶伦堡仅58公里，再行80公里就到西里古里，英印早就将铁路修到了那里，再向南行367公里就是当年英印首府加尔各答。也就是说，从乃堆拉山口到海滨城市加尔各答有550公里，与亚东到拉萨的距离大致相当。这是整个青藏高原距离出海口最近的地方。
由于独立后的印度完全继承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以单方面划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作为其疆域边界，甚至进而占领吞并锡金王国，并于1962年与中国爆发边境战争，从亚东通往锡金、印度的大道中断，也由于世代属于中国西藏的达旺地区被印度占领，由错那、达旺通往不丹、印度的道路已中断半个多世纪。2006年7月，中印之间的亚东口岸已重新开通，虽然是季节性的，贸易量也不大，但这对茶马古道，对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正常交往，无疑是一件大事。
再往西去，由拉孜、定日和定结向南，由陈塘过惹嘎拉山口，就能进入尼泊尔东部。
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影响，此路现已改道吉隆沟进入尼泊尔。规划中的青藏铁路就要由这条线路延伸到尼泊尔。
如果西行到阿里，由巴噶穿过玛旁雍错和拉昂错，经过普兰出境就可到尼泊尔和印度。
古代，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中国与印度之间鲜有交通。到了孔雀王朝时期，印中才有所交往，而且是通过中亚绕道联系的。唐代玄奘大和尚到印度取经，也是经由中亚过去的。唐代，印度文明北上，藏族也翻山南下，同时也向东发展，汉文化也逐步西进南入，多种文明与文化在青藏高原上交汇融合，形成了相当独特的藏族文化。随着佛教信徒的执着穿行，随着物资交换的急剧增长，喜马拉雅山脉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人们已能够穿越上述多个山口，打通了青藏高原与印度次大陆的通道，茶马古道在这里功不可没。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他的家乡正好在昆明到澜沧江产茶区的路上，本地也产茶，他是应该听到过采茶歌的，将之谱写成曲，实属自然。
攸乐人不仅种茶、采茶历史悠久，而且也有独到的茶文化。凉拌茶、竹筒熬茶、芭蕉叶包烧茶，都让人耳目、口味一新。竹筒熬茶未能亲睹，凉拌茶和芭蕉叶包烧茶倒是领教了一下。所谓凉拌茶就是将新采摘下的春尖，放上盐巴、辣椒等佐料，凉拌了做菜吃，苦凉回甜，不失为一种佳肴。将古茶树上的老茶叶采来，用芭蕉叶包起在火上烧烤，再取出茶叶冲泡开水，味道浓酽，香气十足，是为芭蕉叶包烧茶，被攸乐人视为茶中上品。我还见过云南德宏的傣族和景颇族用鲜茶叶做菜炒吃或煮汤。
有些遗憾的是，这样的饮茶方式大概只适合在本地采用，离了本土，上哪儿去找竹筒、芭蕉叶和青茶叶？所以，普洱茶的真正出路还在于深加工。随着陈年普洱茶在海内外市场身价日高，每年都有外地老板守在攸乐茶山，一俟青茶下山，马上就收购一空，烘炒杀青晾晒，加工成初制茶后，再制成茶饼和茶砖，存放几年后销往世界各地，价格不知翻了多少倍。
想想看，一直处于原始生态环境中的数百年老茶树上的春芽，蕴集了大自然的原生优质菌种，又以累积了千百年的传统方式制作出来，之后再经过长年累月的自然发酵，可以转化出怎样的口感和生命能量？怪不得普洱茶声名鹊起，陈年普洱茶更是价比黄金，它所具有的解油脂、助消化、生津顺气、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功效，实在是大自然神奇美妙的具体体现，实在不愧为茶中极品。
经由茶马古道运往藏地的茶叶，经过漫长的旅途运输，经过千山万水，经过风吹日晒、霜打雪压，采用透气自然包装的茶叶得以天然发酵，产生了极好的味道和口感，形成了特殊的风味。不管筒茶、砖茶，都深受藏民族喜爱，于是，滇藏茶马古道就日益繁忙起来。
仅西双版纳六大茶山最高年产就达8万担，以致“西双版纳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云南的普洱茶、猛库茶、凤庆茶年产量为十万至十二万担，这些茶叶除少量供当地饮用外，百分之八十作为主要商品运输省内各县和四川、西藏，其中部分远销缅、越、老诸国。”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设普洱府，并在普洱开设茶局，专办茶引，普洱府“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普洱茶也因此而得名。同时普洱府还负责督办贡茶，每年向政府提供数额巨大的贡茶。这些贡茶的一部分又由清政府赐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藏地的活佛高僧，于是普洱茶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藏地，成为政府联络藏地、保持边疆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清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云南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成为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城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者络绎于途，滇南马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
在滇南、滇西茶山，许多少数民族妇女都投身于茶叶的采摘制作中，并将收入所得作为自己的嫁妆，因而有了《红楼梦》里提到的女儿茶。“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一团，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
茶叶就达3万担。在滇西北的丽江贸易市场，每年九月到次年春天都有藏族赶着马队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领取茶引（经营贩运茶叶的执照）后，赶赴普洱、思茅贩茶。从丽江经下关、巍山、景东到思茅一带，马帮结队，汉族、白族、纳西族、回族、彝族和藏族商人还常参加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三”贸易活动和丽江盛大的“骡马会”，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已经形成相当繁盛的产购运销机制。
进入民国后，滇茶藏销也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1万担：“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成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慨。自拉萨而阿墩子（今云南德钦），以至滇西北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王图瑞先生论及云南西北边地状况时也说：“云南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以茶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十万驮粗茶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
在近现代滇藏茶马古道兴盛的早期，大约从清代中叶始，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丽江的地主兼商人就以村寨为单位组成马帮，每年形成几千匹骡马的运力，自己前往滇南的茶山采购茶叶，运回丽江重新包装以后，再以马帮贩运到西康和西藏。当时他们把这种生意叫“走茶山”或“赶茶山”。后来，腾冲帮的“茂恒”“洪盛祥”“元春茂”，喜洲帮的“永昌祥”等大商帮在大理下关等地开垦茶园，自己制茶并自办运输，垄断了茶叶货源，丽江人才没有了走茶山的。前一段茶马古道的生意断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生意不做，而是像跑接力赛一样，就近在丽江采购别的商号马帮运来的茶叶，大规模走进西藏，将它们运到更遥远的别人难以到达的藏地。
就是这些看似普普通通却关乎民生大计的茶叶，造就了一条道路，塑造了这条路上丰富多彩的文化。
在中原的传说里，茶叶的发现者则是作为炎帝的神农氏。神农氏在教会大家播种五谷后，为寻找治疗百病的药物，又遍尝百草，最后由掉入煮水陶罐的树叶，发现了茶叶的神妙功效。这与云南原住民的传说十分相似，只是不知哪个才是最早的版本。《神农本草经》里确实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唐代陆羽在其《茶经》里也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史籍记载，在古代巴蜀地区，早在西周初年就有人工种植的茶园存在。《华阳国志?巴志》载，分封到巴地的周武王宗亲，曾将巴国最好的物产献给周天子，其中就有茶叶：“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菊，园有芳蒻香茗。”周人还将茶作为祭祀用品：“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陆羽在《茶经》里也提到巴川峡山茶树有两合抱者。
在与巴相邻的蜀国，在四川成都平原西端，龙门山南缘，自古也是茶叶盛产区，蜀人也是植茶的高手。后来巴蜀相争导致秦的入侵，但种茶、饮茶之风仍传了下来。在西汉时期，雅安名山县的蒙山就已有人工栽培茶树。唐人樊绰所著的《云南志》记载：“蒙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绵延数十里，在县西南。”蒙山茶自唐代起就作为贡茶，进贡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历时弥久，天下闻名。唐代是蒙山茶的黄金时期，那时的达官贵人不惜重金争相购买。
西汉时期已经有了茶叶商品贸易，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名士王褒的《僮约》中已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州市）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成都已经饮茶成风，并有了专门售茶的茶市；唐代晚期，随着以岷山、邛崃山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川西汉区茶叶生产的兴旺、川西高原诸羌部落和吐蕃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两地间的茶马贸易兴起，尤其是唐末五代的前蜀王建自得蜀之后，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始立榷茶之法”，其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马匹就是用茶叶等商品贸易而来。在前蜀大臣毛文锡所著的《茶经》中，不仅记载了王建实行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榷茶法”，而且描述邛崃山南麓一带有“火蕃饼”茶，是专门用于交换川西高原和西北羌蕃部落战马的茶叶品种，而市蕃马的地点就在“文、黎、雅、茂诸州”，即今甘肃东南、雅安汉源、雅安和岷江上游的茂县一带。
从那时起，川藏间的茶马互市已经成为历代王朝重视和推行的政策。这种以茶易马和“羁縻诸番”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明代，川茶业与藏汉民族关系和经济贸易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川西还一直盛传，在西汉末年，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在石栏内栽植七株茶树，首次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种植成功。据说那几株茶树采制的茶叶能治疗多种顽疾，被人们认为是仙茶，后人于是将吴理真尊为“茶神”，并建起了茶神殿予以纪念。如今，据说从前吴理真居住过的石屋仍保存完好，他在蒙顶五峰中心皇茶园中种下的七株茶树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还存活着。皇茶园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正式命名的，它在唐代就出产贡茶了，并与历史上的西南丝路互为依托，促进了古道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始建于汉代、宋代重修的天盖寺至今矗立在蒙山顶上，中间是明代建筑的石柱大殿，据说就是茶神吴理真当年结庐种茶处。大殿里塑有吴理真的全身坐像，每年还有盛大的祭祀活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尤其是来自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茶客。
茶马司的纪念型建筑，是一座红砂石料檐柱的砖木结构四合院，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而成，至今保存尚好，据称它最早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2）。它应该是茶马古道最佳的见证。茶马司过去就是宋王朝为处理内地与藏地的茶马互市而专门设立的机构，管理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的建立，将茶马互市这一地区间的民间贸易纳入政府管理之下，统购统销，这对稀缺战马的宋王朝十分重要，对内地与藏地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如熟稔中国历史的A.S.M.艾兹赫德所指出的：“在四川的官僚企业中——史密斯如此称呼，四川的茶叶和马匹的经营在风险管理、激励措施、信用贷款、开辟市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由于茶马互市的兴盛，促使川茶产量大幅度增长。据贾大泉先生研究，其最高年产量达到3000多万斤，超过当时全国其他地区茶叶产量的总和。这些茶叶大部分向西进入了藏地，其中运到西北熙、秦、河州的川茶，一从青衣江经嘉州、渝州溯嘉陵江至凤州转运；一从陆路经邛州、成都、汉州、绵州、剑州、利州，过金牛驿、青阳驿，至陕西兴州转运。后来到清代的又一个鼎盛时期，这里的边茶贸易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之多，以每驮120斤计，一县即合有200多万斤的茶叶运销量。有时仅此一茶马司每天就要接待商队2000余人，驮马不计其数，当年的茶马互市盛况可见一斑。
2000年，当地政府又重新修缮了茶马司，并刻碑悬匾，布置了一些文字和图片资料，以为纪念。经过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该建筑屋顶覆瓦大量掉落，连匾都掉了，成为危房，现无人管理。
自唐代天宝年间始，四川“蒙山茶”就作为贡品，被精心采摘制作，进贡西安和洛阳。宋以后大量输入藏地的茶叶被称为“边茶”，采摘的部位和制作方法都与内地饮用的茶叶有很大的不同。“边茶”一般采用老茶叶，并经过发酵，有的舂压成砖头形状，以竹篾包装成大长条运往藏地，所以也叫“大茶”。清人江锡龄就提道：“茶以太安寺得名，近则遍山皆植……岁得不下数万斤。以其至精者充上贡，余则鬻诸松潘、保县、乌斯藏、外夷诸国及成都、邛、眉各州邑，岁获不赀。”
半寸以内的短节，再将铡好的茶拌上一层熬好的糯米浆，粗茶多上，砖茶不上，金玉少上；然后将茶上“炕”——烘焙茶叶的“炕”是一圆锥体的灶，用石头砌成，在灶内用柴火加热，灶外铺撒茶叶烘焙，再将烘焙好的茶叶，按一定重量（粗茶五斤，金玉四斤，砖茶一斤）用细麻袋盛装，放到大木桶甑里蒸，蒸好的茶叶要趁热连麻袋一起甩到顺墙摆放的有一定坡度的“板凳坡”上，由人上去来回上下踩踏，一直到将茶叶踩绒为止；最后才是舂包、倒包——按茶包的大小尺寸用木头做一个可以拆卸的长方盒子，内放篾篼，再把已经上过板凳坡踩踏又回甑蒸热的一甑茶倒在盒里，用一块木制的舂板将茶冲压成块，此为一甑，四甑为一包，拆盒后就可以连篾篼带茶一起取出，等到过一些时候水汽干了，从篾篼里倒翻出来，一甑一甑连带说明书和藏文商标包好，再用原来篾篼重新包装，并在四面印上藏汉文商标，在封口处还打上黑巴一块表示原封，捆扎后就成一个茶包。砖茶则是一砖包一次，四砖包成一甑，四甑一包。有经验的藏商，无论包里包外，几乎一眼就能辨别出是哪家的茶，并能识别真伪。
边茶一般按质量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仓（粗茶）数级，砖茶、
金尖供藏族上层人士饮用，金仓多为农牧民饮用，金玉是中等茶，可上可下。到民国时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际上只有砖茶、金玉和粗茶三级茶了。
四川盆地西缘与横断山脉衔接的雅安、名山、邛崃、天全与荥经一带，就是历史上边茶的主产区。种茶、采茶和卖茶，历来是这一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收入。采茶、卖茶一般在春耕以后，秋收以前，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又正好可用茶叶的收入弥补青黄不接时的不足，所以农民都把茶叶亲切地称为“二季粮食”。自打箭炉（康定）茶市开辟以后，作为南路边茶主产地的荥经，茶叶产量剧增，茶农笑逐颜开，茶商获利更丰，当时有人就作了这样的生动描述：“……乃至打箭炉之厅，（茶叶）昂值深藏，以待西夷与胡僧。其人乃环耳蒙首，……争先竭蹶交易而归。神忻气勃，流通运转，东振日域，西厌月滑，泼乳和膏，祷神供佛。是以服贾承引之流，获利十倍。家致富饶，上以充课税于天府，下以佐清谈于雄豪。”其时还流行这样一首观音茶歌：“纷纷儿女叩观音，保佑年年茶事盛；观音有灵应嗟叹，吾民不肯如人家。多年抛弃蚕丝业，竞唱山歌来采茶。”据推算，清代全川茶叶年总产量在20余万担，是明代全川茶年产量不到10万担的一倍以上。现在，这里仍然茶园密布，仍然是供应藏地茶叶需求的主要产地。
名山茶叶味道醇厚，很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喜爱。宋王朝曾下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名山茶叶于是成为茶马互市的专用商品和主打产品，成为内地汉族与边地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明末清初，官方控制的茶马互市大为废弛，许多商人纷纷私自来往于汉藏之间贩运茶叶，藏商更是看好茶叶的高额利润，趋之若鹜，各寺院的代理人也纷至沓来，在其他货物贸易中大量夹带私茶，“其由打箭炉入口买茶者，络绎不绝于道。”官方已很难单方面操纵茶叶贸易，而且，茶贵马贱，藏族方面觉得以马换茶已不合算，不愿再以马换茶，再加上清政府控制了西北、西南各游牧地区，马匹已不是稀缺之物。据布罗代尔研究，当时的中国皇帝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骑兵，数字精确：38.9万匹战马和17.5万匹驿马。“当然，全体臣民拥有的马匹总数看来要比君主的马匹多得多。”因而也就先后裁撤了五个茶马御史，停止易马，将宋、明两代的以茶易马，改为“设引招商”的“引岸制度”，改变了以前“以茶驭番”的政策，积极而开放地推行民间互市，四川的边茶基本由商人经营，政府只收取较前朝为低的税课，而且放弃以往限制边茶引额的做法，实行充分供应，满足藏族民众的消费需求。这样就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官营茶马互市，民间的茶叶贸易顿然兴起，虽还谈不上自由贸易，但已经比从前宽松了许多。
康熙以后的统治者继续大力经营蒙藏地区，充分利用茶叶以加强与西藏上层及广大藏族民众的联系，从而造成了四川茶叶入藏的最繁盛时代，甚至清廷历任驻藏官员均在赴藏前于康定购买大量茶叶，以备沿途的赏赐和馈赠。在西藏方面，茶叶和山货贸易成为西藏商人的重要利源，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以及上层人士也纷纷经营茶叶，甚至将川茶运销到它曾经管辖过的锡金、拉达克，以及廓尔喀、尼泊尔等西藏边境诸国，使之成为政府、寺院和个人的重要收入来源。《雅州府志》记载，清顺治年间，四川边茶产销就达96902担；雍正八年，四川南路边茶，加上西路边茶，总计达123224担；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前，在打箭炉（康定）上市的茶叶每年达到14万担以上；到光绪年间，两路边茶加起来仍有11万担。直到清朝末年，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还积极谋划振兴茶务，以便与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英印商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茶马古道的活力。
清代在大力发展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后，拓宽了地方物资交流，四川边茶已西运到拉萨以远，甚至到达廓尔喀、拉达克地区，北运则到达甘肃、青海藏地，茶驮商旅络绎不绝于途，清政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或征剿，或安抚，保障茶道的畅通，使得茶马古道更加繁盛畅行起来。
民国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战、地方不靖，同时受到印度产茶叶从亚东、帕里入藏的冲击（其中部分是经缅甸跨印度洋运入的云南普洱茶），四川的边茶贸易受影响而呈现衰落迹象。对此，西藏地方感到苦不堪言。民国年间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起到重要沟通作用的雍和宫堪布、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在蒋介石
接见并宴请时就面陈，十三世达赖喇嘛渴望输诚内向，其中的首要原因就是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内地品，断绝交往后，茶价贵至十倍。虽然如此，汉地茶叶与藏地山货的贸易仍在继续。
到了抗战中后期，由于中国各条对外通道均被日军封锁，茶马古道成为通往同盟国的唯一陆上出路，一时间，这条道路上的茶叶山货，以及英印产物资的贸易陡然间兴盛起来，达到了一个短暂的高峰。这些传统经济形态的交通市场网络的一度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抗战期间重要的战时经济支柱，维持了抗战的持久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茶马互市萌生于唐代。宋、明时期，将茶马互市当作羁縻诸番的政治手段，显见出卑琐的一面，致使茶马古道的正常交往受到一定的局限和滞碍，但客观上还是使得茶马古道兴盛起来。清代，虽然清朝不再需要藏地的马，茶马互市已经名存实亡，但清政府充分利用茶叶来加强与藏地的联系，茶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销往藏地，藏地的土特产品也源源不断销到内地，不仅活跃了藏汉贸易，而且刺激了藏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古道上互惠互利的商贸活动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形成了基本平衡的交换关系，内地与藏地的关系也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最融洽、最密切的水平。
对于中国西部边地来说，产茶区与茶叶消费区之间的距离遥远得不可思议，而它们之间又必须发生联系——如果没有相应的交通运输网络，如果没有商业和市场的中介，茶叶根本无法流通。由于人民的需要，统治者的提倡，茶马互市的商业市场和大量运输茶的茶马古道应运而生，茶像春雨般渗透到藏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很多情况下，茶叶甚至扮演着货币的角色，成为藏地的通货。茶马古道穿越几乎整个横断山脉，将茶叶从产地输送到了青藏高原的广大消费者手中，因此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覆盖了藏地的城镇、寺庙和村寨。
在这里，茶作为一种商贸物资，形成一种强大的辐射源，使茶马古道成为联接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的密切而具韧性弹力的网络。一旦这条线路的运输中断，这一区域的整个历史进程立即就会受到影响。
为藏文化的一种基因和宝贝，就因为它在高原上，是不可取代也无从替代的生活必需品。
与丝绸之路一样，中华文明在茶马古道也有一个西进发展的现象，与藏文明东向发展正好相反，同时也正好形成某种呼应。毋庸置疑，历来文明、文化的交往都是双向的，或有主次之分而已。从历朝历代中原内地对西番马的战略需求，从茶马古道的川藏线、滇藏线的发展轨迹看都是如此。唐宋以前，大致是藏文明东向发展为主，明清以后则是汉文明西行为主。这由茶马互市的贸易点的设立和推进清晰可见。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方面的互市点在大理，明末清初在丽江永胜，后来逐渐西进北上到中甸和德钦，继而进达藏东昌都。四川方面则是由成都到邛崃和雅安、汉源和天全，再到康定、甘孜和昌都……最后拉萨成为最大的贸易中心。
茶马古道是一条融合之道。这跟茶这种物质与藏族人民的天然亲和力有关，也可能与“凝聚力”有关。像茶这样的物资，在汉藏等不同“民族单位”之间流动，是同样具有凝聚作用的。布罗代尔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一文明体现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使其历史与它四周的区域的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一个比喻胜过任何冗长的解释：汉地的茶跟藏地的乳，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藏族嗜爱的酥油茶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经济、文化相互需求、相互汲取、相互容纳、和谐涵化的象征。这似乎是一种奇迹，却也正好在情理之中。
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在其获得日本第四十届读卖文学奖的作品
《茶事遍路》的最后曾发问：“世上有许多追求茶的人，他们内心深处必须紧密相连。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纽带呢？”
茶马古道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主要兴起于汉藏之间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它与藏羌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并成为联接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两大民族文化区域的走廊；它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作为运输交通载体；它萌发于唐，形成于宋元明，在清代达到商贸互动的鼎盛时期，到民国逐渐衰败，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段畸形高峰之后，它的使命和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已基本结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茶马古道有着不同的分布和盛衰起伏，在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之间起着资源调配和流通的作用，同时联结着中原内地，并辐射到相邻的东南亚、南亚地区。
茶马古道不仅仅是一条茶马互市之路，正如丝绸之路并非只有丝绸贸易，还有玉石、香料，等等。但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这一名称已为世界所接受。运行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货物，还有盐、铁、皮毛山货、香料药材、布匹，以及其他各种商品物资。而茶与马，正如丝绸一样，只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它们在汉藏两端的文化里，的确有着重大的意义。提到汉文化，几乎就离不开茶的悠久浸润，提到藏族，也几乎离不了如影随形的马。茶马古道这一名称，的确准确而生动形象地表征了那一条路，具有其名字所赋予的现实壮观和历史辉煌，并得到了学界、舆论甚至民间的认可。事实上，在出产茶叶的汉地，人们早已习惯将输出茶叶的道路称为“茶叶之路”；在获得茶叶的藏地，不论僧俗官员还是广大藏族民众，也都把输入茶叶的道路称为“加兰姆”，也是“茶叶之道”的意思。
茶马古道并没有一条完全固定的单一的线路，而是一个庞杂的陆上交通网络。像其他道路一样，茶马古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更是一条活生生的、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发展演变的道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朝代，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阶段，它都有着不同的路向，运载销售各种物资，延伸到不尽相同的地区，也就是说，它因时变迁、因地转移，不过，因为它有着茶叶运销这一主要内涵，即使出现不同的外延，其路线还是相当明晰的。
在唐代，由于吐蕃的兴盛强大，以及它的势力选择了向北向东扩张发展，所以青藏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唐蕃古道，成为汉藏间最为主要的通道。吐蕃王朝时期，曾动用数以万计的奴隶维修这条道路以保障交通。这条道路从长安（西安）出发，经陕西咸阳、宝鸡、甘肃天水、襄武，然后或由临洮、临夏到西宁，或从兰州到西宁，从西宁再西行南下，经过日月山、倒淌河、通天河，到达青海玉树结古镇，之后再分为两路，一条大致沿现今青藏公路，由查午拉山口翻越唐古拉山，南下经安多、那曲、当雄、热振、林周到拉萨。另一条则由玉树经囊谦、类乌齐，向西至拉萨，或经过现在划归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德格等地，南下西藏昌都地区，再
到卫藏。与此同时，在四川盆地和川西地区之间也已形成三条道路：一条是由灌县溯岷江而上，经过汶川到松潘的“西山道”，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谓的“西路”（如果按严格的地理方向说，应该为“北路”）；一条是由雅安循青衣江往西北，过芦山、宝兴，翻夹金山，穿丹巴，到达松城（今康定北）的“灵关道”；还有一条是由雅安经过天全，翻越二郎山，经过岚安、烹坝，过大渡河到松城的“和川道”。在吐蕃王朝强盛时，他们的势力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因而这些道路以及道路上的贸易交往一直存在。
宋代，吐蕃分崩离析，再无能力维护穿过广大冻土带的道路，宋王朝也内敛孱弱，尤其南宋时期，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南移到长江以南，西北青海的通道几乎都已放弃，只余甘南与川西北的线路连通，并在该地区实施对宋朝来说相当重要的茶马互市。
元朝时期，蒙古人的势力不仅横扫北方，也覆盖了西南地区，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位于
他们甚至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进入南亚和东南亚。他们在其统治区域，在四川，在云南，在西藏和相邻的藏地建立了基本完善的驿传系统，历史上汉藏间的各条路都有所恢复或进一步打通，不过主要线路仍集中在甘南和川滇藏大三角的康巴地区。当年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等就曾常常通行于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至今仍存留不少萨迦派的寺院和势力，也是当时道路通畅的例证。
再往后，拉铁摩尔在考察研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时就清楚看到：“在明朝（1368—1644）汉族势力差不多完全自宁夏、甘肃及西藏北部的边疆退出。他们和西藏，特别是拉萨的交通，完全依赖于四川及云南的道路。”四川和云南的这些道路成为藏地各部落频繁往来中央王朝朝贡贸易的线路，同时也是官员和僧侣穿梭往来的线路。清朝及民国时期，这样的汉藏交往方式基本未变，西北方向的交通基本放弃，仅余青海玉树一路，主要的交往联系都在四川和云南方向上进行。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分北南两路入藏驱逐盘踞在藏中拉萨一带的蒙古准噶尔部，由青海西宁南下走北路的平逆将军延信部困顿迟滞，已足见北路的荒芜艰难，相比之下，由
进展顺利，提前21天进抵拉萨。到19世纪中期，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秦神父从蒙古经藏北安多地区入藏，又见证西北道路之荒凉。清末民初，作为川边大臣赵尔丰部下在西藏征战驻扎多年的湘西人陈渠珍，率领亲信余部从藏北撤出西藏时，西北的道路已很难觅到踪迹，连经验丰富的向导都无能为力，几因迷路而九死一生，与他几年前由四川进兵西藏完全是天壤之别。
历史上，随着藏汉物资交流，主要是茶马互市和茶与山货的贸易，随着两地间宗教等文化因素的流传，以及政治、军事的关联，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不断开拓，川藏、滇藏之间横跨横断山脉直抵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日益成形，并于清代形成了成熟而完善的交通网络。茶马古道如同经纬之网，壮阔地覆盖了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四通八达。
茶马古道几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千百年来的原住民族、生意人、赶马人和骡马摸索踩踏出来的。以我实地行走勘察，除了在所经过的城镇、村庄附近有茶马古道，也就是山溪冲刷出来的乱石嶙峋中时隐时现的一道印迹，是在白浪滔滔、汹涌奔流的江河畔浓密丛林中扭曲延伸的一条缝隙。有一些路段，由于多年没有人行走，已经荒芜湮灭，几乎难寻踪影。
搜遍脑袋里有关“道路”的概念和印象，你也很难想象出茶马古道的样子。清人余庆远曾记滇西北道路状况说：“一线幽麓，悉盘曲千磴，上临悬崖，下逼危矶；山从人面，云向马头，未足以方其崎岖……引藤扪葛，险之莫胜；飞渡蓬莱，或可以形。”汉藏等各族民众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交通来往，突破山高水急、气候变化万千、泥石流频发的自然困境，生生踩踏出了这条道路。
如今，在地图上勾画连接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横贯世界屋脊的茶马古道网络，发现无论从哪儿到哪儿，竟然都是最便捷的路线，不由惊叹在没有地图、没有勘测数据，甚至没有指南针可供参照的古代，民间先辈们用双脚走出的智慧。
当然，历史上一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对交通的拓展、商贸的进入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几次派兵进藏，军队的行进，需要铺路搭桥，运输数量巨大的粮秣，设立粮台和驿站。军队的进入和驻扎，也会带动一定的商贸活动。官军还会对路途的阻碍进行征剿并负责一定的安全保障。所以，前述种种，都对茶马古道的开辟和畅通，提供了条件。
在茶马古道沿线，人们很少有尔疆我界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这一广大的空间领域里，从来山水相连，没有分明的边界，就像石器时代一样。自古以来，生息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如同海洋里的鱼，相对自由地游动来往，不存在什么疆界。在这里，文化是无法划界的，尤其对茶马古道这一文化通道来说。这里只有自然而然形成的走廊，有人们不断往来互动的交通线。当然，这里确实存在汉藏等民族间的人文疆界，但作为经济通道，茶马古道则具有最巧妙、最灵动也最强劲的穿越人文疆界的能力。
由于茶马古道的命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它发源很早，通行久远，且覆盖的地区十分广阔，要廓清茶马古道的相关线路，竟成为不太容易之事。
早在清代，倪蜕纂录的《滇小记》之《藏程》篇里，就对滇藏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的主要里程，作了较详细的记录。民国初期陈观浔所编《西藏志》，是诸种西藏方志中纂修得较好的一种，在“西藏道路交通考”章节里，陈观浔详尽记述了八条内地通往西藏、周边诸国通往西藏的道路及大致路况：由西康雅安县经打箭炉以通拉萨；由青海西宁经当拉以通拉萨；由云南大理出西藏洛隆宗以通拉萨；由新疆经后藏之北部喀齐高原而通拉萨；由尼泊尔经聂拉木以达扎什伦布；由大吉岭经亚东关以达拉萨；由不丹经塘售驿以达拉萨；由克什米尔经兰那克驼以达拉萨。这些可作为茶马古道线路的权威参考。
喀齐高原而通拉萨这条外，其余七条应该都可以纳入茶马古道范畴，因为它们都有着茶马古道所具有的特征和内涵：它们都主要作为“茶马互市”的交通运输之路，都大致呈东西走向，都将横断山脉地区与青藏高原联系在一起，都主要以马帮、牦牛驮队等作为主要的运载工具，都有着久远的通行历史。
较为成型也较为成熟的茶马古道，应该是在明清时期确定下来的，其主要线路有这么两条：一条是从四川川茶原产地雅安一带出发，翻大相岭、飞越岭和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再由康定西去雅江、理塘、巴塘、察雅到昌都；或经泸定、康定，再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由竹巴笼过金沙江到岗拖，再经江达、妥坝到昌都，然后由恩达或至洛隆宗、边坝、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到拉萨；或北上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和藏北重镇那曲，再南下当雄、林周到拉萨，是为川藏茶马古道。一条是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出发，经景谷、景东、南涧、大理到丽江，再由丽江经中甸或维西到德钦，再到西藏的芒康或左贡、邦达，然后与川藏茶马古道汇合，或直接西去洛隆宗、边坝、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到拉萨；或北上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和藏北重镇那曲，再南下当雄、林周到拉萨，是为滇藏茶马古道。
在这两条主线沿途，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蛛网般密布在这一地带的各个角落，将横断山脉滇藏川大三角区域与青藏高原息息相关地联络在一起。因为，不论是茶叶产地，还是茶叶的消费地，都是相当广阔的地区，茶叶的种植采收以及销售，都必然形成各自的网络体系。
消费市场，因而也有道路联接，甚至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系列山口，而与南亚的印度、不丹、尼泊尔等相通。这些道路也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或者也可以说它们在茶马古道的网络之内。
除此以外，由陕西汉中经过青海玉树进入西藏昌都地区，自古也是一条茶马互市和各类商品交易之路，不过那条路太过艰险，中间又要经过一些十分剽悍和野性的部落（藏族史籍称为“三十九族”），还有许多强盗，一般很难走通，所以在近现代以来，连陕西商人也大量进入四川，再经由西康做藏地的生意。
从西北的西宁翻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脉，以及从新疆南部穿越帕米尔山脉也有道路进入西藏，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麝香之路”或“唐蕃古道”，唐以后似乎就少有大的商队人员来往，但它们与我们所说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一直相通相连。
川藏茶马古道是茶马古道的正途。明清以至民国时期，以康定为中心大驿，川藏茶马古道成为进藏的最主要道路。1950年解放军进藏，也以这条道路为主线。它的路况最好，人及货物的通行量也最大。清人黄沛翘在其所撰《西藏图考》中就指出：“川、陕、滇入藏路有三，惟云南中甸之路峻险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原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云。”经过西康的川藏茶马古道，起始于成都平原西缘的产茶山区，出邛崃、名山、雅安、天全、荥经、汉源等地，翻越以诸葛亮的官职命名的“丞相岭”（大相岭），经清溪、泥头，翻飞越岭、过化林坪，经过沈村、冷碛，于泸定跨过大渡河到当年称为“打箭炉”的康定城。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建成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建桥前，茶马古道是由荥经而汉源，翻飞越岭、过化林坪而至大渡河边的沈村，由沈村以船过渡，经磨西、木雅，越雅加埂到康定，这是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的大道，是为川藏茶马古道的“大路”。后因有了泸定桥，大路才改道走冷碛、泸定、瓦斯沟而至康定，路程缩短了一两天。“小路”则由雅安出发，向西经过宋村，渡过青衣江，经天全，由甘溪、仙人桥、紫石关、两路口，翻越著名的二郎山，于冷街会合由化林坪过来的“大路”，再经泸定到康定。因此路山高路窄，开通时间较晚，流量规模相对也小，故称“小路”。“大路”“小路”在大渡河边合而为一，由泸定桥过大渡河。因长征途中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而使此桥闻名中外，康定则被一首
《跑马溜溜的山上》的民歌唱得远近闻名。民国中晚期时的康定曾为西康省首府，布满了接待来往马帮客商的“锅庄”——相当于马店客栈和商务中心。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锅庄最为兴盛，著名的有48家。
不论“大路”还是“小路”，茶马古道由雅安到康定的这一段路程，由于山高路险，缺少骡马，也由于四川人力充分并十分廉价等原因，这一路运输的主力，竟是由人力背夫来完成。
川藏茶马古道由康定开始第二段行程。出康定翻折多山到东俄洛，即今新都桥，川藏茶马古道由此分为南北二线：南线继续西去，在雅江以牛皮船过汹涌的雅砻江，翻连绵雪山到高寒的理塘，出理塘沿理塘河经过三坝驿，穿越格聂山，经大片原始森林，从喇嘛垭翻山下巴塘。巴塘气候温和，沃野相对辽阔，北上可到白玉、德格，南下可至云南迪庆，为茶马古道一大市驿，并以丰富多彩的弦子歌舞闻名藏地。19世纪中期，西方天主教会曾推进到此，期望以此为立足点，过金沙江向西藏深入。清末赵尔丰在康区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也以巴塘为肇始。至今巴塘城外的鹦哥嘴地方，沿路仍存有大量摩崖石刻，其中就有刻于清道光六年六月（1826）的“竺国通衢”大字。清末震动全国的“凤全事件”就发生在此。
茶马古道从巴塘往南沿金沙江而行，渡江至竹巴笼，经莽里、南墩至江卡，经民风剽悍的察雅到澜沧江上游的藏东重镇昌都。这条路在清代以后也是官方任职官员和军队调动的线路，沿途有军台粮站，所以也被称为“官道”。
川藏茶马古道北线由新都桥就北上塔公，经道孚，沿尼柯河往西北到炉霍，再往西北到雅砻江上游的甘孜，经过甘孜著名的大金寺，由甘孜经马尼干戈翻雀儿山到德格，德格以藏地最宏大完备的印经院闻名于世。由德格南下，至卡松过金沙江到岗托，那里曾是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岗托协议”的签署地。经纳夺、同普到江达，再经妥坝翻越长年雨雪交加的达玛拉山，就到昌都。到了昌都，这条副线就与主线汇合一起，再由此进入卫藏地区。这条路相对上一条路要平缓一些，据说商队较愿意走这一路，所以也叫“商道”。著名的汉人喇嘛邢肃芝（洛桑珍珠）在他1937年首次入藏求法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年仅二十出头的邢肃芝满怀虔诚和好奇，详细记录了沿途的站次和风情地理等，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川藏茶马古道南北主副两线在昌都汇合后，主线就由俄洛、恩达寨，往西南方向翻苍茫荒凉的瓦合大山至瓦合寨和马利，在怒江嘉裕桥处，与直接从邦达草原、夏雅、马利而来的滇藏茶马古道汇合一处，一道前往洛隆。恩达今天已成为一个冷清的小村寨，处在茶马古道路口的山梁上，有70多户人家。恩达的意思，是“五条山沟汇聚的地方”。沟里还保留着过去的老路，现还可以通行，但村寨旁也修了大路，能够通行卡车。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康藏之争就发生于此。另一条线路则往北行，即现在的川藏公路北线（G317），从昌都经类乌齐、卡玛拉、丁青、巴青、索县（古称三十九族地区），到藏北重镇、怒江源头那曲，然后经林周的噶当派主寺热振寺，南下到拉萨。
为“三霸桥”，意为左脚跨过去的桥。那桥有两三个桥墩，每个都是用圆木架作“井”字形，中间填装上石头，然后在桥上铺上很厚的木方，桥大约有七八米宽，是当时茶马古道上最宽的桥。它有时会被暴发的洪水冲垮。
过桥上山，也是很陡的路，一天就能到洛隆。清人杜昌丁撰有《藏行纪程》，生动记述了他陪送被贬配西藏的官员蒋公，沿滇藏茶马古道至洛隆的悲壮行旅。但杜昌丁也只走到洛隆就折头原路返回。据我所知，由洛隆
直接西行的真正的茶马古道主线，在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以后，就没有学者之类的人全程走过。从洛隆到工布江达这一段，完全是盲区空白。其实边坝人已于2000年费尽心血和力量，想方设法修通了翻越吓贡
拉并与嘉黎相接的公路，但一年中只有七至十月能通车，其余时间都为大雪覆盖。我于2019年驾车走完这一段行程，填补上了这一段“空白”。
在洛隆出去一点的硕班多，有一座宁玛派喇嘛寺和一个村寨，清朝时曾在此设立兵站。据说当地居民的祖先是陕西人。陕西商帮在当年的茶马古道上曾经很有作为，像巴塘，就曾设有川、滇、陕三省会馆。从
硕班多直到拉孜、边坝，路上不少地方被漫漶的大水淹没，水深的地方就有一些木桥，水浅的地方就涉水过去。而当路延伸到山槽里，有时就从凸起的石岩上翻过去，有时则是从山岩上的栈道通过，文献里将之称为“云栈”。
经过险峻临渊的阿兰多再往西，就到要命的吓贡拉和怒贡拉等几座大雪山。它们处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主山脊上，所有走过茶马古道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两座大山是茶马古道全线最艰险难行的路段。许多精彩的传说和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包括丹达山神的事迹。在吓贡拉和怒贡拉之间，是边坝县的金岭乡和加贡乡，现已有非铺装公路通往嘉黎的尼屋乡并通达现嘉黎县城阿扎镇，由此有路翻越朱拉山到工布江达的太昭。而昔日的茶马古道还得翻越怒贡拉，三天左右就可到拉里古（今老嘉黎）。向南翻山，经过阿扎错，一直在湖边的水里走，向南翻过海拔超过5000多米的朱拉山，大约一个星期可以到达太昭，在河谷里逆尼洋曲走几天，然后翻越工布布拉，或称鹿马岭，由现在318国道经过的海拔约5000米的米拉山口以北的曲罗克拉山口越过，下山就到墨竹工卡，那已是比较典型的农业区。这时道路已进入拉萨河河谷地带，经过甘丹寺所在的达孜区，用牛皮筏渡过拉萨河就到拉萨。
除大路、小路之外，由四川形成的茶马古道还有这么一条，也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西路边茶的“西路”——西路边茶产自成都的西部和西北部，在灌县（今都江堰市）、大邑、彭州、什邡、平武、北川、安县、绵竹、茂县、汶川一带，在此种植生产、加工打包后，一直逆岷江而上，运到松潘（古松州），并以松潘为行销中心，往西北方向销往四川的阿坝和甘肃的甘南，并在甘南的临夏（古河州）、青海黄南的同仁等地，与历史上的唐蕃古道会合，以此进入青海和西藏，一度成为吐蕃、吐谷浑、西夏党项各地方政权与唐宋的茶马互市大道，并与丝绸之路相连。在唐宋元明时期，西路相当兴盛繁荣。一直到明清两朝，西山松茂这条西路，仍然是四川边茶运销的主要道路之一。清末民初，西路茶的运销曾达到一个高峰。民国年间，每年经这条道路运往阿坝的边茶曾有七八千担之数。而且，西路沿线自古就是一条民族走廊，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藏彝走廊”。在古代，它将北方的丝绸之路与南方的“西南丝路”联接在一起，同时也是西南地区连接汉中等中原地区的又一重要通道。人类学家王铭铭在考察研究藏彝走廊时注意到，从成都经过汶川、茂县、松潘，往西北去的道路就曾联接川甘与青海：“这些古道起初主要供军事活动或民间商旅所用，并非官道，但历史可追溯到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河西为十六国和北朝所控制。从江南到西域，不能再走传统的丝绸之路干线。于是，四川地区便成为东晋南朝与西域往来的主要通道。唐宋时期，这条古道被称作‘西山道’，成为剑南与陇右地区间主要的交通线。古道到达松州（今松潘县）分途，一支向西北经叠州（今甘肃迭部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通河湟，与丝绸之路相连，曾是吐谷浑、吐蕃、党项各族与唐宋的茶马贸易通道。”历史地理学家李孝聪也强调：“千百年来松茂驿路承担了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
由滇南普洱茶的原产地通往滇西北乃至更西更北藏地的驿道，经多年的开拓运营，逐渐形成并在清代中期以后日臻完善。因为南诏与吐蕃曾有的密切关系，它的开通时间也许并不比川藏茶马古道晚，但由于云南进入中国版图较晚，汉族移民在明代才大量进入，普洱茶的规模化生产，是清代以后的事情，其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难与天府之国相埒，所以滇藏茶马古道的运输规模和商品交易量，要比川藏茶马古道小很多。更何况，这条在云南被称为“迤南路”“迤西路”一线，自北而南矗立着哀牢山、无量山等山脉，又密集着元江、把边江、澜沧江等大江和难以计数的河溪，而且处于亚热带丛林地区，自然条件不说恶劣，也是十分艰难。从昆明到普洱到西双版纳的普洱茶产茶地区，其间江河横亘，丛山绵延，森林密布，一向以“烟瘴荒徼、人迹罕至”著称，清代以前都是大小土司各自为政，路途常常梗阻不通。自清代后，随着清政府改土归流，内地移民大量深入边远山区从事采矿、垦殖（包括茶叶的种植采收制作）等，才逐渐形成南行北往的主要通道。
古道从云南南端的普洱茶六大茶山的核心重镇——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镇起始，经由曼罗、麻黑、曼撒、曼松、倚邦、小黑江（罗梭江）、勐旺、普文到思茅（现普洱市）和普洱（现宁洱县）。这一段全长约240公里，在山间密林中蜿蜒伸展，许多路段都由当地有名的茶庄茶号出面出钱，当地民众出工，修桥铺石，从道光二十年始修，历时五年方才完成。仅在第一段，茶叶上市季节，每天往来驮茶的骡马多达八九百匹。这些路至今盘旋在滇南的山峦丛林间。易武及思茅一带的人们把它称为“茶叶之路”。
滇藏茶马古道第二段由思茅、普洱经过景东、景谷、南涧、巍山和大理下关到剑川、鹤庆，与丽江下来的道路汇合后再远达藏地。如果从相反的运作方向来看，这一段的道路还涉及另外两条，一条是自昆明向南，经玉溪、通海、元江、墨江、磨黑、普洱、思茅达景洪（车里）、勐海（佛海）、打洛出国至缅甸和泰国。也就是云南人以前说的“走后路”，以驮运锅盐和茶叶为主，也有布匹、山货和糖等。再一条是自昆明经玉溪、通海往滇南一线，经建水（临安）、石屏，过红河（迤萨）到元阳、绿春、江城，再经易武（镇越）抵勐腊、磨憨，再往老挝、云南和泰国。这三条线路构成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第二阶段。后两条线路仅与茶马古道相关，过去被称为“迤南道”。
20世纪20至40年代，大理、丽江、迪庆和腾冲的几家商号，曾与西双版纳的茶商联手，将云南的普洱茶由勐海的打洛口岸出境，用马驮到缅甸的景栋，再用汽车运到禅邦首府东枝，转换火车到仰光，再以海轮渡印度洋到印度加尔各答，辗转至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噶伦堡，最后以马帮经过锡金、亚东、帕里运至拉萨。当年勐海一带生产的普洱茶，有85%经过这条线路销往藏地。
滇藏茶马古道的第三阶段，过去人称“迤西道”，其干线也分上、中、下三条支线：上线由昆明经安宁、禄丰、楚雄、姚安、大姚，过金沙江与四川西昌、会理、雅安、成都相连，古代有“僰道”“牦牛道”的称谓。中线由大理下关、剑川往鹤庆、丽江、迪庆入西藏，再到不丹、锡金、印度和尼泊尔，也有一条路由鹤庆、丽江、永胜，经宁蒗、四川盐源、木里、九龙到泸定、康定，与川藏大道相接。下线由大理往保山、腾冲或盈江，出缅甸，再联接印度，古代为“永昌道”，现在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迤西干线中、下这两条路也是云南交通国际的最主要线路，并且是绵延最长、行走最为频繁的（旧称“阿墩子”）。一条是由大理下关、剑川到长江第一湾处的石鼓镇，经巨甸到维西，然后溯澜沧江河谷，经康普、叶枝、巴迪、燕门直接抵达德钦，或由巨甸、上江翻山到小中甸、中甸；另一条是从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翻铁架山下到龙蟠，用平底船渡过金沙江，到虎跳峡口的桥头，经螺丝湾及艰险的十二栏杆上山，经土官村至中甸（旧时称“建塘”，现称“香格里拉”）。由中甸往北，经奔子栏、书松翻白马雪山到德钦一路。
至于当年马帮们走哪条路，往往视生意和商号的需要而定。他们有时走维西，有时走中甸。不管他们走哪条路，德钦都是必经之地。说德钦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门户，完全是写实。德钦是来往马帮的一大中转站，也是滇藏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最后一站，马帮们可以在此调整货物，补充给养。今天在升平镇的两条老街上，还可以看到毗连的店铺，能够感受到它昔日曾有的热闹和繁华，甚至还能看到成队的马帮聚集。出德钦，翻一座小
山经奔尖塘再至澜沧江边，由溜筒江溜索过江境内。翻越梅里雪山是进藏的又一道天堑，其险其艰，远过十二栏干和白马雪山。所谓上山之路，也就是沿雪溪砺石而上，骡马四蹄不能并立。溪水声震如雷，树木阴森蔽日。第一天只能爬到山腰上去一点，住宿休息，寒气逼人。第二天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硕拉垭口（俗称雪垭垭），冰川痕迹处处。曲折跌奔半日，直接下到梅里雪山北麓，出峡口才到怒江支流玉曲江边的加朗村。
加朗的下一站是碧土，碧土有一条小路与察瓦弄相连，并可到达怒江大峡谷一线；而滇藏茶马古道一直溯着玉曲的江水往上走，然后是觉玛、扎玉。扎玉也在玉曲边上，村子建在一片山丘平台上，要从西藏特有的悬臂桥上过江才能进入村子。村里有一座很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当时扎玉是西藏的一个边防重地和四岔路口，有20多个藏兵驻扎在那儿，过往马帮在此就要交税。可见扎玉当时为藏地的一个重镇，地位相当重要。近年修通的丙（中洛）察（瓦龙）左（贡）线就经过这一带。
扎玉有一条小路通往号称西藏江南的察隅，察隅出去就要翻野人山。当地的土著那时还只穿一点树皮树叶，前后各几片，所以后人就把那一带称为野人山。所谓“野人”，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珞巴族或门巴族，以及僜人。过了野人山就到印度阿萨姆邦的萨地亚，与缅甸相连。抗日战争中，中国远征军就经此山撤退，损失惨重。
从扎玉继续溯江而行，就到了乌雅（今左贡），再沿江上行，经过马科、田妥，然后就是邦达。
滇藏茶马古道到了邦达，就分成了三路，一路到昌都，称为北路。另一路从邦达南下怒江，由白马（今八宿）翻山到然乌，由然乌再向南行，就到察隅、出印度，或从然乌沿帕隆藏布西行到波密、林芝，由林芝又可以向西到工布江达，或向南进入雅鲁藏布江河谷，经朗县、加查、泽当、贡嘎到拉萨。现在的川藏公路南线（318国道）由巴塘到芒康，与滇藏公路汇合后，经左贡过田妥，由邦达下怒江峡谷，经八宿、然乌、波密、通麦到林芝、八一，接上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到拉萨。过去波密一带全是莽莽原始森林，沿途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由波密土王把持，连达赖喇嘛的势力都管辖不了这一区域，虽有不少道路与洛隆、昌都相通，但很少有商旅马帮能够进入这一地区。
过去的马帮商人一般就到其边缘地带，与其交换贸易麝香、贝母、灵芝一类的山货药材。茶马古道没从这里经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区域气候温和湿润、物产丰富，人烟又相对稀少，少有藏传佛教寺院，对茶叶的需求远不如更高海拔地区那么大。
第三路才是滇藏茶马古道正途，由邦达直接西去，那就是长而辽阔的邦达草原（马帮们叫“长草坝”或八百里“长岗子”），它一直延伸过郭庆，直到海拔4800米的莫波拉山口下。从山口下很陡的山坡就到了马利。再很陡地下山，就到了怒江边，在嘉裕桥与从昌都过来的川藏茶马古道汇合，一同西去洛隆、边坝、嘉黎、工布江达以至拉萨。
茶马古道到了拉萨并没有终止。它又由拉萨向西向南延伸，或经由曲水、贡嘎、扎囊、山南穷结、泽当、日当、错那、达旺，进入印度东北部；或经由曲水、浪卡子到江孜，往南由康玛、帕里、亚东分别到不丹和印度；或由江孜经白朗到后藏日喀则，再西去拉孜、定日、聂拉木或吉隆沟到尼泊尔；或更往西行，经岗嘎（老定日）、萨嘎、仲巴，翻马攸木拉山口到巴噶，由神湖玛旁雍错南下普兰，再进入尼泊尔和印度。
千万年来，喜马拉雅山脉如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青藏高原与南亚和大海之间。然而，人们似乎无视这道屏障的存在，不断地翻越它，穿过它。布罗代尔的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尔巴人以刻苦耐劳著称，贩运活动竟远达马六甲半岛。”夏尔巴人不仅仅是登山的好手。山间的无数河谷以及山口成了人们沟通交流的道路，藏人、汉人、印度人、尼泊尔人、不丹人，甚至亚美尼亚人都从这些山路走过。上段所述四条道路都是向南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从喜马拉雅的东头到西头，有道路由多个山口穿越。没有人为这些道路刻意命名。它们默默地承载着无数的旅人、骡马和牦牛，以及无数的物资，南来北往，联络起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文化文明。现今，它们在历史上已经成形的基础上，成为中国交通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通道和口岸。
大致讲，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要道路有五条。其中最东边的一条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由藏东向南行，到察隅，再翻野人山出印度阿萨姆邦的那条。
由此偏西一些，在察隅与错那之间，还有一条小路从林芝往南，过雅鲁藏布江，由米林县珞巴族聚居的南伊、南英到印度东北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域。
再往西，则是由拉萨经由曲水、贡嘎、扎囊、山南泽当、穷结、日当、错那、勒布、达旺，进入不丹王国和印度。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贴身侍从土登贡培，西藏著名的奇僧更敦群培等，就是由这条路往返西藏与印度的。
过去最好走也最为通行的是拉萨到江孜、帕里、亚东这一条线。从拉萨南行，过雅鲁藏布江，翻海拔49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从静谧澄蓝的羊卓雍湖边经过，过浪卡子，越雄峻的5000多米高的卡若拉山口，进入江孜。江孜以白居寺及其十万佛塔即白科塔和宗山炮台著名。上到宗山炮台所在的崖顶，就能鸟瞰白居寺全景及江孜一大片整齐的民居。这里还以贸易和羊毛制品出名。由江孜南行，经过康马再往南，就是辽阔的草场、戈壁，道路笔直，一直沿卓木拉日峰下行走，有一个浩渺的大湖——多庆错，水面达150多万亩，延伸到山脚。走完湖滨到堆纳，在这里藏军民曾和英国侵略军恶战一场，那是20世纪初的事了。这一带海拔在4200米到4300米之间，随便动动就急促喘息。卓木拉日峰迎面而来。它完全是从平地上突兀拔地而起，不管什么时候举目看它，它都是迎面而来的架势，令人触目惊心。公路绕一圈过来，它的模样都在变化，开始有些像狮身人面像，到帕里，它完全是一座直立的尖峰，像金刚杵。
从卓木拉垭口往东翻过去，只有5公里就到不丹。
向南远远地就可见草原上的帕里镇，一片石砌的房子，经幡飘扬。这里据称是中国最高的小镇，海拔4300多米。这里就是当年茶马古道兴盛时期各家商号的聚集地，也是中国与不丹、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心。
继续往南下山是亚东，很快就有了灌木，有了溪流，再下就是森林。刚离开帕里十几公里，有一座驿站——沟乌，过往客商、僧侣、官员都会在此停留。现在它成了一个道班。亚东城里还有英国殖民者建立的商务代办处。现在驾车只50分钟就可到县城亚东。
当年像沟乌这样的驿站一直延布到江孜。1906年后，英印当局就以1904年入侵时的兵站为基础，在春丕、下司马、沟乌、帕里、堆纳、多庆、嘎拉、萨马达、康马、少康、江孜设置了12个驿站，由英国人管理经营。1955年4月，新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这些驿站，并向印度政府支付了30多万卢比的驿站设置款。
1910年，大清邮政局所辖拉萨邮政成立，西藏地方政府也建起了自己的驿站，由拉萨、江堆、江麦、岗巴、查玛隆、曲参卡、谢热、卡若拉、白底、浪卡子、江孜、康马、噶拉巴塘、曲美新果、堆纳、帕里、曲旦噶波、下司马，一直通到乃堆拉和则利拉。
从亚东下司马镇下去一公里多一点的地方，就是有名的春丕。当年走过这里的外国人把它描绘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它的确如此。
过去这里就是马帮驻足的最好地方。再出去一天的路程，就是则利拉山口，过了山口就是锡金。如以现在的里程计算，亚东下司马距乃堆拉山口仅31公里，过山口出境18公里为锡金的从古村，再行48公里就到锡金首府甘托克，甘托克至印度噶伦堡仅58公里，再行80公里就到西里古里，英印早就将铁路修到了那里，再向南行367公里就是当年英印首府加尔各答。也就是说，从乃堆拉山口到海滨城市加尔各答有550公里，与亚东到拉萨的距离大致相当。这是整个青藏高原距离出海口最近的地方。
由于独立后的印度完全继承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以单方面划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作为其疆域边界，甚至进而占领吞并锡金王国，并于1962年与中国爆发边境战争，从亚东通往锡金、印度的大道中断，也由于世代属于中国西藏的达旺地区被印度占领，由错那、达旺通往不丹、印度的道路已中断半个多世纪。2006年7月，中印之间的亚东口岸已重新开通，虽然是季节性的，贸易量也不大，但这对茶马古道，对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正常交往，无疑是一件大事。
再往西去，由拉孜、定日和定结向南，由陈塘过惹嘎拉山口，就能进入尼泊尔东部。
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影响，此路现已改道吉隆沟进入尼泊尔。规划中的青藏铁路就要由这条线路延伸到尼泊尔。
如果西行到阿里，由巴噶穿过玛旁雍错和拉昂错，经过普兰出境就可到尼泊尔和印度。
古代，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中国与印度之间鲜有交通。到了孔雀王朝时期，印中才有所交往，而且是通过中亚绕道联系的。唐代玄奘大和尚到印度取经，也是经由中亚过去的。唐代，印度文明北上，藏族也翻山南下，同时也向东发展，汉文化也逐步西进南入，多种文明与文化在青藏高原上交汇融合，形成了相当独特的藏族文化。随着佛教信徒的执着穿行，随着物资交换的急剧增长，喜马拉雅山脉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人们已能够穿越上述多个山口，打通了青藏高原与印度次大陆的通道，茶马古道在这里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