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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茶叶千年入西藏
书名:
茶马古道 作者:李旭 字数:152694
及至汉地由南而北兴起饮茶习俗和茶文化,藏地广大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贵族和农牧民了解到茶叶的好处,并产生了对茶叶的资源性需求,茶马古道在上述古文明通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就完全是应运而生的事情。
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满足这一需求的路径。人毕竟主要是经济动物。于是过去的古文明通道逐渐为经济交流道路所替代,茶马古道也就水到渠成。
当年人们冒死来往于茶马古道,主要是为了贸易获利。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总得进行相应的贸易交流,这是任何自然或人为的因素都阻挡不了的。为了生存,为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商人们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卓绝的抗争,翻越千山万水,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供需各地,就形成了世所罕见的茶马古道。正如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所录藏
族古谚唱的:“来往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顾不得。”就是这千千万万马帮商人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的来来往往,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一步一步踏出了一条山道,终于流淌成各地间相互沟通的生命大动脉,成为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的联系纽带,成为汉藏交往的主渠道,成为中国与外面世界沟通的又一条通道。
过去,我们对经济需求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认识得太不够了。在民间,这样的相互交流要比官方记载或人们所想象的丰富得多。
除商业贸易的渊源外,茶马古道的诞生和形成还与宗教活动有关。
青藏高原是一片神秘而又令人不可思议的土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在倾听和
关注着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他们看来,现世的一切,无非是向来世的一个过渡,是为来世所做的一种付出和准备,是为了到达到西方乐土或进入香巴拉的一种无条件的努力。随着印度佛僧以及虔信佛教的唐文成公主进入藏地,佛教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
相互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进而成为整个藏地全民信仰的宗教。
而在西藏及其相邻地区,广大藏族人民和其他藏传佛教信徒一直保持着朝拜神山圣湖、到各处圣地转经的习俗。大家
把这些朝圣转经者称为“觉巴”。到一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觉巴们就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徒步穿越藏地旅行,去拜谒圣城、寺庙和传说中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认可的神山圣地。没有朝山转经的人,被认为死后不能超度苦海。我甚至见过不到10岁的小孩子,怀里揣一袋糌粑和一二十块钱,就悄悄跑出家来前往拉萨。
随着强大的吐蕃势力向东和东南扩张,佛教也大规模深入这一地区,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和西康地区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丽江纳西族、大理白族和康区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信徒香客们常常在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之间来来往往,藏客们也因之形成。有些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就认为,云南
丽江和四川康定之所以出现来往藏地的“藏客”,形成两地间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从而形成茶马古道,跟转经朝圣的人有密切关系。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渊源关系,不仅康区的藏传佛教信徒争相到卫藏和后藏地区朝圣,藏地的民众也常常成群结队从遥远的康藏高原来到丽江,朝拜那里的文峰寺等喇嘛寺,然后再到大理朝拜著名的佛教圣地鸡足山,以及剑川的石宝山。藏族人民把这种艰苦而又必须的行程叫“敢朗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经”。他们有的靠沿途乞食完成自己的夙愿;有的带一些自己家乡的土特产,一路交换作为盘缠,回去时又买一些生活必需的茶叶等带走。这无疑启发了内地的生意人。为什么不能把生意做到他们那儿去呢?这里的东西带到那里可以卖到好价钱,那里的东西带回来也很好卖,这样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于是,便有了来往的“藏客”,便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既浸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又充溢着浓重商业气息的道路。
就这样,由于广大民众的需要,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形成了茶叶的大量运输贸易,并在汉藏边缘形成茶马互市的市镇且连接成线,茶马互市及其山货特产贸易这样一种资源互补配置,造就了茶马古道。也由于弥漫于藏地及相关地区浓重的宗教氛围,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朝圣活动,形成了古道上人流和物流的大量交往。而这种交往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载体,它们能渗透到所有有人烟的地方,并与当地民众发生密切的联系,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但由于茶马古道不可思议的艰难险阻和遥远漫长,这条古道被人们忽略忘却。古道在静默中浸透各种神秘苍茫,数千年的岁月积淀下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期待着人们去发现它那无尽的奥秘。
每年春季,一旦冰雪消融,青草长出,大批的马帮即行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由于他们的出现,商业的潮流,从川西的雅安诸县,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开始,经过整个横断山脉,一直流淌漫延到西藏腹地喜马拉雅深处,乃至南亚次大陆。这股潮流所及之地,形成了交流的道路,将商品的产出地与消费地长程联系在一起,不仅直接促成两端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横断山脉区域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与青藏高原有所不同,但两个区域本来就有着自然的联系,千百年来人类在此更进行着持久不断的接触交往,形成了十分独特而奇异的交流网络。
当这些商旅不辞艰险到达拉萨时,拜谒上层喇嘛和贵族的最好礼物,当然非茶叶莫属。一般的农牧民众,更期待以自己的产出,去换取每日必需而当地却无法生长的茶叶。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在其所著《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里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青藏高原虽不纯然属于游牧社会,大部分人群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他们同样难以自给自足,他们必须以各种互动方式获得外来资源,如经由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来获得必需的茶。据藏族作家唯色记述,她那从小生活在拉萨
的母亲一直记得,用刀子将马帮千里迢迢运来的包装茶叶的牛皮口袋割开,被久捂着的茶叶的清香之气立即扑鼻而来,里面就是藏族人“嗜此如命”、每天必打酥油茶喝上三四十碗的茶叶。这在产地很普通的东西,在青藏高原则成为贵重之物和每天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不可能仅仅靠祈祷和思想活着。人实际上也是由他吃喝的东西决定的。藏族生活必需的茶,就决定了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群。
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茶的故乡。正如丝绸、瓷器,茶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中华汉地的植茶、制茶和饮茶之风源远流长。在唐朝开元以后,中原内地的人们已经“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而且“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更显著的是,茶叶和饮茶之风已“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此时,陆羽所著的《茶经》已经面世,对逐渐形成的茶文化进行了精彩总结,并建立了体系,陆羽也因此被后世奉为茶圣,至今仍在产茶和销茶的地方享受供奉。
而且,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后来合为一体,成为蒙古人至爱的奶茶、藏族人民至爱的酥油茶。这是名副其实的茶乳交融。
从纪元起至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北发展到青海、甘肃,向东发展的一支,沿雅鲁藏布江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横断山脉区域的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有的甚至达到了缅甸北部,已很接近产茶的地区,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发生联系,云南和蜀川乃至中土汉地的茶叶因此而进入青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藏族已经全面与汉族等来往密切,他们接触到汉地的茶叶已不是什么难事。有人甚至认为文成公主进藏的嫁妆什物,其中就有茶叶,但不见记载。
最早有藏史记载的是:吐蕃初无茶,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芒波杰赞普(704—754)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遂遣人赴内地寻取。后一忠心大臣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另据李肇的《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锦州者,此顾潴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常鲁公使西蕃是在公元781年。可见,唐时许多内地名茶,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浙等地的茶,已经传入西藏,只不过藏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稍晚于中国内地,而且先从上层王公贵族开始接受。
当时唐朝的茶业如何呢?大史家许倬云先生说:“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
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行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贞元九年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值。”而且唐代的贸易交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网络:“在这一庞大网络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人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指出:“特别是茶成为唐代的一种新商品,是最好的贩运对象,故足迹遍天下的商贾,十之八九都是茶商。”傅先生在此所言的“天下”,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在内,占到唐朝商贾绝大多数的茶商,势必已将茶叶贩入藏地。2006年,世居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兴隆镇沈村,明、清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先生,公布了一张立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为解决争夺边茶商贸中心的合约,人称《万历合约》。这份以沈边土司余景冬为首,有25人参与,盖有五枚印章的合约,一开始就写道:“立约新官余景冬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藏商)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明代的官民耆宿已认定与藏人易茶始自唐时,而且藏人落脚交易地点历来就在大渡河畔的冷碛和沈村。由此可见,与大唐以战争、通婚和亲,以及贸易等各种方式交往了两三百年的吐蕃,得到中华各地所产茶叶,实为情势中事。在藏文史籍《藏汉史集》之《甘露子海》篇中,又曾以大量篇幅,对产于内地的16种茶叶的特点和优劣,以及食用方法和医疗功效,作了详尽的描述和介绍。这一方面可看出
茶叶对藏族的重要,他们已很熟知茶叶的特点和功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汉藏间的交流已达到很深层的地步。
在传说故事里,茶出现在西藏就更早。有这样一个著名故事——与藏王松赞干布同时代的吞弥桑布扎,胸怀创制藏文的雄心大志,到文明古邦印度整整游学7年,返藏后殚精竭虑、潜心钻研,终于
先拼出了30个辅音字母,因为有一些藏语发音不能由梵语现成照搬,其中有六个字母就得益于与一位路人的实际对话:“你从哪里来?”“我从象雄来。”“你去哪里?”“去萨霍尔。”“因何而去?”“去买茶。”“何时返回?”“不一定。”就是这段问答令吞弥桑布扎顿悟,因为路人回答的每一个关键词里,都有他需要的语音元素,由此便在转借而来的符号中有了6个新添的字母。那人是为了买茶才上路的,松赞干布时的“萨霍尔”,应该已有茶市。
到唐末宋初,高原上的藏族已普遍饮茶,形成饮茶习俗。必须指出的是,“槚”,至今藏语“茶”的发音仍同于唐代汉人所称茶的“槚”(jia),而且,藏语里把汉人称为“甲米”(jia-mi),把汉地称为“甲拉”(jiala)。米就是人,拉就是地,也就是说,对藏人而言,汉人就是茶人,汉地就是产茶地。
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的一大发明,是藏族人一天都离不开的主要饮食。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喜爱喝茶,也不管他们如何喝茶,都远远不及藏族人对茶叶的渴求。
跟汉地饮茶不同。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来自内地的紧茶(如砖茶、沱茶类)弄下一块放入锅中,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汁倒进木制的酥油茶筒,再加入酥油、盐及其他香料,用一带叶片的“搅棒”在茶筒中上下抽动,使其水乳交融,然后用一竹篱子滤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如果是在野外放牧或行走于路途,打酥油茶就没有如此讲究,一般是将水在一便携的铜壶里烧开,放入茶叶和酥油,用小木棍搅动,再倒入茶碗即可饮用。寺院则用大铜锅煮水,以哈达等包裹茶叶煮熬酥油茶。过去每座寺院都备有巨大的熬茶铜锅,以供应僧众饮用。饮用酥油茶能产生大量的热量,并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甚至能避免嘴唇干裂。因为藏族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和乳制品,以及燥热的青稞炒面——糌粑,没有茶不行,于是酥油茶成为其主要饮食,从早至晚,几乎茶碗不离手,每天一人总要饮上十多碗酥油茶,才觉得浑身舒坦有劲,要吃主食糌粑,也必得酥油茶相拌。即使上山放牧和远途旅行,也是怀揣茶碗,随时随地打酥油茶饮用。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构成了高原藏族的一大文化特色。
茶叶一经传入藏地,因它富含高原人们需求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迅速使它成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从接触到内地的茶起,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藏民族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争相竞求。到唐末宋初,藏民族已普遍饮茶,形成了对茶叶的强烈依赖,藏族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也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内受佛教僧伽之化导,人心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边境安靖,阅400年。惟其时中夏需马,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一打酥油茶就是一大锅一大锅的,一天从早喝到晚,茶的消耗量特别大。有些寺院动辄几千人,一天不知要喝掉多少茶。据说茶叶所具有的醒脑安神功能,有助于僧侣们念经修行。2012年,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整修,将昔日的煮茶大铜锅抬置大殿外,我意外在其中一口大锅的内侧,发现了一段藏文铭文,经曾在西藏社科院工作过的索朗顿珠活佛翻译,大意为:非凡享受之聚集,渊源无尽之宝藏。可见在藏传佛教僧侣和藏族心目中,茶叶有多么珍贵!在藏地,茶叶最大的买主就是寺院。这亦为茶马古道贸易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遍布茶马古道沿途各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藏地最大的“商贸公司”,寺院派出得力僧人去做生意;它还起到“银行”的作用,因而寺院也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最大的消费点,大量终日念经修行的僧侣是一大消费群体。再加上数百万嗜茶成性的藏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最先出在东边汉地。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白铜锅烘出来的茶,
商人洛布桑批买来的茶。骏马和皮毛药材换来的茶,驮夫翁塔桑穆驮来的茶。渡过大江小河的茶,翻过高山峻岭的茶。
不仅茶成为藏族民众的必需品,藏地的马也已成为汉地需求的战略物资。关于文成公主进藏,《新唐书?吐蕃传》里就有“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马”的记载。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中原内地很少饲养牛羊,更不要说马。珍贵紧缺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哪有空阔的地盘来养马?况且南方气候湿热,也不宜养马。所以汉地长期处于打仗缺马的窘境。一地产茶,一地需茶,一地有马,一地要马,于是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正如丝绸之于丝绸之路。某一“物”的发现与需求,往往致使人们组成商队,翻越万水千山,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各地,形成道路。由于往来人众,这些交通道路逐渐就成为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唐代,中原内地还主要靠卖丝买马,而到宋时,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分崩离析后的吐蕃对中原内地已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还成了中原的大后方,他们不仅在西北一带成为宋与西夏间的屏障,而且还负责向宋廷输送好马,因为宋朝在北方的死对头辽和金,都严禁向宋朝输出马匹。到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朝与之开战,互市贸易断绝,输出西北的“西路茶”受阻,于是宋朝的战马来源就只能寄托于西南的吐蕃故地和大理国。陆游就有诗曰:“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宋遂开黎、雅和广西邑州横山等市,并建茶马司,以茶易马成为宋的国策。明人谈修在《滴露漫录》中就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之大经。”因内敛孱弱的宋朝版图比较狭小,远离产马的游牧地区,特别是南渡偏安之后,国防上急切需要马匹,产马地区又多非自己所辖,只有在西北跟藏族,后来是在西南地区,跟藏族等少数民族换马。以茶易马由此形成制度。如果没有茶马互市,没有茶马古道,宋王朝根本不可能维系那么久长,尤其偏安江南后,还能苟延残喘150年,实与藏族等少数民族对其支援分不开。也难怪蒙古人灭宋,非经由川西、云南包抄不可,这样切断了南宋的供给生命线,才彻底端了赵宋王朝。
在内地是卖给老百姓,在边疆则用以换马,这就是所谓的“榷茶制度”。“榷”,原意是指只通行一人的独木桥,在这里就指官方专卖。“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各地茶马司的职权已在诸司之上,而且诸道茶场渐增,到元丰八年(1085),蜀道卖茶场就有41处,京西路金州(今陕西安康县)有茶场6处,陕西的卖茶场有332处。“榷茶”出现种种弊端问题后,宋王朝就大更茶法,
改为茶引制度,发放茶引给茶商,一引可市茶100斤,茶马互市由官方的统购统销转换为官方控制民间贸易,进一步促进了茶马互市,从而促使茶叶产量大幅度增长,仅川茶的年产量,最高时有3000余万斤之巨,占到当时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多半。宋人黄庭坚诗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说的就是作为茶马互市交通道路的茶马古道日益繁忙的景象。据王辅仁、索文清先生所著《藏族史要》记载,当时宋王朝每年以茶叶交换的战马达两万余匹,仅官府因此向藏地输送的茶叶有百余万斤。
及至忽必烈由川西奔袭大理国,进而包抄灭了南宋,建立了庞大的元帝国和更加完善的驿道系统,进一步打通并完善了西南、西北各地间的道路,不仅正式将藏族地区归入中央行政体系,而且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忽必烈曾匠心独运地在中央政府内特地成立了一个跟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完全平级的机关——释教总制院
(后更名为宣政院),以藏族帝师领院事,直接管辖吐蕃军民事务,推行政令于吐蕃势力所到达的所有地域,军政、民政、财政尽在掌握之中。这一行政体系虽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但已将吐蕃完全纳入了中央直接管理之下的全国行政制度内,奠定了后来明清两朝在藏族地区的政治格局。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的王朝,它并不缺马在其不足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就少有茶马互市的记载,但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交通驿运的建立,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应更为畅达。
明代,封闭内敛的明王朝像宋王朝一样战马稀缺,于是西部地区的茶马互市又有空前发展。佟柱臣先生就指出,明朝吐蕃与内地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明王朝更从雅州到乌斯藏修筑了驿路,使内地到乌斯藏直接有了交通往来。”明人王庭相进一步发挥了宋人对茶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之认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飨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自古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故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
抚严清就清楚地认识到:“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马政都御史杨一清说得更露骨:“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胜于数万甲兵。”
还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特别关注“西番”(指自陕西及四川、云南西徼外各民族)驯养的马匹,因为他“起江右,所急惟马,因设茶马司,与吐蕃互市”,马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但西番“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朱元璋“患之”,于是“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茶马互市,“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万余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河州在今甘肃临夏,碉门在今四川天全。其实有明一朝,自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万历年间,官府设的茶马司有增无减,从最初设于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到西宁、甘州、岷州、庄浪,加上四川的雅州(雅安)、碉门(天全),近有屈指之数,跟宋代的市舶司有得一比,尽管其行政级别要低一些。
安多、康区的地理环境适宜产马,而且与内地汉族地区地域相连,自古便是汉藏茶马贸易之走廊地带,在整个明代的汉藏贸易中,这一区域的茶马贸易就占据重要地位和优势。
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藏族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于是,在平西王吴三桂的主持下,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就此展开。据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三月朔,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及西番蒙古译文四通入贺。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可见藏族对茶叶的需要是多么迫切,更可见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断裂,资源的转输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清史稿》也记载:“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北胜州即今云南丽江永胜。
自清代乾隆后及民国年间,茶马互市逐渐名存实亡,因为清王朝已完全控制西北的主要产马区,并在东北建了大规模养马场,而且随着近现代火器的使用和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冷兵器时代马匹的重要性日益减少。但没有丝毫改变的是,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各种药材和土杂等的需求。茶叶入藏仍在进行,而且随着清政府对藏地控制的加强而增强。无论在川在滇,还有川西北经陕西、甘肃到青海藏地,茶马古道在继续运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中国西南是世界上茶树的最早原产地,是山茶科植物的故乡,也是人类较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是公认的茶文化发源地之一。
在云南境内的澜沧江流域,既未遭受过上更新世大冰期的侵袭,大部分地区也躲过了中更新世两次冰期的袭击,因而许多古老植物树种,包括茶树,得以保存下来。这一地区以植物王国闻名于世,至今仍有着山高、湿热、雾大的地理气候优势,特别宜于茶叶生长,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高山云雾出名茶”。1949年以来,人们先后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糯山、巴达山,景洪市基诺山,以及勐腊县易武、象明、倚邦山区,还有普洱市山区,大理云县白鸳山区以及临沧市的勐库山区,发现了一批野生和栽培的大茶树,当地人称之为“茶王树”,树龄在八百年以上,两三百年的茶树则成片成林。1980年在巴达发现的一株野生大茶树,初步鉴定树龄达1700年。1983年在勐腊县易武镇发现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树,直径45厘米,树围120厘米,高近12米,叶长24厘米,初步
鉴定树龄在1000年以上。在当地主体民族傣族的语言里,“勐”就是地区、部落的意思,“腊”就是茶,所以傣语里的“勐腊”,意思就是“茶叶之乡”,也就是说,勐腊向来是产茶的地方。
历史文献对哀牢山以南澜沧江两岸盛产茶叶早有记载。唐代樊绰的《蛮书》“云南管内物产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就是现今云南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蒙舍蛮应该就是世代生息于斯的布朗族、佤族、拉祜族,以及白族、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也就是说,1200多年前南诏时的银生、开南节度辖区内已产茶叶,而且当时当地少数民族的饮茶方法(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是古人烹茶饮茶的最早方式,现今白族的三道茶即同出一辙,与有些藏地的酥油茶做法也有相似之处。侗族的油茶,客家人的擂茶,至今也还保留有古人烹茶的遗风。
在没有文字的布朗、拉祜等民族的古老传说里,就有他们的祖先如何发现茶叶、如何使用茶叶的动人故事。景洪县格朗和乡的哈尼族僾伲人关于茶叶起源的说法就与布朗族的传说相似。据说他们的祖先当年打到老虎烤吃,吃过后浑身发热、口干舌燥,晚上就在火上架上土锅烧水喝,忽然刮起一阵大风,吹落的一些树叶子掉在开水锅里,没想到一喝那无意中煮了树叶的水,格外甘甜,解渴、消火。那树叶就是茶叶,他们从此也就知道煮茶、饮茶了。这种口传历史应该比文字历史悠久。时至今日,布朗等民族,仍将茶树作为必不可少的陪嫁物,可见茶在其生活里的渊源和重要。
《普洱府志》载,云南一些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而大叶子普洱茶,于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普洱茶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宋代,在今宁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到清代,“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人檀萃于1799年撰写的《滇海
虞衡志》卷十一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天下、产茶销茶的盛况。
作为茶叶原产地的云南向西向北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输送到藏地,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即西藏的吐蕃时期和云南的南诏时期。那时的吐蕃与南诏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不过,那时茶叶的交易量也许不大,更多可能是作为礼物来交换,后来我们称之为茶马古道的道路尚在孕育之中。
在传入西藏的茶叶中,云南特产的大叶种普洱茶,由于茶香浓郁,回味无穷,打出酥油茶来分外香醇,而且颜色极好,所以受到藏族人民的特别喜爱。1931年,曾在西双版纳从政并经营茶叶生意的李拂一先生在《西藏与车里之茶业贸易》一文中说:“我记得有人这样说过:西藏所需茶叶,自来都是由川输入,近来被印度茶将销场夺去了。其实这种茶是由车里、猛海运去之普洱茶,真正印度产之茶叶,藏人是不欢迎的。”车里即今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这些普洱茶是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自民国初年始,在云南勐海(当时称佛海)设号加工,从打洛口岸出境,经由缅甸景栋、仰光海运至印度加尔各答,再由陆路经由噶伦堡,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运入西藏的。
云南普洱茶的制作,一般是将茶叶采摘回来之后,用锅把青叶炒至凋萎,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然后倒在簸箕中反复揉搓成条,再在日光下曝晒,或用火焙干,这样就成了粗制茶,也叫作散茶。在过去,茶庄将各个茶农的粗制散茶购入后,挑选加工,分别使用石制或木制模具,压造成圆形茶饼或方形茶砖。圆形茶饼称为圆茶,也叫紧茶、七子茶或筒茶,每饼圆圆的如同饼子,重为老秤半斤或八两(约400克),直径半尺左右,这样七饼茶为一筒,包上笋壳竹箨,用竹篾捆扎结实,印上茶号字样,是为筒茶。24筒为一担,约合现在的120斤,然后分装成两箩,便于骡马驮运。老茶带梗剁细蒸软,压成茶砖,只用于销往藏族聚居区。老茶根本无法冲泡茶水喝,却是打酥油茶的上好茶叶。
进入20世纪,大理喜洲商帮崛起,他们主要经营生丝、茶叶、大烟和矿产,后两者生意很不稳定,贯穿始终的是生丝和茶叶。曾富甲云南的喜洲帮“永昌祥”商号,就在大理凤庆、临沧猛库等地开辟茶场,制作“永昌祥”牌普洱茶,而且多以“下关沱茶”的形式面世,而销往藏地的茶叫“藏庄茶”,用作销四川沱茶剩下的茶杆和茶面做成,颜色格外浓,味道苦涩,更有助于消化,并且热量高、营养丰富,正是打酥油茶的上好茶。据永昌祥后人杨克成先生20世纪60年代记述:“最值得注意的是沱茶在西藏的销场特别巩固,藏族喜欢云南沱茶远甚于四川的毛茶,甚至占世界茶叶市场优势的印度和锡兰茶在西藏都没有销路。”哪怕云南茶运程遥远,运费昂贵,藏族同胞宁愿吃云南茶。沱茶经揉制结成如锅底的中空的半圆块形状,既便于长途运输,也易于透气陈化,防止霉坏,每个重约十两。20世纪20年代以后,下关已成为云南沱茶制造业的中心。
我曾多次前往云南南部的产茶区。其中西双版纳景洪县基诺山颇具代表性。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注意到:“攸乐是普洱六大茶山之一,而且是最有名最重要的一个。以前进贡皇室的普洱茶,就是这山上的出产。这里的茶树都是人工种植的,行与行间棵与棵间的距离都一定的,有些老茶树,据说已有几十岁,枝上披满绿色和灰色的地衣……”
将世代生息在攸乐山上的基诺族称为“攸乐人”,许多人仍像他们祖辈一样,以采茶、制茶为生,只不过他们的茶叶不再是皇室贡品,而进入了海内外众多普通百姓家。
基诺山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部最南端的热带雨林山区,这里气候湿热,物产丰富,到处古木参天,河溪纵横,鸟兽成群,还有丛丛浓密的龙竹点缀其间,婆娑多姿。尽管基诺族在这里定居生息了非常久远的年代,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其进化发展的步伐,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进入80年代以后,基诺族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传统幸存下来,极富特色的茶文化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这里的古茶园面积很大,估计有两万亩之多,绵延几座大山都是,攸乐人世世代代以这些古茶树为生,乐此不疲。从攸乐山腹地的亚诺寨后上山,山坡上多是上百年树龄的老茶树,几乎每家都有几百株。古茶树夹杂在巨大的樟树、榕树、龙竹林间,完全与茂密的原始热带雨林融为一体,时时采纳着天地大气,刻刻汲取着万物精华,虽已有数百年树龄,但仍生命力旺盛、生机勃勃的样子,一棵棵枝叶茁壮,老树吐新芽,全然与现代文明的化肥、农药无涉,怪不得它们味道醇厚绵长、茶色沉着透亮,拥有那么多的爱好者……连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普洱茶都有描述。
据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老所长蒋铨先生20世纪50年代调查考证,普洱茶古六大茶山最初的茶树生长远在三国以前,最初为濮人所栽,三国以后被当地原住民作为了商品,到南北朝时逐渐发展,唐、宋已形成茶叶商品基地,明洪武年间“六大茶山”被划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划,清中叶市场急剧扩大,大量移民涌入(包括四川人,云南石屏、楚雄人),发展茶树种植面积,茶叶远销四川、西藏、港澳和南洋各地,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蜚声中外。现在的布朗族等民族即由古代的濮人演化而来。基诺族虽属氐羌族系,但当他们的祖先于先秦以前的漫长岁月里由黄河中下游南迁至澜沧江两岸时,就与濮人杂居一处,学着种茶制茶饮茶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基诺族还传说,孔明当年征战到这里(基诺山的最高峰就叫孔明山),撤兵时将他们丢落在此(他们因此亦称“丢落族”),为使他们以后的生活有依靠,孔明将手杖插入地下,说以后你们的生活就靠它了。后来手杖果然发出枝条,长出叶子,成为茶叶,于是攸乐人就多了一条生路。六大茶山一直流传着各种与孔明有关的传说,所以六大茶山的各族民众一直将孔明奉为茶神,一些年代久远的古茶树就被视为茶神树。历史上孔明并没到过思茅和版纳,但不能排除被打败的孟获“蛮兵”和受伤掉队的蜀兵流落散居滇南,他们可能从蜀人那里学到了种茶和制茶技术。现在六大茶山一带就分布有不少彝族,他们应是孟获的后裔无疑。
亚诺寨已经108岁的沙麦老人可以作证,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已经在采摘攸乐山上那些老茶树的春芽了。他们自古以来即以茶叶为衣食住行的主要经济来源,不仅粮食、油、盐、布匹靠茶款购买,而且连盖房建屋、修路架桥也靠茶。
每年第一场春雨一下,他们就该准备上山采茶了。我到的时候时值开春,一年一度的采茶季节即将开始。按基诺族的传统习俗,每年开摘春茶前,都要由村寨长老带领村民举行祭祀“茶神树”的仪式。我们跟随祭祀队伍上山,很快就淹没在原始丛林里。山路小径两侧,都是成片成林的古茶树。终于到了“茶神树”处,那是一株直径三四十厘米,高约三四米的老茶树,树龄当有五六百年的样子。周围还有一些两三百年的老茶树。人们围住茶神树,由寨中长老操持,先敲几个鸡蛋,将蛋清和蛋黄淋在树干上,再将一只公鸡的脖子割开,将鲜血淋在茶神树上,又淋至周边大小茶树上,长老嘴里不停地喊着“:茶神啊!我们给你送鸡、送鸡蛋来了,你吃你享用吧!请多多发出青芽,请不要让那些乱七八糟的虫来吃,保佑我们茶叶丰收、生活富足……”
祭祀完毕,女人们就纷纷爬到茶树上采摘刚发出的青芽。以前我就注意到攸乐人无论男女,出门都习惯挎一只大大的土布织就的包,现在才发现它们的妙处——它既可携带上山在外的饭食,又可以轻松容纳劳动所得,挎着它爬到大茶树上采茶,一点都不碍事。
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满足这一需求的路径。人毕竟主要是经济动物。于是过去的古文明通道逐渐为经济交流道路所替代,茶马古道也就水到渠成。
当年人们冒死来往于茶马古道,主要是为了贸易获利。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总得进行相应的贸易交流,这是任何自然或人为的因素都阻挡不了的。为了生存,为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商人们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卓绝的抗争,翻越千山万水,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供需各地,就形成了世所罕见的茶马古道。正如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所录藏
族古谚唱的:“来往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顾不得。”就是这千千万万马帮商人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的来来往往,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一步一步踏出了一条山道,终于流淌成各地间相互沟通的生命大动脉,成为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的联系纽带,成为汉藏交往的主渠道,成为中国与外面世界沟通的又一条通道。
过去,我们对经济需求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认识得太不够了。在民间,这样的相互交流要比官方记载或人们所想象的丰富得多。
除商业贸易的渊源外,茶马古道的诞生和形成还与宗教活动有关。
青藏高原是一片神秘而又令人不可思议的土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在倾听和
关注着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他们看来,现世的一切,无非是向来世的一个过渡,是为来世所做的一种付出和准备,是为了到达到西方乐土或进入香巴拉的一种无条件的努力。随着印度佛僧以及虔信佛教的唐文成公主进入藏地,佛教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
相互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进而成为整个藏地全民信仰的宗教。
而在西藏及其相邻地区,广大藏族人民和其他藏传佛教信徒一直保持着朝拜神山圣湖、到各处圣地转经的习俗。大家
把这些朝圣转经者称为“觉巴”。到一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觉巴们就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徒步穿越藏地旅行,去拜谒圣城、寺庙和传说中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认可的神山圣地。没有朝山转经的人,被认为死后不能超度苦海。我甚至见过不到10岁的小孩子,怀里揣一袋糌粑和一二十块钱,就悄悄跑出家来前往拉萨。
随着强大的吐蕃势力向东和东南扩张,佛教也大规模深入这一地区,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和西康地区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丽江纳西族、大理白族和康区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信徒香客们常常在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之间来来往往,藏客们也因之形成。有些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就认为,云南
丽江和四川康定之所以出现来往藏地的“藏客”,形成两地间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从而形成茶马古道,跟转经朝圣的人有密切关系。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渊源关系,不仅康区的藏传佛教信徒争相到卫藏和后藏地区朝圣,藏地的民众也常常成群结队从遥远的康藏高原来到丽江,朝拜那里的文峰寺等喇嘛寺,然后再到大理朝拜著名的佛教圣地鸡足山,以及剑川的石宝山。藏族人民把这种艰苦而又必须的行程叫“敢朗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经”。他们有的靠沿途乞食完成自己的夙愿;有的带一些自己家乡的土特产,一路交换作为盘缠,回去时又买一些生活必需的茶叶等带走。这无疑启发了内地的生意人。为什么不能把生意做到他们那儿去呢?这里的东西带到那里可以卖到好价钱,那里的东西带回来也很好卖,这样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于是,便有了来往的“藏客”,便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既浸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又充溢着浓重商业气息的道路。
就这样,由于广大民众的需要,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形成了茶叶的大量运输贸易,并在汉藏边缘形成茶马互市的市镇且连接成线,茶马互市及其山货特产贸易这样一种资源互补配置,造就了茶马古道。也由于弥漫于藏地及相关地区浓重的宗教氛围,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朝圣活动,形成了古道上人流和物流的大量交往。而这种交往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载体,它们能渗透到所有有人烟的地方,并与当地民众发生密切的联系,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但由于茶马古道不可思议的艰难险阻和遥远漫长,这条古道被人们忽略忘却。古道在静默中浸透各种神秘苍茫,数千年的岁月积淀下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期待着人们去发现它那无尽的奥秘。
每年春季,一旦冰雪消融,青草长出,大批的马帮即行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由于他们的出现,商业的潮流,从川西的雅安诸县,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开始,经过整个横断山脉,一直流淌漫延到西藏腹地喜马拉雅深处,乃至南亚次大陆。这股潮流所及之地,形成了交流的道路,将商品的产出地与消费地长程联系在一起,不仅直接促成两端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横断山脉区域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与青藏高原有所不同,但两个区域本来就有着自然的联系,千百年来人类在此更进行着持久不断的接触交往,形成了十分独特而奇异的交流网络。
当这些商旅不辞艰险到达拉萨时,拜谒上层喇嘛和贵族的最好礼物,当然非茶叶莫属。一般的农牧民众,更期待以自己的产出,去换取每日必需而当地却无法生长的茶叶。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在其所著《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里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青藏高原虽不纯然属于游牧社会,大部分人群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他们同样难以自给自足,他们必须以各种互动方式获得外来资源,如经由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来获得必需的茶。据藏族作家唯色记述,她那从小生活在拉萨
的母亲一直记得,用刀子将马帮千里迢迢运来的包装茶叶的牛皮口袋割开,被久捂着的茶叶的清香之气立即扑鼻而来,里面就是藏族人“嗜此如命”、每天必打酥油茶喝上三四十碗的茶叶。这在产地很普通的东西,在青藏高原则成为贵重之物和每天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不可能仅仅靠祈祷和思想活着。人实际上也是由他吃喝的东西决定的。藏族生活必需的茶,就决定了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群。
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茶的故乡。正如丝绸、瓷器,茶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中华汉地的植茶、制茶和饮茶之风源远流长。在唐朝开元以后,中原内地的人们已经“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而且“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更显著的是,茶叶和饮茶之风已“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此时,陆羽所著的《茶经》已经面世,对逐渐形成的茶文化进行了精彩总结,并建立了体系,陆羽也因此被后世奉为茶圣,至今仍在产茶和销茶的地方享受供奉。
而且,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后来合为一体,成为蒙古人至爱的奶茶、藏族人民至爱的酥油茶。这是名副其实的茶乳交融。
从纪元起至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北发展到青海、甘肃,向东发展的一支,沿雅鲁藏布江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横断山脉区域的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有的甚至达到了缅甸北部,已很接近产茶的地区,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发生联系,云南和蜀川乃至中土汉地的茶叶因此而进入青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藏族已经全面与汉族等来往密切,他们接触到汉地的茶叶已不是什么难事。有人甚至认为文成公主进藏的嫁妆什物,其中就有茶叶,但不见记载。
最早有藏史记载的是:吐蕃初无茶,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芒波杰赞普(704—754)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遂遣人赴内地寻取。后一忠心大臣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另据李肇的《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锦州者,此顾潴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常鲁公使西蕃是在公元781年。可见,唐时许多内地名茶,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浙等地的茶,已经传入西藏,只不过藏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稍晚于中国内地,而且先从上层王公贵族开始接受。
当时唐朝的茶业如何呢?大史家许倬云先生说:“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
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行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贞元九年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值。”而且唐代的贸易交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网络:“在这一庞大网络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人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指出:“特别是茶成为唐代的一种新商品,是最好的贩运对象,故足迹遍天下的商贾,十之八九都是茶商。”傅先生在此所言的“天下”,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在内,占到唐朝商贾绝大多数的茶商,势必已将茶叶贩入藏地。2006年,世居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兴隆镇沈村,明、清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先生,公布了一张立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为解决争夺边茶商贸中心的合约,人称《万历合约》。这份以沈边土司余景冬为首,有25人参与,盖有五枚印章的合约,一开始就写道:“立约新官余景冬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藏商)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明代的官民耆宿已认定与藏人易茶始自唐时,而且藏人落脚交易地点历来就在大渡河畔的冷碛和沈村。由此可见,与大唐以战争、通婚和亲,以及贸易等各种方式交往了两三百年的吐蕃,得到中华各地所产茶叶,实为情势中事。在藏文史籍《藏汉史集》之《甘露子海》篇中,又曾以大量篇幅,对产于内地的16种茶叶的特点和优劣,以及食用方法和医疗功效,作了详尽的描述和介绍。这一方面可看出
茶叶对藏族的重要,他们已很熟知茶叶的特点和功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汉藏间的交流已达到很深层的地步。
在传说故事里,茶出现在西藏就更早。有这样一个著名故事——与藏王松赞干布同时代的吞弥桑布扎,胸怀创制藏文的雄心大志,到文明古邦印度整整游学7年,返藏后殚精竭虑、潜心钻研,终于
先拼出了30个辅音字母,因为有一些藏语发音不能由梵语现成照搬,其中有六个字母就得益于与一位路人的实际对话:“你从哪里来?”“我从象雄来。”“你去哪里?”“去萨霍尔。”“因何而去?”“去买茶。”“何时返回?”“不一定。”就是这段问答令吞弥桑布扎顿悟,因为路人回答的每一个关键词里,都有他需要的语音元素,由此便在转借而来的符号中有了6个新添的字母。那人是为了买茶才上路的,松赞干布时的“萨霍尔”,应该已有茶市。
到唐末宋初,高原上的藏族已普遍饮茶,形成饮茶习俗。必须指出的是,“槚”,至今藏语“茶”的发音仍同于唐代汉人所称茶的“槚”(jia),而且,藏语里把汉人称为“甲米”(jia-mi),把汉地称为“甲拉”(jiala)。米就是人,拉就是地,也就是说,对藏人而言,汉人就是茶人,汉地就是产茶地。
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的一大发明,是藏族人一天都离不开的主要饮食。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喜爱喝茶,也不管他们如何喝茶,都远远不及藏族人对茶叶的渴求。
跟汉地饮茶不同。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来自内地的紧茶(如砖茶、沱茶类)弄下一块放入锅中,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汁倒进木制的酥油茶筒,再加入酥油、盐及其他香料,用一带叶片的“搅棒”在茶筒中上下抽动,使其水乳交融,然后用一竹篱子滤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如果是在野外放牧或行走于路途,打酥油茶就没有如此讲究,一般是将水在一便携的铜壶里烧开,放入茶叶和酥油,用小木棍搅动,再倒入茶碗即可饮用。寺院则用大铜锅煮水,以哈达等包裹茶叶煮熬酥油茶。过去每座寺院都备有巨大的熬茶铜锅,以供应僧众饮用。饮用酥油茶能产生大量的热量,并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甚至能避免嘴唇干裂。因为藏族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和乳制品,以及燥热的青稞炒面——糌粑,没有茶不行,于是酥油茶成为其主要饮食,从早至晚,几乎茶碗不离手,每天一人总要饮上十多碗酥油茶,才觉得浑身舒坦有劲,要吃主食糌粑,也必得酥油茶相拌。即使上山放牧和远途旅行,也是怀揣茶碗,随时随地打酥油茶饮用。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构成了高原藏族的一大文化特色。
茶叶一经传入藏地,因它富含高原人们需求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迅速使它成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从接触到内地的茶起,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藏民族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争相竞求。到唐末宋初,藏民族已普遍饮茶,形成了对茶叶的强烈依赖,藏族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也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内受佛教僧伽之化导,人心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边境安靖,阅400年。惟其时中夏需马,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一打酥油茶就是一大锅一大锅的,一天从早喝到晚,茶的消耗量特别大。有些寺院动辄几千人,一天不知要喝掉多少茶。据说茶叶所具有的醒脑安神功能,有助于僧侣们念经修行。2012年,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整修,将昔日的煮茶大铜锅抬置大殿外,我意外在其中一口大锅的内侧,发现了一段藏文铭文,经曾在西藏社科院工作过的索朗顿珠活佛翻译,大意为:非凡享受之聚集,渊源无尽之宝藏。可见在藏传佛教僧侣和藏族心目中,茶叶有多么珍贵!在藏地,茶叶最大的买主就是寺院。这亦为茶马古道贸易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遍布茶马古道沿途各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藏地最大的“商贸公司”,寺院派出得力僧人去做生意;它还起到“银行”的作用,因而寺院也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最大的消费点,大量终日念经修行的僧侣是一大消费群体。再加上数百万嗜茶成性的藏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最先出在东边汉地。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白铜锅烘出来的茶,
商人洛布桑批买来的茶。骏马和皮毛药材换来的茶,驮夫翁塔桑穆驮来的茶。渡过大江小河的茶,翻过高山峻岭的茶。
不仅茶成为藏族民众的必需品,藏地的马也已成为汉地需求的战略物资。关于文成公主进藏,《新唐书?吐蕃传》里就有“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马”的记载。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中原内地很少饲养牛羊,更不要说马。珍贵紧缺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哪有空阔的地盘来养马?况且南方气候湿热,也不宜养马。所以汉地长期处于打仗缺马的窘境。一地产茶,一地需茶,一地有马,一地要马,于是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正如丝绸之于丝绸之路。某一“物”的发现与需求,往往致使人们组成商队,翻越万水千山,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各地,形成道路。由于往来人众,这些交通道路逐渐就成为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唐代,中原内地还主要靠卖丝买马,而到宋时,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分崩离析后的吐蕃对中原内地已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还成了中原的大后方,他们不仅在西北一带成为宋与西夏间的屏障,而且还负责向宋廷输送好马,因为宋朝在北方的死对头辽和金,都严禁向宋朝输出马匹。到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朝与之开战,互市贸易断绝,输出西北的“西路茶”受阻,于是宋朝的战马来源就只能寄托于西南的吐蕃故地和大理国。陆游就有诗曰:“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宋遂开黎、雅和广西邑州横山等市,并建茶马司,以茶易马成为宋的国策。明人谈修在《滴露漫录》中就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之大经。”因内敛孱弱的宋朝版图比较狭小,远离产马的游牧地区,特别是南渡偏安之后,国防上急切需要马匹,产马地区又多非自己所辖,只有在西北跟藏族,后来是在西南地区,跟藏族等少数民族换马。以茶易马由此形成制度。如果没有茶马互市,没有茶马古道,宋王朝根本不可能维系那么久长,尤其偏安江南后,还能苟延残喘150年,实与藏族等少数民族对其支援分不开。也难怪蒙古人灭宋,非经由川西、云南包抄不可,这样切断了南宋的供给生命线,才彻底端了赵宋王朝。
在内地是卖给老百姓,在边疆则用以换马,这就是所谓的“榷茶制度”。“榷”,原意是指只通行一人的独木桥,在这里就指官方专卖。“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各地茶马司的职权已在诸司之上,而且诸道茶场渐增,到元丰八年(1085),蜀道卖茶场就有41处,京西路金州(今陕西安康县)有茶场6处,陕西的卖茶场有332处。“榷茶”出现种种弊端问题后,宋王朝就大更茶法,
改为茶引制度,发放茶引给茶商,一引可市茶100斤,茶马互市由官方的统购统销转换为官方控制民间贸易,进一步促进了茶马互市,从而促使茶叶产量大幅度增长,仅川茶的年产量,最高时有3000余万斤之巨,占到当时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多半。宋人黄庭坚诗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说的就是作为茶马互市交通道路的茶马古道日益繁忙的景象。据王辅仁、索文清先生所著《藏族史要》记载,当时宋王朝每年以茶叶交换的战马达两万余匹,仅官府因此向藏地输送的茶叶有百余万斤。
及至忽必烈由川西奔袭大理国,进而包抄灭了南宋,建立了庞大的元帝国和更加完善的驿道系统,进一步打通并完善了西南、西北各地间的道路,不仅正式将藏族地区归入中央行政体系,而且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忽必烈曾匠心独运地在中央政府内特地成立了一个跟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完全平级的机关——释教总制院
(后更名为宣政院),以藏族帝师领院事,直接管辖吐蕃军民事务,推行政令于吐蕃势力所到达的所有地域,军政、民政、财政尽在掌握之中。这一行政体系虽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但已将吐蕃完全纳入了中央直接管理之下的全国行政制度内,奠定了后来明清两朝在藏族地区的政治格局。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的王朝,它并不缺马在其不足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就少有茶马互市的记载,但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交通驿运的建立,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应更为畅达。
明代,封闭内敛的明王朝像宋王朝一样战马稀缺,于是西部地区的茶马互市又有空前发展。佟柱臣先生就指出,明朝吐蕃与内地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明王朝更从雅州到乌斯藏修筑了驿路,使内地到乌斯藏直接有了交通往来。”明人王庭相进一步发挥了宋人对茶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之认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飨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自古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故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
抚严清就清楚地认识到:“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马政都御史杨一清说得更露骨:“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胜于数万甲兵。”
还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特别关注“西番”(指自陕西及四川、云南西徼外各民族)驯养的马匹,因为他“起江右,所急惟马,因设茶马司,与吐蕃互市”,马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但西番“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朱元璋“患之”,于是“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茶马互市,“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万余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河州在今甘肃临夏,碉门在今四川天全。其实有明一朝,自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万历年间,官府设的茶马司有增无减,从最初设于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到西宁、甘州、岷州、庄浪,加上四川的雅州(雅安)、碉门(天全),近有屈指之数,跟宋代的市舶司有得一比,尽管其行政级别要低一些。
安多、康区的地理环境适宜产马,而且与内地汉族地区地域相连,自古便是汉藏茶马贸易之走廊地带,在整个明代的汉藏贸易中,这一区域的茶马贸易就占据重要地位和优势。
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藏族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于是,在平西王吴三桂的主持下,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就此展开。据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三月朔,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及西番蒙古译文四通入贺。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可见藏族对茶叶的需要是多么迫切,更可见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断裂,资源的转输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清史稿》也记载:“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北胜州即今云南丽江永胜。
自清代乾隆后及民国年间,茶马互市逐渐名存实亡,因为清王朝已完全控制西北的主要产马区,并在东北建了大规模养马场,而且随着近现代火器的使用和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冷兵器时代马匹的重要性日益减少。但没有丝毫改变的是,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各种药材和土杂等的需求。茶叶入藏仍在进行,而且随着清政府对藏地控制的加强而增强。无论在川在滇,还有川西北经陕西、甘肃到青海藏地,茶马古道在继续运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中国西南是世界上茶树的最早原产地,是山茶科植物的故乡,也是人类较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是公认的茶文化发源地之一。
在云南境内的澜沧江流域,既未遭受过上更新世大冰期的侵袭,大部分地区也躲过了中更新世两次冰期的袭击,因而许多古老植物树种,包括茶树,得以保存下来。这一地区以植物王国闻名于世,至今仍有着山高、湿热、雾大的地理气候优势,特别宜于茶叶生长,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高山云雾出名茶”。1949年以来,人们先后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糯山、巴达山,景洪市基诺山,以及勐腊县易武、象明、倚邦山区,还有普洱市山区,大理云县白鸳山区以及临沧市的勐库山区,发现了一批野生和栽培的大茶树,当地人称之为“茶王树”,树龄在八百年以上,两三百年的茶树则成片成林。1980年在巴达发现的一株野生大茶树,初步鉴定树龄达1700年。1983年在勐腊县易武镇发现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树,直径45厘米,树围120厘米,高近12米,叶长24厘米,初步
鉴定树龄在1000年以上。在当地主体民族傣族的语言里,“勐”就是地区、部落的意思,“腊”就是茶,所以傣语里的“勐腊”,意思就是“茶叶之乡”,也就是说,勐腊向来是产茶的地方。
历史文献对哀牢山以南澜沧江两岸盛产茶叶早有记载。唐代樊绰的《蛮书》“云南管内物产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就是现今云南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蒙舍蛮应该就是世代生息于斯的布朗族、佤族、拉祜族,以及白族、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也就是说,1200多年前南诏时的银生、开南节度辖区内已产茶叶,而且当时当地少数民族的饮茶方法(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是古人烹茶饮茶的最早方式,现今白族的三道茶即同出一辙,与有些藏地的酥油茶做法也有相似之处。侗族的油茶,客家人的擂茶,至今也还保留有古人烹茶的遗风。
在没有文字的布朗、拉祜等民族的古老传说里,就有他们的祖先如何发现茶叶、如何使用茶叶的动人故事。景洪县格朗和乡的哈尼族僾伲人关于茶叶起源的说法就与布朗族的传说相似。据说他们的祖先当年打到老虎烤吃,吃过后浑身发热、口干舌燥,晚上就在火上架上土锅烧水喝,忽然刮起一阵大风,吹落的一些树叶子掉在开水锅里,没想到一喝那无意中煮了树叶的水,格外甘甜,解渴、消火。那树叶就是茶叶,他们从此也就知道煮茶、饮茶了。这种口传历史应该比文字历史悠久。时至今日,布朗等民族,仍将茶树作为必不可少的陪嫁物,可见茶在其生活里的渊源和重要。
《普洱府志》载,云南一些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而大叶子普洱茶,于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普洱茶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宋代,在今宁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到清代,“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人檀萃于1799年撰写的《滇海
虞衡志》卷十一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天下、产茶销茶的盛况。
作为茶叶原产地的云南向西向北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输送到藏地,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即西藏的吐蕃时期和云南的南诏时期。那时的吐蕃与南诏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不过,那时茶叶的交易量也许不大,更多可能是作为礼物来交换,后来我们称之为茶马古道的道路尚在孕育之中。
在传入西藏的茶叶中,云南特产的大叶种普洱茶,由于茶香浓郁,回味无穷,打出酥油茶来分外香醇,而且颜色极好,所以受到藏族人民的特别喜爱。1931年,曾在西双版纳从政并经营茶叶生意的李拂一先生在《西藏与车里之茶业贸易》一文中说:“我记得有人这样说过:西藏所需茶叶,自来都是由川输入,近来被印度茶将销场夺去了。其实这种茶是由车里、猛海运去之普洱茶,真正印度产之茶叶,藏人是不欢迎的。”车里即今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这些普洱茶是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自民国初年始,在云南勐海(当时称佛海)设号加工,从打洛口岸出境,经由缅甸景栋、仰光海运至印度加尔各答,再由陆路经由噶伦堡,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运入西藏的。
云南普洱茶的制作,一般是将茶叶采摘回来之后,用锅把青叶炒至凋萎,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然后倒在簸箕中反复揉搓成条,再在日光下曝晒,或用火焙干,这样就成了粗制茶,也叫作散茶。在过去,茶庄将各个茶农的粗制散茶购入后,挑选加工,分别使用石制或木制模具,压造成圆形茶饼或方形茶砖。圆形茶饼称为圆茶,也叫紧茶、七子茶或筒茶,每饼圆圆的如同饼子,重为老秤半斤或八两(约400克),直径半尺左右,这样七饼茶为一筒,包上笋壳竹箨,用竹篾捆扎结实,印上茶号字样,是为筒茶。24筒为一担,约合现在的120斤,然后分装成两箩,便于骡马驮运。老茶带梗剁细蒸软,压成茶砖,只用于销往藏族聚居区。老茶根本无法冲泡茶水喝,却是打酥油茶的上好茶叶。
进入20世纪,大理喜洲商帮崛起,他们主要经营生丝、茶叶、大烟和矿产,后两者生意很不稳定,贯穿始终的是生丝和茶叶。曾富甲云南的喜洲帮“永昌祥”商号,就在大理凤庆、临沧猛库等地开辟茶场,制作“永昌祥”牌普洱茶,而且多以“下关沱茶”的形式面世,而销往藏地的茶叫“藏庄茶”,用作销四川沱茶剩下的茶杆和茶面做成,颜色格外浓,味道苦涩,更有助于消化,并且热量高、营养丰富,正是打酥油茶的上好茶。据永昌祥后人杨克成先生20世纪60年代记述:“最值得注意的是沱茶在西藏的销场特别巩固,藏族喜欢云南沱茶远甚于四川的毛茶,甚至占世界茶叶市场优势的印度和锡兰茶在西藏都没有销路。”哪怕云南茶运程遥远,运费昂贵,藏族同胞宁愿吃云南茶。沱茶经揉制结成如锅底的中空的半圆块形状,既便于长途运输,也易于透气陈化,防止霉坏,每个重约十两。20世纪20年代以后,下关已成为云南沱茶制造业的中心。
我曾多次前往云南南部的产茶区。其中西双版纳景洪县基诺山颇具代表性。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注意到:“攸乐是普洱六大茶山之一,而且是最有名最重要的一个。以前进贡皇室的普洱茶,就是这山上的出产。这里的茶树都是人工种植的,行与行间棵与棵间的距离都一定的,有些老茶树,据说已有几十岁,枝上披满绿色和灰色的地衣……”
将世代生息在攸乐山上的基诺族称为“攸乐人”,许多人仍像他们祖辈一样,以采茶、制茶为生,只不过他们的茶叶不再是皇室贡品,而进入了海内外众多普通百姓家。
基诺山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部最南端的热带雨林山区,这里气候湿热,物产丰富,到处古木参天,河溪纵横,鸟兽成群,还有丛丛浓密的龙竹点缀其间,婆娑多姿。尽管基诺族在这里定居生息了非常久远的年代,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其进化发展的步伐,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进入80年代以后,基诺族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传统幸存下来,极富特色的茶文化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这里的古茶园面积很大,估计有两万亩之多,绵延几座大山都是,攸乐人世世代代以这些古茶树为生,乐此不疲。从攸乐山腹地的亚诺寨后上山,山坡上多是上百年树龄的老茶树,几乎每家都有几百株。古茶树夹杂在巨大的樟树、榕树、龙竹林间,完全与茂密的原始热带雨林融为一体,时时采纳着天地大气,刻刻汲取着万物精华,虽已有数百年树龄,但仍生命力旺盛、生机勃勃的样子,一棵棵枝叶茁壮,老树吐新芽,全然与现代文明的化肥、农药无涉,怪不得它们味道醇厚绵长、茶色沉着透亮,拥有那么多的爱好者……连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普洱茶都有描述。
据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老所长蒋铨先生20世纪50年代调查考证,普洱茶古六大茶山最初的茶树生长远在三国以前,最初为濮人所栽,三国以后被当地原住民作为了商品,到南北朝时逐渐发展,唐、宋已形成茶叶商品基地,明洪武年间“六大茶山”被划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划,清中叶市场急剧扩大,大量移民涌入(包括四川人,云南石屏、楚雄人),发展茶树种植面积,茶叶远销四川、西藏、港澳和南洋各地,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蜚声中外。现在的布朗族等民族即由古代的濮人演化而来。基诺族虽属氐羌族系,但当他们的祖先于先秦以前的漫长岁月里由黄河中下游南迁至澜沧江两岸时,就与濮人杂居一处,学着种茶制茶饮茶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基诺族还传说,孔明当年征战到这里(基诺山的最高峰就叫孔明山),撤兵时将他们丢落在此(他们因此亦称“丢落族”),为使他们以后的生活有依靠,孔明将手杖插入地下,说以后你们的生活就靠它了。后来手杖果然发出枝条,长出叶子,成为茶叶,于是攸乐人就多了一条生路。六大茶山一直流传着各种与孔明有关的传说,所以六大茶山的各族民众一直将孔明奉为茶神,一些年代久远的古茶树就被视为茶神树。历史上孔明并没到过思茅和版纳,但不能排除被打败的孟获“蛮兵”和受伤掉队的蜀兵流落散居滇南,他们可能从蜀人那里学到了种茶和制茶技术。现在六大茶山一带就分布有不少彝族,他们应是孟获的后裔无疑。
亚诺寨已经108岁的沙麦老人可以作证,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已经在采摘攸乐山上那些老茶树的春芽了。他们自古以来即以茶叶为衣食住行的主要经济来源,不仅粮食、油、盐、布匹靠茶款购买,而且连盖房建屋、修路架桥也靠茶。
每年第一场春雨一下,他们就该准备上山采茶了。我到的时候时值开春,一年一度的采茶季节即将开始。按基诺族的传统习俗,每年开摘春茶前,都要由村寨长老带领村民举行祭祀“茶神树”的仪式。我们跟随祭祀队伍上山,很快就淹没在原始丛林里。山路小径两侧,都是成片成林的古茶树。终于到了“茶神树”处,那是一株直径三四十厘米,高约三四米的老茶树,树龄当有五六百年的样子。周围还有一些两三百年的老茶树。人们围住茶神树,由寨中长老操持,先敲几个鸡蛋,将蛋清和蛋黄淋在树干上,再将一只公鸡的脖子割开,将鲜血淋在茶神树上,又淋至周边大小茶树上,长老嘴里不停地喊着“:茶神啊!我们给你送鸡、送鸡蛋来了,你吃你享用吧!请多多发出青芽,请不要让那些乱七八糟的虫来吃,保佑我们茶叶丰收、生活富足……”
祭祀完毕,女人们就纷纷爬到茶树上采摘刚发出的青芽。以前我就注意到攸乐人无论男女,出门都习惯挎一只大大的土布织就的包,现在才发现它们的妙处——它既可携带上山在外的饭食,又可以轻松容纳劳动所得,挎着它爬到大茶树上采茶,一点都不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