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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来自远古的回声
书名:
茶马古道 作者:李旭 字数:152694
茶马古道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它起源于何时,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每次打开地图,我们的视线立即会被亚洲大陆中部的奇异地貌所吸引。这里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呈南北纵向,仿佛是地球母亲紧蹙的眉头——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脉。横断山脉的形成,又直接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相关。大约四五千万年前,也就是恐龙在地球上灭绝之后,印度大陆板块向北漂移,缓缓地冲击碰撞到欧亚大陆板块上,于是,在以千万年计的时间跨度里,以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和昆仑山脉为代表的青藏高原从亘古汪洋里隆升并高耸云天成为世界屋脊,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东面扬子板块势均力敌的阻挡,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地壳被强烈挤压扭曲,在地球上形成了巨大皱褶,那些东西横亘隆起的大山被扭曲成了南北纵走的横断山脉。于是,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之间,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一双孪生兄弟,都属于同一个地理区域。如今,有人把它们称之为“大香格里拉”地区。
这一地区的西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这里往北,只有经由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一系列江川与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相通;东边是奇妙的云、贵、川地区;南面是富饶的东南亚、南亚诸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原野丛林之中,在苍茫无涯的青藏高原雪域,绵延盘旋着一条条神秘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联接在一起。从古到今,它们像谜一样地存在着。
踏上古道,石块上嵌有一两寸深的马蹄印历历在目,欲说风尘;道旁的嘛呢堆上刻画着各种神佛像和宗教箴言咒语,历经沧桑;那些跨越江河连接古道的木架悬臂桥和铁索吊桥,便由过往据说西藏工匠和藏戏之祖唐东杰布建造了藏地第一座铁索吊桥,后来成为茶马古道许多江河的飞越之道商队马帮的血汗钱架设而成;深山洞穴中、陡岩下、崎岖的道路旁,时时可见森森白骨;许多岩洞和道旁被火烟熏得黝黑的巨石在倾诉着无数代马帮商人风餐露宿、如歌如泣的传奇经历;上了年岁的老人喝着酥油茶,用苍凉的声音向人们讲述着千百年来茶叶入藏的故事……
这就是穿越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相连的、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也最遥远的文化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横断山脉地区地势高拔,为众多崇山峻岭簇拥,又为众多大江大河切割,交通向来艰险不便;与横断山脉的西北侧相接的,则是更为高拔的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代表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一区域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山路崎岖陡险难以通行车辆,江河湍急航运基本无从进行,千百年来,主要以人背马驮的人马驿道交通四方。
我们无法确切地指出茶马古道生成的时间,但它的古已有之却是毋庸置疑的。一定的地理环境,总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化。我们只要从人类本性特征和外部环境影响的角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人类活动的一些实际行为。为了生存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为了与外面的世界沟通,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出现了:就在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的一个个平坝和山谷之间,在一座座雪峰脚下和山肩上,在一道道险山恶水的缝隙里,在茫茫的原野丛林之中,一条条人马驿道从其间穿行翻越而过,蛛网般覆盖了这片苍茫的山川大地。这些驿道不仅将青藏高原与中国的西部边疆以及中原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像西南的许多山脉江河一样辐射出去,直接通往东南亚、南亚诸国,成为封闭的中国通往外界的重要国际通道之一,与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道,构成中国四大国际通道。这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
茶马古道就是这样一条“名不见经传”的通衢。
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并将横断山脉地区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除了地理上的自然联系,更有其物质基础和历史及现实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国边疆开发、维系统一稳定的要求。这里的人们迫切需要以相互的交换来获取资源的分配,以此来对付高原山地的物资匮乏与生活困难,并维持族群间的秩序。茶马古道的通行即与西南地区相互间的密切往来相关,与更为古老的西南丝路相关,与现在人们关注的藏彝走廊相关。正如人类学家王铭铭所指出的:“这条‘走廊’的基质,却形成于古代历史中,是东亚、东南亚、南亚、青藏高原,以至‘亚洲内陆边疆’的跨文化交往史的一个环节。”
大约三千年前,藏族先民及氐羌族系中的各族群已经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氐羌氏族于战乱中陆续南迁,从商周至先秦,纷至沓来走过由西而东并列南下的六江流域,并沿江顺势而下,不只抵达云贵高原,也进入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缅甸史》的作者、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认为:缅甸族起源于中国西北甘肃一带,后来他们逐渐南迁,约在公元前7世纪到达现在的缅甸定居下来。
在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西缘,北起黄河中上游流域,南及中南半岛,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及其河流峡谷,宛如一条条天然的交通走廊。童恩正先生早就看到:“如同在崇山峻岭之中开辟了若干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民族迁徙往来的通道。”不仅如此,这条基本南北向的走廊通道很可能还横逸出去,衍生出其他走向的道路,沟通并整合整个西南山地的各个原始文化。曾遍访考察研究过青藏高原几乎所有著名科学家的作家马丽华就指出:“自从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昌都地区,发掘了距今四五千年的卡若遗址,此后在雅鲁藏布江两岸和拉萨河、象泉河畔,新石器遗址迭有发现。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粟米文化和彩陶工艺,明显受到黄河流域旱作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沿着三江流域,此地与西南山地原始文化的交流。”通过大量考古分析,汪宁生先生指出:“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和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已存在着某些联系,这种联系应与这片地区历史上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有关。据各种迹象来看,属于后来称为氐羌的族群沿着横断山脉及其河谷地带自北而南的迁徙浪潮,正是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就已开始。”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雅江、巴塘,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盐源,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盐井,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永芝、纳古,中甸县的尼西以及丽江地区,均相继发现了石棺墓葬,沿横断山脉间的大渡河、雅砻江、岷江、金沙江、澜沧江诸河谷,构成了一整系列石棺墓分布带,虽年代略有早晚,但都属于公元前1000年至先秦时期,无论葬式及随葬器具都基本相似,均存在着屈肢、砍头、乱骨葬等葬式。我就曾在云南德钦县的纳古,亲眼看见考古学家李永宪、霍巍从石棺墓葬中挖掘出一只双耳陶罐。看一眼就能肯定,它与西北的马家窑、齐家文化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将此二者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确定古代活动在上述地区的“昆明人”,就是南下羌人的一支。
早在新石器时代至先秦这一时期,甘、青、藏、川、滇区域的各族先民已突破了自然地理的障碍,翻山越岭或经由山间谷道来来往往,带来了来自北方的黄河文明和草原文化的影响,他们之间已然血脉相通,已存有共同的文化因素,显示这一区域是一个文化走廊。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一复出,就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他说:“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他特别强调了这些众多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去”的“来回的历史流动”。费老进而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而相对稳定的板块,是由相对流动的走廊相联结的。在此认识基础上,费老一再强调“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况和趋势。”
茶马古道的起源,就从这一“走廊”开始,就从众多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去”的“来回的历史流动”中诞生。
徐嘉瑞先生在论及大理古代文化时说:“我推想大理古代文化,有一支是从西北而来,即是西北高原的羌族文化,他叫作夏民族文化。是中国最古的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向西康西藏及大理一带扩展。”
今天生息在云南的25个民族,有半数以上是由黄河中上游地区沿着横断山脉中的几条河谷逐渐迁徙而来的,当他们散布于相对隔绝的地域里时,才演化为我们后来划分的不同的民族。这些本来有着相通血脉的民族之间不可能完全不相往来,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以最原始的交通方式来来往往,尽力突破大山大川的局限,与原来的土著民族相融合,共同创造、分享相通的文化,同时也与巴蜀地区、与中华内地保持有交通联系。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早就指出:“自古以来,云南和中原地区之间、云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甚至一段一段地、间接地与江河下游的越南、缅甸、印度通道衔接在一起。
考古学家霍巍提出,中国西南地区众多的“西南夷”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他们大多为善于长途迁徙游动的部族,往往纵横千里,活动范围广阔,因此成为西南边地商贸活动的主体,他们是西南古道最初的开拓者,也是西南边地贸易最初的承担者和受益者;二是正由于他们长期持续不断的民间贸易,为后来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和治理奠定了初步基础;三是西南夷的活动与汉王朝对西南交通路线的重视和开通恰好成为互为补充的两条线索,体现出中央政治体制与西南民间族群在两汉时期围绕“交通西域”形成的互动格局。
李孝聪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时也有精辟的论述:“用人生地理学的观点来审视川西,不同地理单元的边缘,或者说两种地貌的结合部,往往是人类社会物质与文化产品的交流带;也恰恰就在边缘地带,历史上最容易形成交通往来的道路和文化交融的走廊。川西高原既是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也是东亚地区华夏文明社会形成和变迁中的族群边缘地带。”在我看来,整个横断山脉区域都具有上述的特性。
战国时楚将庄蹻率部入滇,即是云南以今滇黔路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确证。与此同时,有文字清楚记载,在川西南与滇西北之间也有通道存在。方国瑜先生早就考证过,云南氐羌族群的各民族即是从这条通道由北向南迁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条通道是因民族迁徙而产生的。他还明确说过,这些民族部落间存在着交通往来路线,日渐密切地联系着巴、楚和中原、江南各地,以及遥远的天竺:“甲部落与乙部落之间有通道,乙部落与丙部落之间有通道,丙与丁,丁与……之间亦有通道,递相联络,而成为长距离之交通线。此交通线以滇池为中心,往西经昆明、雟唐、越嶲、敦忍乙,以达曼尼坡而入天竺;往北经西僰或邛都抵于蜀以达秦;往东经夜郎、牂牁抵于巴,以达于楚。再由秦、楚通于中原及江南各地,以交通线为大动脉,西南各部族与内地相联系。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非孤立,是中国整体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如此,唯在程度上,古初稀疏,后渐频繁加密。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如此也。”
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由于道路开凿于悬崖巨石上,多为栈道,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公元前105年前后,汉武帝为寻找并开拓通往印度和西亚的捷径,以便包抄匈奴,曾广征士卒丁壮,两度用兵云南,在滇西大规模开凿“博南道”,阶段性打通了从成都起,经滇西大理、腾冲与中南半岛各国,以及南亚印度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渠道,史称“蜀身毒道”,它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三条道 开凿于公元前的连接巴蜀路连接起来。
王墓葬群中,发现了印度的琉璃珠和海贝,这是云南与缅甸、印度通商的可靠证据。南诏、大理国时,与印度的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曼尼普尔一带,或以今阿萨姆北部以西以至于恒河流域)、缅甸北部的寻传、大赕,中部、南部的骠国、弥臣、弥诺,孟加拉国的小婆罗门国(今吉大港附近),以及交趾(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老挝均有贸易往来。宋时,缅甸已有中国生丝织成的缅甸纱笼。明代时,缅甸的宝石、玉石大量输入中国,云南的对外贸易也由贵重商品扩大到民间日用品。清代进出口货物品种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与越南、老挝的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茶叶、漆、安息香、瓷器和棉织品成为主要的进出口商品,直接促进了云南矿业、手工业的迅猛发展。1889年后,云南的蒙自、腾越(腾冲)、思茅先后开辟为商埠,设立了海关,拥有对缅甸、越南等国进出口贸易的优惠条件,于是对东南亚诸国的进出口货物剧增,连带马帮运输业务进一步繁荣起来。由越南河内溯红河到云南蛮耗的水路,再转陆路到蒙自、昆明;由越南莱州到云南的陆路,由老挝琅勃拉邦和会晒到云南的陆路,都有很多马帮往来经商。
可见,在交通方面,中国西南的几条古道,有着共生的关系,而且与东南亚、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的联系源远流长。
汉代,云南就出著名的“越赕马”。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马驰名各地,称“大理马”。云南马以善走崎岖山道、耐力负重闻名。要是没有马,难以想象大量人员和物资的迁移是否能够实现。有了马匹,是茶马古道形成的重要因素。明代以前,云南马主要供骑乘和征战之用;明代以后,骡马已经多用于货物运输。因为自明代以来,随着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云南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各类消费也同步增长,特别是云南的铜、盐、茶的大量生产,促进了骡马运输的迅猛增长,以驮运货物为主的马帮商队应运而生,供其行走的驿道也在不断延伸。这些马帮商人不仅沿古代西南古道到了东南亚、南亚,还开拓创新,走上了青藏高原。而在横断山脉北端的四川,早在汉唐时代就完成了这一过程,并与云南边疆地区形成了一体的交通网络。
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在云南,更产生了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前后延续500多年之久。该政权的历代统治者并非闭关锁国之流,他们与来自中原内地及来自横断山脉以西的吐蕃政权有过密切交往,并结成长时期的同盟关系,促成了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徐嘉瑞先生早就看到:“南诏之祖先,来自嶲州。而洱河民族,乃庄蹻苗裔。远自汉代,已与印度、缅甸、暹罗及国内之西藏交通。及南诏立国,交通益繁。且自两司马开通西南时,洱河民族已受中原文化之陶融。降及唐代,影响尤深。佛教势力,亦深入南诏,至今不衰。故其文化之来源,实具有西北高原之夏民族文化,及沅、湘流域之楚民族文化,以及汉唐以来不断输入之中原文化。又不断受中原文化及西藏的影响,加以西南邻国之军事、商业、宗教等种种之关系,故其文化元素甚为复杂。经历悠久之时间,熔为一炉,成为一种特殊之文化体系,造成蒙、段两期之辉煌时代。”李孝聪也指出:“南诏政权对吐蕃有一定的依赖关系,当中原王朝过分限制南诏的发展时,迫使云南地方政权只能寻求在东南亚地区或西藏地区之间维持物资交流。”公元678年,吐蕃势力向东进入云南洱
海北部地区,公元680年建立神川都督府,在南诏设置官员,向当地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据敦煌藏文历史文书记载,吐蕃赞普都松芒结布御驾亲征洱海地区,并死在军中,而他儿子赤祖德赞的妃子,则是一位南诏公主,吐蕃赞普还与南诏王以兄弟相称。在吐蕃赞普与南诏王的盟誓歌词中,赞普吁请其王室的先祖神和王权的守护神雅拉香波护佑南诏,因为南诏王已是赞普的兄弟:“亲近呢越亲近,近神呢近天神,可靠呢越可靠,香波呢更可靠。”两者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茶马贸易应是两地双方重要交易内容。同时,南诏还与联接中原的巴蜀地区、黔渝地区有频繁的接触,还与中南半岛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经常往来。历代南诏、大理统治者无不重视制度建立,修筑道路,设置城邑,开设驿馆,使以大理为中心、遍及云南全境的驿道网络初步成形,不仅在西北方向交通吐蕃,并且内接巴蜀和中原,外通东南亚、南亚诸国,形成了比较发达的驿道交通。尤其大理马在宋朝中原地区信誉卓著,于广西邑州、宜州的茶马互市十分兴盛,于是滇黔东南部达广西一线,再转杭州的驿道也畅通起来。
公元1253年,蒙古骑兵由忽必烈等率领,从川西分三路插入云南,灭掉大理国,进而征服南宋,进一步打通了西南通往各地的道路,并在原驿站的基础上设置了驿传“站赤”,多条主驿道四通八达,效率也大为提高,大大促进了西南的交通,使西南的驿道运输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元王朝与西藏特殊且密切的关系,无疑大大加强了川、滇地区与青藏的联系。
明代朱元璋后辈用心经营川、滇、黔地区,西南驿道更有所发展,官方不仅大量移民入黔、滇,而且开筑道路、广置驿传,并以民户或兵士为驿铺夫役,屯田自给,终身服役。许多交通要道上的驿站逐渐人烟繁衍,辐辏而成村镇。至今黔、滇各地还有不少地方以当年驿、铺、堡、哨为地名。因藏民族对茶叶的渴求、明王朝对战马的需求,两地间的茶马赠予和互市已经展开,道路已然成熟。
入了鼎盛时期,并与交通四川、西藏的道路形成了整体网络,且有一些相关的人群在这些道路上落脚安家,促进了道路以及周边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川西、藏东方面亦如是。茶马古道的开通和畅行,其实都与西南地区作为边疆的开发拓展分不开,是西南作为边疆发展的绝好缩影。茶马古道作为大西南地区自古以来联接地域经济文化、打通对外交流途径的道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一直在想,2000多年前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那儿意外看到产自中国蜀地的蜀布、邛竹杖等,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惊讶?他据其实地见闻,提出:在陆路交通方面,除了从敦煌至哈密,由天山南北两路达葱岭、大月氏、大夏等地这一通道外,在西南还存在另一条对外交通途径。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印度同大夏之间早已存在一条通商之道,而这条通道又便捷、直接地同四川、四川西部(原西康一带)、云南,以及西藏的通道相连。于是,雄才大略,个性豪强的汉武帝在北击匈奴后,于公元前109年、前105年两次用兵云南,试图征服阻挠他实施交通印度计划的昆明夷,洱海一带也随之归顺。汉武帝在这一带建立了四个郡统治。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在该地域设立永昌郡,于是,东汉的统治区域几乎包括了今天的四川西南及云南省全境,南接缅甸、西邻西藏、北通巴蜀、东联滇越。至于中国西南地区相通印度,是经过缅甸,还是经过吐蕃西藏,我以为两条途径都存在,可能因为时势不同而有所偏重。直至近现代,这两条道路的交通也都存在,有的商人走缅甸,有的走西藏;有时走缅甸,有时又走西藏。
汉武帝寻求打通的直接通往印度的道路并未成形。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交通印度的道路不存在。官道不通,民间的商贸照样在进行,从印度经由藏地到达蜀川滇地区,或者反向过来,很可能不只存在南北向的沟通,而且早已存在东西向的横向交流。唐时,樊绰在其《蛮书》或称《云南志》中就提到过由滇入吐蕃的道路:“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三面皆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又说:“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苍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广荡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边大洞川……”虽然这些历史记载和相关论述还没有提到与茶与藏地相关的交换贸易,但这些交往无疑是后来茶马古道的先声和基础。由此可见西藏与云南之间早有贸易往来,以后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和大范围普及,这条通往雪域藏地的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也许,自从人类文明刚刚发端,人类开始学会了使用双腿,并在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来来往往,茶马古道便开始形成?
每次打开地图,我们的视线立即会被亚洲大陆中部的奇异地貌所吸引。这里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呈南北纵向,仿佛是地球母亲紧蹙的眉头——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脉。横断山脉的形成,又直接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相关。大约四五千万年前,也就是恐龙在地球上灭绝之后,印度大陆板块向北漂移,缓缓地冲击碰撞到欧亚大陆板块上,于是,在以千万年计的时间跨度里,以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和昆仑山脉为代表的青藏高原从亘古汪洋里隆升并高耸云天成为世界屋脊,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东面扬子板块势均力敌的阻挡,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地壳被强烈挤压扭曲,在地球上形成了巨大皱褶,那些东西横亘隆起的大山被扭曲成了南北纵走的横断山脉。于是,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之间,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一双孪生兄弟,都属于同一个地理区域。如今,有人把它们称之为“大香格里拉”地区。
这一地区的西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这里往北,只有经由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一系列江川与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相通;东边是奇妙的云、贵、川地区;南面是富饶的东南亚、南亚诸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原野丛林之中,在苍茫无涯的青藏高原雪域,绵延盘旋着一条条神秘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联接在一起。从古到今,它们像谜一样地存在着。
踏上古道,石块上嵌有一两寸深的马蹄印历历在目,欲说风尘;道旁的嘛呢堆上刻画着各种神佛像和宗教箴言咒语,历经沧桑;那些跨越江河连接古道的木架悬臂桥和铁索吊桥,便由过往据说西藏工匠和藏戏之祖唐东杰布建造了藏地第一座铁索吊桥,后来成为茶马古道许多江河的飞越之道商队马帮的血汗钱架设而成;深山洞穴中、陡岩下、崎岖的道路旁,时时可见森森白骨;许多岩洞和道旁被火烟熏得黝黑的巨石在倾诉着无数代马帮商人风餐露宿、如歌如泣的传奇经历;上了年岁的老人喝着酥油茶,用苍凉的声音向人们讲述着千百年来茶叶入藏的故事……
这就是穿越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相连的、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也最遥远的文化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横断山脉地区地势高拔,为众多崇山峻岭簇拥,又为众多大江大河切割,交通向来艰险不便;与横断山脉的西北侧相接的,则是更为高拔的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代表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一区域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山路崎岖陡险难以通行车辆,江河湍急航运基本无从进行,千百年来,主要以人背马驮的人马驿道交通四方。
我们无法确切地指出茶马古道生成的时间,但它的古已有之却是毋庸置疑的。一定的地理环境,总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化。我们只要从人类本性特征和外部环境影响的角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人类活动的一些实际行为。为了生存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为了与外面的世界沟通,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出现了:就在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的一个个平坝和山谷之间,在一座座雪峰脚下和山肩上,在一道道险山恶水的缝隙里,在茫茫的原野丛林之中,一条条人马驿道从其间穿行翻越而过,蛛网般覆盖了这片苍茫的山川大地。这些驿道不仅将青藏高原与中国的西部边疆以及中原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像西南的许多山脉江河一样辐射出去,直接通往东南亚、南亚诸国,成为封闭的中国通往外界的重要国际通道之一,与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道,构成中国四大国际通道。这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
茶马古道就是这样一条“名不见经传”的通衢。
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并将横断山脉地区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除了地理上的自然联系,更有其物质基础和历史及现实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国边疆开发、维系统一稳定的要求。这里的人们迫切需要以相互的交换来获取资源的分配,以此来对付高原山地的物资匮乏与生活困难,并维持族群间的秩序。茶马古道的通行即与西南地区相互间的密切往来相关,与更为古老的西南丝路相关,与现在人们关注的藏彝走廊相关。正如人类学家王铭铭所指出的:“这条‘走廊’的基质,却形成于古代历史中,是东亚、东南亚、南亚、青藏高原,以至‘亚洲内陆边疆’的跨文化交往史的一个环节。”
大约三千年前,藏族先民及氐羌族系中的各族群已经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氐羌氏族于战乱中陆续南迁,从商周至先秦,纷至沓来走过由西而东并列南下的六江流域,并沿江顺势而下,不只抵达云贵高原,也进入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缅甸史》的作者、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认为:缅甸族起源于中国西北甘肃一带,后来他们逐渐南迁,约在公元前7世纪到达现在的缅甸定居下来。
在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西缘,北起黄河中上游流域,南及中南半岛,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及其河流峡谷,宛如一条条天然的交通走廊。童恩正先生早就看到:“如同在崇山峻岭之中开辟了若干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民族迁徙往来的通道。”不仅如此,这条基本南北向的走廊通道很可能还横逸出去,衍生出其他走向的道路,沟通并整合整个西南山地的各个原始文化。曾遍访考察研究过青藏高原几乎所有著名科学家的作家马丽华就指出:“自从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昌都地区,发掘了距今四五千年的卡若遗址,此后在雅鲁藏布江两岸和拉萨河、象泉河畔,新石器遗址迭有发现。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粟米文化和彩陶工艺,明显受到黄河流域旱作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沿着三江流域,此地与西南山地原始文化的交流。”通过大量考古分析,汪宁生先生指出:“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和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已存在着某些联系,这种联系应与这片地区历史上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有关。据各种迹象来看,属于后来称为氐羌的族群沿着横断山脉及其河谷地带自北而南的迁徙浪潮,正是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就已开始。”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雅江、巴塘,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盐源,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盐井,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永芝、纳古,中甸县的尼西以及丽江地区,均相继发现了石棺墓葬,沿横断山脉间的大渡河、雅砻江、岷江、金沙江、澜沧江诸河谷,构成了一整系列石棺墓分布带,虽年代略有早晚,但都属于公元前1000年至先秦时期,无论葬式及随葬器具都基本相似,均存在着屈肢、砍头、乱骨葬等葬式。我就曾在云南德钦县的纳古,亲眼看见考古学家李永宪、霍巍从石棺墓葬中挖掘出一只双耳陶罐。看一眼就能肯定,它与西北的马家窑、齐家文化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将此二者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确定古代活动在上述地区的“昆明人”,就是南下羌人的一支。
早在新石器时代至先秦这一时期,甘、青、藏、川、滇区域的各族先民已突破了自然地理的障碍,翻山越岭或经由山间谷道来来往往,带来了来自北方的黄河文明和草原文化的影响,他们之间已然血脉相通,已存有共同的文化因素,显示这一区域是一个文化走廊。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一复出,就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他说:“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他特别强调了这些众多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去”的“来回的历史流动”。费老进而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而相对稳定的板块,是由相对流动的走廊相联结的。在此认识基础上,费老一再强调“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况和趋势。”
茶马古道的起源,就从这一“走廊”开始,就从众多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去”的“来回的历史流动”中诞生。
徐嘉瑞先生在论及大理古代文化时说:“我推想大理古代文化,有一支是从西北而来,即是西北高原的羌族文化,他叫作夏民族文化。是中国最古的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向西康西藏及大理一带扩展。”
今天生息在云南的25个民族,有半数以上是由黄河中上游地区沿着横断山脉中的几条河谷逐渐迁徙而来的,当他们散布于相对隔绝的地域里时,才演化为我们后来划分的不同的民族。这些本来有着相通血脉的民族之间不可能完全不相往来,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以最原始的交通方式来来往往,尽力突破大山大川的局限,与原来的土著民族相融合,共同创造、分享相通的文化,同时也与巴蜀地区、与中华内地保持有交通联系。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早就指出:“自古以来,云南和中原地区之间、云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甚至一段一段地、间接地与江河下游的越南、缅甸、印度通道衔接在一起。
考古学家霍巍提出,中国西南地区众多的“西南夷”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他们大多为善于长途迁徙游动的部族,往往纵横千里,活动范围广阔,因此成为西南边地商贸活动的主体,他们是西南古道最初的开拓者,也是西南边地贸易最初的承担者和受益者;二是正由于他们长期持续不断的民间贸易,为后来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和治理奠定了初步基础;三是西南夷的活动与汉王朝对西南交通路线的重视和开通恰好成为互为补充的两条线索,体现出中央政治体制与西南民间族群在两汉时期围绕“交通西域”形成的互动格局。
李孝聪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时也有精辟的论述:“用人生地理学的观点来审视川西,不同地理单元的边缘,或者说两种地貌的结合部,往往是人类社会物质与文化产品的交流带;也恰恰就在边缘地带,历史上最容易形成交通往来的道路和文化交融的走廊。川西高原既是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也是东亚地区华夏文明社会形成和变迁中的族群边缘地带。”在我看来,整个横断山脉区域都具有上述的特性。
战国时楚将庄蹻率部入滇,即是云南以今滇黔路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确证。与此同时,有文字清楚记载,在川西南与滇西北之间也有通道存在。方国瑜先生早就考证过,云南氐羌族群的各民族即是从这条通道由北向南迁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条通道是因民族迁徙而产生的。他还明确说过,这些民族部落间存在着交通往来路线,日渐密切地联系着巴、楚和中原、江南各地,以及遥远的天竺:“甲部落与乙部落之间有通道,乙部落与丙部落之间有通道,丙与丁,丁与……之间亦有通道,递相联络,而成为长距离之交通线。此交通线以滇池为中心,往西经昆明、雟唐、越嶲、敦忍乙,以达曼尼坡而入天竺;往北经西僰或邛都抵于蜀以达秦;往东经夜郎、牂牁抵于巴,以达于楚。再由秦、楚通于中原及江南各地,以交通线为大动脉,西南各部族与内地相联系。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非孤立,是中国整体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如此,唯在程度上,古初稀疏,后渐频繁加密。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如此也。”
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由于道路开凿于悬崖巨石上,多为栈道,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公元前105年前后,汉武帝为寻找并开拓通往印度和西亚的捷径,以便包抄匈奴,曾广征士卒丁壮,两度用兵云南,在滇西大规模开凿“博南道”,阶段性打通了从成都起,经滇西大理、腾冲与中南半岛各国,以及南亚印度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渠道,史称“蜀身毒道”,它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三条道 开凿于公元前的连接巴蜀路连接起来。
王墓葬群中,发现了印度的琉璃珠和海贝,这是云南与缅甸、印度通商的可靠证据。南诏、大理国时,与印度的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曼尼普尔一带,或以今阿萨姆北部以西以至于恒河流域)、缅甸北部的寻传、大赕,中部、南部的骠国、弥臣、弥诺,孟加拉国的小婆罗门国(今吉大港附近),以及交趾(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老挝均有贸易往来。宋时,缅甸已有中国生丝织成的缅甸纱笼。明代时,缅甸的宝石、玉石大量输入中国,云南的对外贸易也由贵重商品扩大到民间日用品。清代进出口货物品种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与越南、老挝的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茶叶、漆、安息香、瓷器和棉织品成为主要的进出口商品,直接促进了云南矿业、手工业的迅猛发展。1889年后,云南的蒙自、腾越(腾冲)、思茅先后开辟为商埠,设立了海关,拥有对缅甸、越南等国进出口贸易的优惠条件,于是对东南亚诸国的进出口货物剧增,连带马帮运输业务进一步繁荣起来。由越南河内溯红河到云南蛮耗的水路,再转陆路到蒙自、昆明;由越南莱州到云南的陆路,由老挝琅勃拉邦和会晒到云南的陆路,都有很多马帮往来经商。
可见,在交通方面,中国西南的几条古道,有着共生的关系,而且与东南亚、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的联系源远流长。
汉代,云南就出著名的“越赕马”。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马驰名各地,称“大理马”。云南马以善走崎岖山道、耐力负重闻名。要是没有马,难以想象大量人员和物资的迁移是否能够实现。有了马匹,是茶马古道形成的重要因素。明代以前,云南马主要供骑乘和征战之用;明代以后,骡马已经多用于货物运输。因为自明代以来,随着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云南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各类消费也同步增长,特别是云南的铜、盐、茶的大量生产,促进了骡马运输的迅猛增长,以驮运货物为主的马帮商队应运而生,供其行走的驿道也在不断延伸。这些马帮商人不仅沿古代西南古道到了东南亚、南亚,还开拓创新,走上了青藏高原。而在横断山脉北端的四川,早在汉唐时代就完成了这一过程,并与云南边疆地区形成了一体的交通网络。
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在云南,更产生了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前后延续500多年之久。该政权的历代统治者并非闭关锁国之流,他们与来自中原内地及来自横断山脉以西的吐蕃政权有过密切交往,并结成长时期的同盟关系,促成了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徐嘉瑞先生早就看到:“南诏之祖先,来自嶲州。而洱河民族,乃庄蹻苗裔。远自汉代,已与印度、缅甸、暹罗及国内之西藏交通。及南诏立国,交通益繁。且自两司马开通西南时,洱河民族已受中原文化之陶融。降及唐代,影响尤深。佛教势力,亦深入南诏,至今不衰。故其文化之来源,实具有西北高原之夏民族文化,及沅、湘流域之楚民族文化,以及汉唐以来不断输入之中原文化。又不断受中原文化及西藏的影响,加以西南邻国之军事、商业、宗教等种种之关系,故其文化元素甚为复杂。经历悠久之时间,熔为一炉,成为一种特殊之文化体系,造成蒙、段两期之辉煌时代。”李孝聪也指出:“南诏政权对吐蕃有一定的依赖关系,当中原王朝过分限制南诏的发展时,迫使云南地方政权只能寻求在东南亚地区或西藏地区之间维持物资交流。”公元678年,吐蕃势力向东进入云南洱
海北部地区,公元680年建立神川都督府,在南诏设置官员,向当地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据敦煌藏文历史文书记载,吐蕃赞普都松芒结布御驾亲征洱海地区,并死在军中,而他儿子赤祖德赞的妃子,则是一位南诏公主,吐蕃赞普还与南诏王以兄弟相称。在吐蕃赞普与南诏王的盟誓歌词中,赞普吁请其王室的先祖神和王权的守护神雅拉香波护佑南诏,因为南诏王已是赞普的兄弟:“亲近呢越亲近,近神呢近天神,可靠呢越可靠,香波呢更可靠。”两者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茶马贸易应是两地双方重要交易内容。同时,南诏还与联接中原的巴蜀地区、黔渝地区有频繁的接触,还与中南半岛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经常往来。历代南诏、大理统治者无不重视制度建立,修筑道路,设置城邑,开设驿馆,使以大理为中心、遍及云南全境的驿道网络初步成形,不仅在西北方向交通吐蕃,并且内接巴蜀和中原,外通东南亚、南亚诸国,形成了比较发达的驿道交通。尤其大理马在宋朝中原地区信誉卓著,于广西邑州、宜州的茶马互市十分兴盛,于是滇黔东南部达广西一线,再转杭州的驿道也畅通起来。
公元1253年,蒙古骑兵由忽必烈等率领,从川西分三路插入云南,灭掉大理国,进而征服南宋,进一步打通了西南通往各地的道路,并在原驿站的基础上设置了驿传“站赤”,多条主驿道四通八达,效率也大为提高,大大促进了西南的交通,使西南的驿道运输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元王朝与西藏特殊且密切的关系,无疑大大加强了川、滇地区与青藏的联系。
明代朱元璋后辈用心经营川、滇、黔地区,西南驿道更有所发展,官方不仅大量移民入黔、滇,而且开筑道路、广置驿传,并以民户或兵士为驿铺夫役,屯田自给,终身服役。许多交通要道上的驿站逐渐人烟繁衍,辐辏而成村镇。至今黔、滇各地还有不少地方以当年驿、铺、堡、哨为地名。因藏民族对茶叶的渴求、明王朝对战马的需求,两地间的茶马赠予和互市已经展开,道路已然成熟。
入了鼎盛时期,并与交通四川、西藏的道路形成了整体网络,且有一些相关的人群在这些道路上落脚安家,促进了道路以及周边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川西、藏东方面亦如是。茶马古道的开通和畅行,其实都与西南地区作为边疆的开发拓展分不开,是西南作为边疆发展的绝好缩影。茶马古道作为大西南地区自古以来联接地域经济文化、打通对外交流途径的道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一直在想,2000多年前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那儿意外看到产自中国蜀地的蜀布、邛竹杖等,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惊讶?他据其实地见闻,提出:在陆路交通方面,除了从敦煌至哈密,由天山南北两路达葱岭、大月氏、大夏等地这一通道外,在西南还存在另一条对外交通途径。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印度同大夏之间早已存在一条通商之道,而这条通道又便捷、直接地同四川、四川西部(原西康一带)、云南,以及西藏的通道相连。于是,雄才大略,个性豪强的汉武帝在北击匈奴后,于公元前109年、前105年两次用兵云南,试图征服阻挠他实施交通印度计划的昆明夷,洱海一带也随之归顺。汉武帝在这一带建立了四个郡统治。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在该地域设立永昌郡,于是,东汉的统治区域几乎包括了今天的四川西南及云南省全境,南接缅甸、西邻西藏、北通巴蜀、东联滇越。至于中国西南地区相通印度,是经过缅甸,还是经过吐蕃西藏,我以为两条途径都存在,可能因为时势不同而有所偏重。直至近现代,这两条道路的交通也都存在,有的商人走缅甸,有的走西藏;有时走缅甸,有时又走西藏。
汉武帝寻求打通的直接通往印度的道路并未成形。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交通印度的道路不存在。官道不通,民间的商贸照样在进行,从印度经由藏地到达蜀川滇地区,或者反向过来,很可能不只存在南北向的沟通,而且早已存在东西向的横向交流。唐时,樊绰在其《蛮书》或称《云南志》中就提到过由滇入吐蕃的道路:“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三面皆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又说:“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苍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广荡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边大洞川……”虽然这些历史记载和相关论述还没有提到与茶与藏地相关的交换贸易,但这些交往无疑是后来茶马古道的先声和基础。由此可见西藏与云南之间早有贸易往来,以后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和大范围普及,这条通往雪域藏地的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也许,自从人类文明刚刚发端,人类开始学会了使用双腿,并在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来来往往,茶马古道便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