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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名:
茶马古道 作者:李旭 字数:152694
这些年,茶马古道忽然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这条也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为艰险,也最为神奇壮丽的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浓厚兴趣。
30多年来,我无数次由横断山脉东部的云南、四川深入青藏高原,一直行走在茶马古道上。在我看来,茶马古道是这样一条道路:它是联接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的网络;它主要呈东西走向,与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交叉并有相当部分重合,并与藏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它主要兴起于汉藏之间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以传统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作为运输交通载体;它萌发于唐代,在宋元明时期以茶马互市逐渐发展成形,在清代达到商贸互动的鼎盛时期,进入民国虽渐显衰败之象,但到抗日战争时期它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陆上通道,出现了罕见的繁盛和辉煌。其使命和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已基本结束。在不同历史时期,茶马古道有着不同的分布和盛衰起伏。它主要是一条历史之路。
远自唐代直到近现代,茶马古道不仅蜿蜒通行,而且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大西南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区域间综合环境调适和资源互补的经济网络。千多年来,它将四川、云南的茶叶等输送到藏地,又将雪域高原的山货特产等运销内地。就在官方茶马互市和民间交通运输贸易的同时,这条世界最高、最险峻的道路,成为汉藏等民族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带动了沿途人口的流动和城镇的兴起,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蕴涵着苍茫神秘的内容,有着传奇般的色彩,更拥有横贯“世界屋脊”的惊心动魄的自然景观……
我相信在1990年以前,人们没有在任何文献和媒体上见过“茶马古道”这个名词。它最早露面,应该是在几个同道和我合著并于1992年初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上。在那本书的橘黄色封面的显眼位置,我们打上了“茶马古道系列研究”的字样;在书里,我们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并对这条极富传奇色彩和文化意蕴的道路作了初步的描述和论证。那是专门而系
统地介绍茶马古道的第一本书。它的诞生得于一次艰辛而漫长的田野考察。1990年夏秋季,我们临时组成一支考察队。考察队有六个人和一条名叫嘎丢的大狼犬。各种各样的机缘使我们聚到一起,并走上茶马古道。精通藏语、熟谙藏学的王晓松当时在主持迪庆州格萨尔研究室的工作,他正在翻译的《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大量涉及滇藏川区域的地理、历史、传说及相互间的各种关系;嘎丢是王晓松训练有素的爱犬,它一路成为我们最好的护卫和最佳公关大使。徐湧涛那时在中甸县地方志办公室从事方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大量资料显示出迪庆与西藏和四川藏地的密切联系。李林当时在中甸县计划委员会,负责长江中上游自然资源等方面的规划工作,正需要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他们三人从小就在迪庆高原长大,耳濡目染,早就有心从事这一区域的考察研究。我们另外三人则在昆明的大学里任教。木霁弘的父亲木芹教授师从“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先生,多年致力于云南地方史的注疏研究;木霁弘更是大侠一个,父子俩一个坐书斋,一个做田野,合作出版了不少有关著作。现为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的陈保亚不仅娶了一位傣族女子,更致力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比较探索,滇藏川区域各民族交互影响的语言现象成了他关注的焦点。而在1980年代中期,我便在滇西北的迪庆干了一年的“讲师团”,在那儿听到了许许多多非常精彩有趣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当地朋友所讲的他们祖先跟着马帮走西藏草地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看来,那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一部壮丽的高原史诗。于是,我也就选择茶马古道走了进去,于1989年以搭便车和徒步的方式,第一次由
东向西穿越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涉及30余县。
1990年7月,我们六个人揣着中甸县志办公室出资的6000元经费和我们各自的一点积蓄,在云南德钦雇了一支有七头骡子的小马帮,由马锅头都吉赶着骡马,驮着帐篷和锣锅,踏上了数十年来没有人全程走过的马帮山径,在大山大川里走了整整100天,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转了一圈,回来后余悸未消、兴奋未平地撰写了一些考察手记,并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我们发现我们走过的是一条曾经辉煌过的古道,它是连接横断山脉地区与青藏高原的重要纽带,是汉藏等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走廊,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自古就有交往的重要国际通道。在这条古道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有过种种神奇而丰富的或许已经永远消失的人生。
但当时我们就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条古道究竟叫什么?它起源于何时?它是怎么缘起的?它究竟经过、覆盖了哪些地区并在哪里收束?它的内涵和意义怎样?
在滇南的西双版纳、思茅等普洱茶产销地区,人们将这条路称为“茶叶之路”;而在滇西北贩茶、运茶入藏一线,人们只有“走西藏”“走草地”的说法;在四川,向来有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历史上曾设有专门的“茶马司”,大量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在内地和藏地之间穿行,将内地的茶叶和康藏的山货等,在两地之间贩来运去,同时也有不少政府官员以及戍边士兵长年通行在这条路上,沿途设有粮站、兵站和驿站,有“康藏官道”“康藏大道”之说,有的分支线路也有叫“茶道”的,等等。
然而,对这条路的多种多样说法,似乎都不是那么准确恰切,更谈不上响亮易记。
我们在刚开始撰写关于那次考察的文章时,先将这条路称为“茶马之道”,一则因为这条路是作为“茶马互市”而大规模通行的,运输交易的最主要物资就是茶叶和马匹;二则因为这条道路最为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是马帮这一独特载体。我记得后来是徐湧涛提出,这条路既然有茶又有马,而且那么古老悠久,不如叫“茶马古道”更好。这一名称既准确表达了这条道路的特征,又响亮动听易记取,更有意蕴——茶与马,原本就诗意地栖存于世世代代生息于这一带的藏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历史和民间传统中。它们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和感情的。马,不仅仅作为驮畜和交易货物,对于马的崇拜已成为藏文化、纳西等文化的一部分;茶,对于汉人来说早已融为汉文化的有机成分,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也是须臾不可或缺,是生命和生活的必需品,更进入了他们的血液和精神信仰。这名称得到了我们六个人的一致赞同。于是,“茶马古道”这一名称,首次正式出现在我们关于这条路的第一本书里,并逐渐传扬出去,得到有关专家和各界人士的认同和肯定,“茶马古道”就此叫响开来,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称。
遗憾的是,我们的茶马古道系列研究未能如愿继续。李林还在中甸当他的公务员,徐湧涛调到丽江做起了旅游管理工作,陈保亚则考到北京大学读了语言学博士并留校升了教授。他们虽一直在关注茶马古道,但专门的考察和研究已不多。后来做了迪庆州藏学研究院主管副院长的王晓松仍在做一些有关茶马古道的考察研究工作,直到他2007年秋仓促离开这个他深爱的世界。仍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木霁弘更是将茶马古道的事情做得轰轰烈烈,编写了不少茶马古道的书,还请来著名导演田壮壮拍了纪录片,使得茶马古道的声名更为响亮。
由于种种机缘,也由于对这条道路的迷恋,我没有离开茶马古道,一直从事着有关茶马古道的考察、拍摄和写作,无数次地流连于茶马古道。
1993年,我曾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将我还未走过的川藏大北路茶马古道,也就是现在的川藏公路北线细细踏勘了一遍。在此以后的岁月里,行走茶马古道对我来说成了家常便饭,我几乎每年都要往来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每次时间都不算短。有时还深入到云南、四川、湖南甚至浙江、福建的茶叶产地作调查。我已不记得曾经翻越过多少高山,涉过多少江河和溪流,经受过多少旅途的筋疲力尽和可怕的惊吓。沿途很多地方至今人烟稀少,而那些僻远的村落至今仍很少有外人涉足。随着考察线路的延伸和研究的拓展深入,我想我对茶马古道的认识也日益丰富深厚起来。
只有实地亲身走过这条道路,才能领略茶马古道的壮丽险峻,才能真正体会到当年走过这条道路的背夫、马帮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也才能感悟到茶马古道所包容的人文精神的博大精深。
要是时光倒转,在我还没有将自己的脚步踏上茶马古道之前,我也不会相信那条路上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和那么深厚的文化内涵,那里面充满着太多难以置信、难以想象的际遇。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从未听说过什么茶马古道,它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在交通相对发达的今天,对有些人来说,由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跨上世界屋脊,仍是十分不易的事情。
然而,茶马古道的确存在过,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至今,在短途区域里,它仍在通行,仍可见少量马帮穿行在雪山、江河之间。在半个多世纪前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尤其在1942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云南丽江、四川康定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实在令人惊讶。
幸运的是,还有不少老人健在,他们或是曾经亲自参与过茶马古道的运输贸易活动,或是见证过茶马古道曾经的繁荣兴盛。我曾多次对有过类似经历的“藏客”老人,如云南的赵鹤年、黄钟杰、袁基宏、张乃骞先生等,以及在西藏走过茶马古道的边多、格桑旺堆、丹增旺堆、噶玛丹增先生等,在四川制茶、背茶走过茶马古道的姜琳、李攀祥先生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访谈。当年的一切,仿佛都还在他们的眼前。当我一跟他们谈起茶马道上的事情,老人们马上兴奋得眼里放出光来。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情形下走过世界屋脊,肯定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在那些“藏客”老人之前或之后,有一些政府官员、军人、僧侣、探险家、学者等盘桓于茶马古道,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撰写下的精彩史料文献,更展现出茶马古道的沧桑岁月和深厚内蕴。
在我自己先后无数次沿当年茶马古道各线路穿越世界屋脊之后,在长期收集、研究一切与茶马古道有关或不相关的文章和书籍之后,在对仍在世的走过此路的老人以及其他人询问了我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之后,总算是对那一条道路,对神奇伟大的马帮生涯,对那一种艰苦卓绝的生存方式,有了鲜明的印象和深入的了解;对那一条道路所蕴涵的意义,有了较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虽然后生已晚,但我还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我和那些千百年前就开拓茶马古道的各民族先人,和那些半个多世纪前往来于茶马古道的前辈,有着血脉相通的亲属关系。
行走茶马古道无异于一次独一无二的伟大冒险。在那里,你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马帮和牦牛驮队行进在茫无涯际的大草甸上,能听到清脆的骡铃在肃穆冷峻的雪峰间回荡,你还能从马帮们在河谷林间烧起的炊烟里嗅到酥油茶的浓香,更能从中感悟到人类为了生存所能激发出的无畏勇气和智慧,所能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努力,以及世世代代都能够激动人心的精神。正是这勇气、智慧、力量和精神使得人类生活有了价值和意义。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探寻茶马古道的行列,有做旅游的,有搞学术的,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学生,有的围绕茶马古道做起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有的是为了追寻心中的圣洁之地以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宁静,有的仅仅是为了走一走这条惊心动魄的路。
我自己恐怕还会走下去。一来我身体尚健,回到平常的城市生活反而不习惯;二来茶马古道的一些路段我还没有完全走遍;三来茶马古道上还有那么多东西等待发掘和探寻。
在这里,我将对茶马古道作一个大概而完整、简略而基本的描述,使大家尽可能真实明晰、完整深入而有血有肉地认识这条千年古道,为那些当年行走于这条路上的可歌可泣的马锅头和赶马人,以及无数的背夫,为那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的生存方式,为那一段历史和那一种生活,为那无比壮丽的高原山川,为那一条博大精深的经济和人文之路。
茶马古道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人们追寻和记取。
30多年来,我无数次由横断山脉东部的云南、四川深入青藏高原,一直行走在茶马古道上。在我看来,茶马古道是这样一条道路:它是联接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的网络;它主要呈东西走向,与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交叉并有相当部分重合,并与藏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它主要兴起于汉藏之间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以传统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作为运输交通载体;它萌发于唐代,在宋元明时期以茶马互市逐渐发展成形,在清代达到商贸互动的鼎盛时期,进入民国虽渐显衰败之象,但到抗日战争时期它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陆上通道,出现了罕见的繁盛和辉煌。其使命和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已基本结束。在不同历史时期,茶马古道有着不同的分布和盛衰起伏。它主要是一条历史之路。
远自唐代直到近现代,茶马古道不仅蜿蜒通行,而且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大西南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区域间综合环境调适和资源互补的经济网络。千多年来,它将四川、云南的茶叶等输送到藏地,又将雪域高原的山货特产等运销内地。就在官方茶马互市和民间交通运输贸易的同时,这条世界最高、最险峻的道路,成为汉藏等民族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带动了沿途人口的流动和城镇的兴起,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蕴涵着苍茫神秘的内容,有着传奇般的色彩,更拥有横贯“世界屋脊”的惊心动魄的自然景观……
我相信在1990年以前,人们没有在任何文献和媒体上见过“茶马古道”这个名词。它最早露面,应该是在几个同道和我合著并于1992年初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上。在那本书的橘黄色封面的显眼位置,我们打上了“茶马古道系列研究”的字样;在书里,我们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并对这条极富传奇色彩和文化意蕴的道路作了初步的描述和论证。那是专门而系
统地介绍茶马古道的第一本书。它的诞生得于一次艰辛而漫长的田野考察。1990年夏秋季,我们临时组成一支考察队。考察队有六个人和一条名叫嘎丢的大狼犬。各种各样的机缘使我们聚到一起,并走上茶马古道。精通藏语、熟谙藏学的王晓松当时在主持迪庆州格萨尔研究室的工作,他正在翻译的《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大量涉及滇藏川区域的地理、历史、传说及相互间的各种关系;嘎丢是王晓松训练有素的爱犬,它一路成为我们最好的护卫和最佳公关大使。徐湧涛那时在中甸县地方志办公室从事方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大量资料显示出迪庆与西藏和四川藏地的密切联系。李林当时在中甸县计划委员会,负责长江中上游自然资源等方面的规划工作,正需要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他们三人从小就在迪庆高原长大,耳濡目染,早就有心从事这一区域的考察研究。我们另外三人则在昆明的大学里任教。木霁弘的父亲木芹教授师从“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先生,多年致力于云南地方史的注疏研究;木霁弘更是大侠一个,父子俩一个坐书斋,一个做田野,合作出版了不少有关著作。现为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的陈保亚不仅娶了一位傣族女子,更致力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比较探索,滇藏川区域各民族交互影响的语言现象成了他关注的焦点。而在1980年代中期,我便在滇西北的迪庆干了一年的“讲师团”,在那儿听到了许许多多非常精彩有趣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当地朋友所讲的他们祖先跟着马帮走西藏草地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看来,那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一部壮丽的高原史诗。于是,我也就选择茶马古道走了进去,于1989年以搭便车和徒步的方式,第一次由
东向西穿越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涉及30余县。
1990年7月,我们六个人揣着中甸县志办公室出资的6000元经费和我们各自的一点积蓄,在云南德钦雇了一支有七头骡子的小马帮,由马锅头都吉赶着骡马,驮着帐篷和锣锅,踏上了数十年来没有人全程走过的马帮山径,在大山大川里走了整整100天,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转了一圈,回来后余悸未消、兴奋未平地撰写了一些考察手记,并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我们发现我们走过的是一条曾经辉煌过的古道,它是连接横断山脉地区与青藏高原的重要纽带,是汉藏等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走廊,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自古就有交往的重要国际通道。在这条古道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有过种种神奇而丰富的或许已经永远消失的人生。
但当时我们就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条古道究竟叫什么?它起源于何时?它是怎么缘起的?它究竟经过、覆盖了哪些地区并在哪里收束?它的内涵和意义怎样?
在滇南的西双版纳、思茅等普洱茶产销地区,人们将这条路称为“茶叶之路”;而在滇西北贩茶、运茶入藏一线,人们只有“走西藏”“走草地”的说法;在四川,向来有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历史上曾设有专门的“茶马司”,大量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驮队在内地和藏地之间穿行,将内地的茶叶和康藏的山货等,在两地之间贩来运去,同时也有不少政府官员以及戍边士兵长年通行在这条路上,沿途设有粮站、兵站和驿站,有“康藏官道”“康藏大道”之说,有的分支线路也有叫“茶道”的,等等。
然而,对这条路的多种多样说法,似乎都不是那么准确恰切,更谈不上响亮易记。
我们在刚开始撰写关于那次考察的文章时,先将这条路称为“茶马之道”,一则因为这条路是作为“茶马互市”而大规模通行的,运输交易的最主要物资就是茶叶和马匹;二则因为这条道路最为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是马帮这一独特载体。我记得后来是徐湧涛提出,这条路既然有茶又有马,而且那么古老悠久,不如叫“茶马古道”更好。这一名称既准确表达了这条道路的特征,又响亮动听易记取,更有意蕴——茶与马,原本就诗意地栖存于世世代代生息于这一带的藏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历史和民间传统中。它们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和感情的。马,不仅仅作为驮畜和交易货物,对于马的崇拜已成为藏文化、纳西等文化的一部分;茶,对于汉人来说早已融为汉文化的有机成分,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也是须臾不可或缺,是生命和生活的必需品,更进入了他们的血液和精神信仰。这名称得到了我们六个人的一致赞同。于是,“茶马古道”这一名称,首次正式出现在我们关于这条路的第一本书里,并逐渐传扬出去,得到有关专家和各界人士的认同和肯定,“茶马古道”就此叫响开来,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称。
遗憾的是,我们的茶马古道系列研究未能如愿继续。李林还在中甸当他的公务员,徐湧涛调到丽江做起了旅游管理工作,陈保亚则考到北京大学读了语言学博士并留校升了教授。他们虽一直在关注茶马古道,但专门的考察和研究已不多。后来做了迪庆州藏学研究院主管副院长的王晓松仍在做一些有关茶马古道的考察研究工作,直到他2007年秋仓促离开这个他深爱的世界。仍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木霁弘更是将茶马古道的事情做得轰轰烈烈,编写了不少茶马古道的书,还请来著名导演田壮壮拍了纪录片,使得茶马古道的声名更为响亮。
由于种种机缘,也由于对这条道路的迷恋,我没有离开茶马古道,一直从事着有关茶马古道的考察、拍摄和写作,无数次地流连于茶马古道。
1993年,我曾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将我还未走过的川藏大北路茶马古道,也就是现在的川藏公路北线细细踏勘了一遍。在此以后的岁月里,行走茶马古道对我来说成了家常便饭,我几乎每年都要往来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每次时间都不算短。有时还深入到云南、四川、湖南甚至浙江、福建的茶叶产地作调查。我已不记得曾经翻越过多少高山,涉过多少江河和溪流,经受过多少旅途的筋疲力尽和可怕的惊吓。沿途很多地方至今人烟稀少,而那些僻远的村落至今仍很少有外人涉足。随着考察线路的延伸和研究的拓展深入,我想我对茶马古道的认识也日益丰富深厚起来。
只有实地亲身走过这条道路,才能领略茶马古道的壮丽险峻,才能真正体会到当年走过这条道路的背夫、马帮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也才能感悟到茶马古道所包容的人文精神的博大精深。
要是时光倒转,在我还没有将自己的脚步踏上茶马古道之前,我也不会相信那条路上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和那么深厚的文化内涵,那里面充满着太多难以置信、难以想象的际遇。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从未听说过什么茶马古道,它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在交通相对发达的今天,对有些人来说,由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跨上世界屋脊,仍是十分不易的事情。
然而,茶马古道的确存在过,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至今,在短途区域里,它仍在通行,仍可见少量马帮穿行在雪山、江河之间。在半个多世纪前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尤其在1942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云南丽江、四川康定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实在令人惊讶。
幸运的是,还有不少老人健在,他们或是曾经亲自参与过茶马古道的运输贸易活动,或是见证过茶马古道曾经的繁荣兴盛。我曾多次对有过类似经历的“藏客”老人,如云南的赵鹤年、黄钟杰、袁基宏、张乃骞先生等,以及在西藏走过茶马古道的边多、格桑旺堆、丹增旺堆、噶玛丹增先生等,在四川制茶、背茶走过茶马古道的姜琳、李攀祥先生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访谈。当年的一切,仿佛都还在他们的眼前。当我一跟他们谈起茶马道上的事情,老人们马上兴奋得眼里放出光来。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情形下走过世界屋脊,肯定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在那些“藏客”老人之前或之后,有一些政府官员、军人、僧侣、探险家、学者等盘桓于茶马古道,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撰写下的精彩史料文献,更展现出茶马古道的沧桑岁月和深厚内蕴。
在我自己先后无数次沿当年茶马古道各线路穿越世界屋脊之后,在长期收集、研究一切与茶马古道有关或不相关的文章和书籍之后,在对仍在世的走过此路的老人以及其他人询问了我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之后,总算是对那一条道路,对神奇伟大的马帮生涯,对那一种艰苦卓绝的生存方式,有了鲜明的印象和深入的了解;对那一条道路所蕴涵的意义,有了较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虽然后生已晚,但我还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我和那些千百年前就开拓茶马古道的各民族先人,和那些半个多世纪前往来于茶马古道的前辈,有着血脉相通的亲属关系。
行走茶马古道无异于一次独一无二的伟大冒险。在那里,你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马帮和牦牛驮队行进在茫无涯际的大草甸上,能听到清脆的骡铃在肃穆冷峻的雪峰间回荡,你还能从马帮们在河谷林间烧起的炊烟里嗅到酥油茶的浓香,更能从中感悟到人类为了生存所能激发出的无畏勇气和智慧,所能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努力,以及世世代代都能够激动人心的精神。正是这勇气、智慧、力量和精神使得人类生活有了价值和意义。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探寻茶马古道的行列,有做旅游的,有搞学术的,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学生,有的围绕茶马古道做起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有的是为了追寻心中的圣洁之地以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宁静,有的仅仅是为了走一走这条惊心动魄的路。
我自己恐怕还会走下去。一来我身体尚健,回到平常的城市生活反而不习惯;二来茶马古道的一些路段我还没有完全走遍;三来茶马古道上还有那么多东西等待发掘和探寻。
在这里,我将对茶马古道作一个大概而完整、简略而基本的描述,使大家尽可能真实明晰、完整深入而有血有肉地认识这条千年古道,为那些当年行走于这条路上的可歌可泣的马锅头和赶马人,以及无数的背夫,为那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的生存方式,为那一段历史和那一种生活,为那无比壮丽的高原山川,为那一条博大精深的经济和人文之路。
茶马古道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人们追寻和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