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你们在这里主要是学了方向、原则与作风。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了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几种情形,并提到了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根据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依托原来的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建立了人民政权,一步步从游击区转化成革命根据地的例子。而要组织和发动民众、不断巩固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非要有大批的干部不可。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断,是毛泽东早就在思考了的。
何以见得呢?这就得从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学员的一次毕业赠言说起了。
陕北公学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在延安创办的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目的是招收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并把他们培养成抗日的先锋队。[1]
陕公刚开始的学习期限只有3个月。严格的军事化、战斗化生活,使学员们的思想、作风都很快发生深刻变化。初到陕公时,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短褂,“少爷”“小姐”的气息还不能一下子去掉。但到毕业时,都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吃苦耐劳,养成了集体生活习惯以及说干就干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的办学高度重视,多次为学校和学员题词并出席学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1938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陕公工作。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凯丰等中央负责同志每月要到陕公做一次报告。[2]
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
1938年初,随着全民族抗战的不断深入,抗日战争能否胜利以及如何取得胜利,也就成为每个人必须思考的问题。毛泽东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结合自己的思考,经常在延安的机关、学校等场所与大家交流。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再次亲临陕公驻地,对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作为欢送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的临别赠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同学们:
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阶层,但有着同一个倾向,即建立新中国的倾向。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因此,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
……
今天,敌人要进攻武汉、西安、长沙、南昌等地,中国将会受到免不了的困难,在这个困难面前,会有若干人动摇,这是很有可能的。同学们毕业出去,好像撒入河水里去一样,可能有若干人会被潮水卷去,不过大多数人能够战胜潮水,朝着总的方向,达到预定的目的。走这个方向便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在艰难困苦的奋斗中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世界上有三个统一战线——国际的、中国的以及日本国内的——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三个统一战线互相配合起来,共同对着一个目标,我们相信一定会把情况变换,中国一定会往新的方向走。
毛泽东结合半年来抗战形势的发展,以他一贯乐观、从容不迫的神态,阐述了“先败后胜,转弱为强”的可能性。他说:
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可以讲下面两句话:“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前途。半年来我们中国有着许多进步,抗日,国共合作,联合苏联,开始有言论自由,军队里也开始有政治工作,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是敌人侵略我们所决定的要走的路程。这个路程是在什么轨道上走呢?我们回答说:“是在艰难困苦的轨道上。”武汉、西安这些地方如果失守了,则大块地方在日本手里,小块地方在我们手里,那么这样就完结了吗?不,决不会完结的。
毛泽东把中国与西班牙相比,提出要发挥中国国土面积大、有战略纵深的优势,要敢于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善于采取内外线结合、以内外夹攻的方法赶走日本鬼子。他讲道:
中国的地理条件与西班牙不同,西班牙国土太小,没有多少地方可走,三十五计用完,三十六计就无可用,所以他们采用坚守马德里的战略;中国则不同,我们可以走,地方很多,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国土有十七八个法国那样大,人口也有几个法国那样多,如果大部分中国土地被日本占领了(可能有此情况),我们还是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与外线,这是两个作战的区域。内线便是云、贵、川、湘,大体上就是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外线便是日本所占领的大块土地的前方。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改良政治军事条件,创造新中国的军队,配合着飞机大炮,内外夹攻,这样才能把鬼子赶出全中国。
毛泽东的演讲,永远给人以信心和力量。他在批驳“中国必亡”的谬论时指出:
现在我们总的方针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安,方法是准备撤退,但必须消耗敌人,争取时间。为保卫武汉、保卫西安而战,即使失败,也不要紧。我们已经指明,从内线往外打,得到胜利也是可能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敌人占领的地方是大块的,我们就可以在附近的小块地方做起“文章”来,这就是要做出最后胜利结论前的中间一段文章,像华北全部,江浙皖一部,若武汉不守,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做“文章”的。
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
1938年秋季,活动于五台山崇山峻岭中的八路军将士
毛泽东强调,一旦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大片国土,我们除了正面消耗敌人、顽强抵抗,还要在被占领区域及其附近做文章,也就是要去画“豆腐块”——事实上,就是创建并巩固一个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说:
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
接着,毛泽东联系陕北公学的办学特点,要求同学们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学习中,都要学习到“一种作风”“一种方向”:
陕公是有许多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
那么,如何去开辟一个个的“五台山”,在敌占区建立起一个个的“豆腐块”呢?毛泽东接着阐发了大家都关心的下一步工作:
陕北公学学员
你们要到敌人占领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从国际范围看,日本虽然包围了中国,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又包围了日本。中日战争不会几天就完结的,国共两党现在力量还不大,日本力量比我们大,假使十年前统一战线不破裂,则今天的情况定不会如此的,这点也规定了中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持久性。国际条件也是如此,世界人民反侵略求解放运动的时间已经接近了。中国不是孤立的,是与世界人民求解放的斗争相联结的。世界不可分割,革命不可分割,胜利也是不可分割的,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斯大林同志说: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国内可以完成,但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着,包围着苏联,因此必须要有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斗争的成功,才能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继续叮嘱同学们:
同学们毕业后,要更努力地工作。一方面不要偷懒,这个机会主义的倾向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急性病,那种一天就要胜利的心理也要铲除。……总之,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的,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
演讲的最后,毛泽东再次点题:
今天的临别赠言,就是这些。你们在这里主要是学了方向、原则与作风。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3]
1938年夏,根据形势的需要,陕公转移大部分师生至关中旬邑看花宫办学作为陕公分校,很快建立起了四个区队,每个区队下设四五个学员队,学员总数达到3000多人。总校在延安则以办高级研究班为主。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精简机关,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学,将陕公、女大和青干校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至此,陕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陕公创办四年,先后培养了1.1万名干部,[4]其中80%以上奔赴敌人后方从事抗日工作,10%在边区各个部门工作,10%到大后方工作。[5]他们作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的栋梁之才,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解:
[1] 鲁迅逝世一周年(1937年10月19日)纪念日陕公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做《论鲁迅》的演讲。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讲陕公的任务,他说:“陕北公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306页。
[2] 张培森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544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4—109页。
[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325页。
[5] 《解放日报》,1941年8月5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