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梁漱溟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是紧接着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谈到凌晨,而是谈到天明,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
梁漱溟
1938年1月1日,著名学者梁漱溟飞抵西安。此行的目的,用梁漱溟自己的话来说,是“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但“目的地实是延安”。[1]梁漱溟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做一考察;二是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梁漱溟(1893—1988),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20世纪30年代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此后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梁漱溟看到国民党抗战不力,特别是国难当头,一些国民党大员无心抗战,只顾逃难,甚至有的还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表现令他十分失望,他对抗战的前途也因此很悲观。同时,梁漱溟对共产主义的学说很感兴趣,虽然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却没有机会探讨这个问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抗战主张,特别是倡导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正因为上述两个原因,梁漱溟便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但由于他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获得批准后,梁漱溟又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于是很快成行。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启程前往延安,随行的还有照料他的侄女婿和外甥。[2]来延安的路途所见,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3]
而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更是让这个辛亥革命时期即参加同盟会的见多识广的社会活动家感到惊奇:
1938年初,毛泽东与民主人士梁漱溟在延安交谈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样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4]
梁漱溟在延安期间,参观了边区政府和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考察了边区的民主政治、学校教育等各个方面。除朱德、彭德怀等不在延安的军队领导人外,几乎与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都见面了。[5]而在延安让他最为难忘,并且是收获最大的,则是与毛泽东的几次畅谈。梁漱溟在自述中用写实的笔法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作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作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斟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简素。[6]
汪东林在与梁漱溟的访谈中,曾经让梁漱溟回忆当年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情况,梁漱溟欣然作答,并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至第二天凌晨。因为时令是冬天(1938年1月),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里的一间瓦房里,屋内没有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我,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我先讲,坦率地谈到我的失望,我的悲观,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致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有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是紧接着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谈到凌晨,而是谈到天明,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我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7]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几天后(1月12日)给艾思奇的信中专门提道: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笔者按:应该是《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8]
显然,毛泽东对梁漱溟的观点是很不以为然的,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坦诚、深入、无拘无束甚至是畅快淋漓的讨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正是毛泽东的不凡魅力,令一代鸿儒梁漱溟为之深深折服!
注解:
[1]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金城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185—186页。
[2]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82页。
[3] 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我是怎样一个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74页。
[4] 梁漱溟:《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抗敌和平建国而奔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2月版,第14—15页。
[5] 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我是怎样一个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74页。
[6] 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我是怎样一个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77—79页。
[7]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84—87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