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西行漫记》围绕着一系列中外读者对中国共产党领袖和工农红军的问题展开：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想干什么？
1938年2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上海出版，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书名最初叫《西行漫记》。即使如此，该书一经面世，就在众多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与反响，甚至因此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如果要追根溯源，这本书还是“出口转内销”的产物呢。
1938年2月10日，由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
1937年10月，斯诺将发表于英美报刊上介绍中国共产党红色根据地的系列报道，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其英文本首先由英国伦敦的维克多·格兰茨公司出版，并很快轰动英伦，几个星期内就销售10万余册，10月底前3次印刷，仍然供不应求。到12月，已连续出了5版。美国版则是1938年1月3日由兰登出版社发行问世，除插图外，内容和英国初版完全相同。该书出版后，1个月内就售出1.2万册，连印数次，并于当年7月修订增加内容后再版发行。
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保安
这本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192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并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3年至1938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任教。曾在中国西南的有关地区进行过考察，也目睹了“九一八”事变以及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淞沪抗战。斯诺带着探究的心理，在宋庆龄以及中共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于1936年6月从北平出发，经西安，冒着重重危险，秘密来到陕甘宁边区，成为采访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毛泽东对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把这种采访活动视为冲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舆论封锁，向国内外人士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契机。毛泽东与斯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外交、论日本帝国主义、内政问题、特殊问题、论联合战线等问题发表了看法。斯诺还在根据地以及红军前线深入考察，并与许多中共领袖、红军将领以及红军战士进行了深入交流。1936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他将这次西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很多通讯报道发给英美报刊，构成了后来在英美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主要内容。
1938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能够在上海出版，是因为还在兰登版英文本出版以前，上海租界内的一批抗日志士就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用“复社”的名义，征得时在上海的斯诺同意，于1938年2月集体翻译并出版了此书。斯诺除对原著的文字做了少量增删外，还增加了大量采访时所拍摄的照片，并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军占领区销售和传播此书，中文本就使用了《西行漫记》这个名称作为掩护。第一版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以后连出数版，仅在上海一地就印了5万本。国内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香港及东南亚华侨聚居区内也出现了数不胜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1]
《西行漫记》围绕着一系列中外读者对中国共产党领袖和工农红军的问题展开：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想干什么？[2]以平实、客观的笔触，通过作者第一手的采访资料，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普通民众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民主政权建设，以及作者所感受到的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1938年1月24日，斯诺在上海为《西行漫记》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
……创造这本书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战士，现在正在每天用了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3]
该书一经出版，立刻产生了轰动，并在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在上海求学的陈一鸣回忆：
我们拿到这本红书，争相阅读，心情兴奋。在上海一百多所大、中学校里，特别是学生组织的读书会里，普遍传阅或讨论。有的地方，一本书被拆成几部分，几个学生交换着看。青年们热爱这本红书，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热情，走上坚持抗战和革命的道路。我也就是读了这本书后，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促进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确立而投身革命的。在我学习过的一所进步学校麦伦中学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该书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中，描述、赞扬了时在红军政治部的刘晓），曾化名林庚汉在那儿任教。……参加翻译《西行漫记》的林淡秋、冯宾符等著名文化工作者，也在该校任教。他们培育青年，还指导各班级学生读书会的阅读和讨论，《西行漫记》成为必读书。[4]
后来成为著名漫画家的华君武就是因为看了《西行漫记》，才走上了追求光明的道路，华君武描述道：
华君武
（1938年的某一天，好友）递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它吸引住了。从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和丑恶的十里洋场上海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那边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爱国抗日的。《西行漫记》用大量的事实，给我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造谣污蔑、反共宣传。
1938年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单身一人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已经是隆冬的季节。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5]
后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季梅先也坦承他是随着《西行漫记》而来到延安的：
就在1938年，（从事地下工作的）我通过渠道得到一本被当局列为禁书的《西行漫记》，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一连看了好几天。……我从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延安伟大的力量，毛主席和延安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鲜活起来。（后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检查身体时，发现有肺病，便没有再去复查）就怕检查出问题后把我送出延安，当时想在延安学习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不能就这么失去。[6]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在八路军抗战前线抢救伤病员间隙给加拿大友人写信道：
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定将与我同感……[7]
可以说，斯诺的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感染并打动了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促使他们投奔延安，寻找光明，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窗口和桥梁。
注解：
[1] 周洪钧：《西行漫记》与中美关系，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89页。
[2] 詹姆士·贝特兰：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79页。
[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7—10页。
[4] 陈一鸣：红星照耀青年去战斗，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28页。
[5] 华君武：崇敬和感激，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105页。
[6] 季梅先：随《西行漫记》赴延安中央党校，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13页。
[7] 詹姆士·贝特兰：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79页。
1938年2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上海出版，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书名最初叫《西行漫记》。即使如此，该书一经面世，就在众多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与反响，甚至因此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如果要追根溯源，这本书还是“出口转内销”的产物呢。
1938年2月10日，由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
1937年10月，斯诺将发表于英美报刊上介绍中国共产党红色根据地的系列报道，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其英文本首先由英国伦敦的维克多·格兰茨公司出版，并很快轰动英伦，几个星期内就销售10万余册，10月底前3次印刷，仍然供不应求。到12月，已连续出了5版。美国版则是1938年1月3日由兰登出版社发行问世，除插图外，内容和英国初版完全相同。该书出版后，1个月内就售出1.2万册，连印数次，并于当年7月修订增加内容后再版发行。
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保安
这本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192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并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3年至1938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任教。曾在中国西南的有关地区进行过考察，也目睹了“九一八”事变以及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淞沪抗战。斯诺带着探究的心理，在宋庆龄以及中共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于1936年6月从北平出发，经西安，冒着重重危险，秘密来到陕甘宁边区，成为采访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毛泽东对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把这种采访活动视为冲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舆论封锁，向国内外人士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契机。毛泽东与斯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外交、论日本帝国主义、内政问题、特殊问题、论联合战线等问题发表了看法。斯诺还在根据地以及红军前线深入考察，并与许多中共领袖、红军将领以及红军战士进行了深入交流。1936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他将这次西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很多通讯报道发给英美报刊，构成了后来在英美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主要内容。
1938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能够在上海出版，是因为还在兰登版英文本出版以前，上海租界内的一批抗日志士就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用“复社”的名义，征得时在上海的斯诺同意，于1938年2月集体翻译并出版了此书。斯诺除对原著的文字做了少量增删外，还增加了大量采访时所拍摄的照片，并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军占领区销售和传播此书，中文本就使用了《西行漫记》这个名称作为掩护。第一版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以后连出数版，仅在上海一地就印了5万本。国内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香港及东南亚华侨聚居区内也出现了数不胜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1]
《西行漫记》围绕着一系列中外读者对中国共产党领袖和工农红军的问题展开：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想干什么？[2]以平实、客观的笔触，通过作者第一手的采访资料，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普通民众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民主政权建设，以及作者所感受到的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1938年1月24日，斯诺在上海为《西行漫记》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
……创造这本书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战士，现在正在每天用了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3]
该书一经出版，立刻产生了轰动，并在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在上海求学的陈一鸣回忆：
我们拿到这本红书，争相阅读，心情兴奋。在上海一百多所大、中学校里，特别是学生组织的读书会里，普遍传阅或讨论。有的地方，一本书被拆成几部分，几个学生交换着看。青年们热爱这本红书，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热情，走上坚持抗战和革命的道路。我也就是读了这本书后，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促进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确立而投身革命的。在我学习过的一所进步学校麦伦中学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该书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中，描述、赞扬了时在红军政治部的刘晓），曾化名林庚汉在那儿任教。……参加翻译《西行漫记》的林淡秋、冯宾符等著名文化工作者，也在该校任教。他们培育青年，还指导各班级学生读书会的阅读和讨论，《西行漫记》成为必读书。[4]
后来成为著名漫画家的华君武就是因为看了《西行漫记》，才走上了追求光明的道路，华君武描述道：
华君武
（1938年的某一天，好友）递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它吸引住了。从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和丑恶的十里洋场上海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那边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爱国抗日的。《西行漫记》用大量的事实，给我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造谣污蔑、反共宣传。
1938年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单身一人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已经是隆冬的季节。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5]
后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季梅先也坦承他是随着《西行漫记》而来到延安的：
就在1938年，（从事地下工作的）我通过渠道得到一本被当局列为禁书的《西行漫记》，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一连看了好几天。……我从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延安伟大的力量，毛主席和延安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鲜活起来。（后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检查身体时，发现有肺病，便没有再去复查）就怕检查出问题后把我送出延安，当时想在延安学习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不能就这么失去。[6]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在八路军抗战前线抢救伤病员间隙给加拿大友人写信道：
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定将与我同感……[7]
可以说，斯诺的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感染并打动了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促使他们投奔延安，寻找光明，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窗口和桥梁。
注解：
[1] 周洪钧：《西行漫记》与中美关系，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89页。
[2] 詹姆士·贝特兰：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79页。
[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7—10页。
[4] 陈一鸣：红星照耀青年去战斗，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28页。
[5] 华君武：崇敬和感激，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105页。
[6] 季梅先：随《西行漫记》赴延安中央党校，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13页。
[7] 詹姆士·贝特兰：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