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上海》盛大公演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首场演出成功之后，《血祭上海》在延安连续公演了20天，观众达一万多人，“这次公演推动延安艺术界新阵容的建立，也就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
1938年初春的时候，延安古城显得特别活跃。好像有什么兴奋的新奇事要到来似的，各机关学校都忙着开会，全城沉浸在愉快而紧张的气氛中。一了解，原来是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1]6周年，延安的文艺界正酝酿着排演一出剧作，要在这次伟大的纪念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当时在延安有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中央党校等培养军政民运工作干部的专门学校，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军政干部，但专门培养艺术干部的学校还没有。因此在延安的艺术家们都是分散在各个学校及机关中，大家平时团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这次“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活动，则为延安的艺术家们提供了很好的活动平台。因为要开一个隆重的纪念晚会，而距离演出的时间也越来越近，除了刚刚来到延安的上海、北平的一批艺术家外，又从抗大、陕公、党政群机关中集中了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利用短短两星期的时间突击工作，很快就集体创作出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该剧本是根据抗日英雄胡阿毛的真实事迹创作的。胡阿毛是上海的一个汽车司机，被日军抓去运送军火，他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奋不顾身，在运输途中将装满日军弹药的汽车开进黄浦江，本人也壮烈牺牲。
延安二道街浸信会基督教堂
1938年1月28日的纪念晚会上，四幕话剧《血祭上海》正式公演。晚会在延安二道街的基督教堂[2]，也就是当时的“中央大礼堂”里举行。刚从南方来到延安的青年记者团代表舒湮，也观看了演出，由于是被邀请的来宾，舒湮和其他记者团成员被安排坐在会场前排。他们到达时，演出会场上已经挤满了抗大、陕公和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大家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情绪非常高昂，歌声此起彼伏。
舒湮已经知道当晚会演出《血祭上海》，并且参与演出的许多人他在上海时就很熟悉。所以趁着演出前的空隙，他特地走进后台，与原在上海就认识的或曾经同台演过戏的左明（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队长）、蓝苹（江青）、李琳（孙维世）等人热情地握手，互相拥抱致意。
晚会先从一幕苏联舞蹈——《快乐的集体农庄员》开始，这种新型的舞蹈节目，对来自南方的舒湮他们是完全陌生的。很快，舒湮与在座观众所期待的话剧——四幕剧《血祭上海》正式开始演出了。[3]音乐家向隅担任该剧的配乐以及手风琴伴奏。[4]由于参与演出的演职员有的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文艺家，有的是来自上海等地的作家或话剧、电影演员，他们的艺术功底深厚，表演技巧娴熟，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取得这样全城轰动的演出效果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边区连一盏电灯也没有，舞台的设备的困难是用不着说的”[5]，但即使临时搭起的舞台十分简陋，演员们的表演却非常吸引人，不时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6]
首场演出成功之后，《血祭上海》在延安连续公演了20天，观众达一万多人，“这次公演推动延安艺术界新阵容的建立，也就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7]。
《血祭上海》演职人员
《血祭上海》首演成功后，1938年2月21日，边区文协召集该剧的演职人员以及周扬、沙可夫等20余位文化工作者，专门召开了座谈会，总结演出的得失。[8]任白戈首先介绍说：《血祭上海》是为纪念“一·二八”事变而作的，参加集体创作的是朱光、左明、沙可夫、徐一心、黄天和我。剧本是左明提出的，本来叫作《黄阿毛》，共5幕，后来在演出时剧名就改了。朱光补充道：这剧是第一次的集体创作，着重表现工人怎样为民族而光荣地牺牲、知识分子的参加抗战和汉奸对抗战事业的破坏。沙可夫认为虽然在表演上还有待再提高，但剧本的主题在于表现中国人民在“一·二八”战争中英勇的牺牲，坚决和汉奸做斗争。大家从主题、表演等方面还坦城地提出了许多意见。
毛泽东等联署的《鲁艺创立缘起》
不久的一个晚上，宣传部门邀请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一起聚餐座谈，祝贺演出的成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说，这么多的艺术人才聚到一起不容易，就不要再散了。大家谈到延安当时已经有了培养军政干部的抗大与陕北公学，但是还没有专门的艺术学校，就提议以这些艺术家们为基础，加紧创办一所艺术院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即表示赞成，会上议定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则表示对这位伟人的纪念，二则表示要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大步前进。这个提议获得了现场人员一致的掌声，纷纷表示赞同。会后，以沙可夫、朱光、徐一新、吕骥、左明等组成筹备委员会，着手创建鲁迅艺术学院。[9]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发起的《鲁艺创立缘起》公布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鲁艺也很快招生并正式办学。
据曾在抗大学习的丁雪松回忆，当时还在抗大学习的时年十七八岁的孙维世以一出《血祭上海》而崭露头角，后来留苏学习，回来之后就成了名导演。[10]
毛泽东对参与《血祭上海》演出的仉平印象深刻。在一次抗日军政大学的活动上，毛泽东问仉平的爱人：你爱人在哪个部门工作？叫什么？
仉平的爱人回答：抗大，叫张平。
毛泽东继续问：不就是在话剧《血祭上海》中演阿毛的那个小伙子吗？他演得不错。不过他的姓应该念‘仉’（zhǎng），不念‘张’（zhāng）。又问：你爱人是山东人吧？至少他祖籍应该是山东曲阜。
仉平的爱人只知道他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究竟是哪里人，她弄不清楚。
毛泽东接着说：你没听说孟母仉氏吗？在中国姓这个姓的人极少，现在姓仉的，差不多都在山东省曲阜县，他们不是孔家的佃户，就是孟家的佃户……
张平正是姓仉，原名仉家驹，山东曲阜人。抗战前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活动时，改名仉平，以后参加拍电影，因“仉”字很冷僻，经常有人将“仉”念作“仇”，或念作“几”，念作“倪”，尤其在写电影职员表时，更会使人弄混，为了通俗起见，他干脆把“仉”姓改为“张”姓了。[11]
注解：
[1]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突袭闸北，蓄意挑起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国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动员全市人民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担架队等，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使日军遭受重创，也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延安二道街浸信会（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教堂，由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筹资与延安居民共同建造，1914年11月1日正式建成。此教堂坐北朝南，砖瓦结构，内置木地板，设备考究，后毁于日军空袭。
[3] 舒湮：《微生断梦：舒湮和冒氏家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56页。
[4] 向隅：追求与奉献，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81页。
[5] 艾思奇：谈谈边区的文化，《新中华报》，1938年3月5日。
[6] 李清潍：我到了延安，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忆沂蒙》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53页。
[7] 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特辑，徐一新：《艺术新园地是怎样开辟的》，《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第4版。
[8] 《血祭上海座谈会摘要》，《新中华报》，1938年3月5日，第4版。
[9] [10] 孙国林、曹桂芳编：《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486页。
[11] 江羽、孔今骥：《名人姓名趣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62—163页。
1938年初春的时候，延安古城显得特别活跃。好像有什么兴奋的新奇事要到来似的，各机关学校都忙着开会，全城沉浸在愉快而紧张的气氛中。一了解，原来是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1]6周年，延安的文艺界正酝酿着排演一出剧作，要在这次伟大的纪念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当时在延安有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中央党校等培养军政民运工作干部的专门学校，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军政干部，但专门培养艺术干部的学校还没有。因此在延安的艺术家们都是分散在各个学校及机关中，大家平时团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这次“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活动，则为延安的艺术家们提供了很好的活动平台。因为要开一个隆重的纪念晚会，而距离演出的时间也越来越近，除了刚刚来到延安的上海、北平的一批艺术家外，又从抗大、陕公、党政群机关中集中了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利用短短两星期的时间突击工作，很快就集体创作出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该剧本是根据抗日英雄胡阿毛的真实事迹创作的。胡阿毛是上海的一个汽车司机，被日军抓去运送军火，他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奋不顾身，在运输途中将装满日军弹药的汽车开进黄浦江，本人也壮烈牺牲。
延安二道街浸信会基督教堂
1938年1月28日的纪念晚会上，四幕话剧《血祭上海》正式公演。晚会在延安二道街的基督教堂[2]，也就是当时的“中央大礼堂”里举行。刚从南方来到延安的青年记者团代表舒湮，也观看了演出，由于是被邀请的来宾，舒湮和其他记者团成员被安排坐在会场前排。他们到达时，演出会场上已经挤满了抗大、陕公和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大家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情绪非常高昂，歌声此起彼伏。
舒湮已经知道当晚会演出《血祭上海》，并且参与演出的许多人他在上海时就很熟悉。所以趁着演出前的空隙，他特地走进后台，与原在上海就认识的或曾经同台演过戏的左明（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队长）、蓝苹（江青）、李琳（孙维世）等人热情地握手，互相拥抱致意。
晚会先从一幕苏联舞蹈——《快乐的集体农庄员》开始，这种新型的舞蹈节目，对来自南方的舒湮他们是完全陌生的。很快，舒湮与在座观众所期待的话剧——四幕剧《血祭上海》正式开始演出了。[3]音乐家向隅担任该剧的配乐以及手风琴伴奏。[4]由于参与演出的演职员有的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文艺家，有的是来自上海等地的作家或话剧、电影演员，他们的艺术功底深厚，表演技巧娴熟，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取得这样全城轰动的演出效果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边区连一盏电灯也没有，舞台的设备的困难是用不着说的”[5]，但即使临时搭起的舞台十分简陋，演员们的表演却非常吸引人，不时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6]
首场演出成功之后，《血祭上海》在延安连续公演了20天，观众达一万多人，“这次公演推动延安艺术界新阵容的建立，也就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7]。
《血祭上海》演职人员
《血祭上海》首演成功后，1938年2月21日，边区文协召集该剧的演职人员以及周扬、沙可夫等20余位文化工作者，专门召开了座谈会，总结演出的得失。[8]任白戈首先介绍说：《血祭上海》是为纪念“一·二八”事变而作的，参加集体创作的是朱光、左明、沙可夫、徐一心、黄天和我。剧本是左明提出的，本来叫作《黄阿毛》，共5幕，后来在演出时剧名就改了。朱光补充道：这剧是第一次的集体创作，着重表现工人怎样为民族而光荣地牺牲、知识分子的参加抗战和汉奸对抗战事业的破坏。沙可夫认为虽然在表演上还有待再提高，但剧本的主题在于表现中国人民在“一·二八”战争中英勇的牺牲，坚决和汉奸做斗争。大家从主题、表演等方面还坦城地提出了许多意见。
毛泽东等联署的《鲁艺创立缘起》
不久的一个晚上，宣传部门邀请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一起聚餐座谈，祝贺演出的成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说，这么多的艺术人才聚到一起不容易，就不要再散了。大家谈到延安当时已经有了培养军政干部的抗大与陕北公学，但是还没有专门的艺术学校，就提议以这些艺术家们为基础，加紧创办一所艺术院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即表示赞成，会上议定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则表示对这位伟人的纪念，二则表示要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大步前进。这个提议获得了现场人员一致的掌声，纷纷表示赞同。会后，以沙可夫、朱光、徐一新、吕骥、左明等组成筹备委员会，着手创建鲁迅艺术学院。[9]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发起的《鲁艺创立缘起》公布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鲁艺也很快招生并正式办学。
据曾在抗大学习的丁雪松回忆，当时还在抗大学习的时年十七八岁的孙维世以一出《血祭上海》而崭露头角，后来留苏学习，回来之后就成了名导演。[10]
毛泽东对参与《血祭上海》演出的仉平印象深刻。在一次抗日军政大学的活动上，毛泽东问仉平的爱人：你爱人在哪个部门工作？叫什么？
仉平的爱人回答：抗大，叫张平。
毛泽东继续问：不就是在话剧《血祭上海》中演阿毛的那个小伙子吗？他演得不错。不过他的姓应该念‘仉’（zhǎng），不念‘张’（zhāng）。又问：你爱人是山东人吧？至少他祖籍应该是山东曲阜。
仉平的爱人只知道他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究竟是哪里人，她弄不清楚。
毛泽东接着说：你没听说孟母仉氏吗？在中国姓这个姓的人极少，现在姓仉的，差不多都在山东省曲阜县，他们不是孔家的佃户，就是孟家的佃户……
张平正是姓仉，原名仉家驹，山东曲阜人。抗战前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活动时，改名仉平，以后参加拍电影，因“仉”字很冷僻，经常有人将“仉”念作“仇”，或念作“几”，念作“倪”，尤其在写电影职员表时，更会使人弄混，为了通俗起见，他干脆把“仉”姓改为“张”姓了。[11]
注解：
[1]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突袭闸北，蓄意挑起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国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动员全市人民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担架队等，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使日军遭受重创，也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延安二道街浸信会（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教堂，由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筹资与延安居民共同建造，1914年11月1日正式建成。此教堂坐北朝南，砖瓦结构，内置木地板，设备考究，后毁于日军空袭。
[3] 舒湮：《微生断梦：舒湮和冒氏家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56页。
[4] 向隅：追求与奉献，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81页。
[5] 艾思奇：谈谈边区的文化，《新中华报》，1938年3月5日。
[6] 李清潍：我到了延安，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忆沂蒙》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53页。
[7] 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特辑，徐一新：《艺术新园地是怎样开辟的》，《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第4版。
[8] 《血祭上海座谈会摘要》，《新中华报》，1938年3月5日，第4版。
[9] [10] 孙国林、曹桂芳编：《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486页。
[11] 江羽、孔今骥：《名人姓名趣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6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