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上的诗歌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给我一支枪，
我要上战场。
国仇家恨千万桩，
哪个能够再忍让！
哨 岗
贺 嘉
星月照在哨岗，
刀枪插在肩膀。
装进子弹，瞄准敌方，
耳听八方，眼看四方。
守住我们的家乡，
守住我们的边疆。
这是发表在1938年延安《新中华报》上的一首街头诗。短小精悍，文字朴实，却有着强烈的宣传鼓动力量。这也是从1938年开始风靡延安的街头诗歌运动中的典型代表。
中共中央刚到延安的时候，由于长期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里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即使那些参加了革命的八路军战士，许多也都是文盲。如何向包括普通工农分子、八路军战士在内的广大群众用容易理解、看得懂的语言和形式宣传抗战，动员大家积极投入根据地建设，是当时面临的普遍问题。而1937年就组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自成立伊始，就深入到广大的农村、部队和基层一线，宣传抗战，教育引导广大的民众，并用广大群众喜爱的戏剧、街头诗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深受群众欢迎。
1938年8月10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刊登《街头诗歌运动宣言》
利用城市和乡村的街道、墙壁，以诗歌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也就在工作实践中应运而生了。1938年8月7日，边区文协战歌社的柯仲平、林山等人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的田间、邵子南等人公开倡导街头诗歌运动。他们打着“街头诗歌运动日”的红幅，发布《街头诗歌运动宣言》。
宣言倡议：在今天开展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运动，不但要利用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同时也能使诗歌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我们要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这一伟大时代中，从全国各地展开伟大的抗战诗歌运动——而街头诗歌运动，我们认为就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新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
曾在抗大第四期二大队第四队学习的丹辉回忆：
田间、邵子南等编写的街头诗
一九三八年八月，有一天早晨，延安城里满街都是街头诗，有用红布、白布写的，一幅幅挂在街当中，也有用红绿纸写的，一张张贴在大街两边的墙上。这是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联合举办的“街头诗歌运动日”。[1]
1938年8月10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刊发的一组街头诗
作为延安街头诗运动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发起者，号称“呐喊诗人”的柯仲平[2]，是典型的具有浪漫气质的文化人，尤其喜好吟诵。1938年，他创作的两首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陕甘宁边区最早歌颂工农兵的长诗佳作，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延安的街头诗歌运动和诗歌朗诵运动，也就在柯仲平等人的积极倡导和开展下蔚成风气，一时间成为延安乃至陕甘宁边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宣传街头诗歌运动，1938年8月10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除刊发《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外，还刊发了一组街头诗歌：
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
田间
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
我们应该跟着——
边区的旗帜，
首长的指挥，
站到大队里头，
照毛主席所说：
“坚持持久战斗！”
我们向你们敬礼
——给过路的战士们
骆方
同志们！
你们是上前方，
还是调到后方休养？
同志们！
你们一定很疲乏了！
在这儿小店里，草地上，
喝口水，歇一歇腿！
同志们！
我们知道你们的心理，
打日本鬼子我们很高兴……
为国家，为民族，
什么苦痛都乐意。
同志们！
祝你们胜利，
祝你们健康，
我们等候你们下次来到这里，
我们向你们敬礼。
开大会
余修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看游行的队伍，
成千成万，
男的女的，一眼望不到边。
为了打鬼子，
老的少的都参加到队伍里来干，
连七八岁的小娃，
也举起拳头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儿歌
史轮
我拿不动大哥的枪，
妈妈叫我快成长。
妈妈说：
等你大了给你买杆枪，
那红缨子，
比大哥的还要长。
我不会耍二哥的刀，
爸爸叫我快长高。
爸爸说：
等你高了给你打把刀，
那红绸子，
比二哥的还要好。
1938年8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刊发的一组街头诗，也很有代表性：
给我一支枪
季纯
给我一支枪，
我要上战场。
我的兄弟，
我的爹娘，
都惨死成一摊泥浆。
我的田舍，
我的家乡，
也轰炸得一片精光！
日本人要叫中国国破家亡，
中国人怎还能痴心妄想！
给我一支枪，
我要上战场。
国仇家恨千万桩，
哪个能够再忍让！
小脚婆姨
刘御
宝塔山，
高又高。
张三娶个女姣姣，
黑眼睛，
身段巧，
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
地不会种，
水不会挑，
走路风摇腰，
怕过独木桥，
鬼子打来更是逃不了！
关于街头诗歌运动的缘由，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林山在《为什么提倡街头诗》一文中做了说明。他说：
诗歌大众化，这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了，现在问题是怎样才能大众化。
首先，我以为使诗歌和群众接近，或者说使诗歌深入到群众中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不接近大众，不深入大众，而来谈大众化，这都是空话，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提倡街头诗（墙头诗），就是要把诗歌贴到街头上，写到街头上，给大众看，给大众读，引起大众对诗歌的爱好，使大众也来写诗，这样，由不断的实践中就可以使诗歌大众化——成为大众的诗歌。
这是从诗歌创作本身来说的。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认为目前一切应该服务于抗战，诗歌当然也是一样。而要达到这目的，就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街头诗就是诗歌的新形式之一种，这形式在目前因印刷困难，纸张缺乏，出诗集的不容易，已成为客观环境的迫切的要求。
上面两点，就是我们提倡街头诗的理由。[3]
关于“街头诗在战地”的作用，林山也做了阐述：
上面已经说了，因为印刷困难，纸张缺乏等原因，街头诗这新的形式已成为环境的迫切的要求。
在战地，这要求就更加迫切了。
陕北、晋西北一带（我最近曾到那一带走过），街头或路边石崖上，已有许多街头诗出现，虽然很幼稚，不完整，但终应该说它是诗，因为它和标语不同——比标语丰富、具体、复杂，有大体可念的音韵，有情感。
1938年8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刊登《关于街头诗运动》一文
下面三首，就是我从街头或石崖上抄下来的街头诗：
（一）
同胞们！鼓起精神，
奔赴前线，
杀敌复仇，
完成我们的使命。
——抄自清涧县街头上
（二）
汹涌的奔流呀！
你是象征着先遣军的前进吗？
——抄自神木到哈拉寨山沟石崖上
（三）
八路军真正好，
既会打仗又耐劳，
不打百姓不扰民，
大家快快来仿效。
——抄自山西桥头镇墙壁上
上面抄的几首是比较完整的，像这类的东西，在晋西北，特别是晋西北的中心——岢岚，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街头诗的发展的可能与需要了。
写这些诗的，一定不是“为写诗而写诗”的“诗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写诗。不过为了鼓励战士，教育群众，或表现不能抑制的情绪，标语太简单，不够用，所以把语言组织起来，写成一首诗。
街头诗已经出现了，我们——诗歌工作者，为什么不赶快地，有计划地来提倡、来利用、来创造这种诗歌的新形式呢？
假使有人去提倡，去创造，街头诗的发展是很有前途的，我敢这样说。[4]
林山还总结了街头诗运动的意义及成绩：
我们不只是谈理论，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据理论来实践。延安又是我们提倡街头诗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战歌社、战地社的同志，于八月七日发动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街头诗运动，大胆地把诗歌贴到街上去，挂到街上去。
这一次运动的意义在哪里呢？
最主要的一点是，争取得到人们对街头诗的承认（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这一点完全可以做到）。正如我们过去提倡诗歌朗诵一样，这运动不久一定会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的。这，对中国的诗歌运动（同时也就是对抗战）是可以起相当大的作用的。
至于这次的成绩究竟怎样，现在当然还不能有正确的评价（我们要等群众来评价），但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都是相当满意的。几天之内能动员三十几位同志来写诗，用一种新的创造的形式来写，几天之内能收集百把首诗（大半可以用），其中如柯仲平同志的《保护我们的利益》，田间同志的《毛泽东同志》，骆方同志的《我们向你们敬礼》，高敏夫同志的《边区自卫军》，史轮同志的《儿歌》，刘御同志的《小脚婆姨》等，都是很好的作品。
这些，就是我们这一次街头诗运动的成绩。
……我们希望同志们，特别是做文化、文艺工作的同志，都来赞助和参加我们的工作，给我们以意见和批评，使这运动可以更顺利更广泛地发展下去。[5]
作为街头诗运动主要发起人、参与人的诗人田间，这样描述了当时街头诗在延安受欢迎的情况：这些诗，写在墙头或贴在城门楼旁以后，马上便围上一群人，有手执红缨枪的，有手持纪念册的，有牵着山羊的，有嘴含大烟锅的，都在看、都在念。还有的急匆匆地抄在他的本本上。[6]延安的街头诗运动也辐射到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办的《文艺突击》刊发了一篇消息，介绍晋西北的街头诗运动：
1938年田间在西北战地服务团
自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二组把街头诗这种新的运动带到晋西北后，街头诗的热潮就在那里高涨起来了。这一运动，以岢岚为中心，渐渐发展到各地去。现在，岢岚、兴县、临县、五寨、宁武、神池……每一个城市街头上，都有许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出现。九月十九日，在岢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朝会上，举行了一次诗歌朗诵，得到不少群众的鼓掌。九月廿九日战总会周年纪念会上，岢岚青年俱乐部周围挂满了纪念战总会周年的街头诗，尤以战委会史诗，洋洋数万言记述战总一年来的历史，更为精彩。最近，晋西北文化工作协会，除在各县普遍地开展街头诗运动外，更拟出刊街头诗集。街头诗在晋西北已逐渐受人们所爱好、所欢迎了，而且在部队中也开始发展起来。街头诗已成为宣传的利器，文艺的游击队，在战地文艺活动开辟了一条新的路。[7]
1938年冬，田间、邵子南、史轮等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把延安的街头诗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与他们一起活动的诗人曼晴回忆道：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即见到延安街头、墙壁上，有不少用艺术字书写的街头诗，还有一些诗人集会朗诵诗。我们从延安出发，在赴晋察冀边区的路上，与搞美术的同志合作，沿途在村头、路旁岩石上，书写一些街头诗、岩头诗。当时最积极的是田间同志，常见他提着粉桶，拿着毛刷，书写他的短诗。已经牺牲了的诗人史轮，当时也曾提着粉桶，在街头墙壁上、岩山上，书写过自己的诗。[8]
注解：
[1] 丹辉：晋察冀诗歌战线的一支轻骑兵——记抗日战争时期的铁流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2] 柯仲平（1902—1964），云南宝宁（今广南）人。1937年到延安，参与倡导街头诗歌运动。曾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主任。
[3] 林山：为什么提倡街头诗，《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第4版。
[4] 林山：街头诗在战地，《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第4版。
[5] 林山：街头诗运动的意义及成绩，《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第4版。
[6] 田间：延安——诗歌的摇篮，汤洛等编：《延安诗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38页。
[7] 晋西北的街头诗运动，《文艺突击》，1938年10月16日，第24—25页。
[8] 曼晴：春风杨柳万千条——回忆晋察冀边区的诗歌运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我要上战场。
国仇家恨千万桩，
哪个能够再忍让！
哨 岗
贺 嘉
星月照在哨岗，
刀枪插在肩膀。
装进子弹，瞄准敌方，
耳听八方，眼看四方。
守住我们的家乡，
守住我们的边疆。
这是发表在1938年延安《新中华报》上的一首街头诗。短小精悍，文字朴实，却有着强烈的宣传鼓动力量。这也是从1938年开始风靡延安的街头诗歌运动中的典型代表。
中共中央刚到延安的时候，由于长期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里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即使那些参加了革命的八路军战士，许多也都是文盲。如何向包括普通工农分子、八路军战士在内的广大群众用容易理解、看得懂的语言和形式宣传抗战，动员大家积极投入根据地建设，是当时面临的普遍问题。而1937年就组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自成立伊始，就深入到广大的农村、部队和基层一线，宣传抗战，教育引导广大的民众，并用广大群众喜爱的戏剧、街头诗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深受群众欢迎。
1938年8月10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刊登《街头诗歌运动宣言》
利用城市和乡村的街道、墙壁，以诗歌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也就在工作实践中应运而生了。1938年8月7日，边区文协战歌社的柯仲平、林山等人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的田间、邵子南等人公开倡导街头诗歌运动。他们打着“街头诗歌运动日”的红幅，发布《街头诗歌运动宣言》。
宣言倡议：在今天开展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运动，不但要利用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同时也能使诗歌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我们要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这一伟大时代中，从全国各地展开伟大的抗战诗歌运动——而街头诗歌运动，我们认为就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新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
曾在抗大第四期二大队第四队学习的丹辉回忆：
田间、邵子南等编写的街头诗
一九三八年八月，有一天早晨，延安城里满街都是街头诗，有用红布、白布写的，一幅幅挂在街当中，也有用红绿纸写的，一张张贴在大街两边的墙上。这是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联合举办的“街头诗歌运动日”。[1]
1938年8月10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刊发的一组街头诗
作为延安街头诗运动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发起者，号称“呐喊诗人”的柯仲平[2]，是典型的具有浪漫气质的文化人，尤其喜好吟诵。1938年，他创作的两首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陕甘宁边区最早歌颂工农兵的长诗佳作，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延安的街头诗歌运动和诗歌朗诵运动，也就在柯仲平等人的积极倡导和开展下蔚成风气，一时间成为延安乃至陕甘宁边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宣传街头诗歌运动，1938年8月10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除刊发《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外，还刊发了一组街头诗歌：
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
田间
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
我们应该跟着——
边区的旗帜，
首长的指挥，
站到大队里头，
照毛主席所说：
“坚持持久战斗！”
我们向你们敬礼
——给过路的战士们
骆方
同志们！
你们是上前方，
还是调到后方休养？
同志们！
你们一定很疲乏了！
在这儿小店里，草地上，
喝口水，歇一歇腿！
同志们！
我们知道你们的心理，
打日本鬼子我们很高兴……
为国家，为民族，
什么苦痛都乐意。
同志们！
祝你们胜利，
祝你们健康，
我们等候你们下次来到这里，
我们向你们敬礼。
开大会
余修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看游行的队伍，
成千成万，
男的女的，一眼望不到边。
为了打鬼子，
老的少的都参加到队伍里来干，
连七八岁的小娃，
也举起拳头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儿歌
史轮
我拿不动大哥的枪，
妈妈叫我快成长。
妈妈说：
等你大了给你买杆枪，
那红缨子，
比大哥的还要长。
我不会耍二哥的刀，
爸爸叫我快长高。
爸爸说：
等你高了给你打把刀，
那红绸子，
比二哥的还要好。
1938年8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刊发的一组街头诗，也很有代表性：
给我一支枪
季纯
给我一支枪，
我要上战场。
我的兄弟，
我的爹娘，
都惨死成一摊泥浆。
我的田舍，
我的家乡，
也轰炸得一片精光！
日本人要叫中国国破家亡，
中国人怎还能痴心妄想！
给我一支枪，
我要上战场。
国仇家恨千万桩，
哪个能够再忍让！
小脚婆姨
刘御
宝塔山，
高又高。
张三娶个女姣姣，
黑眼睛，
身段巧，
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
地不会种，
水不会挑，
走路风摇腰，
怕过独木桥，
鬼子打来更是逃不了！
关于街头诗歌运动的缘由，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林山在《为什么提倡街头诗》一文中做了说明。他说：
诗歌大众化，这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了，现在问题是怎样才能大众化。
首先，我以为使诗歌和群众接近，或者说使诗歌深入到群众中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不接近大众，不深入大众，而来谈大众化，这都是空话，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提倡街头诗（墙头诗），就是要把诗歌贴到街头上，写到街头上，给大众看，给大众读，引起大众对诗歌的爱好，使大众也来写诗，这样，由不断的实践中就可以使诗歌大众化——成为大众的诗歌。
这是从诗歌创作本身来说的。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认为目前一切应该服务于抗战，诗歌当然也是一样。而要达到这目的，就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街头诗就是诗歌的新形式之一种，这形式在目前因印刷困难，纸张缺乏，出诗集的不容易，已成为客观环境的迫切的要求。
上面两点，就是我们提倡街头诗的理由。[3]
关于“街头诗在战地”的作用，林山也做了阐述：
上面已经说了，因为印刷困难，纸张缺乏等原因，街头诗这新的形式已成为环境的迫切的要求。
在战地，这要求就更加迫切了。
陕北、晋西北一带（我最近曾到那一带走过），街头或路边石崖上，已有许多街头诗出现，虽然很幼稚，不完整，但终应该说它是诗，因为它和标语不同——比标语丰富、具体、复杂，有大体可念的音韵，有情感。
1938年8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4版刊登《关于街头诗运动》一文
下面三首，就是我从街头或石崖上抄下来的街头诗：
（一）
同胞们！鼓起精神，
奔赴前线，
杀敌复仇，
完成我们的使命。
——抄自清涧县街头上
（二）
汹涌的奔流呀！
你是象征着先遣军的前进吗？
——抄自神木到哈拉寨山沟石崖上
（三）
八路军真正好，
既会打仗又耐劳，
不打百姓不扰民，
大家快快来仿效。
——抄自山西桥头镇墙壁上
上面抄的几首是比较完整的，像这类的东西，在晋西北，特别是晋西北的中心——岢岚，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街头诗的发展的可能与需要了。
写这些诗的，一定不是“为写诗而写诗”的“诗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写诗。不过为了鼓励战士，教育群众，或表现不能抑制的情绪，标语太简单，不够用，所以把语言组织起来，写成一首诗。
街头诗已经出现了，我们——诗歌工作者，为什么不赶快地，有计划地来提倡、来利用、来创造这种诗歌的新形式呢？
假使有人去提倡，去创造，街头诗的发展是很有前途的，我敢这样说。[4]
林山还总结了街头诗运动的意义及成绩：
我们不只是谈理论，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据理论来实践。延安又是我们提倡街头诗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战歌社、战地社的同志，于八月七日发动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街头诗运动，大胆地把诗歌贴到街上去，挂到街上去。
这一次运动的意义在哪里呢？
最主要的一点是，争取得到人们对街头诗的承认（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这一点完全可以做到）。正如我们过去提倡诗歌朗诵一样，这运动不久一定会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的。这，对中国的诗歌运动（同时也就是对抗战）是可以起相当大的作用的。
至于这次的成绩究竟怎样，现在当然还不能有正确的评价（我们要等群众来评价），但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都是相当满意的。几天之内能动员三十几位同志来写诗，用一种新的创造的形式来写，几天之内能收集百把首诗（大半可以用），其中如柯仲平同志的《保护我们的利益》，田间同志的《毛泽东同志》，骆方同志的《我们向你们敬礼》，高敏夫同志的《边区自卫军》，史轮同志的《儿歌》，刘御同志的《小脚婆姨》等，都是很好的作品。
这些，就是我们这一次街头诗运动的成绩。
……我们希望同志们，特别是做文化、文艺工作的同志，都来赞助和参加我们的工作，给我们以意见和批评，使这运动可以更顺利更广泛地发展下去。[5]
作为街头诗运动主要发起人、参与人的诗人田间，这样描述了当时街头诗在延安受欢迎的情况：这些诗，写在墙头或贴在城门楼旁以后，马上便围上一群人，有手执红缨枪的，有手持纪念册的，有牵着山羊的，有嘴含大烟锅的，都在看、都在念。还有的急匆匆地抄在他的本本上。[6]延安的街头诗运动也辐射到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办的《文艺突击》刊发了一篇消息，介绍晋西北的街头诗运动：
1938年田间在西北战地服务团
自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二组把街头诗这种新的运动带到晋西北后，街头诗的热潮就在那里高涨起来了。这一运动，以岢岚为中心，渐渐发展到各地去。现在，岢岚、兴县、临县、五寨、宁武、神池……每一个城市街头上，都有许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出现。九月十九日，在岢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朝会上，举行了一次诗歌朗诵，得到不少群众的鼓掌。九月廿九日战总会周年纪念会上，岢岚青年俱乐部周围挂满了纪念战总会周年的街头诗，尤以战委会史诗，洋洋数万言记述战总一年来的历史，更为精彩。最近，晋西北文化工作协会，除在各县普遍地开展街头诗运动外，更拟出刊街头诗集。街头诗在晋西北已逐渐受人们所爱好、所欢迎了，而且在部队中也开始发展起来。街头诗已成为宣传的利器，文艺的游击队，在战地文艺活动开辟了一条新的路。[7]
1938年冬，田间、邵子南、史轮等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把延安的街头诗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与他们一起活动的诗人曼晴回忆道：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即见到延安街头、墙壁上，有不少用艺术字书写的街头诗，还有一些诗人集会朗诵诗。我们从延安出发，在赴晋察冀边区的路上，与搞美术的同志合作，沿途在村头、路旁岩石上，书写一些街头诗、岩头诗。当时最积极的是田间同志，常见他提着粉桶，拿着毛刷，书写他的短诗。已经牺牲了的诗人史轮，当时也曾提着粉桶，在街头墙壁上、岩山上，书写过自己的诗。[8]
注解：
[1] 丹辉：晋察冀诗歌战线的一支轻骑兵——记抗日战争时期的铁流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2] 柯仲平（1902—1964），云南宝宁（今广南）人。1937年到延安，参与倡导街头诗歌运动。曾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主任。
[3] 林山：为什么提倡街头诗，《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第4版。
[4] 林山：街头诗在战地，《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第4版。
[5] 林山：街头诗运动的意义及成绩，《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第4版。
[6] 田间：延安——诗歌的摇篮，汤洛等编：《延安诗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38页。
[7] 晋西北的街头诗运动，《文艺突击》，1938年10月16日，第24—25页。
[8] 曼晴：春风杨柳万千条——回忆晋察冀边区的诗歌运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