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非凡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延安召开。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的75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七大的召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大党，更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曙光即将到来。在七大会议上，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家知道，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看重六届六中全会的作用呢？
这还得从王明从苏联回国说起。1937年11月29日，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受共产国际的指派回到延安。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王明等人的回国非常重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真诚而高兴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王明回来后，却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尤其是他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后，未经中央同意，多次发表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的错误观点，甚至把有关包含错误主张的文章公开发表。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他的右倾错误观点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给党的工作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会人员合影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由于此前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客观真实地汇报了中国革命的有关情况，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在王稼祥回国前夕，针对中共中央的领导问题，时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中共一年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底气。在后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政治上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和统一领导。
因为王明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基本政策等说三道四、批评指责，打的都是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自居，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指示无异于解除了王明右倾的武装。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正处在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迫切需要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王稼祥回国，就将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上了议事日程。[2]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7人，各部门和来自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9人。会期长达近39天，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场是位于延安东关桥儿沟的天主教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堂内部陈设仍然是按照六届六中全会的原貌布置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的是马恩列斯的画像，中间是鲜艳的党旗。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王明、秦邦宪、陈云、刘少奇、彭德怀、康生等在主席台就座。主席台上方的会标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两侧的横幅标语是这次大会的口号：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1938年9月上旬，周恩来、王明、博古、徐特立等从武汉回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部队战士和延安各界群众的欢迎
桥儿沟天主教堂内景
大会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
10月12日，毛泽东在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不点名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报告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中，毛泽东专门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号召全党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
11月5日，毛泽东做总结发言，全会通过了《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案》，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六届六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其历史功绩在于：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制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克服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尤其是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会还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为此后全党大兴理论学习之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会议期间，鲁艺专门为与会代表演出了三幕话剧《打虎沟》。街头诗运动的倡导者柯仲平则在延安大礼堂的石灰墙上，亲手刷写了墙头诗：
啊同志们！战啊战！
你好好掌舵，我好好摇桨；
不怕暴风暴，不怕狂浪狂，
我们中国共产党，越在危险的关头上，越有坚定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
啊同志们！战啊战！
战到黄昏后，夜吗夜深沉，
西不见长庚，东不见启明，
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
在那夜深沉的时候，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3]
注解：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231页。
[2] 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215页。
[3]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90页。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延安召开。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的75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七大的召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大党，更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曙光即将到来。在七大会议上，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家知道，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看重六届六中全会的作用呢？
这还得从王明从苏联回国说起。1937年11月29日，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受共产国际的指派回到延安。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王明等人的回国非常重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真诚而高兴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王明回来后，却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尤其是他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后，未经中央同意，多次发表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的错误观点，甚至把有关包含错误主张的文章公开发表。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他的右倾错误观点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给党的工作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会人员合影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由于此前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客观真实地汇报了中国革命的有关情况，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在王稼祥回国前夕，针对中共中央的领导问题，时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中共一年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底气。在后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政治上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和统一领导。
因为王明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基本政策等说三道四、批评指责，打的都是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自居，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指示无异于解除了王明右倾的武装。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正处在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迫切需要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王稼祥回国，就将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上了议事日程。[2]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7人，各部门和来自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9人。会期长达近39天，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场是位于延安东关桥儿沟的天主教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堂内部陈设仍然是按照六届六中全会的原貌布置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的是马恩列斯的画像，中间是鲜艳的党旗。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王明、秦邦宪、陈云、刘少奇、彭德怀、康生等在主席台就座。主席台上方的会标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两侧的横幅标语是这次大会的口号：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1938年9月上旬，周恩来、王明、博古、徐特立等从武汉回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部队战士和延安各界群众的欢迎
桥儿沟天主教堂内景
大会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
10月12日，毛泽东在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不点名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报告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中，毛泽东专门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号召全党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
11月5日，毛泽东做总结发言，全会通过了《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案》，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六届六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其历史功绩在于：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制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克服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尤其是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会还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为此后全党大兴理论学习之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会议期间，鲁艺专门为与会代表演出了三幕话剧《打虎沟》。街头诗运动的倡导者柯仲平则在延安大礼堂的石灰墙上，亲手刷写了墙头诗：
啊同志们！战啊战！
你好好掌舵，我好好摇桨；
不怕暴风暴，不怕狂浪狂，
我们中国共产党，越在危险的关头上，越有坚定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
啊同志们！战啊战！
战到黄昏后，夜吗夜深沉，
西不见长庚，东不见启明，
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
在那夜深沉的时候，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3]
注解：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231页。
[2] 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215页。
[3]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