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成立了电影团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和图片摄影的专业机构——延安电影团正式组成。电影团位于延安凤凰山下的大砭沟口，南面靠近延河的山腰上有几孔窑洞，就是电影团的驻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著名进步电影人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璋等商议到延安去拍摄一部纪录片，反映八路军的抗战生活情况，并于1938年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面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成员合影
很快，就传来了让他们振奋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不仅同意他们的计划，而且要在延安成立自己的电影机构，并征求袁牧之的意见，是否愿意到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担任编导，而不仅仅是去延安临时拍一部电影。[1]
事实上，在年初即1月4日，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张闻天就曾联名致电当时还在新疆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的邓发，告诉他延安拟发展电影事业，请他设法募集全副摄影机和放映机，并注意购买电影胶片，包括当时的苏联所摄制的电影拷贝。[2]
袁牧之这时已经是一名中共党员。对于党交给的任务，自然欣然接受。但毕竟是组建一个新的电影机构，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器材，更需要有专业的人员。他第一个想到了好友、著名摄影师吴印咸。这时吴印咸正在香港，接到袁牧之发来请他速赶到武汉、有要事相商的电报后，立刻从香港起程赶赴武汉。两人见面后，袁牧之向吴印咸和盘托出了要在延安成立电影团的情况，动员吴印咸一起前往。面对这一突然的消息，吴印咸一时有些犹豫，对于一个在江南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来讲，延安还是一个非常陌生而遥远的地方，要到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工作，对个人和家庭都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到大西北去，接触一下从未接触的生活，拍摄反映八路军抗战生活的大型纪录片，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吴印咸最终下定决心先去去再说，并自己购置了3部照相机和一些胶片，这些摄影器材后来在延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延安电影团用伊文思赠与的摄影机为毛泽东拍摄
与此同时，袁牧之还遵照党的安排，专程前往香港购买所需的电影器材，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很快购回了一台二手16毫米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百米电影胶片以及洗印设备等。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正在中国拍摄电影的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也将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600米电影胶片赠送给袁牧之和吴印咸，作为他们在延安拍摄所用。
1938年8月28日，在周恩来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袁牧之和吴印咸先期抵达延安，并很快开始了延安电影团的筹备工作。电影团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亲自兼任电影团团长。1938年12月，肖向荣从晋察冀前线调回延安，担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从此，延安电影团得到了肖向荣的直接指导，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亲自带领电影团到了东北新解放区。
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成立时的合影，后排左3为袁牧之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和图片摄影的专业机构——延安电影团正式组成。电影团位于延安凤凰山下的大砭沟口，南面靠近延河的山腰上有几孔窑洞，就作为电影团的驻地。按照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安排，电影团由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及编导工作，吴印咸负责技术及摄影工作。不久，在抗大学习的徐肖冰等人也很快加入进来。
对于刚刚来到延安的吴印咸来说，一切都显得那样特别：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们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我们到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马上成立了电影团。电影团由总政副主任谭政任团长。说是电影团，总共才六七个人，真正搞过电影的只有袁牧之、我和徐肖冰。我们要拍的纪录片定名为《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任编导，我担任摄影并兼摄影队长。[3]
在吴印咸致友人的信（刊于1938年10月15日《申报》）中，他写道：这里实在值得人们兴奋，到处充溢着新气象。一切无不有极度的训练，人们刻苦耐劳的硬干精神，更是令人钦佩。
电影团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0月1日，他们选取了位于中部县（后改名为黄陵县）桥山的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前作为第一组镜头。然后按照拍摄提纲，分别从反映各地进步青年学生纷纷来到延安，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领导机构以及延安居民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全国各地青年在延安学习之后奔赴前方各地去工作的情况等，开始了艰苦的拍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所有素材的拍摄任务。由于延安条件有限，为了做好影片的后期制作，袁牧之和为影片配乐的冼星海专程到了苏联。遗憾的是，当他们在苏联的后期制作接近尾声、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也已完成的时候，1941年6月，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以及所有底片、素材在战乱中全部丢失，冼星海也因病在苏联去世！目前所能见到的少量影片资料，只是延安时期所保留的极少部分素材。
延安电影团拍摄电影的情景
在延安拍摄期间，还经常面临着日本飞机的轰炸。徐肖冰在回忆录《带翅膀的摄影机》中写道：
我们每天都要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当时，八路军的很多机关就在窑洞里，这就是天然的“防空洞”。那时，我们对敌人的轰炸机几乎没有反抗能力，敌机一来，我们就只有躲藏的份儿。防空洞的容量有限，容不下那么多人，有时敌机来了，人们只好在地面上想法躲藏。敌机也很狡猾，他们来的时候总是很隐蔽，当我们听到敌机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已经到我们头顶上了。日军的飞机也多，十几架飞机并排在一起突然出现在延安上空，出现在我们脑袋的正上方，声音震耳欲聋，接着就是炸弹的轰天巨响，人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可是说来也怪，那时也顾不上想那么多，敌机来了，就本能地躲藏一下，从没想过要是被炸死了会怎样。[4]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奉命回到延安，随身带回一套苏联造的K101型35毫米电影放映机，同时还带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夏伯阳》《祖国儿女》等一批苏联影片。为此后来还专门成立了电影放映队。
电影团还在延安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且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拍摄了八路军将士的许多战斗、生活资料。
而吴印咸本人，则最终选择留在了延安，并始终伴随着延安电影团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电影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注解：
[1] 吴筑清、张岱编：《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37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6页。
[3] 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82页。
[4] 倪震：《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吴印咸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72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著名进步电影人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璋等商议到延安去拍摄一部纪录片，反映八路军的抗战生活情况，并于1938年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面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成员合影
很快，就传来了让他们振奋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不仅同意他们的计划，而且要在延安成立自己的电影机构，并征求袁牧之的意见，是否愿意到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担任编导，而不仅仅是去延安临时拍一部电影。[1]
事实上，在年初即1月4日，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张闻天就曾联名致电当时还在新疆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的邓发，告诉他延安拟发展电影事业，请他设法募集全副摄影机和放映机，并注意购买电影胶片，包括当时的苏联所摄制的电影拷贝。[2]
袁牧之这时已经是一名中共党员。对于党交给的任务，自然欣然接受。但毕竟是组建一个新的电影机构，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器材，更需要有专业的人员。他第一个想到了好友、著名摄影师吴印咸。这时吴印咸正在香港，接到袁牧之发来请他速赶到武汉、有要事相商的电报后，立刻从香港起程赶赴武汉。两人见面后，袁牧之向吴印咸和盘托出了要在延安成立电影团的情况，动员吴印咸一起前往。面对这一突然的消息，吴印咸一时有些犹豫，对于一个在江南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来讲，延安还是一个非常陌生而遥远的地方，要到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工作，对个人和家庭都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到大西北去，接触一下从未接触的生活，拍摄反映八路军抗战生活的大型纪录片，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吴印咸最终下定决心先去去再说，并自己购置了3部照相机和一些胶片，这些摄影器材后来在延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延安电影团用伊文思赠与的摄影机为毛泽东拍摄
与此同时，袁牧之还遵照党的安排，专程前往香港购买所需的电影器材，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很快购回了一台二手16毫米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百米电影胶片以及洗印设备等。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正在中国拍摄电影的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也将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600米电影胶片赠送给袁牧之和吴印咸，作为他们在延安拍摄所用。
1938年8月28日，在周恩来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袁牧之和吴印咸先期抵达延安，并很快开始了延安电影团的筹备工作。电影团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亲自兼任电影团团长。1938年12月，肖向荣从晋察冀前线调回延安，担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从此，延安电影团得到了肖向荣的直接指导，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亲自带领电影团到了东北新解放区。
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成立时的合影，后排左3为袁牧之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和图片摄影的专业机构——延安电影团正式组成。电影团位于延安凤凰山下的大砭沟口，南面靠近延河的山腰上有几孔窑洞，就作为电影团的驻地。按照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安排，电影团由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及编导工作，吴印咸负责技术及摄影工作。不久，在抗大学习的徐肖冰等人也很快加入进来。
对于刚刚来到延安的吴印咸来说，一切都显得那样特别：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们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我们到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马上成立了电影团。电影团由总政副主任谭政任团长。说是电影团，总共才六七个人，真正搞过电影的只有袁牧之、我和徐肖冰。我们要拍的纪录片定名为《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任编导，我担任摄影并兼摄影队长。[3]
在吴印咸致友人的信（刊于1938年10月15日《申报》）中，他写道：这里实在值得人们兴奋，到处充溢着新气象。一切无不有极度的训练，人们刻苦耐劳的硬干精神，更是令人钦佩。
电影团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0月1日，他们选取了位于中部县（后改名为黄陵县）桥山的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前作为第一组镜头。然后按照拍摄提纲，分别从反映各地进步青年学生纷纷来到延安，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领导机构以及延安居民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全国各地青年在延安学习之后奔赴前方各地去工作的情况等，开始了艰苦的拍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所有素材的拍摄任务。由于延安条件有限，为了做好影片的后期制作，袁牧之和为影片配乐的冼星海专程到了苏联。遗憾的是，当他们在苏联的后期制作接近尾声、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也已完成的时候，1941年6月，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以及所有底片、素材在战乱中全部丢失，冼星海也因病在苏联去世！目前所能见到的少量影片资料，只是延安时期所保留的极少部分素材。
延安电影团拍摄电影的情景
在延安拍摄期间，还经常面临着日本飞机的轰炸。徐肖冰在回忆录《带翅膀的摄影机》中写道：
我们每天都要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当时，八路军的很多机关就在窑洞里，这就是天然的“防空洞”。那时，我们对敌人的轰炸机几乎没有反抗能力，敌机一来，我们就只有躲藏的份儿。防空洞的容量有限，容不下那么多人，有时敌机来了，人们只好在地面上想法躲藏。敌机也很狡猾，他们来的时候总是很隐蔽，当我们听到敌机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已经到我们头顶上了。日军的飞机也多，十几架飞机并排在一起突然出现在延安上空，出现在我们脑袋的正上方，声音震耳欲聋，接着就是炸弹的轰天巨响，人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可是说来也怪，那时也顾不上想那么多，敌机来了，就本能地躲藏一下，从没想过要是被炸死了会怎样。[4]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奉命回到延安，随身带回一套苏联造的K101型35毫米电影放映机，同时还带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夏伯阳》《祖国儿女》等一批苏联影片。为此后来还专门成立了电影放映队。
电影团还在延安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且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拍摄了八路军将士的许多战斗、生活资料。
而吴印咸本人，则最终选择留在了延安，并始终伴随着延安电影团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电影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注解：
[1] 吴筑清、张岱编：《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37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6页。
[3] 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82页。
[4] 倪震：《背着摄影机走向延安——吴印咸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