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坡诞生了新哲学会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1937年10月，艾思奇与周扬等一起到了延安。已经读过艾思奇相关文章的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高兴地说：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提起艾思奇，大家都会想到他写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最早是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1、2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1936年1月出版了单行本，不到半年时间，就连版4次，在同年6月出第4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这本书出版时，艾思奇还不到30岁。
《大众哲学》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正如李公朴在编者序中所说：
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1]
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哲学选辑》部分版本
1937年10月，艾思奇与周扬等一起到了延安。已经读过艾思奇相关文章的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高兴地说：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2]
毛泽东一直关注和重视艾思奇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阅读了他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著作，曾写了19页纸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并致信艾思奇，称赞《哲学与生活》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1938年毛泽东在凤凰山麓阅读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倡议“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对哲学问题非常关注。1938年6月，毛泽东提议设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筹备。这一倡议不仅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在延安的哲学工作者和其他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3]6月底，召开了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会，会议推举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会务工作，并由艾思奇执笔拟定了“新哲学会缘起”。经过征求意见，由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琴抚、陈伯达、张如心、吴黎平、高士其、周扬、刘芝明、柯柏年、王学文、杨松、焦敏之、成仿吾、徐懋庸、王思华、郭化若等18人联名发表，载于1938年9月3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3期上，并向全国公开宣布了延安新哲学会的组织及其宗旨。
“新哲学会缘起”说：
实践需要理论，理论必须结合于实践。……（理论工作者）要用自己的研究去配合和帮助抗战建国的工作。……
新哲学会的发起，就是想把目前做得不很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我们反对脱离实践的人贫乏空洞的“纯理论”的研究，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更专门更深化的研究。相反的，正是为着要使理论更有着实际的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但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一种有力量的理论不是单单靠着眼前的狭隘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这里就有着比较专门化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如果有人说：要做这样的工作，在现在怕没有余裕，因为现在需要人人都直接参加实际抗战的活动。我们就要答复，问题是在于有没有这种研究工作的必要，如果有这样的必要，我们就得要用我的力量去做，而且，这也正是一种部门里的实际抗战活动。如果有人说：在目前不是没有人在这样做，但环境条件太差，不能够做好。我们的答复是：问题是在于没有更好的方法认真来做，特别是全国的理论工作者没有团结起来，好好地共同去做。倘若各方面的专家们能联系起来，大家交换研究的成果，那结果一定可以比现在所有着的东西超过很多倍数。
新哲学会愿在这样的目标之下来向全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做一个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团结的不仅仅是研究哲学的人，也需要一切在实际活动中的人们以及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家、考古家等，来共同合作。因为哲学只是最一般的方法论上的基础，只是各科学及一切实践经验的综合，所以我们并不仅仅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且也要在哲学或方法论的具体化的发展的观点上，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
我们也不能仅仅研究唯一派别的哲学思想，在抗战建国这个共同的正确的政治原则下，我们需要集合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来做共同的研讨，希望不论旧的、新的、中国的或外来的各种派别都能加入这一个共同的研究，而在这研究中发展它一切的优点。这样使我们的研究的成果不但会成为最好的实践的指导理论，而且还成为中国一切优秀民族传统的发展和继承。
希望全国各方面的理论工作者们给以热烈的响应并多多地提供一些意见，不论是关于以上工作原则方面的，或关于具体的工作计划方面的。[4]
艾思奇
新哲学会成立不久，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并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此后中共中央很快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把各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纳入制度化，哲学的学习也被列入其中，这就进一步推动了研究哲学的热潮。
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之后，很快就在各学校机关里成立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除推动边区军政干部的理论学习外，还着手编著各种哲学著作。[5]毛泽东首先带头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有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和培元、杨超等人参加，其中还讨论了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论述到的各种问题。接着在党政军机构、学校也纷纷成立了哲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小组。艾思奇还被中央宣传部聘请为该部的哲学研究小组的辅导员，张闻天则担任组长。
新哲学会的活动丰富多彩，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哲学演讲会，有的讲军事辩证法，有的讲实际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有的介绍中外哲学史方面的知识，有的介绍研究哲学的方法。演讲者大都是新哲学会的会员，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经常结合干部的思想、工作实际和抗战形势发展的实际，讲解辩证法唯物论。
后来在中央党校工作的艾思奇爱人王丹一回忆道：
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马璧教授1981年底回到大陆，1982年曾专程来过我家。他熟悉艾思奇的著作，并多次向有关部门表示一定要见一见艾思奇的家属。通过校办公厅的介绍，初次见面他就说，他不止一次地读过《大众哲学》，这本书使人耳目一新。还说，蒋介石也读过，并多次在有台湾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这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璧还说：“蒋介石不仅自己看这本书，还要求部下也读。我看到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曾把此书放在案头。”[6]
看来，虽然都在研读哲学，甚至结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进行研读，却只有中国共产党最终走向成功与胜利。无疑，至少在这一点上，国民党、蒋介石又一次地输给了延安！
注解：
[1] 李公朴：《哲学讲话》编者序，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89—590页。
[2] 吴黎平：忠诚正直的革命哲学家——忆艾思奇同志，李今山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63页。
[3] 于良华、徐素华：艾思奇同志和延安新哲学会，李今山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76页。
[4] 新哲学会缘起，《解放》杂志，1938年9月30日，第53期，第22页。
[5] 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12月版，第110页。
[6] 王丹一：我的点滴回忆，李今山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180页。
提起艾思奇，大家都会想到他写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最早是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1、2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1936年1月出版了单行本，不到半年时间，就连版4次，在同年6月出第4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这本书出版时，艾思奇还不到30岁。
《大众哲学》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正如李公朴在编者序中所说：
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1]
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哲学选辑》部分版本
1937年10月，艾思奇与周扬等一起到了延安。已经读过艾思奇相关文章的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高兴地说：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2]
毛泽东一直关注和重视艾思奇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阅读了他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著作，曾写了19页纸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并致信艾思奇，称赞《哲学与生活》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1938年毛泽东在凤凰山麓阅读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倡议“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对哲学问题非常关注。1938年6月，毛泽东提议设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筹备。这一倡议不仅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在延安的哲学工作者和其他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3]6月底，召开了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会，会议推举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会务工作，并由艾思奇执笔拟定了“新哲学会缘起”。经过征求意见，由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琴抚、陈伯达、张如心、吴黎平、高士其、周扬、刘芝明、柯柏年、王学文、杨松、焦敏之、成仿吾、徐懋庸、王思华、郭化若等18人联名发表，载于1938年9月3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3期上，并向全国公开宣布了延安新哲学会的组织及其宗旨。
“新哲学会缘起”说：
实践需要理论，理论必须结合于实践。……（理论工作者）要用自己的研究去配合和帮助抗战建国的工作。……
新哲学会的发起，就是想把目前做得不很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我们反对脱离实践的人贫乏空洞的“纯理论”的研究，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更专门更深化的研究。相反的，正是为着要使理论更有着实际的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但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一种有力量的理论不是单单靠着眼前的狭隘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这里就有着比较专门化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如果有人说：要做这样的工作，在现在怕没有余裕，因为现在需要人人都直接参加实际抗战的活动。我们就要答复，问题是在于有没有这种研究工作的必要，如果有这样的必要，我们就得要用我的力量去做，而且，这也正是一种部门里的实际抗战活动。如果有人说：在目前不是没有人在这样做，但环境条件太差，不能够做好。我们的答复是：问题是在于没有更好的方法认真来做，特别是全国的理论工作者没有团结起来，好好地共同去做。倘若各方面的专家们能联系起来，大家交换研究的成果，那结果一定可以比现在所有着的东西超过很多倍数。
新哲学会愿在这样的目标之下来向全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做一个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团结的不仅仅是研究哲学的人，也需要一切在实际活动中的人们以及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家、考古家等，来共同合作。因为哲学只是最一般的方法论上的基础，只是各科学及一切实践经验的综合，所以我们并不仅仅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且也要在哲学或方法论的具体化的发展的观点上，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
我们也不能仅仅研究唯一派别的哲学思想，在抗战建国这个共同的正确的政治原则下，我们需要集合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来做共同的研讨，希望不论旧的、新的、中国的或外来的各种派别都能加入这一个共同的研究，而在这研究中发展它一切的优点。这样使我们的研究的成果不但会成为最好的实践的指导理论，而且还成为中国一切优秀民族传统的发展和继承。
希望全国各方面的理论工作者们给以热烈的响应并多多地提供一些意见，不论是关于以上工作原则方面的，或关于具体的工作计划方面的。[4]
艾思奇
新哲学会成立不久，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并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此后中共中央很快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把各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纳入制度化，哲学的学习也被列入其中，这就进一步推动了研究哲学的热潮。
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之后，很快就在各学校机关里成立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除推动边区军政干部的理论学习外，还着手编著各种哲学著作。[5]毛泽东首先带头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有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和培元、杨超等人参加，其中还讨论了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论述到的各种问题。接着在党政军机构、学校也纷纷成立了哲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小组。艾思奇还被中央宣传部聘请为该部的哲学研究小组的辅导员，张闻天则担任组长。
新哲学会的活动丰富多彩，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哲学演讲会，有的讲军事辩证法，有的讲实际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有的介绍中外哲学史方面的知识，有的介绍研究哲学的方法。演讲者大都是新哲学会的会员，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经常结合干部的思想、工作实际和抗战形势发展的实际，讲解辩证法唯物论。
后来在中央党校工作的艾思奇爱人王丹一回忆道：
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马璧教授1981年底回到大陆，1982年曾专程来过我家。他熟悉艾思奇的著作，并多次向有关部门表示一定要见一见艾思奇的家属。通过校办公厅的介绍，初次见面他就说，他不止一次地读过《大众哲学》，这本书使人耳目一新。还说，蒋介石也读过，并多次在有台湾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这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璧还说：“蒋介石不仅自己看这本书，还要求部下也读。我看到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曾把此书放在案头。”[6]
看来，虽然都在研读哲学，甚至结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进行研读，却只有中国共产党最终走向成功与胜利。无疑，至少在这一点上，国民党、蒋介石又一次地输给了延安！
注解：
[1] 李公朴：《哲学讲话》编者序，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89—590页。
[2] 吴黎平：忠诚正直的革命哲学家——忆艾思奇同志，李今山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63页。
[3] 于良华、徐素华：艾思奇同志和延安新哲学会，李今山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76页。
[4] 新哲学会缘起，《解放》杂志，1938年9月30日，第53期，第22页。
[5] 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12月版，第110页。
[6] 王丹一：我的点滴回忆，李今山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