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日本侵略者的飞机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日本飞机来了，大家或者在窑洞里安静地看书学习，或者跑到山顶晒太阳。一片黄土高原，小日本一个人都看不到，只好随便扔下炸弹就飞走了。
延安古城
日本侵略者在进犯山西后，曾几次企图突破千里黄河防线，进犯陕西。在1938年3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妇联代表大会上，有代表介绍，山西军渡、碛口之敌已经炮击吴堡的宋家川以及黄河对岸。有一次，有一百多人到了神府，很快被我们击退了。[1]
而日军进犯延安，则是通过飞机的轰炸来实现这一侵略目的。
日军飞机连续轰炸后的延安古城
1938年的延安城，街道虽然窄小，却是整齐有序的。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的底色都是蓝的，看起来虽不漂亮，却还洁净。[2]大家安静地在这里生活着。
然而从1938年的11月20日，不期而至的日军飞机对延安的轰炸，不仅打破了古城的平静，给古城建筑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且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据曾在鲁艺学习的刘梦天回忆：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突然轰炸延安城，我们谁也没有精神准备。那天我和周窑同学进城去买东西，他要到新华书店去买书，我要买点日用品。分开后不久，敌机突然袭击，在凤凰山下丢了好几颗炸弹，把城隍庙前的大石狮子炸翻了，房子炸坏不少，街上的行人炸死炸伤几十人。周窑同学正走在新华书店门口，离城隍庙几十步远，炸弹就撂下来了。[3]
1938年11月30日，《新中华报》第3版报道《敌机两次袭延》
应该说，日本侵略者选择在这一天轰炸延安是有预谋的。因为这一天是礼拜天，许多人都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城里买东西，甚至到街上的小吃店打打牙祭改善生活。还有许多学生则要利用周末到书店买书、看书。后来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也验证了这一点，被炸死炸伤的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内繁华地段，包括书店。这一天下午四时，鲁艺的几位教师沙可夫、吕骥、丁里、沃渣、左明察看了延安被炸的情况。发现南门外一带，西北旅社前后都被炸得很惨。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所在地都被轰炸。死四十一人，伤一百多人。[4]
当时亲历了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柳青，在看过三个被炸区域后，记述道：炸得最惨的是西山脚下的光华书店门口——恰恰在门口。你要知道，在平时礼拜日，这是一个最拥挤的地方，直到院内书籍部、文具部、用品部每礼拜日都挤得满满的，门口，那土坡上拥挤不断的，大多数是抗大的、陕公的、艺术学院的学生。当我在那里被炸后去看的时候，那土坡上，院子里横横竖竖地摆着男男女女的残缺的死尸。[5]
当年11月刚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冼星海回忆：
我下了汽车之后，当局把我招待到西北旅社（是个最上等的旅社）……几天后，日本飞机突来轰炸。我刚走出房门要到防空壕去，炸弹在头上丢下来了。我赶忙卧倒，炸弹在我面前炸开，房子都炸倒，我没有被炸死。这次危险受惊不小，他们赶快给我搬家，我就住到北门外的“鲁迅艺术学院”去。[6]
第二天，日军飞机再一次轰炸延安。由于大家提前做了防范，并且动员城内的人员在天亮前搬到城外，这一次人员损失相对较小，城内的房子、街道则受损严重。[7]据延安《新中华报》报道，11月20和21两日，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8]
刚刚来到延安的摄影艺术家吴印咸也记述了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自己亲身经历的场景：
1938年10月1日，经过（袁）牧之对拍摄提纲反复研究定稿后，我们在陕西中部黄帝陵拍下了第一个镜头，从而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我们摄制组按计划在延安工作六个月，拍摄延安军民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战斗生活。那时，日本飞机常来骚扰。一次，我和（徐）肖冰刚把摄影机拆开，准备修理，突然空袭开始，一颗炸弹在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爆炸了，震塌了我们的房角，我不由得扑到机器上，用身体挡住了瓦砾和砂石。飞机还在天空盘旋，我们便不顾一切地从尘土中爬出来，急忙将机器零件收拢，躲到墙角。[9]
日军飞机的连续轰炸，给延安古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时在安吴青训班工作的黄华回忆道：1938年秋，延安古城被日本飞机轰炸得瓦砾一片，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10]由于当时延安的主街不过七华里长，于是，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了新市场，商业活动才重新开始了。鲁艺教师彦涵在北门里亲眼看见两个手挽着手的女青年，倒伏在血泊中。[11]
正在抗大学习的肖鲁斌讲述道：
刚到延安时，一次我们抗大女生队的一些同志于星期天同游古城。我们正想到山崖下的新华书店，忽听警报响起，天空中飞机嗡嗡作响。有人大喊：“卧倒！”我在这些日子里已受到过一些军事训练，听到口令，就向前直扑下去，摔倒在街道边。耳边轰的一声巨响，我被震晕过去，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半截身子被埋在砂石尘土堆中，还有血和碎肉。不远处有三四处血水，血中卧着三位抗大同学。循着身后的哭声看去，右后方不到一米的血水中卧着的竟是结婚才一天的同学，他的新婚妻子抱着他血肉模糊的身体号啕痛哭。[12]
日军飞机的野蛮轰炸震动了整个延安，城里的许多居民包括各级机关纷纷迁到城外山沟的窑洞里。边区政府也通过报纸、开会等方式，教给大家一些防空知识，甚至防毒的基本知识。日常生活中，大家也做好了防空袭的准备。有一次，周恩来到陕北公学给全校师生讲话，学校教务处在周恩来面前放了一个凳子、一杯开水。周恩来考虑到若遭敌机空袭，紧急疏散时可能会绊倒群众，便两次搬开了面前的凳子和水杯。[13]
此后，日军曾多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1938年12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2版以《本市又遭轰炸损失甚微 延长亦于十二日被炸》为标题报道了日军对延安的又一轮空袭：
敌机七架十二日第三次来袭延安，本市于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发出空袭警报，全市人民即往防空司令部所规定的地方隐遮起来，全城像到了深夜一样地沉静下来。敌机于十时四十五分窜入本市上空，高射机枪齐发，敌机仓皇投弹四十余枚逸去。……十四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敌机七架又来延轰炸，投弹四五十枚，损伤甚微。
又据延长十三日电话称：敌机七架十二日上午九时许首次轰炸延长，损失甚微。[14]
位于延安市场沟的新市场
日军对延安的空袭虽然将古城夷为平地，造成了居民的伤亡，但并没有摧毁边区军民继续生活的勇气。1938年11月，日军将古城延安炸毁后，边区军民在较为隐蔽的西山（即凤凰山）背后沿山新建了一条南北贯通的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很长，自北门外大砭沟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旁边的巩红沟（后改为市场沟），长约两公里，店铺约几百家。
而在王仲方的记述中，当时大家在掌握了日本飞机轰炸的规律后，也用乐观的态度同日本飞机“开了一个大玩笑”：
日本飞机的轰炸震动了整个延安，城里的机关连夜迁到城外山沟窑洞里，毛泽东也从城里凤凰山下搬到杨家岭，延安很快就成了一座空城。日军飞机接连轰炸了好几次，人们也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日本飞机来了，大家或者在窑洞里安静地看书学习，或者跑到山顶晒太阳。一片黄土高原，小日本一个人都看不到，只好随便扔下炸弹就飞走了。
轰炸对延安的影响不大。延安人是幽默的，日本飞机炸不到延安人，延安人却给日本飞机开了一个大玩笑，每逢日机轰炸后飞走，有些人就赶忙出来拣炸弹皮，装在篮子里到市场卖废铁。因为炸弹的钢铁质量好，延安铁匠铺求之不得，炸弹皮卖了几块钱可以到合作社会餐一顿，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吃白不吃。我就在山头拣过炸弹皮，灰白发亮的好钢，虽然张着牙却不能舞爪了，乖乖地躺在竹筐子里，看着我们把它卖了美餐一顿。[15]
在延安鲁艺任教的华君武也回忆起当时溜冰所用的冰刀，就是来自日本侵略者的“贡献”：
1938年的冬天，延河结了冰，在鲁艺学习的不少学生就想去溜冰，许多从北京去的学生就想法打冰刀。那么钢从哪儿来呢？大家就去找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延安时的碎弹片，然后画了样子交给南关铁匠店去打的。没有冰鞋，就把冰刀钉在一块做成像鞋底一样的木板上，再用绑腿捆在布鞋上。[16]
显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虽然给延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并没有摧毁这里人们的生活、战斗信心。
注解：
[1] 史秀云：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总结，《新中华报》，1938年3月25日，第3版。
[2]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何其芳著，蓝棣之编：《何其芳全集·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0页。原载于《文艺战线》1939年2月16日创刊号。
[3] 刘蒙天：延安生活散记，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57页。
[4]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98页。
[5] 柳青：空袭延安的二日，《文艺突击》，第4期，第93页。
[6] 冼星海：新环境，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0页。
[7] 柳青：空袭延安的二日，《文艺突击》，第4期，第94页。
[8] 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12月20日，第4版。
[9] 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80页。
[10] 黄华：延安生活，中共党史出版社编：《延安叙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第118页。
[11] 彦涵：木刻刀的魅力，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90页。
[12] 肖鲁斌：忆当年延安岁月，于明黎等编：《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81页。
[13] 刘人寿：红色熔炉的锤炼，于明黎等编：《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8页。
[14] 本市又遭轰炸损失甚微 延长亦于十二日被炸，《新中华报》，1938年12月15日，第2版。
[15] 王仲方：《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87页。
[16] 华君武：鲁艺美术部生活剪影，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28页。
延安古城
日本侵略者在进犯山西后，曾几次企图突破千里黄河防线，进犯陕西。在1938年3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妇联代表大会上，有代表介绍，山西军渡、碛口之敌已经炮击吴堡的宋家川以及黄河对岸。有一次，有一百多人到了神府，很快被我们击退了。[1]
而日军进犯延安，则是通过飞机的轰炸来实现这一侵略目的。
日军飞机连续轰炸后的延安古城
1938年的延安城，街道虽然窄小，却是整齐有序的。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的底色都是蓝的，看起来虽不漂亮，却还洁净。[2]大家安静地在这里生活着。
然而从1938年的11月20日，不期而至的日军飞机对延安的轰炸，不仅打破了古城的平静，给古城建筑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且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据曾在鲁艺学习的刘梦天回忆：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突然轰炸延安城，我们谁也没有精神准备。那天我和周窑同学进城去买东西，他要到新华书店去买书，我要买点日用品。分开后不久，敌机突然袭击，在凤凰山下丢了好几颗炸弹，把城隍庙前的大石狮子炸翻了，房子炸坏不少，街上的行人炸死炸伤几十人。周窑同学正走在新华书店门口，离城隍庙几十步远，炸弹就撂下来了。[3]
1938年11月30日，《新中华报》第3版报道《敌机两次袭延》
应该说，日本侵略者选择在这一天轰炸延安是有预谋的。因为这一天是礼拜天，许多人都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城里买东西，甚至到街上的小吃店打打牙祭改善生活。还有许多学生则要利用周末到书店买书、看书。后来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也验证了这一点，被炸死炸伤的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内繁华地段，包括书店。这一天下午四时，鲁艺的几位教师沙可夫、吕骥、丁里、沃渣、左明察看了延安被炸的情况。发现南门外一带，西北旅社前后都被炸得很惨。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所在地都被轰炸。死四十一人，伤一百多人。[4]
当时亲历了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柳青，在看过三个被炸区域后，记述道：炸得最惨的是西山脚下的光华书店门口——恰恰在门口。你要知道，在平时礼拜日，这是一个最拥挤的地方，直到院内书籍部、文具部、用品部每礼拜日都挤得满满的，门口，那土坡上拥挤不断的，大多数是抗大的、陕公的、艺术学院的学生。当我在那里被炸后去看的时候，那土坡上，院子里横横竖竖地摆着男男女女的残缺的死尸。[5]
当年11月刚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冼星海回忆：
我下了汽车之后，当局把我招待到西北旅社（是个最上等的旅社）……几天后，日本飞机突来轰炸。我刚走出房门要到防空壕去，炸弹在头上丢下来了。我赶忙卧倒，炸弹在我面前炸开，房子都炸倒，我没有被炸死。这次危险受惊不小，他们赶快给我搬家，我就住到北门外的“鲁迅艺术学院”去。[6]
第二天，日军飞机再一次轰炸延安。由于大家提前做了防范，并且动员城内的人员在天亮前搬到城外，这一次人员损失相对较小，城内的房子、街道则受损严重。[7]据延安《新中华报》报道，11月20和21两日，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8]
刚刚来到延安的摄影艺术家吴印咸也记述了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自己亲身经历的场景：
1938年10月1日，经过（袁）牧之对拍摄提纲反复研究定稿后，我们在陕西中部黄帝陵拍下了第一个镜头，从而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我们摄制组按计划在延安工作六个月，拍摄延安军民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战斗生活。那时，日本飞机常来骚扰。一次，我和（徐）肖冰刚把摄影机拆开，准备修理，突然空袭开始，一颗炸弹在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爆炸了，震塌了我们的房角，我不由得扑到机器上，用身体挡住了瓦砾和砂石。飞机还在天空盘旋，我们便不顾一切地从尘土中爬出来，急忙将机器零件收拢，躲到墙角。[9]
日军飞机的连续轰炸，给延安古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时在安吴青训班工作的黄华回忆道：1938年秋，延安古城被日本飞机轰炸得瓦砾一片，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10]由于当时延安的主街不过七华里长，于是，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了新市场，商业活动才重新开始了。鲁艺教师彦涵在北门里亲眼看见两个手挽着手的女青年，倒伏在血泊中。[11]
正在抗大学习的肖鲁斌讲述道：
刚到延安时，一次我们抗大女生队的一些同志于星期天同游古城。我们正想到山崖下的新华书店，忽听警报响起，天空中飞机嗡嗡作响。有人大喊：“卧倒！”我在这些日子里已受到过一些军事训练，听到口令，就向前直扑下去，摔倒在街道边。耳边轰的一声巨响，我被震晕过去，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半截身子被埋在砂石尘土堆中，还有血和碎肉。不远处有三四处血水，血中卧着三位抗大同学。循着身后的哭声看去，右后方不到一米的血水中卧着的竟是结婚才一天的同学，他的新婚妻子抱着他血肉模糊的身体号啕痛哭。[12]
日军飞机的野蛮轰炸震动了整个延安，城里的许多居民包括各级机关纷纷迁到城外山沟的窑洞里。边区政府也通过报纸、开会等方式，教给大家一些防空知识，甚至防毒的基本知识。日常生活中，大家也做好了防空袭的准备。有一次，周恩来到陕北公学给全校师生讲话，学校教务处在周恩来面前放了一个凳子、一杯开水。周恩来考虑到若遭敌机空袭，紧急疏散时可能会绊倒群众，便两次搬开了面前的凳子和水杯。[13]
此后，日军曾多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1938年12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2版以《本市又遭轰炸损失甚微 延长亦于十二日被炸》为标题报道了日军对延安的又一轮空袭：
敌机七架十二日第三次来袭延安，本市于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发出空袭警报，全市人民即往防空司令部所规定的地方隐遮起来，全城像到了深夜一样地沉静下来。敌机于十时四十五分窜入本市上空，高射机枪齐发，敌机仓皇投弹四十余枚逸去。……十四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敌机七架又来延轰炸，投弹四五十枚，损伤甚微。
又据延长十三日电话称：敌机七架十二日上午九时许首次轰炸延长，损失甚微。[14]
位于延安市场沟的新市场
日军对延安的空袭虽然将古城夷为平地，造成了居民的伤亡，但并没有摧毁边区军民继续生活的勇气。1938年11月，日军将古城延安炸毁后，边区军民在较为隐蔽的西山（即凤凰山）背后沿山新建了一条南北贯通的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很长，自北门外大砭沟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旁边的巩红沟（后改为市场沟），长约两公里，店铺约几百家。
而在王仲方的记述中，当时大家在掌握了日本飞机轰炸的规律后，也用乐观的态度同日本飞机“开了一个大玩笑”：
日本飞机的轰炸震动了整个延安，城里的机关连夜迁到城外山沟窑洞里，毛泽东也从城里凤凰山下搬到杨家岭，延安很快就成了一座空城。日军飞机接连轰炸了好几次，人们也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日本飞机来了，大家或者在窑洞里安静地看书学习，或者跑到山顶晒太阳。一片黄土高原，小日本一个人都看不到，只好随便扔下炸弹就飞走了。
轰炸对延安的影响不大。延安人是幽默的，日本飞机炸不到延安人，延安人却给日本飞机开了一个大玩笑，每逢日机轰炸后飞走，有些人就赶忙出来拣炸弹皮，装在篮子里到市场卖废铁。因为炸弹的钢铁质量好，延安铁匠铺求之不得，炸弹皮卖了几块钱可以到合作社会餐一顿，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吃白不吃。我就在山头拣过炸弹皮，灰白发亮的好钢，虽然张着牙却不能舞爪了，乖乖地躺在竹筐子里，看着我们把它卖了美餐一顿。[15]
在延安鲁艺任教的华君武也回忆起当时溜冰所用的冰刀，就是来自日本侵略者的“贡献”：
1938年的冬天，延河结了冰，在鲁艺学习的不少学生就想去溜冰，许多从北京去的学生就想法打冰刀。那么钢从哪儿来呢？大家就去找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延安时的碎弹片，然后画了样子交给南关铁匠店去打的。没有冰鞋，就把冰刀钉在一块做成像鞋底一样的木板上，再用绑腿捆在布鞋上。[16]
显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虽然给延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并没有摧毁这里人们的生活、战斗信心。
注解：
[1] 史秀云：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总结，《新中华报》，1938年3月25日，第3版。
[2]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何其芳著，蓝棣之编：《何其芳全集·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0页。原载于《文艺战线》1939年2月16日创刊号。
[3] 刘蒙天：延安生活散记，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57页。
[4]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98页。
[5] 柳青：空袭延安的二日，《文艺突击》，第4期，第93页。
[6] 冼星海：新环境，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0页。
[7] 柳青：空袭延安的二日，《文艺突击》，第4期，第94页。
[8] 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12月20日，第4版。
[9] 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80页。
[10] 黄华：延安生活，中共党史出版社编：《延安叙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第118页。
[11] 彦涵：木刻刀的魅力，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90页。
[12] 肖鲁斌：忆当年延安岁月，于明黎等编：《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81页。
[13] 刘人寿：红色熔炉的锤炼，于明黎等编：《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8页。
[14] 本市又遭轰炸损失甚微 延长亦于十二日被炸，《新中华报》，1938年12月15日，第2版。
[15] 王仲方：《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87页。
[16] 华君武：鲁艺美术部生活剪影，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