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辞而别的张国焘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张国焘不愿意吃小米，他瞧不起陕北这块地方，他把陕北比作鸡肋。……但依我看来，陕北绝不是鸡肋，这里是抗日救国的总根据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张国焘在延安凤凰山麓
1938年4月7日，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的林伯渠向延安报告，张国焘意欲脱党，可能要叛变。
这可不是小事！
张国焘当时的身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还在中央红军长征之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就企图分裂中央。后来在中央和广大红军官兵的极力争取下，方于1936年10月9日率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937年3月，已经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并指出其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张国焘在会上承认了错误，并在4月6日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中央决定再次给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他的问题组织上也没有做结论。
1937年秋，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故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暂由张国焘代理。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这也是抗战以来国共双方的首次共同祭拜。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根据1938年4月19日公布的《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以及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部分）[2]，张国焘脱党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8年4月2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去黄陵县（当时叫中部县）公祭黄帝陵。与国民党代表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参加了4月4日的祭祀活动后，张国焘对同行的人谎称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未经中央允许，自行到了西安，住在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住到八路军在西安设立的办事处。直到第三天要乘火车准备去当时国民政府驻地武汉时，张国焘才打电话给当时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简单的交谈中，张国焘对林伯渠发泄了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伯渠好言相劝，被张拒绝。林伯渠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了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中共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等到后，张国焘并没有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的打算，见此情形，便坚持要住在外面，坚决不肯去长江局。直到4月12日，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还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一起到了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左5）、王明（左3）、博古（左4）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影
中共长江局设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到了中共长江局驻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电告中共中央：“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张国焘并提出希望见蒋介石一次。周恩来等人看到张国焘这种态度，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认为他既然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愿意留在武汉工作，看来还是愿意回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加上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要向国民政府报告边区政府的情况，也没有理由阻拦。于是，周恩来便陪同张国焘16日上午面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
在回办事处时，张国焘又中途逃脱，经办事处同志多方寻找之后，才找到他。但张国焘坚持不回办事处，并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周恩来等人还是苦口婆心地动员张国焘回党工作，实在不愿回党工作，也希望他向党请假，暂时找一适当地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或到国际去，以便改变其思想。并希望张国焘好好想一想，两天后再答复不迟。
不料谈话后一小时，也就是17号的晚上，张国焘私自跑到太平洋饭店，乘坐国民党派来的汽车，绝尘而去。临行时，张国焘留下一封信，向周恩来等人申明了自己最后脱党的决心，并要求不要再派人找他了。这也就意味着张国焘最终选择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
1938年春，张国焘的叛逃事件给中共党内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这年清明节前夕，张国焘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痛哭流涕地进行了检讨，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谈话将要结束时，张国焘提出准备去中部县祭扫黄帝陵。毛泽东同意了。
谁也没想到，张国焘这次是有预谋的行动，他以祭扫黄帝陵为名，直接跑到西安，然后由国民党人员接应到了武汉，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虽经周恩来的极力劝说，也未能挽回。
此后，张国焘的妻子找到毛泽东哭鼻子，说是想去武汉劝张国焘回来。毛泽东同意她去，并嘱咐把孩子也带上一起去。
事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件丑事，随他去吧。[3]
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声明脱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
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3版刊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第七号）》和《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4]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向全党详细说明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揭露其历史根源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表明党的立场。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是，“党中央于十八日正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于二十三日才将开除他的决议公布”[5]。之所以迟滞至5天后才将决议正式公布，正说明党中央还是希望张国焘在脱党后尚有所反思，甚至再回到党内。如，1938年4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名誉主席团名单还有张国焘。遗憾的是，张国焘并不领情。
1938年4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会议，并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第七号）》，做出开除张国焘一切职务的决定：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陵时，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6]
第七号令与《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同时于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新中华报》第3版公布。次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在为自己逃跑的行为做出种种辩护之后，还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妄加非议，彻底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反面。
后来，张国焘在重庆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研统计局”（简称“军统”），成了挂着“少将”军衔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从共产党的叛徒，变成国民党的特务。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但却并不被重视，不久即辞职。后来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无政可参。继而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同样不受重视，便举家到了香港，后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初，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去世。
1938年5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给即将从延安赴陕北瓦窑堡办学的抗大一大队三支队学员做报告，重点讲了张国焘叛逃的事。
毛泽东说：张国焘不愿意吃小米，他瞧不起陕北这块地方，他把陕北比作鸡肋。……但依我看来，陕北绝不是鸡肋，这里是抗日救国的总根据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7]
从张国焘叛逃事件中，我们再次领会了大浪淘沙的深刻道理。
注解：
[1]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98页。
[2] 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博古（秦邦宪）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部分），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内部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04页。
[3]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60页。
[4]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97页。
[5] 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博古（秦邦宪）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部分），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内部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05页。
[6]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第七号），《新中华报》，1938年5月5日，第3版。
[7] 林火：难忘的教诲，刘昌亮编：《魂牵梦绕忆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5页。
张国焘在延安凤凰山麓
1938年4月7日，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的林伯渠向延安报告，张国焘意欲脱党，可能要叛变。
这可不是小事！
张国焘当时的身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还在中央红军长征之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就企图分裂中央。后来在中央和广大红军官兵的极力争取下，方于1936年10月9日率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937年3月，已经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并指出其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张国焘在会上承认了错误，并在4月6日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中央决定再次给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他的问题组织上也没有做结论。
1937年秋，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故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暂由张国焘代理。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这也是抗战以来国共双方的首次共同祭拜。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根据1938年4月19日公布的《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以及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部分）[2]，张国焘脱党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8年4月2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去黄陵县（当时叫中部县）公祭黄帝陵。与国民党代表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参加了4月4日的祭祀活动后，张国焘对同行的人谎称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未经中央允许，自行到了西安，住在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住到八路军在西安设立的办事处。直到第三天要乘火车准备去当时国民政府驻地武汉时，张国焘才打电话给当时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简单的交谈中，张国焘对林伯渠发泄了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伯渠好言相劝，被张拒绝。林伯渠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了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中共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等到后，张国焘并没有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的打算，见此情形，便坚持要住在外面，坚决不肯去长江局。直到4月12日，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还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一起到了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左5）、王明（左3）、博古（左4）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影
中共长江局设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到了中共长江局驻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电告中共中央：“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张国焘并提出希望见蒋介石一次。周恩来等人看到张国焘这种态度，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认为他既然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愿意留在武汉工作，看来还是愿意回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加上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要向国民政府报告边区政府的情况，也没有理由阻拦。于是，周恩来便陪同张国焘16日上午面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
在回办事处时，张国焘又中途逃脱，经办事处同志多方寻找之后，才找到他。但张国焘坚持不回办事处，并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周恩来等人还是苦口婆心地动员张国焘回党工作，实在不愿回党工作，也希望他向党请假，暂时找一适当地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或到国际去，以便改变其思想。并希望张国焘好好想一想，两天后再答复不迟。
不料谈话后一小时，也就是17号的晚上，张国焘私自跑到太平洋饭店，乘坐国民党派来的汽车，绝尘而去。临行时，张国焘留下一封信，向周恩来等人申明了自己最后脱党的决心，并要求不要再派人找他了。这也就意味着张国焘最终选择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
1938年春，张国焘的叛逃事件给中共党内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这年清明节前夕，张国焘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痛哭流涕地进行了检讨，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谈话将要结束时，张国焘提出准备去中部县祭扫黄帝陵。毛泽东同意了。
谁也没想到，张国焘这次是有预谋的行动，他以祭扫黄帝陵为名，直接跑到西安，然后由国民党人员接应到了武汉，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虽经周恩来的极力劝说，也未能挽回。
此后，张国焘的妻子找到毛泽东哭鼻子，说是想去武汉劝张国焘回来。毛泽东同意她去，并嘱咐把孩子也带上一起去。
事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件丑事，随他去吧。[3]
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声明脱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
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3版刊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第七号）》和《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4]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向全党详细说明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揭露其历史根源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表明党的立场。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是，“党中央于十八日正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于二十三日才将开除他的决议公布”[5]。之所以迟滞至5天后才将决议正式公布，正说明党中央还是希望张国焘在脱党后尚有所反思，甚至再回到党内。如，1938年4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名誉主席团名单还有张国焘。遗憾的是，张国焘并不领情。
1938年4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会议，并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第七号）》，做出开除张国焘一切职务的决定：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陵时，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6]
第七号令与《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同时于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新中华报》第3版公布。次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在为自己逃跑的行为做出种种辩护之后，还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妄加非议，彻底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反面。
后来，张国焘在重庆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研统计局”（简称“军统”），成了挂着“少将”军衔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从共产党的叛徒，变成国民党的特务。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但却并不被重视，不久即辞职。后来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无政可参。继而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同样不受重视，便举家到了香港，后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初，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去世。
1938年5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给即将从延安赴陕北瓦窑堡办学的抗大一大队三支队学员做报告，重点讲了张国焘叛逃的事。
毛泽东说：张国焘不愿意吃小米，他瞧不起陕北这块地方，他把陕北比作鸡肋。……但依我看来，陕北绝不是鸡肋，这里是抗日救国的总根据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7]
从张国焘叛逃事件中，我们再次领会了大浪淘沙的深刻道理。
注解：
[1]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98页。
[2] 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博古（秦邦宪）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部分），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内部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04页。
[3]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60页。
[4]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97页。
[5] 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博古（秦邦宪）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部分），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内部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05页。
[6]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第七号），《新中华报》，1938年5月5日，第3版。
[7] 林火：难忘的教诲，刘昌亮编：《魂牵梦绕忆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