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哈德：第一个来延安的欧洲记者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然而我们越接近红色首都，就越能看到大量年轻中国人的身影，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希望能加入梦寐以求的八路军。这条路就是一条朝圣之路，延安就是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
瓦尔特·博斯哈德
延安时期，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是瑞士摄影师瓦尔特·博斯哈德。
1938年4月，冰雪消融。军队卡车载满物资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城内街市熙来攘往，虽春寒料峭，人们的面容却平和喜乐。这是延安的风景，在这里，“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革命者们，或刻苦学习，或专注工作，或认真训练，或劳动开荒。再走近一些，你甚至可以看到毛泽东从简陋的窑洞中快步走出，衣着朴素却意气风发……[1]
所有这些真实的场景，你都可以在《通向延安之旅》纪录片中看到。而该纪录片的拍摄者正是博斯哈德。
《通向延安之旅》镜头之一
博斯哈德（1892—1975），瑞士人，瑞士《新苏黎世报》《生活》《世界画报》记者。他于1931年来到中国，并于1938年从北京动身前往汉口，计划在那里寻找机会到延安采访。尽管当时已经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当局并不愿意让外界看到关于八路军的真实报道，因此想要进入延安可谓困难重重。所幸，博斯哈德遇到了史沫特莱。在她的引荐下，博斯哈德在一个黄昏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短暂的交谈后，周恩来答应将博斯哈德介绍给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他见到了办事处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他戴着副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蓝布衫，乍一眼看去好像是一个中国乡村小学的校长。但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金融才子，负责管理八路军的后勤供给以及账务。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终于得以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阿·斯蒂尔一起，于1938年4月，随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2]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签发给博思哈德前往解放区的军用证明书（中央档案馆提供）
前往延安旅途之艰辛超乎想象。博斯哈德在他的记录稿中写道：
路况之差使得我们只好缓慢前行。即使轮子上缠着铁链，也无法阻止汽车顺着陡峭的山坡向后滑。好几次，车队还得从万丈深渊上晃晃悠悠地经过，让人直捏一把冷汗……
沿途的乡村越来越破败。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偶尔有羊群在小河边吃草。然而我们越接近红色首都，就越能看到大量年轻中国人的身影，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希望能加入梦寐以求的八路军。这条路就是一条朝圣之路，延安就是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被战火从学校里赶出来，背井离乡，期望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3]
整整6天之后，博斯哈德一行终于抵达延安，并见到了毛泽东。
博斯哈德第一次拜会毛泽东是在城中一所简陋、不起眼的屋子里。当时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写字桌旁，桌子后面是一张炕。此外就是一个中式橱和三把不稳的椅子，这就是屋中的全部家当了。桌上到处堆着书籍、文件、报纸、信件、图纸，还有一个烟斗。刷白的墙上是一张巨大的陕西地图和几张反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苏联宣传画。[4]
《通向延安之旅》纪录片拍摄了毛泽东走出窑洞迎接博斯哈德的场景。镜头中的毛泽东身材修长，略显清瘦。在博斯哈德后来撰写的报道中，描写了毛泽东的神态：
《通向延安之旅》镜头之二
乌黑的长发常要飘落在他的额头前，他说话时，他就伸出手慢慢地将头发撩到后面去。最廉价的香烟也能让他陶醉不已，抽起来没个停，闻上去却是一股混合着马粪和酸菜的味道。
在博斯哈德的印象里，毛泽东说话有力、简明扼要，看问题深刻透彻，不拿腔拿调，不拖泥带水。谈话中，毛泽东还从桌子下拿出一瓶酒，在博斯哈德的茶杯里倒满了“白干”，“味道和他的香烟一样糟糕”。
博斯哈德和毛泽东的访谈持续了三个小时。[5]毛泽东首先谈到日本问题。在他看来，日本有三大弱点：兵力不足、军士残暴、指挥笨拙。正是这三点使他坚信中国终将胜利。“日本人始终以为能用钱收买国人，而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也只会像以前一样袖手旁观。但现在农民站在我们一边，而且战争拖得越长，他们就组织得越好。我们的对手高估了手中的重型现代武器，在游击战中这些丝毫没用。”
博斯哈德接着询问了毛泽东关于国共合作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团结一致。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没有未来。“如果国民党真正愿意执行他们三月份制订的抗日建国计划的话，我们是他们最好的盟友。中国共产党有10万多党员，背后还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民众普遍要求国内和平团结，要求一致抗日。这样广泛的民众意见没有一个叛国者敢于轻视。”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时，毛泽东答道：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当前还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只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目前我们只是民主主义者，还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何谈共产主义者。以后我们当然希望继续前行，通过社会主义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但那当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我们首先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只有提高这四亿人的购买力，本土工业也才有可能茁壮成长。
博斯哈德采访期间，毛泽东正在撰写著名的《论持久战》。在接受博斯哈德采访结束20多天后，毛泽东演讲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给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评价毛泽东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对于延安，他则称之为“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共产党点燃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希望，使他们纷纷拥向延安，主动接受革命教育”。[6]
1938年8月，博斯哈德采访毛泽东的记录稿（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提供）
1938年8月，博斯哈德拍摄八路军女战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提供）
1938年8月17日，博斯哈德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了总标题为《在共产主义中国》的6篇系列报道，其中，对毛泽东的采访被刊登在了醒目位置上。
他拍摄的《通向延安之旅》，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也远渡重洋，赠送给了中国，从而使中国人民有机会领略延安时期珍贵的历史画面。
注解：
[1] 胡劼：瓦尔特·博斯哈德的延安之旅，《中国档案报》，2013年8月15日，总第2496期，第3版。
[2] 胡劼：瓦尔特·博斯哈德的延安之旅，《中国档案报》，2013年8月15日，总第2496期，第3版。
[3] 引自博斯哈德《延安之行》的记录稿，原件藏于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
[4] 王佳妮、邹伟农：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欧洲记者，《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17日，总第2521期，第2版。
[5] 胡劼：瓦尔特·博斯哈德的延安之旅，《中国档案报》，2013年8月15日，总第2496期，第3版。
[6] 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局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主题展。
瓦尔特·博斯哈德
延安时期，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是瑞士摄影师瓦尔特·博斯哈德。
1938年4月，冰雪消融。军队卡车载满物资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城内街市熙来攘往，虽春寒料峭，人们的面容却平和喜乐。这是延安的风景，在这里，“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革命者们，或刻苦学习，或专注工作，或认真训练，或劳动开荒。再走近一些，你甚至可以看到毛泽东从简陋的窑洞中快步走出，衣着朴素却意气风发……[1]
所有这些真实的场景，你都可以在《通向延安之旅》纪录片中看到。而该纪录片的拍摄者正是博斯哈德。
《通向延安之旅》镜头之一
博斯哈德（1892—1975），瑞士人，瑞士《新苏黎世报》《生活》《世界画报》记者。他于1931年来到中国，并于1938年从北京动身前往汉口，计划在那里寻找机会到延安采访。尽管当时已经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当局并不愿意让外界看到关于八路军的真实报道，因此想要进入延安可谓困难重重。所幸，博斯哈德遇到了史沫特莱。在她的引荐下，博斯哈德在一个黄昏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短暂的交谈后，周恩来答应将博斯哈德介绍给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他见到了办事处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他戴着副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蓝布衫，乍一眼看去好像是一个中国乡村小学的校长。但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金融才子，负责管理八路军的后勤供给以及账务。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终于得以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阿·斯蒂尔一起，于1938年4月，随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2]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签发给博思哈德前往解放区的军用证明书（中央档案馆提供）
前往延安旅途之艰辛超乎想象。博斯哈德在他的记录稿中写道：
路况之差使得我们只好缓慢前行。即使轮子上缠着铁链，也无法阻止汽车顺着陡峭的山坡向后滑。好几次，车队还得从万丈深渊上晃晃悠悠地经过，让人直捏一把冷汗……
沿途的乡村越来越破败。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偶尔有羊群在小河边吃草。然而我们越接近红色首都，就越能看到大量年轻中国人的身影，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希望能加入梦寐以求的八路军。这条路就是一条朝圣之路，延安就是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被战火从学校里赶出来，背井离乡，期望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3]
整整6天之后，博斯哈德一行终于抵达延安，并见到了毛泽东。
博斯哈德第一次拜会毛泽东是在城中一所简陋、不起眼的屋子里。当时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写字桌旁，桌子后面是一张炕。此外就是一个中式橱和三把不稳的椅子，这就是屋中的全部家当了。桌上到处堆着书籍、文件、报纸、信件、图纸，还有一个烟斗。刷白的墙上是一张巨大的陕西地图和几张反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苏联宣传画。[4]
《通向延安之旅》纪录片拍摄了毛泽东走出窑洞迎接博斯哈德的场景。镜头中的毛泽东身材修长，略显清瘦。在博斯哈德后来撰写的报道中，描写了毛泽东的神态：
《通向延安之旅》镜头之二
乌黑的长发常要飘落在他的额头前，他说话时，他就伸出手慢慢地将头发撩到后面去。最廉价的香烟也能让他陶醉不已，抽起来没个停，闻上去却是一股混合着马粪和酸菜的味道。
在博斯哈德的印象里，毛泽东说话有力、简明扼要，看问题深刻透彻，不拿腔拿调，不拖泥带水。谈话中，毛泽东还从桌子下拿出一瓶酒，在博斯哈德的茶杯里倒满了“白干”，“味道和他的香烟一样糟糕”。
博斯哈德和毛泽东的访谈持续了三个小时。[5]毛泽东首先谈到日本问题。在他看来，日本有三大弱点：兵力不足、军士残暴、指挥笨拙。正是这三点使他坚信中国终将胜利。“日本人始终以为能用钱收买国人，而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也只会像以前一样袖手旁观。但现在农民站在我们一边，而且战争拖得越长，他们就组织得越好。我们的对手高估了手中的重型现代武器，在游击战中这些丝毫没用。”
博斯哈德接着询问了毛泽东关于国共合作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团结一致。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没有未来。“如果国民党真正愿意执行他们三月份制订的抗日建国计划的话，我们是他们最好的盟友。中国共产党有10万多党员，背后还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民众普遍要求国内和平团结，要求一致抗日。这样广泛的民众意见没有一个叛国者敢于轻视。”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时，毛泽东答道：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当前还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只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目前我们只是民主主义者，还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何谈共产主义者。以后我们当然希望继续前行，通过社会主义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但那当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我们首先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只有提高这四亿人的购买力，本土工业也才有可能茁壮成长。
博斯哈德采访期间，毛泽东正在撰写著名的《论持久战》。在接受博斯哈德采访结束20多天后，毛泽东演讲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给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评价毛泽东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对于延安，他则称之为“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共产党点燃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希望，使他们纷纷拥向延安，主动接受革命教育”。[6]
1938年8月，博斯哈德采访毛泽东的记录稿（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提供）
1938年8月，博斯哈德拍摄八路军女战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提供）
1938年8月17日，博斯哈德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了总标题为《在共产主义中国》的6篇系列报道，其中，对毛泽东的采访被刊登在了醒目位置上。
他拍摄的《通向延安之旅》，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也远渡重洋，赠送给了中国，从而使中国人民有机会领略延安时期珍贵的历史画面。
注解：
[1] 胡劼：瓦尔特·博斯哈德的延安之旅，《中国档案报》，2013年8月15日，总第2496期，第3版。
[2] 胡劼：瓦尔特·博斯哈德的延安之旅，《中国档案报》，2013年8月15日，总第2496期，第3版。
[3] 引自博斯哈德《延安之行》的记录稿，原件藏于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
[4] 王佳妮、邹伟农：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欧洲记者，《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17日，总第2521期，第2版。
[5] 胡劼：瓦尔特·博斯哈德的延安之旅，《中国档案报》，2013年8月15日，总第2496期，第3版。
[6] 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局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主题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