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过了些日子，天气暖和了，医院发给白求恩大夫一套用自己生产的土布做的夏用军装，他高兴极了，马上穿起来。还特意让我找了两面大镜子，前后照着，左端详，右打量，笑得嘴都合不拢，并使劲地拍着衣服说：我现在也是一个八路军战士了。
1938年初春的一天，延安即将迎来一位名叫白求恩的医生。全城的人从大清早起，就一直举着旗、敲锣打鼓，在等候白大夫的到来。[1]
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的白求恩，祖父是加拿大著名的外科医生，受祖父影响，他从小就对医学表现出强烈兴趣。后来，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学医。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即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场，成为一名国际主义者。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白求恩正在北美各地做巡回演讲，为西班牙内战募集资金，他意识到中国比西班牙更需要他。而此时，白求恩读到了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更加萌发了去中国的念头。[2]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也决定派遣医疗组支持中国革命，于是，他率领由加拿大与美国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
1938年4月，毛泽东与白求恩大夫在延安观看苏联有声影片
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会见了他。当年随同白求恩一起来到延安的加拿大护士尤恩描述了当年会见时的情景：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一面说着：“欢迎，欢迎！”他向白求恩大夫伸出手来，白大夫也伸出手去，接受他的欢迎。他们两人无言地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像兄弟似的拥抱在一起了。……说过了几句关于天气的应酬话以及我们在陕西一定吃了不少苦头之后，白大夫便把加拿大共产党的证件交给毛主席。这证书是印在一方白绸上，上面有党书记蒂姆·巴克的签字，还盖了党的印章。毛主席以一种近乎崇敬的态度郑重其事地接受下来，并且说：“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现在就不是外人，不要见外啰！”
话题照例转到了五台山，那里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十分需要医疗照顾。白求恩大夫将成为那里的部队的大福星，但毛主席对我们会过得怎样则没有把握，因为那里的生活很艰苦。在谈话过程中，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一把又一把地吃花生和葵花籽。这些都是这个贫瘠的地方通常招待客人吃的东西。花生既富于营养又很便宜。
不知不觉之间，黑夜已插翅远遁，4月2日来到了人间。在东方的山峦之巅，曙光泛起，黑暗渐渐消失无踪。远处，公鸡正打鸣报晓。[3]
白求恩骑着聂荣臻司令员送的战马奔赴前线
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白求恩提出希望组织战地医疗队，直接到前线附近抢救重伤员。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在来延安时，白求恩也带来了医疗队所需要的医疗器械。白求恩一边在延安参观考察，一边等待着医疗器械和药品从西安运来。在延安停留期间，白求恩还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医院，不仅逐个检查伤病员，还为医疗人员做手术示范，一刻也没有闲着。
1938年5月2日，白求恩从延安启程，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驻地。途中，白求恩来到八路军收治重伤员的驻地神木县贺家川村，自己动手，制作了一种可以用两个牲口驮运的轻便手术设备。当时与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一起陪同白求恩的薛峰回忆：
第二天一早，他让我找个木匠来做木箱。我赶忙跑到街上找来木匠，白求恩给木匠比画了一阵子。木匠胆怯地说：“解不下，解不下（意思是不懂）。”我分析，不是做不了，只因为是个外国人让他做，他担心怕做不好。白求恩耐着性子把木匠打发走了后，给我说：“你去买一些木板和钉子，并借一把锯子和斧头来。”我心里很纳闷，他是个医生，莫非还会做木匠活儿。可不是嘛！他自己就带有小锯和小锤，只是做木箱用小了点。我就急忙去买来木板和钉子，借来了工具。
……不大工夫，六个大小适中的扁长形箱子在他手下做好了。装满东西，一个有五十来斤，一个牲口驮两个是没一点问题的。看着改好的箱子，白求恩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4]
白求恩还创造出一种用木板制成的药篮子（当时称为“白求恩篮子”），下病房换药时用它非常方便。为适应战地流动环境，他因陋就简，自制外科手术器械，还设计了能折叠的手术台，野战使用非常方便。
行军路上，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白求恩总是热情地为老乡们治病。有的头上长个疱，有的眼睛有毛病等，白求恩总是主动地、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解释明白后再给予治疗。他随身带的胶布、纱布、红药水、片剂、膏药等，为老乡们用去不少。[5]
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会见白求恩大夫
6月17日下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五台山金冈库村。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看到他旅途劳顿，劝白求恩先休息几天。他直率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6]聂荣臻请他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以加强军区卫生工作，白求恩立刻答应了。第二天，白求恩便来到军区卫生部，随后就到了后方医院。一连几个星期，白求恩忙着给伤员们进行治疗，并且还制订了一个“五星期计划”，工作重心是建立模范医院。
11月，正在雁北前线战斗的359旅战事连连，白求恩与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的叶青山来到旅后方卫生部所在地灵丘河浙村，积极救治伤员。叶青山后来追忆白求恩在这里给八路军伤病员输血的情景：
叶青山（左1）协助白求恩大夫给伤病员做手术
有一次，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须做离断术。可是，这个伤员因流血过多，体温很高，精神萎靡，看样子难以经得住这种手术。为了抢救这个伤员的生命，白求恩同志决定给伤员输血。当时，血的来源比较困难。我要求输血，可是白求恩同志却对我说：“你刚输过血不久，不能再输你的血了。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这次输我的。”我们考虑他的年纪太大了，而且身体又不太好，因此都不同意输他的血。这时，白求恩同志严肃地说：“前方将士为了国家民族，可以流血牺牲，我在后方工作，拿出一点点血，有什么不应该的呢？以后，我们可以成立志愿输血队，把血型预先检查好。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抢救伤员要紧。来！快动手吧！”说罢，便伸出了他那青筋隆起的瘦弱的手臂。[7]
于是，白求恩身上的300毫升血液，缓缓地流到这位八路军战士的身上，也使这位战士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后来，根据白求恩的倡议，还成立了志愿输血队，白求恩也与其他医务工作者一样，报名参加。从此，输血就在晋察冀边区逐渐推广，不少伤员因此从垂危的边缘被挽救过来。
白求恩并不把自己当作外国人，总喜欢人家叫他“八路”，也喜欢把战士叫作“我的孩子”。[8]他专门向毛泽东写信，谢绝了每月发给他的100元津贴。曾给白求恩做警卫员的何自新回忆：
白求恩到达边区后，很快在五台山区创建了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1938年9月15日举行医院开办典礼，边区领导同志前往参观。图为边区领导人与白求恩大夫合影留念
过了些日子，天气暖和了，医院发给白求恩大夫一套用自己生产的土布做的夏用军装，他高兴极了，马上穿起来。还特意让我找了两面大镜子，前后照着，左端详，右打量，笑得嘴都合不拢，并使劲地拍着衣服说：“我现在也是一个八路军战士了。”他还用刚学会的中国话连连说道：“很好！很好！”白求恩大夫非常爱惜这套军装，平时舍不得穿，只是在开大会或见首长时才穿上，回来就脱下叠得整整齐齐的，用一块大红布包好放在箱子里。[9]
白求恩还先后给毛泽东写了数封信，报告所在医院的情形及救治伤员的具体情况，并就医务工作人员的训练、前线急需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进行了反映。在信中，白求恩由衷表示：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们为其美丽之国家而与野蛮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10]
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担任晋察冀军区医院护士长的白光耀回忆：
1938年11月28日晚，358旅给我们医院发来电报，说那里有不少危重伤员，请白求恩同志抽时间来一趟。由于这一天他做了十几例手术，领导为了让他多休息，没有给他通知。到了晚上3点多，董翻译将情况告诉了他，让他第二天再动身。可是他决定马上启程，并带了我和另外几名护士。晚上天比较冷，还下着雪，行程有七八十里，我们赶第二天中午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医院，连饭也没吃，他一口气就检查了30多名伤员，还给几位重伤员做了手术。有个叫高天本的伤员，左腿伤势过重，又没有及时上夹板和绷带，露出一节骨头，时间拖得又长，他看后十分难受，无奈之下只好咬着牙给做了截肢手术。他惋惜地说：“一名连长丢了一挺机关枪，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机关枪还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可一条腿失掉了，就再也夺不回来了。”他还给在场的医护人员说：“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干部和战士。我们要百倍地爱护他们，宁愿让自己累一点，饿一点，也不能让他们受痛苦。”这一天，我们直到黄昏时才吃了一顿饭。[11]
白求恩大夫在前线救治伤病员
除了积极救治伤病员，白求恩还经常辅导八路军医务工作者，给他们上课，亲自编写教材。他还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把原来的后方医院改建成了一所模范医院。
1938年底，白求恩写了一篇文章《创伤》，这篇被他自己称为“我的最佳作品”的文章描述了白求恩经过一个晚上的紧张手术，抢救了包括4个日本战俘后所陷入的深深的思考：
没有伤员了。早晨六点钟。天哪，屋里很冷。把门打开。远方蔚蓝色的山顶上，晨曦初露。一小时后，太阳即将升起。上床睡吧。可是毫无睡意。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又是什么？
……毋庸置疑，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有可能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这种授权进行的疯狂行为中渔利。……只要他们的利润有减少的危险，他们就会兽性勃发，变得像野蛮人那样的凶暴，疯子似的残忍，刽子手般的冷酷无情。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消灭这号人。只要他们还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废除。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12]
一年后的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抢救伤员受到感染，不幸逝世。一个月之后，毛泽东饱含深情，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解：
[1] 琼·尤恩：《中国——我的第二故乡》，黄诚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9页。
[2] 敏惠：《跟随“红星”去延安》，《北京日报》，1979年12月25日。转引自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60页。
[3] 琼·尤恩：《中国——我的第二故乡》，黄诚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1—92页。
[4] 薛峰：护送白求恩同志到贺家川，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6—37页。
[5] 薛峰：护送白求恩同志到贺家川，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1页。
[6] 聂荣臻：“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怀念白求恩同志，《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2—13页。
[7] 叶青山：白求恩的战友们，根据福建长汀等网站资料整理。
[8] 江一真：生命像火一样燃烧——回忆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白求恩，《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2日，第3版。
[9] 何自新：追随白求恩同志十八月，转载自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网站。
[10] 《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卫生部出版，1940年版，第295页。
[11] 白光耀口述，袁国祥整理：回忆和白求恩大夫在一起的日子，《延安文学》，2014年，第2期。
[12] 这篇短文《创伤》是白求恩大夫于1938年12月前后在晋察冀边区写的，曾刊载在1939年间出版的加拿大、美国左翼刊物上。1939年1月10日，白求恩大夫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称这篇短文“是我的最佳作品之一”。《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84—87页。
1938年初春的一天，延安即将迎来一位名叫白求恩的医生。全城的人从大清早起，就一直举着旗、敲锣打鼓，在等候白大夫的到来。[1]
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的白求恩，祖父是加拿大著名的外科医生，受祖父影响，他从小就对医学表现出强烈兴趣。后来，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学医。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即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场，成为一名国际主义者。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白求恩正在北美各地做巡回演讲，为西班牙内战募集资金，他意识到中国比西班牙更需要他。而此时，白求恩读到了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更加萌发了去中国的念头。[2]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也决定派遣医疗组支持中国革命，于是，他率领由加拿大与美国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
1938年4月，毛泽东与白求恩大夫在延安观看苏联有声影片
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会见了他。当年随同白求恩一起来到延安的加拿大护士尤恩描述了当年会见时的情景：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一面说着：“欢迎，欢迎！”他向白求恩大夫伸出手来，白大夫也伸出手去，接受他的欢迎。他们两人无言地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像兄弟似的拥抱在一起了。……说过了几句关于天气的应酬话以及我们在陕西一定吃了不少苦头之后，白大夫便把加拿大共产党的证件交给毛主席。这证书是印在一方白绸上，上面有党书记蒂姆·巴克的签字，还盖了党的印章。毛主席以一种近乎崇敬的态度郑重其事地接受下来，并且说：“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现在就不是外人，不要见外啰！”
话题照例转到了五台山，那里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十分需要医疗照顾。白求恩大夫将成为那里的部队的大福星，但毛主席对我们会过得怎样则没有把握，因为那里的生活很艰苦。在谈话过程中，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一把又一把地吃花生和葵花籽。这些都是这个贫瘠的地方通常招待客人吃的东西。花生既富于营养又很便宜。
不知不觉之间，黑夜已插翅远遁，4月2日来到了人间。在东方的山峦之巅，曙光泛起，黑暗渐渐消失无踪。远处，公鸡正打鸣报晓。[3]
白求恩骑着聂荣臻司令员送的战马奔赴前线
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白求恩提出希望组织战地医疗队，直接到前线附近抢救重伤员。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在来延安时，白求恩也带来了医疗队所需要的医疗器械。白求恩一边在延安参观考察，一边等待着医疗器械和药品从西安运来。在延安停留期间，白求恩还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医院，不仅逐个检查伤病员，还为医疗人员做手术示范，一刻也没有闲着。
1938年5月2日，白求恩从延安启程，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驻地。途中，白求恩来到八路军收治重伤员的驻地神木县贺家川村，自己动手，制作了一种可以用两个牲口驮运的轻便手术设备。当时与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一起陪同白求恩的薛峰回忆：
第二天一早，他让我找个木匠来做木箱。我赶忙跑到街上找来木匠，白求恩给木匠比画了一阵子。木匠胆怯地说：“解不下，解不下（意思是不懂）。”我分析，不是做不了，只因为是个外国人让他做，他担心怕做不好。白求恩耐着性子把木匠打发走了后，给我说：“你去买一些木板和钉子，并借一把锯子和斧头来。”我心里很纳闷，他是个医生，莫非还会做木匠活儿。可不是嘛！他自己就带有小锯和小锤，只是做木箱用小了点。我就急忙去买来木板和钉子，借来了工具。
……不大工夫，六个大小适中的扁长形箱子在他手下做好了。装满东西，一个有五十来斤，一个牲口驮两个是没一点问题的。看着改好的箱子，白求恩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4]
白求恩还创造出一种用木板制成的药篮子（当时称为“白求恩篮子”），下病房换药时用它非常方便。为适应战地流动环境，他因陋就简，自制外科手术器械，还设计了能折叠的手术台，野战使用非常方便。
行军路上，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白求恩总是热情地为老乡们治病。有的头上长个疱，有的眼睛有毛病等，白求恩总是主动地、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解释明白后再给予治疗。他随身带的胶布、纱布、红药水、片剂、膏药等，为老乡们用去不少。[5]
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会见白求恩大夫
6月17日下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五台山金冈库村。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看到他旅途劳顿，劝白求恩先休息几天。他直率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6]聂荣臻请他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以加强军区卫生工作，白求恩立刻答应了。第二天，白求恩便来到军区卫生部，随后就到了后方医院。一连几个星期，白求恩忙着给伤员们进行治疗，并且还制订了一个“五星期计划”，工作重心是建立模范医院。
11月，正在雁北前线战斗的359旅战事连连，白求恩与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的叶青山来到旅后方卫生部所在地灵丘河浙村，积极救治伤员。叶青山后来追忆白求恩在这里给八路军伤病员输血的情景：
叶青山（左1）协助白求恩大夫给伤病员做手术
有一次，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须做离断术。可是，这个伤员因流血过多，体温很高，精神萎靡，看样子难以经得住这种手术。为了抢救这个伤员的生命，白求恩同志决定给伤员输血。当时，血的来源比较困难。我要求输血，可是白求恩同志却对我说：“你刚输过血不久，不能再输你的血了。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这次输我的。”我们考虑他的年纪太大了，而且身体又不太好，因此都不同意输他的血。这时，白求恩同志严肃地说：“前方将士为了国家民族，可以流血牺牲，我在后方工作，拿出一点点血，有什么不应该的呢？以后，我们可以成立志愿输血队，把血型预先检查好。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抢救伤员要紧。来！快动手吧！”说罢，便伸出了他那青筋隆起的瘦弱的手臂。[7]
于是，白求恩身上的300毫升血液，缓缓地流到这位八路军战士的身上，也使这位战士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后来，根据白求恩的倡议，还成立了志愿输血队，白求恩也与其他医务工作者一样，报名参加。从此，输血就在晋察冀边区逐渐推广，不少伤员因此从垂危的边缘被挽救过来。
白求恩并不把自己当作外国人，总喜欢人家叫他“八路”，也喜欢把战士叫作“我的孩子”。[8]他专门向毛泽东写信，谢绝了每月发给他的100元津贴。曾给白求恩做警卫员的何自新回忆：
白求恩到达边区后，很快在五台山区创建了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1938年9月15日举行医院开办典礼，边区领导同志前往参观。图为边区领导人与白求恩大夫合影留念
过了些日子，天气暖和了，医院发给白求恩大夫一套用自己生产的土布做的夏用军装，他高兴极了，马上穿起来。还特意让我找了两面大镜子，前后照着，左端详，右打量，笑得嘴都合不拢，并使劲地拍着衣服说：“我现在也是一个八路军战士了。”他还用刚学会的中国话连连说道：“很好！很好！”白求恩大夫非常爱惜这套军装，平时舍不得穿，只是在开大会或见首长时才穿上，回来就脱下叠得整整齐齐的，用一块大红布包好放在箱子里。[9]
白求恩还先后给毛泽东写了数封信，报告所在医院的情形及救治伤员的具体情况，并就医务工作人员的训练、前线急需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进行了反映。在信中，白求恩由衷表示：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们为其美丽之国家而与野蛮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10]
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担任晋察冀军区医院护士长的白光耀回忆：
1938年11月28日晚，358旅给我们医院发来电报，说那里有不少危重伤员，请白求恩同志抽时间来一趟。由于这一天他做了十几例手术，领导为了让他多休息，没有给他通知。到了晚上3点多，董翻译将情况告诉了他，让他第二天再动身。可是他决定马上启程，并带了我和另外几名护士。晚上天比较冷，还下着雪，行程有七八十里，我们赶第二天中午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医院，连饭也没吃，他一口气就检查了30多名伤员，还给几位重伤员做了手术。有个叫高天本的伤员，左腿伤势过重，又没有及时上夹板和绷带，露出一节骨头，时间拖得又长，他看后十分难受，无奈之下只好咬着牙给做了截肢手术。他惋惜地说：“一名连长丢了一挺机关枪，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机关枪还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可一条腿失掉了，就再也夺不回来了。”他还给在场的医护人员说：“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干部和战士。我们要百倍地爱护他们，宁愿让自己累一点，饿一点，也不能让他们受痛苦。”这一天，我们直到黄昏时才吃了一顿饭。[11]
白求恩大夫在前线救治伤病员
除了积极救治伤病员，白求恩还经常辅导八路军医务工作者，给他们上课，亲自编写教材。他还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把原来的后方医院改建成了一所模范医院。
1938年底，白求恩写了一篇文章《创伤》，这篇被他自己称为“我的最佳作品”的文章描述了白求恩经过一个晚上的紧张手术，抢救了包括4个日本战俘后所陷入的深深的思考：
没有伤员了。早晨六点钟。天哪，屋里很冷。把门打开。远方蔚蓝色的山顶上，晨曦初露。一小时后，太阳即将升起。上床睡吧。可是毫无睡意。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又是什么？
……毋庸置疑，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有可能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这种授权进行的疯狂行为中渔利。……只要他们的利润有减少的危险，他们就会兽性勃发，变得像野蛮人那样的凶暴，疯子似的残忍，刽子手般的冷酷无情。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消灭这号人。只要他们还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废除。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12]
一年后的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抢救伤员受到感染，不幸逝世。一个月之后，毛泽东饱含深情，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解：
[1] 琼·尤恩：《中国——我的第二故乡》，黄诚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9页。
[2] 敏惠：《跟随“红星”去延安》，《北京日报》，1979年12月25日。转引自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60页。
[3] 琼·尤恩：《中国——我的第二故乡》，黄诚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1—92页。
[4] 薛峰：护送白求恩同志到贺家川，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6—37页。
[5] 薛峰：护送白求恩同志到贺家川，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1页。
[6] 聂荣臻：“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怀念白求恩同志，《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2—13页。
[7] 叶青山：白求恩的战友们，根据福建长汀等网站资料整理。
[8] 江一真：生命像火一样燃烧——回忆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白求恩，《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2日，第3版。
[9] 何自新：追随白求恩同志十八月，转载自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网站。
[10] 《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卫生部出版，1940年版，第295页。
[11] 白光耀口述，袁国祥整理：回忆和白求恩大夫在一起的日子，《延安文学》，2014年，第2期。
[12] 这篇短文《创伤》是白求恩大夫于1938年12月前后在晋察冀边区写的，曾刊载在1939年间出版的加拿大、美国左翼刊物上。1939年1月10日，白求恩大夫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称这篇短文“是我的最佳作品之一”。《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8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