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来了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八月间，延安鲁艺寄来了聘书，聘他为鲁艺音乐系主任，他高兴得就像个孩子一样，眼泪流出来都不觉得。
只要提到鲁艺，提到延安时期的音乐，大家总会想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某种意义上，以冼星海为代表的一批人民音乐家已经成为延安音乐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
冼星海（右）与华君武（左）、盛家伦在延安鲁艺留影
冼星海来延安，是在鲁艺成立之后约半年的11月3日。而他能来延安，也是缘于鲁艺的盛情邀请。冼星海后来记述了来延安的过程：
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要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封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起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那时正是1938年的冬天。[1]
事实上，鲁艺的盛情邀请只是促成冼星海下决心来延安的契机，更重要的原因或者背景，是恰在这个时候，冼星海也面临着重要的人生选择。曾与冼星海一起在武汉工作并加入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进步文艺团体的钱远铎（也是冼星海妻子钱韵玲的哥哥），这样描述了当时冼星海的困惑：
到了七八月，武汉外围战争日益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进攻是步步退让，但对内却控制日严，三厅的工作也不大好做了。一些团体解放了，学校撤退了，工厂停工了等等。星海是越忙劲头越大的人。眼看到国土日益沦丧，而自己却被人捆着双手，不能做点有益于抗战的工作，非常苦闷。他想离开武汉到延安去，这想法，他对我讲过好多次。以后，他向田汉同志，向郭老，最后向周总理都表示过。八月间，延安鲁艺寄来了聘书，聘他为鲁艺音乐系主任，他高兴得就像个孩子一样，眼泪流出来都不觉得。[2]
受组织安排，当时也在鲁艺学习并同时协助冼星海工作、生活的梁寒光详细描述了冼星海夫妇初到延安的情况：
冼星海、钱韵玲夫妇
我是1938年3月8日国际妇女劳动节那天到达延安的。在招待所住了三天之后，就分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学习紧张，心情愉快，每天天不亮就要集队爬山锻炼，有时候还有实弹射击。但因当时弹药很少，这种实弹射击是次数不多的。我从广东到陕北时，带了一把小提琴去，我青少年时代在广东学会了拉小提琴和演奏多种民族拉弹乐器。陕北公学有俱乐部，每周俱乐部组织娱乐晚会，总是也有我参加音乐节目的。
陕北公学是培养抗战政治工作干部的，但由于我会音乐，所以三个月结业之后，我被分到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那时鲁艺在紧靠延安城的北门外。我五月间来到鲁艺音乐系，正值鲁艺开办后第一期的期中，过几个月才开第二期。所以我既是第一期中途的插班生，又是第二期的正式学生。
1938年11月初，冼星海同志来到延安。星海同志早已是音乐界的著名人士，他一来就在鲁艺音乐系当教师，后来任音乐系主任。星海同志和妻子钱韵玲同志一起来到延安，到鲁艺后就住在紧靠北门左手面山上的窑洞里。当时我被组织上指定照顾星海同志，使他习惯延安的生活，所以我每天除了学习和协助伙房工作之外，还总是要抽时间到他的住处去。星海同志身材相当高大壮实，他的肤色有点近似古铜色。他总是含着一个烟斗，这个烟斗已经很旧了，烟斗杆子也已断了，星海同志就用一根毛笔竹杆插在这烟斗头上继续用。延安没有纸烟只有旱烟叶，星海同志和大家一样，就抽这些捏碎的生烟叶，写下了一首首不朽之作。在和星海同志的接触中，我觉得他为人憨厚、中肯，他话不太多，但对人非常热情。记得他爱人养了几只鸡，生下的蛋就煮熟给他吃。我在那里时，星海同志总是从抽屉里拿出两只熟鸡蛋来分给我吃一个。当时延安生活很艰苦，能吃到一个熟鸡蛋是很不容易的，星海同志毫不自私，他有什么吃的就分给别人吃。因为每天接触，他对我说过的话很多，因为年远时长，我记性差，很多都记不起了。但有一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到延安以后，无比兴奋，虽然延安生活很艰苦，但是心情无比愉快。我到了这里以后，亲眼看到和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说出了他对党、对人民、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激动的心情和必胜的信念。当鲁艺还在北门外的时候，星海同志就组织和主持了一个音乐高级班，这个班里有安波、焕之、李凌、鹰航、韵玲和我等大约十个同学吧。[3]
初到延安的冼星海夫妇先是住在西北旅社。鲁艺在当天晚上专门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晚会。一个月之后，冼星海还亲自为钱韵玲办理了在抗大学习的手续。没过多久，11月20日，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冼星海刚走出房门要到防空壕去，炸弹就在头上丢下来了。他赶忙卧倒，炸弹在他面前炸开，旁边的房子全被炸倒了。于是他们就搬家到了北门外位于半山腰上的鲁迅艺术学院。[4]
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
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在延安听了《黄河大合唱》之后，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刚到延安的冼星海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鲁艺工作的李焕之回忆起他与冼星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星海同志是在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的一个晚上。
在这之前，我虽然没有见过星海同志，但从他的无数的歌曲中却已认识了星海同志。那时我十分喜爱星海的歌曲，他的歌曲有着一种力量吸引着我，如同聂耳的歌曲一样。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技巧的炫惑，而是在那多么朴素、多么单纯的音调和节奏中，使我感受到一种深厚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情绪在奔流着，这股热流曾经联结着多少青年人的心啊！
星海同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那汹涌的热情，这热情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在对待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以及一切的同志时都是如此，尤其是表现他在鼓励别人创作的时候。星海同志从没有使任何人在创作上垂头丧气过，当他看过别人的作品后，也许他的批评是比较严格的，甚至是表示不满意的，但他并不是否定的态度，即使是缺点很多，他总要肯定它的好处，所以总能使人并不因失败而灰心，而是充满了更大的信心再接再厉地进行创作。他的这种热情鼓舞了在他教导下的每个同志，当时鲁艺音乐系的同学们都有着极高度的创作热情和勇气，创作了无数群众歌曲并集体完成了两部大合唱……[5]
冼星海到鲁迅艺术学院不久，就十分重视创办合唱团的工作，当时由他建议且民主酝酿成立了鲁艺大合唱团。这个合唱团非常活跃，也很好地带动了当时延安的歌咏活动。后来他们多次演出《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以及许多优秀的歌曲，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冼星海还热心地指导延安其他单位的音乐歌咏活动。1938年10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周巍峙还请冼星海到西战团主讲了一次作曲和指挥。当年底，西战团就带着冼星海的新作《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祖国的孩子们》从延安唱到晋察冀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就在敌后的广大农村中流行起来，到处可以听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6]
毛泽东题词
来延安后第二年，冼星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电影进行音乐创作和后期制作。1945年10月30日因肺病不幸逝世于莫斯科医院，年仅41岁。
1940年5月，欢送冼星海赴苏联时的合影
冼星海去世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冼星海作为人民音乐家的杰出代表，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事业！[7]
注解：
[1]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97页。
[2] 钱远铎：怀念星海，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64—267页。
[3] 梁寒光：我和星海老师在延安的时候，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21—322页。
[4] 冼星海：新环境，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0页。
[5] 李焕之：热情·饱满·坚定——回忆星海同志，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68页。
[6] 周巍峙：解放区人民热爱星海同志，《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新华书店发行，1949年8月版，第52页。
[7]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短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数百首音乐作品。他的大合唱一共有4部，根据表现不同内容的需要选用了4种不同的体裁形式：表演性的《生产大合唱》，史诗性的《黄河大合唱》，群众歌曲形式的《牺盟大合唱》，叙事性的《九一八大合唱》。其中，《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音节雄壮而多变，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词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心，被公认为是抗战时期最优秀、最雄伟的大合唱。
只要提到鲁艺，提到延安时期的音乐，大家总会想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某种意义上，以冼星海为代表的一批人民音乐家已经成为延安音乐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
冼星海（右）与华君武（左）、盛家伦在延安鲁艺留影
冼星海来延安，是在鲁艺成立之后约半年的11月3日。而他能来延安，也是缘于鲁艺的盛情邀请。冼星海后来记述了来延安的过程：
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要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封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起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那时正是1938年的冬天。[1]
事实上，鲁艺的盛情邀请只是促成冼星海下决心来延安的契机，更重要的原因或者背景，是恰在这个时候，冼星海也面临着重要的人生选择。曾与冼星海一起在武汉工作并加入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进步文艺团体的钱远铎（也是冼星海妻子钱韵玲的哥哥），这样描述了当时冼星海的困惑：
到了七八月，武汉外围战争日益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进攻是步步退让，但对内却控制日严，三厅的工作也不大好做了。一些团体解放了，学校撤退了，工厂停工了等等。星海是越忙劲头越大的人。眼看到国土日益沦丧，而自己却被人捆着双手，不能做点有益于抗战的工作，非常苦闷。他想离开武汉到延安去，这想法，他对我讲过好多次。以后，他向田汉同志，向郭老，最后向周总理都表示过。八月间，延安鲁艺寄来了聘书，聘他为鲁艺音乐系主任，他高兴得就像个孩子一样，眼泪流出来都不觉得。[2]
受组织安排，当时也在鲁艺学习并同时协助冼星海工作、生活的梁寒光详细描述了冼星海夫妇初到延安的情况：
冼星海、钱韵玲夫妇
我是1938年3月8日国际妇女劳动节那天到达延安的。在招待所住了三天之后，就分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学习紧张，心情愉快，每天天不亮就要集队爬山锻炼，有时候还有实弹射击。但因当时弹药很少，这种实弹射击是次数不多的。我从广东到陕北时，带了一把小提琴去，我青少年时代在广东学会了拉小提琴和演奏多种民族拉弹乐器。陕北公学有俱乐部，每周俱乐部组织娱乐晚会，总是也有我参加音乐节目的。
陕北公学是培养抗战政治工作干部的，但由于我会音乐，所以三个月结业之后，我被分到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那时鲁艺在紧靠延安城的北门外。我五月间来到鲁艺音乐系，正值鲁艺开办后第一期的期中，过几个月才开第二期。所以我既是第一期中途的插班生，又是第二期的正式学生。
1938年11月初，冼星海同志来到延安。星海同志早已是音乐界的著名人士，他一来就在鲁艺音乐系当教师，后来任音乐系主任。星海同志和妻子钱韵玲同志一起来到延安，到鲁艺后就住在紧靠北门左手面山上的窑洞里。当时我被组织上指定照顾星海同志，使他习惯延安的生活，所以我每天除了学习和协助伙房工作之外，还总是要抽时间到他的住处去。星海同志身材相当高大壮实，他的肤色有点近似古铜色。他总是含着一个烟斗，这个烟斗已经很旧了，烟斗杆子也已断了，星海同志就用一根毛笔竹杆插在这烟斗头上继续用。延安没有纸烟只有旱烟叶，星海同志和大家一样，就抽这些捏碎的生烟叶，写下了一首首不朽之作。在和星海同志的接触中，我觉得他为人憨厚、中肯，他话不太多，但对人非常热情。记得他爱人养了几只鸡，生下的蛋就煮熟给他吃。我在那里时，星海同志总是从抽屉里拿出两只熟鸡蛋来分给我吃一个。当时延安生活很艰苦，能吃到一个熟鸡蛋是很不容易的，星海同志毫不自私，他有什么吃的就分给别人吃。因为每天接触，他对我说过的话很多，因为年远时长，我记性差，很多都记不起了。但有一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到延安以后，无比兴奋，虽然延安生活很艰苦，但是心情无比愉快。我到了这里以后，亲眼看到和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说出了他对党、对人民、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激动的心情和必胜的信念。当鲁艺还在北门外的时候，星海同志就组织和主持了一个音乐高级班，这个班里有安波、焕之、李凌、鹰航、韵玲和我等大约十个同学吧。[3]
初到延安的冼星海夫妇先是住在西北旅社。鲁艺在当天晚上专门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晚会。一个月之后，冼星海还亲自为钱韵玲办理了在抗大学习的手续。没过多久，11月20日，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冼星海刚走出房门要到防空壕去，炸弹就在头上丢下来了。他赶忙卧倒，炸弹在他面前炸开，旁边的房子全被炸倒了。于是他们就搬家到了北门外位于半山腰上的鲁迅艺术学院。[4]
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
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在延安听了《黄河大合唱》之后，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刚到延安的冼星海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鲁艺工作的李焕之回忆起他与冼星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星海同志是在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的一个晚上。
在这之前，我虽然没有见过星海同志，但从他的无数的歌曲中却已认识了星海同志。那时我十分喜爱星海的歌曲，他的歌曲有着一种力量吸引着我，如同聂耳的歌曲一样。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技巧的炫惑，而是在那多么朴素、多么单纯的音调和节奏中，使我感受到一种深厚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情绪在奔流着，这股热流曾经联结着多少青年人的心啊！
星海同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那汹涌的热情，这热情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在对待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以及一切的同志时都是如此，尤其是表现他在鼓励别人创作的时候。星海同志从没有使任何人在创作上垂头丧气过，当他看过别人的作品后，也许他的批评是比较严格的，甚至是表示不满意的，但他并不是否定的态度，即使是缺点很多，他总要肯定它的好处，所以总能使人并不因失败而灰心，而是充满了更大的信心再接再厉地进行创作。他的这种热情鼓舞了在他教导下的每个同志，当时鲁艺音乐系的同学们都有着极高度的创作热情和勇气，创作了无数群众歌曲并集体完成了两部大合唱……[5]
冼星海到鲁迅艺术学院不久，就十分重视创办合唱团的工作，当时由他建议且民主酝酿成立了鲁艺大合唱团。这个合唱团非常活跃，也很好地带动了当时延安的歌咏活动。后来他们多次演出《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以及许多优秀的歌曲，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冼星海还热心地指导延安其他单位的音乐歌咏活动。1938年10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周巍峙还请冼星海到西战团主讲了一次作曲和指挥。当年底，西战团就带着冼星海的新作《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祖国的孩子们》从延安唱到晋察冀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就在敌后的广大农村中流行起来，到处可以听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6]
毛泽东题词
来延安后第二年，冼星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电影进行音乐创作和后期制作。1945年10月30日因肺病不幸逝世于莫斯科医院，年仅41岁。
1940年5月，欢送冼星海赴苏联时的合影
冼星海去世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冼星海作为人民音乐家的杰出代表，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事业！[7]
注解：
[1]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97页。
[2] 钱远铎：怀念星海，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64—267页。
[3] 梁寒光：我和星海老师在延安的时候，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21—322页。
[4] 冼星海：新环境，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0页。
[5] 李焕之：热情·饱满·坚定——回忆星海同志，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68页。
[6] 周巍峙：解放区人民热爱星海同志，《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新华书店发行，1949年8月版，第52页。
[7]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短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数百首音乐作品。他的大合唱一共有4部，根据表现不同内容的需要选用了4种不同的体裁形式：表演性的《生产大合唱》，史诗性的《黄河大合唱》，群众歌曲形式的《牺盟大合唱》，叙事性的《九一八大合唱》。其中，《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音节雄壮而多变，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词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心，被公认为是抗战时期最优秀、最雄伟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