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军人教导院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长期抗战过程中，多少为国家民族求生存的好儿女在前线上牺牲了，流血了，或者残废了！为了报答他们这种英勇的精神，八路军在云阳和曲子、蟠龙等地都设有教导院的组织，它的性质就是残废军人的休养所和学校。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为了收容在战争中负伤或致残的红军，中央卫生部先后在蟠龙、青化砭、云崖、安河镇及甘肃曲子县等地成立了5个“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1935年12月，泾阳县安吴堡军人残废医院成立，又称“第五残废医院”。
毛泽东写给何长工的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前方新增的伤病员大量拥向延安。如何医治和管理这些为革命流过血、做过贡献的大批抗战志士，成了一件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把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残废军人管理工作划归军委领导。
毛泽东专门嘱咐时任八路军（延安、延川）河防司令员的何长工等人尽快拿出筹建“荣誉军人教导院”的方案来，并批示要求把教导院的工作办好。
1938年2月25日，毛泽东在致何长工的信中表示：要把办好荣誉军人学校的事“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长工同志：
1938年12月10日，《新中华报》第4版报道《云阳教导院近况》
你提的办法，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请会同王群同志切实办一办，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你为院长兼政治科长，王群为政委兼供给科长，另找一专门的卫生科长，就是你们三个人负总院责任，靠近军委留守处找一二间房子办起事来。不日起始的教导院工作会议好好地开一开，由你主持，王群辅之，我可以来讲一次话。先找富春，滕，萧，谭，莫[1]一商开会要点，即将你拟的东西先行讨论一番。[2]
在信中，毛泽东特地在“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和“教导院”下画了点，就是强调要把这些为革命立过功、负过伤的部队伤病员，作为未来开辟新领域工作的干部来培养，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生活照顾，只是照顾他们的伤病或仅仅是疗养而已。所谓“教导院”，题中之义，就是通过学习、教育、培养，不断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从而增强才干，掌握新的本领。显然，这也纳入了毛泽东当时一再提到的“大学校”的框架中，只是这所学校有些特殊：其学员是来自于战场上负伤的伤病员、残废军人。
1938年2月底，在抗日军政大学旁边的一所房子里，召开了教导总院工作会议。八路军总部、卫生部、供给部的领导同志和李富春、滕代远等6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抽调河防司令何长工来延安任总院院长，王群任政委。毛泽东到会并讲话。
1938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第4版以《云阳教导院近况》为标题，报道了荣誉军人教导院的性质及艰苦耐劳的优良作风：
长期抗战过程中，多少为国家民族求生存的好儿女在前线上牺牲了，流血了，或者残废了！为了报答他们这种英勇的精神，八路军在云阳和曲子、蟠龙等地都设有教导院的组织，它的性质就是残废军人的休养所和学校。几个教导院当中，以云阳教导院为最好。院中的管理及残废将士的生活均可作为其他教导院的模范。首先在组织方面讲，虽然是休养的所在，而军事的作风还充分地存在，院的最高行政机关是院部，底下有七个分所，除院长院委之外，还有分所长与政指（笔者按：即政治指导员）。全体休养员六百五十四名按军队组织编为连、排、班，连、排、班长均由民主选出。经常地学习，上政治课，以统一战线问题为材料，课外分组讨论，由组长做结论，不能解决的问题，请院首长来解答；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休养员，特别注重于识字课，有初进院不识字的人，不久也可写写稿和看报了。
何长工（右）与王群的合影
在文化娱乐和日常生活方面，不要看他们是残废了的人，但他们总是活泼愉快的。院部设有总俱乐部，管所有分俱乐部领导的工作，俱乐部里每星期出一次墙报，全体都参加写作。每天早晨要上早操做轻微的运动，呼吸新鲜空气，晚饭后有乒乓球之类的游戏，激烈的运动对他们是不适宜的。此外卫生委员领导院内的卫生工作，伙食委员来管吃饭问题。对于他们，按理说应该特别优待的，可是限于经费，每人每天还只是五分钱菜金。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拾柴以贴补菜钱的不足，处处表现了抗日军人艰苦耐劳的作风，虽然他们现在是残废的人。
1938年底，何长工调任抗大庆阳分校校长，院长暂由王群兼任。荣誉军人教导总院划归军委卫生部管理。
荣校学员在上课
这年冬，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把荣誉军人教导院改为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陕甘宁边区成立总校，各根据地成立荣军分校。这些残废同志政治条件好、觉悟高，就是文化知识水平太低，只要加紧教育，待他们文化水平提高了，还能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生活待遇和物质发放方面，规定每天由原来的5分钱菜金，提为7分钱（中灶待遇）。发衣服时先前方、后伤病员、再到荣军同志，最后是后方工作人员。会议任命王群为荣誉军人总校校长兼政委。
1939年春，荣校校址迁至关中地区陕北公学驻地看花宫。陕公校长成仿吾帮助荣校配备了教员及教务处全部职员。1939年5月l日，荣校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
由于荣校学员的特殊性，荣校的工作也具有两重性，既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从悲观失望或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中转变过来，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又要上好文化课，由休养转为积极学习，直至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为此，荣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
一、使荣誉军人自战场下来以后能得到适当的休养；
二、使轻伤者能于休养恢复体力后重上战场；
三、对于能学的技艺者，经一定的教育培养后出校可担任后方的适于身体的工作，继续为国家服务；
四、重伤、不治之症及老弱者，因其过去为国致力虽不能再继续服务，也应由公家供给、养老送终。
下寺湾荣誉军人学校旧址
荣校开办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除少数生活不能自理的同志，绝大多数经过几年学习，都从荣校重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确保荣校学员的安全，194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把荣校由关中地区迁往延安甘泉县下寺湾。从关中到下寺湾有近千里路，其中还有一段是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地形也很复杂，要翻越不少的高山、深沟。有的地方人烟稀少，要找宿营地都很困难，而残废同志的行动更是困难。为此地方党和政府动员群众用牲口和大板车，一个乡一个乡地接力运送了一个多月，于当年五一前顺利迁驻下寺湾。
荣校校长兼政委王群后来愉快地回忆道：
那时边区生活虽然苦些，但大家心情很愉快。只知拼命干工作，今天的事决不拖到明天去办，干部私心杂念很少，大家穷得很开心。那时的人，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有或很少有跟组织讲价钱和不服从分配的事情发生。[3]
注解：
[1] 富春，即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滕，指滕代远，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萧，指萧劲光，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谭，指谭政，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莫，指莫文骅，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12页。
[3] 张益龙编：《王群回忆录——革命生涯六十春秋》，广州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55页。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为了收容在战争中负伤或致残的红军，中央卫生部先后在蟠龙、青化砭、云崖、安河镇及甘肃曲子县等地成立了5个“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1935年12月，泾阳县安吴堡军人残废医院成立，又称“第五残废医院”。
毛泽东写给何长工的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前方新增的伤病员大量拥向延安。如何医治和管理这些为革命流过血、做过贡献的大批抗战志士，成了一件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把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残废军人管理工作划归军委领导。
毛泽东专门嘱咐时任八路军（延安、延川）河防司令员的何长工等人尽快拿出筹建“荣誉军人教导院”的方案来，并批示要求把教导院的工作办好。
1938年2月25日，毛泽东在致何长工的信中表示：要把办好荣誉军人学校的事“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长工同志：
1938年12月10日，《新中华报》第4版报道《云阳教导院近况》
你提的办法，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请会同王群同志切实办一办，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你为院长兼政治科长，王群为政委兼供给科长，另找一专门的卫生科长，就是你们三个人负总院责任，靠近军委留守处找一二间房子办起事来。不日起始的教导院工作会议好好地开一开，由你主持，王群辅之，我可以来讲一次话。先找富春，滕，萧，谭，莫[1]一商开会要点，即将你拟的东西先行讨论一番。[2]
在信中，毛泽东特地在“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和“教导院”下画了点，就是强调要把这些为革命立过功、负过伤的部队伤病员，作为未来开辟新领域工作的干部来培养，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生活照顾，只是照顾他们的伤病或仅仅是疗养而已。所谓“教导院”，题中之义，就是通过学习、教育、培养，不断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从而增强才干，掌握新的本领。显然，这也纳入了毛泽东当时一再提到的“大学校”的框架中，只是这所学校有些特殊：其学员是来自于战场上负伤的伤病员、残废军人。
1938年2月底，在抗日军政大学旁边的一所房子里，召开了教导总院工作会议。八路军总部、卫生部、供给部的领导同志和李富春、滕代远等6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抽调河防司令何长工来延安任总院院长，王群任政委。毛泽东到会并讲话。
1938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第4版以《云阳教导院近况》为标题，报道了荣誉军人教导院的性质及艰苦耐劳的优良作风：
长期抗战过程中，多少为国家民族求生存的好儿女在前线上牺牲了，流血了，或者残废了！为了报答他们这种英勇的精神，八路军在云阳和曲子、蟠龙等地都设有教导院的组织，它的性质就是残废军人的休养所和学校。几个教导院当中，以云阳教导院为最好。院中的管理及残废将士的生活均可作为其他教导院的模范。首先在组织方面讲，虽然是休养的所在，而军事的作风还充分地存在，院的最高行政机关是院部，底下有七个分所，除院长院委之外，还有分所长与政指（笔者按：即政治指导员）。全体休养员六百五十四名按军队组织编为连、排、班，连、排、班长均由民主选出。经常地学习，上政治课，以统一战线问题为材料，课外分组讨论，由组长做结论，不能解决的问题，请院首长来解答；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休养员，特别注重于识字课，有初进院不识字的人，不久也可写写稿和看报了。
何长工（右）与王群的合影
在文化娱乐和日常生活方面，不要看他们是残废了的人，但他们总是活泼愉快的。院部设有总俱乐部，管所有分俱乐部领导的工作，俱乐部里每星期出一次墙报，全体都参加写作。每天早晨要上早操做轻微的运动，呼吸新鲜空气，晚饭后有乒乓球之类的游戏，激烈的运动对他们是不适宜的。此外卫生委员领导院内的卫生工作，伙食委员来管吃饭问题。对于他们，按理说应该特别优待的，可是限于经费，每人每天还只是五分钱菜金。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拾柴以贴补菜钱的不足，处处表现了抗日军人艰苦耐劳的作风，虽然他们现在是残废的人。
1938年底，何长工调任抗大庆阳分校校长，院长暂由王群兼任。荣誉军人教导总院划归军委卫生部管理。
荣校学员在上课
这年冬，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把荣誉军人教导院改为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陕甘宁边区成立总校，各根据地成立荣军分校。这些残废同志政治条件好、觉悟高，就是文化知识水平太低，只要加紧教育，待他们文化水平提高了，还能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生活待遇和物质发放方面，规定每天由原来的5分钱菜金，提为7分钱（中灶待遇）。发衣服时先前方、后伤病员、再到荣军同志，最后是后方工作人员。会议任命王群为荣誉军人总校校长兼政委。
1939年春，荣校校址迁至关中地区陕北公学驻地看花宫。陕公校长成仿吾帮助荣校配备了教员及教务处全部职员。1939年5月l日，荣校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
由于荣校学员的特殊性，荣校的工作也具有两重性，既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从悲观失望或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中转变过来，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又要上好文化课，由休养转为积极学习，直至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为此，荣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
一、使荣誉军人自战场下来以后能得到适当的休养；
二、使轻伤者能于休养恢复体力后重上战场；
三、对于能学的技艺者，经一定的教育培养后出校可担任后方的适于身体的工作，继续为国家服务；
四、重伤、不治之症及老弱者，因其过去为国致力虽不能再继续服务，也应由公家供给、养老送终。
下寺湾荣誉军人学校旧址
荣校开办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除少数生活不能自理的同志，绝大多数经过几年学习，都从荣校重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确保荣校学员的安全，194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把荣校由关中地区迁往延安甘泉县下寺湾。从关中到下寺湾有近千里路，其中还有一段是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地形也很复杂，要翻越不少的高山、深沟。有的地方人烟稀少，要找宿营地都很困难，而残废同志的行动更是困难。为此地方党和政府动员群众用牲口和大板车，一个乡一个乡地接力运送了一个多月，于当年五一前顺利迁驻下寺湾。
荣校校长兼政委王群后来愉快地回忆道：
那时边区生活虽然苦些，但大家心情很愉快。只知拼命干工作，今天的事决不拖到明天去办，干部私心杂念很少，大家穷得很开心。那时的人，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有或很少有跟组织讲价钱和不服从分配的事情发生。[3]
注解：
[1] 富春，即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滕，指滕代远，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萧，指萧劲光，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谭，指谭政，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莫，指莫文骅，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12页。
[3] 张益龙编：《王群回忆录——革命生涯六十春秋》，广州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