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的殿堂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我们在延安，一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二是要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研究世界的昨天和前天；三是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而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当前这场伟大的抗战运动。
马列学院是193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的一所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也是延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最高学府。
延安马列学院校址
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院址设在延安北郊蓝家坪。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王学文。
马列学院学员白云峰回忆：
学院院址位于延河西岸的延安北郊蓝家坪，面对延河，背靠上山，院内有两条大沟，山前仅有一小块平地，就在这块平地上盖了一些平房，土木结构，顶部是用泥巴糊的，院部、饭堂等就设在平房。除了平房外，其余全是土窑洞，一层一层顺着山势排列，学员大部分住在窑洞里。礼堂是一座大草房，可以容纳几百人开会听课用，礼堂内没有桌凳，每人各有一个小坐凳。[1]
张闻天
王学文
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郑文回忆：
开学之初，院长张闻天同志会见了大家。他穿着一身灰粗布军装，扎着绑腿，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对大家非常亲切。开学典礼上，他讲到党中央早就想办这样一个学院，来培养理论干部，当前抗日战争开始了，全党更应学习理论，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并介绍了授课的教员：艾思奇、陈昌浩、王学文、吴亮平等同志。他还说，重要的课程还要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负责同志亲自讲授。教学原则是理论结合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因为教条主义对我们的危害实在太大了。[2]
马列学院的领导体制是党政合一的，在院长领导下由党的总支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整个机构不过十几个人。
马列学院创办伊始，学员有三四百人，最多时设立了六个班和相应的一些研究室。学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参加革命多年或在国统区做过地下工作者的老干部；二是青年知识分子。曾与丁玲一起在马列学院插班学习的陈明回忆：我所在的二班和三班的学员，有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徐海东、阎红彦，有在土地革命中从事苏维埃运动并积累了丰富实际经验的谭余保等同志。就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学员，也大多在国统区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有一定的斗争经历，也有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大家都很珍惜学习机会，学习都很努力、认真。[3]
在延安学习的西北根据地部分干部在延河边合影
学员入学一般要经过考试，不少学员入学前大都经过了抗大、陕公、党校的初步训练，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学习条件，有的则是从国统区来的。因此，会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入学考试内容。1938年冬入学的朱凤熙[4]这样描述自己参加入学考试的情景：
坐定后，一位和蔼的长者（以后方知是副院长王学文同志）手拿考卷，微笑而亲切地走进窑洞，交给我们。
我打开考卷一看，呵！赫然五道试题：
论商品的二重性。
说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
论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支部是党的基本堡垒。
说明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归纳起来，属于政治经济学两道，党建两道，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一道。……
第二天是口试，主持人是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同志，他长期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询问颇详。
事后，即通知通过了入学考试。[5]
马列学院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党的建设等。
学校专职教员的配备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是一流。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是副院长王学文，他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深造诣的学者；讲授哲学的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他来延安之前，所著的《大众哲学》一书已经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是吴亮平，他在苏联经过正规的理论学习，后来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国民经济部部长，第一个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并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杨松和讲授西洋革命史的陈昌浩也都去苏联学习过，陈昌浩不但俄文很好，而且是红军中的著名领导人，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6]
杨松
陈昌浩
院长张闻天既是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也是大学问家。陈明回忆，张闻天在全院传达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时，既不带讲稿，也没有笔记本，操着南方口音的北方话，娓娓道来，亲切生动。接连几个半天的时间才传达完，对照后来在《解放》上发表的报告全文，他的传达竟完全一样。他的准确的记忆力使我们惊奇，但我从这里更发现，他的思维逻辑、政治思想和党中央是如此的一致。[7]
吴亮平
艾思奇
吴亮平讲授联共党史课的时候，完全不看讲稿，而是口若悬河地向大家宣讲。有时讲到某一个问题需要参考哪本经典著作时，他竟能一连串背出来某问题在某书某页上。兴之所至，还常常抬腿坐在当讲台的长方桌上。听讲的同学坐累了，也便站起来听讲。有时还吸引着院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班的同学一起听。[8]而担任哲学教师的艾思奇则习惯于聚精会神地凝神思考，与他同事并同住一个窑洞的宋振庭回忆：
我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就“唯物主义的本质”这样一个问题发言时，我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句话“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不作任何附加的理解”，并翻开他译的《新哲学大纲》中这一页，他抓住这句话反复解释它的重要性，几次重复这句引文。等到晚上，月出东山之际，我送他到后山窑洞的路上，他又提起这句话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才吃惊地发现原来他差不多整整一下午脑子里全在想着这句话，难怪别人传说他常常为想问题达到废寝忘食！[9]
为了让一部分学员有深造的机会，从第一班第二期开始，学院抽调骨干教员和部分理论基础较好的学员组建了几个研究室。如杨松负责指导中国问题研究室，王学文负责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艾思奇负责指导哲学研究室，吴亮平负责指导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研究室，范文澜负责指导中国史研究室，李维汉兼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还有柯柏年、何锡麟、王实味等人组成的编译室。参加研究室的同志除从事研究工作外，还兼讲课。
为加强马列理论的译介工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成立时附设一个翻译室，成员有柯柏年、李景林、何锡麟、朱仲芷等。院长张闻天直接过问翻译室的工作。他不仅亲自动手校正译稿，而且关心每一个同志的生活琐事。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谁的眼镜坏了，谁买不到鸡蛋，这类小事有时也直接要求院长帮助解决，张闻天总是不厌其烦地尽力使大家得到满意的结果。[10]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强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发等党政军领导人还以身作则，经常抽出时间到马列学院做报告或讲课。
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左起：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
据曾在马列学院教育科工作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演讲时，正是马列学院开学不久，张闻天就指定学员每组派人和院部的同志一起去听讲，后来还亲自约请毛泽东到学院做报告。此后，毛泽东还在马列学院的露天小场院，为大家做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讲座中，毛泽东问大家是不是想上前线，大家回答当然是想上前线。那时大家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学完之后就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去。[11]
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方法是以自学为主，讲课辅导为辅，重视学员之间的研讨交流。1938年底入学的李奇回忆起他们小组讨论会的情况：
我们每周上课不过三五次，其余时间除阅读指定著作外，还有小组讨论会。学院要求个人要作读书笔记，准备讨论会的发言提纲和疑难问题，大家讨论互相帮助提高认识，再有不懂的问题，就提给教员解答。当时教员和学校领导，要求我们读原著，要一字一句地读，必须读懂，不要贪多求快和死记硬背。[12]
在马列学院三班学习的何英认为，在学院学习时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讲的三条。毛泽东曾这样说：
我们在延安，一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二是要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研究世界的昨天和前天；三是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而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当前这场伟大的抗战运动，研究它的现状，它的规律和特点。[13]
范文澜
马列学院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图书来源主要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这些著作由中央直接拨给，每种有百十册（因为要发到班上借给同学看，所以册数很多）。其次就是通过延安光华书店购买。光华书店和全国各地的许多书店都有业务联系，因此能够买到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书籍。此外，中共驻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的一些办事处，也给买回来一些书籍。有些在马列学院学习或工作的同志，把从大后方带来的图书捐赠给了图书馆。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从大后方到延安时，费尽艰辛带来一大批线装书，装在一个个高约50厘米、宽约60厘米的朱红色的精致书箱里，差不多占了一个窑洞。这些书都是珍贵的文史古籍，也有一部分是宋、元、明、清历代的短篇话本、笔记小说。毛泽东曾多次派人借阅了这些书籍。据裴桐回忆，有一次李德要回国，他曾奉命从李德那里取回了一批外文书。这样，图书馆的藏书就逐渐充实起来了。到1941年，全馆的藏书已有五六千种，两万余册。图书目录的卡片装了四五个盒子。[14]这在当时的延安，算是规模较大的一座图书馆了。
1938年由抗大选送并考入马列学院的郑星燕这样回忆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留下的美好印象：
报到当天吃午饭时，不知道厨房和饭堂在哪里。素不相识的老学员，主动热情地领我们到厨房打菜吃饭。……在住进山上窑洞之后，不论是同窑、同组或上一班的同学，都给我留下同志式的关怀和友爱的好感。有的同志病了，同志们热情地安排病号饭，亲自端上窑洞里来。秋天打柴烧炭，我和一些身体较弱的同志被通知不要上山。天冷了，女同志主动帮助男同志洗缝被子。一些同志，常主动把衣服给缺衣服的同志穿……
进入马列学院后，那种生动活泼、勤奋钻研的学习生活，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大家学习马列理论的热情是那么高，那么自觉，不要督促检查，经常在窑洞外的高原的温暖太阳底下看书学习，往往忘记休息。大家对在国统区不易看到的禁书——马列经典著作，一卷卷地选读、精读，不断深入思考、交谈。有的结合写笔记、写心得。在讨论会上，同志们都大胆发言，各抒己见。有的联系自己的实践，进行争论。民主探讨气氛活跃，有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能摆事实，讲道理，平等争论，没有盛气凌人或以大帽子压人打击整人的专横作风。[15]
马列学院从1938年5月开办至1941年7月改组[16]止，共招收过5个班（即五届），第一班80多人，二、三、四班各100多人，第五班不到100人，再加上为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代表专门开的两个班100多人，这样前后学习过的学员总共有八九百人之多。
1943年春，陕甘宁边区开始第三次精兵简政，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5月4日，改组后的马列学院合并到中央党校，编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注解：
[1] 白云峰：从北平到延安，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忆延安》（西安文史资料第1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7页。
[2] 郑文：回忆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片段，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11页。
[3] 陈明：回忆与怀念，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13页。
[4] 朱凤熙，1938年来延安前担任中共武汉地下党区委委员。
[5] 朱凤熙：从延安马列学院一份入学考试题说起，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26页。
[6] 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7页。
[7] 陈明：回忆与怀念，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13页。
[8] 刘晓：最美好的时光，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54页。
[9] 宋振庭：我的好老师，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00页。
[10] 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69页。
[11] 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8页。
[12] 李奇：我在延安马列学院所学到的，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29—230页。
[13] 何英：忆马列学院谈延安精神，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77页。
[14] 裴桐：回忆马列学院图书馆，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15页。
[15] 郑星燕：回忆延安马列学院的峥嵘岁月，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06页。
[16] 1941年7月，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8日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由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
马列学院是193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的一所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也是延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最高学府。
延安马列学院校址
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院址设在延安北郊蓝家坪。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王学文。
马列学院学员白云峰回忆：
学院院址位于延河西岸的延安北郊蓝家坪，面对延河，背靠上山，院内有两条大沟，山前仅有一小块平地，就在这块平地上盖了一些平房，土木结构，顶部是用泥巴糊的，院部、饭堂等就设在平房。除了平房外，其余全是土窑洞，一层一层顺着山势排列，学员大部分住在窑洞里。礼堂是一座大草房，可以容纳几百人开会听课用，礼堂内没有桌凳，每人各有一个小坐凳。[1]
张闻天
王学文
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郑文回忆：
开学之初，院长张闻天同志会见了大家。他穿着一身灰粗布军装，扎着绑腿，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对大家非常亲切。开学典礼上，他讲到党中央早就想办这样一个学院，来培养理论干部，当前抗日战争开始了，全党更应学习理论，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并介绍了授课的教员：艾思奇、陈昌浩、王学文、吴亮平等同志。他还说，重要的课程还要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负责同志亲自讲授。教学原则是理论结合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因为教条主义对我们的危害实在太大了。[2]
马列学院的领导体制是党政合一的，在院长领导下由党的总支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整个机构不过十几个人。
马列学院创办伊始，学员有三四百人，最多时设立了六个班和相应的一些研究室。学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参加革命多年或在国统区做过地下工作者的老干部；二是青年知识分子。曾与丁玲一起在马列学院插班学习的陈明回忆：我所在的二班和三班的学员，有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徐海东、阎红彦，有在土地革命中从事苏维埃运动并积累了丰富实际经验的谭余保等同志。就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学员，也大多在国统区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有一定的斗争经历，也有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大家都很珍惜学习机会，学习都很努力、认真。[3]
在延安学习的西北根据地部分干部在延河边合影
学员入学一般要经过考试，不少学员入学前大都经过了抗大、陕公、党校的初步训练，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学习条件，有的则是从国统区来的。因此，会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入学考试内容。1938年冬入学的朱凤熙[4]这样描述自己参加入学考试的情景：
坐定后，一位和蔼的长者（以后方知是副院长王学文同志）手拿考卷，微笑而亲切地走进窑洞，交给我们。
我打开考卷一看，呵！赫然五道试题：
论商品的二重性。
说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
论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支部是党的基本堡垒。
说明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归纳起来，属于政治经济学两道，党建两道，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一道。……
第二天是口试，主持人是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同志，他长期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询问颇详。
事后，即通知通过了入学考试。[5]
马列学院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党的建设等。
学校专职教员的配备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是一流。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是副院长王学文，他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深造诣的学者；讲授哲学的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他来延安之前，所著的《大众哲学》一书已经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是吴亮平，他在苏联经过正规的理论学习，后来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国民经济部部长，第一个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并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杨松和讲授西洋革命史的陈昌浩也都去苏联学习过，陈昌浩不但俄文很好，而且是红军中的著名领导人，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6]
杨松
陈昌浩
院长张闻天既是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也是大学问家。陈明回忆，张闻天在全院传达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时，既不带讲稿，也没有笔记本，操着南方口音的北方话，娓娓道来，亲切生动。接连几个半天的时间才传达完，对照后来在《解放》上发表的报告全文，他的传达竟完全一样。他的准确的记忆力使我们惊奇，但我从这里更发现，他的思维逻辑、政治思想和党中央是如此的一致。[7]
吴亮平
艾思奇
吴亮平讲授联共党史课的时候，完全不看讲稿，而是口若悬河地向大家宣讲。有时讲到某一个问题需要参考哪本经典著作时，他竟能一连串背出来某问题在某书某页上。兴之所至，还常常抬腿坐在当讲台的长方桌上。听讲的同学坐累了，也便站起来听讲。有时还吸引着院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班的同学一起听。[8]而担任哲学教师的艾思奇则习惯于聚精会神地凝神思考，与他同事并同住一个窑洞的宋振庭回忆：
我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就“唯物主义的本质”这样一个问题发言时，我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句话“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不作任何附加的理解”，并翻开他译的《新哲学大纲》中这一页，他抓住这句话反复解释它的重要性，几次重复这句引文。等到晚上，月出东山之际，我送他到后山窑洞的路上，他又提起这句话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才吃惊地发现原来他差不多整整一下午脑子里全在想着这句话，难怪别人传说他常常为想问题达到废寝忘食！[9]
为了让一部分学员有深造的机会，从第一班第二期开始，学院抽调骨干教员和部分理论基础较好的学员组建了几个研究室。如杨松负责指导中国问题研究室，王学文负责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艾思奇负责指导哲学研究室，吴亮平负责指导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研究室，范文澜负责指导中国史研究室，李维汉兼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还有柯柏年、何锡麟、王实味等人组成的编译室。参加研究室的同志除从事研究工作外，还兼讲课。
为加强马列理论的译介工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成立时附设一个翻译室，成员有柯柏年、李景林、何锡麟、朱仲芷等。院长张闻天直接过问翻译室的工作。他不仅亲自动手校正译稿，而且关心每一个同志的生活琐事。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谁的眼镜坏了，谁买不到鸡蛋，这类小事有时也直接要求院长帮助解决，张闻天总是不厌其烦地尽力使大家得到满意的结果。[10]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强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发等党政军领导人还以身作则，经常抽出时间到马列学院做报告或讲课。
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左起：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
据曾在马列学院教育科工作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演讲时，正是马列学院开学不久，张闻天就指定学员每组派人和院部的同志一起去听讲，后来还亲自约请毛泽东到学院做报告。此后，毛泽东还在马列学院的露天小场院，为大家做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讲座中，毛泽东问大家是不是想上前线，大家回答当然是想上前线。那时大家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学完之后就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去。[11]
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方法是以自学为主，讲课辅导为辅，重视学员之间的研讨交流。1938年底入学的李奇回忆起他们小组讨论会的情况：
我们每周上课不过三五次，其余时间除阅读指定著作外，还有小组讨论会。学院要求个人要作读书笔记，准备讨论会的发言提纲和疑难问题，大家讨论互相帮助提高认识，再有不懂的问题，就提给教员解答。当时教员和学校领导，要求我们读原著，要一字一句地读，必须读懂，不要贪多求快和死记硬背。[12]
在马列学院三班学习的何英认为，在学院学习时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讲的三条。毛泽东曾这样说：
我们在延安，一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二是要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研究世界的昨天和前天；三是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而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当前这场伟大的抗战运动，研究它的现状，它的规律和特点。[13]
范文澜
马列学院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图书来源主要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这些著作由中央直接拨给，每种有百十册（因为要发到班上借给同学看，所以册数很多）。其次就是通过延安光华书店购买。光华书店和全国各地的许多书店都有业务联系，因此能够买到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书籍。此外，中共驻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的一些办事处，也给买回来一些书籍。有些在马列学院学习或工作的同志，把从大后方带来的图书捐赠给了图书馆。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从大后方到延安时，费尽艰辛带来一大批线装书，装在一个个高约50厘米、宽约60厘米的朱红色的精致书箱里，差不多占了一个窑洞。这些书都是珍贵的文史古籍，也有一部分是宋、元、明、清历代的短篇话本、笔记小说。毛泽东曾多次派人借阅了这些书籍。据裴桐回忆，有一次李德要回国，他曾奉命从李德那里取回了一批外文书。这样，图书馆的藏书就逐渐充实起来了。到1941年，全馆的藏书已有五六千种，两万余册。图书目录的卡片装了四五个盒子。[14]这在当时的延安，算是规模较大的一座图书馆了。
1938年由抗大选送并考入马列学院的郑星燕这样回忆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留下的美好印象：
报到当天吃午饭时，不知道厨房和饭堂在哪里。素不相识的老学员，主动热情地领我们到厨房打菜吃饭。……在住进山上窑洞之后，不论是同窑、同组或上一班的同学，都给我留下同志式的关怀和友爱的好感。有的同志病了，同志们热情地安排病号饭，亲自端上窑洞里来。秋天打柴烧炭，我和一些身体较弱的同志被通知不要上山。天冷了，女同志主动帮助男同志洗缝被子。一些同志，常主动把衣服给缺衣服的同志穿……
进入马列学院后，那种生动活泼、勤奋钻研的学习生活，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大家学习马列理论的热情是那么高，那么自觉，不要督促检查，经常在窑洞外的高原的温暖太阳底下看书学习，往往忘记休息。大家对在国统区不易看到的禁书——马列经典著作，一卷卷地选读、精读，不断深入思考、交谈。有的结合写笔记、写心得。在讨论会上，同志们都大胆发言，各抒己见。有的联系自己的实践，进行争论。民主探讨气氛活跃，有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能摆事实，讲道理，平等争论，没有盛气凌人或以大帽子压人打击整人的专横作风。[15]
马列学院从1938年5月开办至1941年7月改组[16]止，共招收过5个班（即五届），第一班80多人，二、三、四班各100多人，第五班不到100人，再加上为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代表专门开的两个班100多人，这样前后学习过的学员总共有八九百人之多。
1943年春，陕甘宁边区开始第三次精兵简政，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5月4日，改组后的马列学院合并到中央党校，编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注解：
[1] 白云峰：从北平到延安，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忆延安》（西安文史资料第1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7页。
[2] 郑文：回忆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片段，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11页。
[3] 陈明：回忆与怀念，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13页。
[4] 朱凤熙，1938年来延安前担任中共武汉地下党区委委员。
[5] 朱凤熙：从延安马列学院一份入学考试题说起，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26页。
[6] 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7页。
[7] 陈明：回忆与怀念，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13页。
[8] 刘晓：最美好的时光，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54页。
[9] 宋振庭：我的好老师，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00页。
[10] 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69页。
[11] 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8页。
[12] 李奇：我在延安马列学院所学到的，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29—230页。
[13] 何英：忆马列学院谈延安精神，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77页。
[14] 裴桐：回忆马列学院图书馆，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15页。
[15] 郑星燕：回忆延安马列学院的峥嵘岁月，吴介民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06页。
[16] 1941年7月，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8日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由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