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摇篮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根据地就是大观园。
在延安城附近延河右岸的山隈里，半山腰摆开几排错落的窑洞，山脚下则躺着几幢新搭的茅屋，这便是鲁迅艺术学院了。每当晨光熹微或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一带总是洋溢着雄壮的或清脆的歌声。也常常可以看见二三青年男女，坐了一只矮脚凳，抱着画板，让手中的画笔谨慎地在画板上旅行。[1]这段颇具诗意的场景描写，是当年在延安生活学习的人对鲁迅艺术学院的真实再现。
鲁艺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培养艺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1938年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七人联合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对于目前抗战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从此拉开了创办鲁艺的序幕。
事实上鲁艺的创办还与年初延安街头上演的一部轰动全城的戏剧有关。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中央宣传部专门设宴招待全体演职人员。席间，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吸收了大家的建议，倡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在延安创立一所新的艺术院校。
鲁艺成立初期，学员大多数是从延安各单位爱好文艺的青年中招考录取，同时，也吸收了外地来延安的几个抗战文艺团体的成员。其中音乐系第一届的学员只有15人，大多数是从抗大或陕公转过来的爱好音乐的青年。刚开始，鲁艺还没有固定校址，就在延安城凤凰山麓的鲁迅师范学校借用了几间房子，开始招生了。不久之后，才选定在延安旧城北门外西侧一个山洼的半坡上离城一里多的地方办学。[2]1938年3月7日，鲁艺公布了院系机构和主要负责人名单后，14日就开始上课了。
鲁艺第一届学制为6个月，分为两个学期，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三个系，学员60余人。
1938年4月10日，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即浸信会基督教堂）内，隆重举行了鲁艺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
新创办的鲁艺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西侧一个山洼的半山上，离城一里多地。那里原有上下两排二十来孔东南向的土窑洞，就成了鲁艺校部和主要的教学活动场所。在半山坡上修建了简陋的平房十余间，作为教员的住房；食堂、伙房和后勤所需的房屋也建在那里。后来又由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在西侧山腰添挖了两排新土窑，扩大学生和职工的住室；山下有一大片坎坷不平的旧文庙废墟，可作学校自由活动的场院。[3]
鲁艺正式开办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除了到延安投考报名的学员外，全国各地通过书信询问的也络绎不绝。为此，负责鲁艺工作的沙汀专门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就大家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招生和学习情况进行了介绍：
1938年4月10日，鲁艺第一期在延安城内浸信会教堂举行开学典礼，图为鲁艺师生在教堂前合影
鲁迅艺术学院不是一个“天地玄黄”从头学起的学校，所以来投考的多少须有一点艺术的素养，尤其在政治与艺术理论认识方面，也须有相当基础。每个想来投考的该知道，在这里经过了一个短期间（六个月在校上课，二个月出发实际工作）训练，就作为一个干部分配到各地去从事抗战艺术的工作。[4]
刚刚开办的鲁艺，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包括教师也是逐步补充的。曾担任鲁艺音乐系教员的向隅回忆：
除了全院的必修课程，音乐系第一届先后开设了视唱、练耳、指挥、唱歌、练声、乐器、乐理、作曲、作词、朗诵、音乐概论等专修课。教员只有吕骥与我二人，吕骥要我动员妻子唐荣枚也来鲁艺任教。（她后来于）1938年3月中来到延安，担任鲁艺的声乐指导和音乐系的声乐教员。……鲁艺音乐系刚创办时遇到了很多困难，由于教员和学员的共同努力，许多困难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没有教材，教员就自己动手编写；教员不够就大家集体讨论、共同研究；水平不齐就分成小组，甚至个别上课，发动学员互教互学；没有乐器，我带去的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再把胡琴、笛子、口琴、风琴以及打击乐器都利用起来；缺乏参考资料，就把能找到的中外歌曲、民歌小调甚至宗教音乐作品，都当作教学的研究对象；住的地方不够，学员就自己动手挖窑洞。[5]
戏剧系第一期虽然只招收了30名学员，但阵容却很强大。他们大都来自外地到延安的几个演剧队，这些演剧队中，有不少著名的戏剧界人士，如塞克、左明、崔嵬、丁里、王震之、陈荒煤、姚时晓、钟敬之等。据后来担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回忆：
鲁艺初期的院系负责人及戏剧系、美术系部分教员，左起：天蓝、胡考、方华、钟敬之、王震之、徐一新、陈伊范、沙可夫、胡一川、江丰、沃渣、张庚、左明、魏克多、吕骥，左上是崔嵬、丁里
1938年春天，我（时任“蚁社”流动宣传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接到周扬从延安打来的电报，要我到延安去，参加筹备革命根据地的一所艺术学院的工作。……1938年3月，我到达延安，立即投入了艺术学院的筹备工作。……
戏剧系成立之后，我任戏剧系主任，崔嵬、左明、姚时晓、王震之等人当了教员，各演剧队的年轻队员就大多成了学员。严格讲起来，那时鲁艺的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区别也不太大。学员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有一定的文艺和戏剧的修养，参加演剧队的工作已相当长时间，有较多的舞台经验。因此，很快就能自编自导地演出许多戏来。几乎一两天就有一个晚会，演的戏大约有《弟兄们拉起手来》《人命贩子》《矿山》《一心堂》等独幕剧，以及活报剧《希特勒之梦》《国际玩具店》。
第一期的学员没上什么课，主要就是演戏、实践。学习了3个月后，这30名学员就纷纷被派往晋东南、晋西北、山东等敌后的部队中去开展戏剧工作。八路军的各个部队里都有剧社，这是红军时期留下的传统。这些学员到了部队剧社，就都成了业务骨干。后来有好些活跃在剧团、影坛的演员、导演如贾克、张平、陈强、吕朋、苏里等都是鲁艺第一期毕业的学员。[6]
鲁艺开学后不久，4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警卫员的陪同下，骑马来到鲁艺驻地，在半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对全体师生做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倡导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演出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提倡大家“下马观花”。毛泽东说：
毛泽东给鲁艺学员做报告
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青年艺术工作者应到大千世界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使艺术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意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7]
毛泽东还幽默地说：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8]
文学系教师周立波在给学生上世界名著选读课
1938年7月，鲁艺从第二届开始增设文学系，系主任由周扬兼任。文学系教员有周立波、萧三、陈荒煤等。周立波不但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渊博学识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学者。他主讲的名著选读课，细致入微，条理清晰，于娓娓动听之处，颇有严密的逻辑性。再加上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语调轻柔，名著选读课立即在学生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听课者从文学系扩展到其他三个系，后来又扩大到延安其他的机关、学校。许多外单位的人提前打听好他讲课的时间，步行十几里路来听课，听课者常常达200余人。每当这个时候，“课堂”便不得不从文学系的小院搬到鲁艺的篮球场上。有人还把周立波的讲课称为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
文学系还组织了文学社团草叶社，出版《草叶》双月刊。1938年8月，以鲁艺文学系学员为主成立的文学团体“路社”，旨在进行以诗歌为主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活动。路社在院内和延安的街头创办了街头诗墙报，刊登社员们的作品。每遇纪念节日，路社还散发诗歌传单进行抗日文化宣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特地为路社座谈会复信说：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和抗日的现实斗争，诗歌要适合大众需求，运用大众的语言，并且要大致押韵。
鲁艺课程方面，分必修、专修、选修三种。必修的有科学社会主义、辩证法、中国问题、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等，选修的有外语，也可选别的系的课，还有特别讲座。专修的是各系专门的课目。[9]如文学系有艺术论、旧形式研究、世界文学、中国文艺运动史、名著研究、俄文、创作；美术系有解剖学、透视学、美术座谈、野外写生、室内写生、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社会科学；音乐系有音乐概论、作曲法、指挥、视唱练耳、乐器练习、艺术论、中国文艺运动、社会科学；戏剧系有读词、化装术、戏剧概论、排戏、作剧法、表演术等。此外，各系还有各种研究小组和课外文化活动。[10]
在办学过程中，鲁艺不仅加强艺术实践，积极参加延安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同时通过举办各种作品展览会、演唱会、演奏会、戏剧表演，丰富了延安的文化生活。
钟敬之设计的话剧《一心堂》舞台图稿
鲁艺在开办之初，确立了办学的教育方针：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庆祝抗日战争一年来所取得的胜利，鲁艺决定创作演出三种不同形式的节目，即三幕话剧《流寇队长》、三幕歌剧《农村曲》及京剧《松花江上》（根据京剧《打渔杀家》改编）三台大戏。陈强在回忆曾经参与的鲁艺戏剧节演出时写道：
音乐系李焕之等人组成的鲁艺小乐队
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鲁迅艺术学院与延安文化界联合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戏剧节，演出三台大戏，有话剧《流寇队长》、京戏《松花江上》和歌剧《农村曲》。我们到延安不久，只能给那三个戏搞舞台工作或跑跑龙套。我一直是认真地跟着看戏，向老演员学习，暗自下功夫。导演在现场排戏，我在场外心记，跟久了，把几个我所爱的角色的台词、动作都记熟了。……（后来有的演员因为离开延安，新人一时没补充上，正在导演为难时）我只好鼓起勇气毛遂自荐，请求导演试试我能否演这一角色。左明很欣赏我的勇气，同意让我试试看。一试导演很满意，从此这一角色就由我来扮演。……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我迈出了第一步。[11]
鲁艺音乐系办学之初，设施很简陋，除天主教堂原有的一架旧风琴外，其他能见到的乐器只有一根笛子、几把二胡、一把小提琴、一只口琴和几件打击乐器。就是这样一个小乐队，还成功伴奏了边区第一部歌剧——《农村曲》。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排练，7月7日晚，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正式演出了歌剧《农村曲》及话剧《流寇队长》。
歌剧《农村曲》（李伯钊编剧，吕骥、向隅、安波作曲，后改名为《儿女英雄》）以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现实题材，新颖的艺术形式，生动感人的舞台表演，富有民族风味的音乐，受到延安各界观众的热烈欢迎。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大礼堂总是挤得满满的，连续演出了20余场，始终座无虚席。
三幕歌剧《农村曲》剧照
作为初创的学校，鲁艺演剧所需的用品奇缺，一开始幕布只有某一演剧团体随团带去延安的几块蓝布条，每次晚会的大幕常是从边区抗战剧团借的，所以在搭景时临时借用大家的卧具被单和灰呢军毯是常有的事。但即使面对这样简陋的场地和布景，艺术家们却一点也不含糊。那时的演出，都是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的小舞台上进行的。曾在鲁艺任教的钟敬之回忆：
这个大礼堂的小舞台，说小也真是小，整个台面的大小不足70平方米，表演区域约可用20平方米。……虽然在这样一个小小天地里，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将它按照话剧演出的需要，搞了个镜柜式舞台的装置，挂起大幕、后幕和天幕，以及三道横檐幕和两侧翼幕。至于照明灯光，那时延安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汽灯，经过我们套上集中专门设计的灯光罩筒，分悬在幕间三至四道顶光位置上，居然也能创造一种基本的舞台照明效果来。[12]
1938年8月1日，鲁艺戏剧系组建了实验剧团，其宗旨是“要成为抗战戏剧实际行动的模范”。实验剧团与戏剧系的教学结合在一起，编写演出了《一心堂》《鲁迅之死》《棋局未定》等一大批剧目，创造了鲁艺建校初期话剧演出颇为繁荣的局面。
在延安城未遭敌机轰炸以前，每个城门口，都设有鲁艺定期的（一般是两周一换）大型“街头画报”。1938年夏末，鲁艺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举办了一次美展。其中有套连环画名为《抗战大事记》，共二十四幅，反映和描写抗战一年来所发生的大事。延安曾经举办农业展览会，鲁艺教师夏风和焦心河被派去给展览会画画。他们住在南门外西侧半山坡上的一间石窑洞中，周围就是马厩，经常听到马的嘶叫，还要经常防空，但还是完成了任务。[13]
由于木刻所用的原材料随处可取，不像油画等必须有专门的颜料，可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鲁艺的木刻就在美术系重点地发展起来，还举办木刻研究班，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木刻艺术家。1938年5月，胡一川在鲁艺任木刻教员并负责木刻研究班工作。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时，木刻研究班出了一本纪念木刻集，作品是由作者亲自拓印的原作，贴在马兰纸上订成的。另外还由木刻研究班负责，在延安城内鼓楼底下，出过四期木刻壁报。[14]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罗工柳回忆起1938年6月间，他从武汉来到延安，当时延安古城有个鼓楼，鼓楼南口有个定期的“木刻壁报”，就是鲁艺木刻研究班主办的。[15]
鲁艺的生活艰苦而又愉快。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彦涵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情形：
我们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草鞋布衣。此外，每人有一个马扎和一块画板。各人的膝盖就是自己的书桌。[16]
冼星海这样描述第一次吃小米饭的感觉以及在鲁艺的生活：
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像蛋炒饭，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夹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了。以后吃了很久才习惯。
延安鼓楼
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的时间和晚饭后2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学习（我到的时候及以后，学习的空气很浓）。他们似乎很忙，个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得很简单，一张桌子，一个床铺，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照。此外就没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布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17]
在当时，要是能吃到面条，就算“打牙祭”了。据在鲁艺学习的钟灵回忆：
当时的伙食，平日顿顿是小米干饭，盐水煮土豆或白菜，一碗菜上面，也许能飘着一星半点儿油花。难得碰到吃一顿面条，因为是细粮，就称得上“打牙祭”了。为此，华君武专门画了一幅《吃面条》的漫画，贴在鲁艺的墙报上。在他的笔下，漫画式地进行夸张，《吃面条》就变成了游泳池里的高台跳水：一群勇士，手持特大缸子，再加勺子筷子，向装面条的木桶冲刺，有的飞起来脚不沾地，热汗与面条齐飞，缸子共眼睛一色，真是热闹得很！……从此以后，再碰到吃面条的日子，大家就文明礼让，规矩多了。[18]
担任鲁艺副院长的沙可夫总结鲁艺办学第一年的成绩时这样写道：
我们分发了两期二百多个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的干部到前线部队里与后方各机关团体中去实习工作。……在创作方面，我们也有些收获。经过多次演出，比较成功的剧本，个人的或集体的创作，数量总在三十个以上。例如：《大丹河》《流寇队长》《团圆》（以上三出话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以上歌剧），《松花江》《松林恨》《夜袭》（以上改编的旧剧），《还我的孩子》《矿山》《一心堂》《油布》《八一三的晚上》《今天》《两代》（以上独幕话剧），《希特勒之梦》《国际玩具店》《学不够》（以上活报剧本），等等，都是为延安以及边区广大观众所热烈欢迎的。音乐作品油印出版的已有七八种之多。其中有民歌小调，有救亡新歌，也有外国革命歌曲介绍。……至于美术方面，我们曾举行了好几次美术作品展览会，出版木刻壁报与纪念鲁艺木刻集。
在一年中我们组织了百次以上的公演晚会，在一两万个学生与党政军干部中多少起了宣传教育的作用。同时我们两次发动全体教职学员下乡工作。[19]
由于岁月的变迁，鲁艺初办时位于延安城北关的校址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面貌。今天所保留下来的鲁艺校址是在延安东郊的桥儿沟。
鲁艺历届负责人，左起：吴玉章、沙可夫、赵毅敏、周扬
1938年夏，鲁艺全体师生在延安北关校址的合影
1939年7月底鲁艺从延安北关迁至桥儿沟教堂办学。[20]桥儿沟有个天主教堂，还有十几孔石窑洞，中央党校当时在这里办学。因为这里办学条件较好，天主教堂里边还可以作排演的舞台，就把这个地方让给鲁艺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延安时期对鲁艺的办学是非常重视的。
注解：
[1] 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12月版，第147页。
[2] 钟敬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概貌侧记》，《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3] 钟敬之：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院，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98页。
[4] 沙汀：告关心鲁迅艺术学院的朋友们，《新中华报》，1938年6月20日，第4版。
[5] 向隅：追求与奉献，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81页。
[6] 张庚：我在延安的戏剧活动，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3—35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65页。
[8] 刘益涛：《十年往事 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57页。
[9] 邓发民：鲁迅艺术学院访问记，《新华日报》，1938年4月19日，第4版。
[10] 萧英：抗战艺术在肤施——鲁迅艺术学院的轮廓画，《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8日，第3版。
[11] 陈强：我是演歌剧起家的，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26页。
[12] 钟敬之：多姿多彩的延安舞台生活，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87页。
[13] 夏风：在延安经历的几件事，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25页。
[14] 胡一川：民族解放的斗争武器，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77页。
[15] 罗工柳：点滴回忆，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59页。
[16] 彦涵：我的一点回忆，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94页。
[17] 冼星海：新环境，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0—321页。
[18] 钟灵：从一副对联 一幅漫画谈起，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575—576页。
[19] 沙可夫：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1页。
[20]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77页。
在延安城附近延河右岸的山隈里，半山腰摆开几排错落的窑洞，山脚下则躺着几幢新搭的茅屋，这便是鲁迅艺术学院了。每当晨光熹微或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一带总是洋溢着雄壮的或清脆的歌声。也常常可以看见二三青年男女，坐了一只矮脚凳，抱着画板，让手中的画笔谨慎地在画板上旅行。[1]这段颇具诗意的场景描写，是当年在延安生活学习的人对鲁迅艺术学院的真实再现。
鲁艺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培养艺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1938年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七人联合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对于目前抗战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从此拉开了创办鲁艺的序幕。
事实上鲁艺的创办还与年初延安街头上演的一部轰动全城的戏剧有关。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中央宣传部专门设宴招待全体演职人员。席间，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吸收了大家的建议，倡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在延安创立一所新的艺术院校。
鲁艺成立初期，学员大多数是从延安各单位爱好文艺的青年中招考录取，同时，也吸收了外地来延安的几个抗战文艺团体的成员。其中音乐系第一届的学员只有15人，大多数是从抗大或陕公转过来的爱好音乐的青年。刚开始，鲁艺还没有固定校址，就在延安城凤凰山麓的鲁迅师范学校借用了几间房子，开始招生了。不久之后，才选定在延安旧城北门外西侧一个山洼的半坡上离城一里多的地方办学。[2]1938年3月7日，鲁艺公布了院系机构和主要负责人名单后，14日就开始上课了。
鲁艺第一届学制为6个月，分为两个学期，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三个系，学员60余人。
1938年4月10日，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即浸信会基督教堂）内，隆重举行了鲁艺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
新创办的鲁艺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西侧一个山洼的半山上，离城一里多地。那里原有上下两排二十来孔东南向的土窑洞，就成了鲁艺校部和主要的教学活动场所。在半山坡上修建了简陋的平房十余间，作为教员的住房；食堂、伙房和后勤所需的房屋也建在那里。后来又由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在西侧山腰添挖了两排新土窑，扩大学生和职工的住室；山下有一大片坎坷不平的旧文庙废墟，可作学校自由活动的场院。[3]
鲁艺正式开办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除了到延安投考报名的学员外，全国各地通过书信询问的也络绎不绝。为此，负责鲁艺工作的沙汀专门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就大家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招生和学习情况进行了介绍：
1938年4月10日，鲁艺第一期在延安城内浸信会教堂举行开学典礼，图为鲁艺师生在教堂前合影
鲁迅艺术学院不是一个“天地玄黄”从头学起的学校，所以来投考的多少须有一点艺术的素养，尤其在政治与艺术理论认识方面，也须有相当基础。每个想来投考的该知道，在这里经过了一个短期间（六个月在校上课，二个月出发实际工作）训练，就作为一个干部分配到各地去从事抗战艺术的工作。[4]
刚刚开办的鲁艺，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包括教师也是逐步补充的。曾担任鲁艺音乐系教员的向隅回忆：
除了全院的必修课程，音乐系第一届先后开设了视唱、练耳、指挥、唱歌、练声、乐器、乐理、作曲、作词、朗诵、音乐概论等专修课。教员只有吕骥与我二人，吕骥要我动员妻子唐荣枚也来鲁艺任教。（她后来于）1938年3月中来到延安，担任鲁艺的声乐指导和音乐系的声乐教员。……鲁艺音乐系刚创办时遇到了很多困难，由于教员和学员的共同努力，许多困难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没有教材，教员就自己动手编写；教员不够就大家集体讨论、共同研究；水平不齐就分成小组，甚至个别上课，发动学员互教互学；没有乐器，我带去的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再把胡琴、笛子、口琴、风琴以及打击乐器都利用起来；缺乏参考资料，就把能找到的中外歌曲、民歌小调甚至宗教音乐作品，都当作教学的研究对象；住的地方不够，学员就自己动手挖窑洞。[5]
戏剧系第一期虽然只招收了30名学员，但阵容却很强大。他们大都来自外地到延安的几个演剧队，这些演剧队中，有不少著名的戏剧界人士，如塞克、左明、崔嵬、丁里、王震之、陈荒煤、姚时晓、钟敬之等。据后来担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回忆：
鲁艺初期的院系负责人及戏剧系、美术系部分教员，左起：天蓝、胡考、方华、钟敬之、王震之、徐一新、陈伊范、沙可夫、胡一川、江丰、沃渣、张庚、左明、魏克多、吕骥，左上是崔嵬、丁里
1938年春天，我（时任“蚁社”流动宣传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接到周扬从延安打来的电报，要我到延安去，参加筹备革命根据地的一所艺术学院的工作。……1938年3月，我到达延安，立即投入了艺术学院的筹备工作。……
戏剧系成立之后，我任戏剧系主任，崔嵬、左明、姚时晓、王震之等人当了教员，各演剧队的年轻队员就大多成了学员。严格讲起来，那时鲁艺的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区别也不太大。学员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有一定的文艺和戏剧的修养，参加演剧队的工作已相当长时间，有较多的舞台经验。因此，很快就能自编自导地演出许多戏来。几乎一两天就有一个晚会，演的戏大约有《弟兄们拉起手来》《人命贩子》《矿山》《一心堂》等独幕剧，以及活报剧《希特勒之梦》《国际玩具店》。
第一期的学员没上什么课，主要就是演戏、实践。学习了3个月后，这30名学员就纷纷被派往晋东南、晋西北、山东等敌后的部队中去开展戏剧工作。八路军的各个部队里都有剧社，这是红军时期留下的传统。这些学员到了部队剧社，就都成了业务骨干。后来有好些活跃在剧团、影坛的演员、导演如贾克、张平、陈强、吕朋、苏里等都是鲁艺第一期毕业的学员。[6]
鲁艺开学后不久，4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警卫员的陪同下，骑马来到鲁艺驻地，在半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对全体师生做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倡导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演出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提倡大家“下马观花”。毛泽东说：
毛泽东给鲁艺学员做报告
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青年艺术工作者应到大千世界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使艺术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意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7]
毛泽东还幽默地说：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8]
文学系教师周立波在给学生上世界名著选读课
1938年7月，鲁艺从第二届开始增设文学系，系主任由周扬兼任。文学系教员有周立波、萧三、陈荒煤等。周立波不但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渊博学识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学者。他主讲的名著选读课，细致入微，条理清晰，于娓娓动听之处，颇有严密的逻辑性。再加上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语调轻柔，名著选读课立即在学生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听课者从文学系扩展到其他三个系，后来又扩大到延安其他的机关、学校。许多外单位的人提前打听好他讲课的时间，步行十几里路来听课，听课者常常达200余人。每当这个时候，“课堂”便不得不从文学系的小院搬到鲁艺的篮球场上。有人还把周立波的讲课称为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
文学系还组织了文学社团草叶社，出版《草叶》双月刊。1938年8月，以鲁艺文学系学员为主成立的文学团体“路社”，旨在进行以诗歌为主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活动。路社在院内和延安的街头创办了街头诗墙报，刊登社员们的作品。每遇纪念节日，路社还散发诗歌传单进行抗日文化宣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特地为路社座谈会复信说：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和抗日的现实斗争，诗歌要适合大众需求，运用大众的语言，并且要大致押韵。
鲁艺课程方面，分必修、专修、选修三种。必修的有科学社会主义、辩证法、中国问题、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等，选修的有外语，也可选别的系的课，还有特别讲座。专修的是各系专门的课目。[9]如文学系有艺术论、旧形式研究、世界文学、中国文艺运动史、名著研究、俄文、创作；美术系有解剖学、透视学、美术座谈、野外写生、室内写生、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社会科学；音乐系有音乐概论、作曲法、指挥、视唱练耳、乐器练习、艺术论、中国文艺运动、社会科学；戏剧系有读词、化装术、戏剧概论、排戏、作剧法、表演术等。此外，各系还有各种研究小组和课外文化活动。[10]
在办学过程中，鲁艺不仅加强艺术实践，积极参加延安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同时通过举办各种作品展览会、演唱会、演奏会、戏剧表演，丰富了延安的文化生活。
钟敬之设计的话剧《一心堂》舞台图稿
鲁艺在开办之初，确立了办学的教育方针：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庆祝抗日战争一年来所取得的胜利，鲁艺决定创作演出三种不同形式的节目，即三幕话剧《流寇队长》、三幕歌剧《农村曲》及京剧《松花江上》（根据京剧《打渔杀家》改编）三台大戏。陈强在回忆曾经参与的鲁艺戏剧节演出时写道：
音乐系李焕之等人组成的鲁艺小乐队
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鲁迅艺术学院与延安文化界联合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戏剧节，演出三台大戏，有话剧《流寇队长》、京戏《松花江上》和歌剧《农村曲》。我们到延安不久，只能给那三个戏搞舞台工作或跑跑龙套。我一直是认真地跟着看戏，向老演员学习，暗自下功夫。导演在现场排戏，我在场外心记，跟久了，把几个我所爱的角色的台词、动作都记熟了。……（后来有的演员因为离开延安，新人一时没补充上，正在导演为难时）我只好鼓起勇气毛遂自荐，请求导演试试我能否演这一角色。左明很欣赏我的勇气，同意让我试试看。一试导演很满意，从此这一角色就由我来扮演。……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我迈出了第一步。[11]
鲁艺音乐系办学之初，设施很简陋，除天主教堂原有的一架旧风琴外，其他能见到的乐器只有一根笛子、几把二胡、一把小提琴、一只口琴和几件打击乐器。就是这样一个小乐队，还成功伴奏了边区第一部歌剧——《农村曲》。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排练，7月7日晚，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正式演出了歌剧《农村曲》及话剧《流寇队长》。
歌剧《农村曲》（李伯钊编剧，吕骥、向隅、安波作曲，后改名为《儿女英雄》）以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现实题材，新颖的艺术形式，生动感人的舞台表演，富有民族风味的音乐，受到延安各界观众的热烈欢迎。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大礼堂总是挤得满满的，连续演出了20余场，始终座无虚席。
三幕歌剧《农村曲》剧照
作为初创的学校，鲁艺演剧所需的用品奇缺，一开始幕布只有某一演剧团体随团带去延安的几块蓝布条，每次晚会的大幕常是从边区抗战剧团借的，所以在搭景时临时借用大家的卧具被单和灰呢军毯是常有的事。但即使面对这样简陋的场地和布景，艺术家们却一点也不含糊。那时的演出，都是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的小舞台上进行的。曾在鲁艺任教的钟敬之回忆：
这个大礼堂的小舞台，说小也真是小，整个台面的大小不足70平方米，表演区域约可用20平方米。……虽然在这样一个小小天地里，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将它按照话剧演出的需要，搞了个镜柜式舞台的装置，挂起大幕、后幕和天幕，以及三道横檐幕和两侧翼幕。至于照明灯光，那时延安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汽灯，经过我们套上集中专门设计的灯光罩筒，分悬在幕间三至四道顶光位置上，居然也能创造一种基本的舞台照明效果来。[12]
1938年8月1日，鲁艺戏剧系组建了实验剧团，其宗旨是“要成为抗战戏剧实际行动的模范”。实验剧团与戏剧系的教学结合在一起，编写演出了《一心堂》《鲁迅之死》《棋局未定》等一大批剧目，创造了鲁艺建校初期话剧演出颇为繁荣的局面。
在延安城未遭敌机轰炸以前，每个城门口，都设有鲁艺定期的（一般是两周一换）大型“街头画报”。1938年夏末，鲁艺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举办了一次美展。其中有套连环画名为《抗战大事记》，共二十四幅，反映和描写抗战一年来所发生的大事。延安曾经举办农业展览会，鲁艺教师夏风和焦心河被派去给展览会画画。他们住在南门外西侧半山坡上的一间石窑洞中，周围就是马厩，经常听到马的嘶叫，还要经常防空，但还是完成了任务。[13]
由于木刻所用的原材料随处可取，不像油画等必须有专门的颜料，可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鲁艺的木刻就在美术系重点地发展起来，还举办木刻研究班，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木刻艺术家。1938年5月，胡一川在鲁艺任木刻教员并负责木刻研究班工作。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时，木刻研究班出了一本纪念木刻集，作品是由作者亲自拓印的原作，贴在马兰纸上订成的。另外还由木刻研究班负责，在延安城内鼓楼底下，出过四期木刻壁报。[14]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罗工柳回忆起1938年6月间，他从武汉来到延安，当时延安古城有个鼓楼，鼓楼南口有个定期的“木刻壁报”，就是鲁艺木刻研究班主办的。[15]
鲁艺的生活艰苦而又愉快。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彦涵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情形：
我们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草鞋布衣。此外，每人有一个马扎和一块画板。各人的膝盖就是自己的书桌。[16]
冼星海这样描述第一次吃小米饭的感觉以及在鲁艺的生活：
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像蛋炒饭，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夹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了。以后吃了很久才习惯。
延安鼓楼
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的时间和晚饭后2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学习（我到的时候及以后，学习的空气很浓）。他们似乎很忙，个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得很简单，一张桌子，一个床铺，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照。此外就没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布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17]
在当时，要是能吃到面条，就算“打牙祭”了。据在鲁艺学习的钟灵回忆：
当时的伙食，平日顿顿是小米干饭，盐水煮土豆或白菜，一碗菜上面，也许能飘着一星半点儿油花。难得碰到吃一顿面条，因为是细粮，就称得上“打牙祭”了。为此，华君武专门画了一幅《吃面条》的漫画，贴在鲁艺的墙报上。在他的笔下，漫画式地进行夸张，《吃面条》就变成了游泳池里的高台跳水：一群勇士，手持特大缸子，再加勺子筷子，向装面条的木桶冲刺，有的飞起来脚不沾地，热汗与面条齐飞，缸子共眼睛一色，真是热闹得很！……从此以后，再碰到吃面条的日子，大家就文明礼让，规矩多了。[18]
担任鲁艺副院长的沙可夫总结鲁艺办学第一年的成绩时这样写道：
我们分发了两期二百多个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的干部到前线部队里与后方各机关团体中去实习工作。……在创作方面，我们也有些收获。经过多次演出，比较成功的剧本，个人的或集体的创作，数量总在三十个以上。例如：《大丹河》《流寇队长》《团圆》（以上三出话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以上歌剧），《松花江》《松林恨》《夜袭》（以上改编的旧剧），《还我的孩子》《矿山》《一心堂》《油布》《八一三的晚上》《今天》《两代》（以上独幕话剧），《希特勒之梦》《国际玩具店》《学不够》（以上活报剧本），等等，都是为延安以及边区广大观众所热烈欢迎的。音乐作品油印出版的已有七八种之多。其中有民歌小调，有救亡新歌，也有外国革命歌曲介绍。……至于美术方面，我们曾举行了好几次美术作品展览会，出版木刻壁报与纪念鲁艺木刻集。
在一年中我们组织了百次以上的公演晚会，在一两万个学生与党政军干部中多少起了宣传教育的作用。同时我们两次发动全体教职学员下乡工作。[19]
由于岁月的变迁，鲁艺初办时位于延安城北关的校址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面貌。今天所保留下来的鲁艺校址是在延安东郊的桥儿沟。
鲁艺历届负责人，左起：吴玉章、沙可夫、赵毅敏、周扬
1938年夏，鲁艺全体师生在延安北关校址的合影
1939年7月底鲁艺从延安北关迁至桥儿沟教堂办学。[20]桥儿沟有个天主教堂，还有十几孔石窑洞，中央党校当时在这里办学。因为这里办学条件较好，天主教堂里边还可以作排演的舞台，就把这个地方让给鲁艺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延安时期对鲁艺的办学是非常重视的。
注解：
[1] 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12月版，第147页。
[2] 钟敬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概貌侧记》，《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3] 钟敬之：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院，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98页。
[4] 沙汀：告关心鲁迅艺术学院的朋友们，《新中华报》，1938年6月20日，第4版。
[5] 向隅：追求与奉献，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81页。
[6] 张庚：我在延安的戏剧活动，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3—35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65页。
[8] 刘益涛：《十年往事 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57页。
[9] 邓发民：鲁迅艺术学院访问记，《新华日报》，1938年4月19日，第4版。
[10] 萧英：抗战艺术在肤施——鲁迅艺术学院的轮廓画，《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8日，第3版。
[11] 陈强：我是演歌剧起家的，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26页。
[12] 钟敬之：多姿多彩的延安舞台生活，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87页。
[13] 夏风：在延安经历的几件事，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25页。
[14] 胡一川：民族解放的斗争武器，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77页。
[15] 罗工柳：点滴回忆，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59页。
[16] 彦涵：我的一点回忆，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94页。
[17] 冼星海：新环境，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0—321页。
[18] 钟灵：从一副对联 一幅漫画谈起，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575—576页。
[19] 沙可夫：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艾克恩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1页。
[20]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