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抗大！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你们到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1946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马歇尔来到延安，[1]在参观了王家坪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共产党领导着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毛泽东对马歇尔说：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也不发；要衣服没有，要粮食也没有，要钱也没有，要枪要炮也没有。[2]
使毛泽东如此自信的，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军政干部。这些军政干部的成长，大多离不开延安时期的一所著名学校，那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
1938年，位于延安二道街的抗大总校校部
抗大前身是江西苏区的工农红军学校，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7月初，迁至志丹（即保安）。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校址在延安城内二道街。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当年8月，第三期开始招生，分为三个大队。当年抗大的招生简章中规定了办学宗旨：以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的领导干部为目的。入学资格为年满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大学、高中或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以抗日高于一切，坚决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者，都可以报考。[3]
1938年春，抗大同学会成立。3月5日，毛泽东亲自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这个题词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4]
抗大对学员的编制与生活管理完全按照军队的方式，甚至比军队更艰苦一些。1938年在抗大四大队学习的李镛回忆：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
我们一个小队十几个人住在宝塔山下一个小平房里，打地铺，十几个人紧紧挤在一起，没有桌子、椅子等家具，土坯垒起来再用纸一糊就是很漂亮的桌子。延河就是脸盆，也就是我们的澡堂。设备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很卫生，所有用品如衣服、书籍等都放在枕套里当枕头，鞋子并排挂在墙上的最下层，水碗挂在腰里随时带着，吃的是小米饭干豆角。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兴高采烈，身体健康，很少生病。[5]
抗大的课程有社会科学、游击战术、中国问题、政治经济学、战略学、政治工作等。[6]毛泽东经常到抗大出席开学典礼、结业典礼，亲自授课或做报告，在抗大干部会上强调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要下决心安心当教员。他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还主动承担了游击战争教材的编写任务。[7]
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他说：
1938年，毛泽东给抗大学员做报告
你们到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你们校长林彪，他只在黄埔里读过四个月，学了的也忘记了，他现在常常打胜仗。还有贺龙，他没有进过文学校，也没有进过武学校，他一把菜刀搞了个二方面军。那么你们现在学了三个月，更要去当排长连长与教师。战略战术这里学一点，更要到战场上去学习。[8]
曾在抗大学习的王仲方回忆起毛泽东给第三期学员讲课，认为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
1937年抗大三期三大队的同学们看到油印的教材《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给抗大二期学员亲自讲授的，大家提出也要听毛泽东亲自教授。一直等到1938年3月快毕业时突然听说毛泽东答应大家的要求，在他凤凰山住处的院子里“开小灶”，每天下午讲两个小时。一连讲了好几天，边讲边回答学员提的问题。每次讲课结束，大家请毛泽东在笔记本上题字签名。开始时毛泽东一本一本地题，后来看到堆集的笔记本越来越多，他就说我抱回去题好再还你们，于是便卷起上衣，把一大摞笔记本捧进屋里，第二天又一本一本发给大家。其亲切之情十分感人。[9]
抗大学员奔赴抗战前线
1938年4月9日，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做《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演，要求学员们在抗大期间学到抗日救国这样一个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他说：
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的几样东西：
第一，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却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抗大是军事学校，还要做一个军人，学习军人的样子。……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
第二，你们在这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因为事实上不可能使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学习，却可以靠你们将来在工作中间把这个政治方向告诉全国的人民，使他们都明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
第三，你们还要下一种决心。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么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抗日战争的征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10]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至年底陆续毕业。这一期是抗大发展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共收学员5562人，其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907人，知识分子4655人，编为八个大队。曾在抗大第四期学习的汪占非回忆：
一九三八年，我经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编队，长途行军到达延安。大约休息了几天，就被编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五队学习。……抗大这一期的学习定为三个月，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大家学到的新东西，可多得了不得，是闻所未闻的。政治课有中国问题、政治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抗日战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排进攻和班进攻演习，步枪实弹射击、手榴弹投弹实习等等。
……在延安抗大，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十月革命”节。从十月三十日起，大队部就着手准备庆祝活动，抽调各连队的“美术人才”，张振光同志和我一起被抽调到大队部。政治处主任让把以前从武汉带来的打仗“磅纸”和水彩画颜料都拿出来给我们使用。记得振光同志创作了一幅较大的彩色宣传画，我画了一幅斯大林同志高举右臂的彩色大半身像。[11]
1938年夏，世界学联代表团在抗大参观访问
就在这一期开学不久，1938年5月上旬，世界学联主要负责人组成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们是团长柯乐满（英国人），团员雅德（女，美国人）、雷克难（加拿大人）、傅路德（英国人）。代表团一行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上海、南昌、武汉、重庆、成都等地。6月29日至7月4日，访问了延安，并且还专门来到抗大访问。7月3日晚，在全校教职学员欢迎会上，以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名义，赠与四位世界学联代表抗大名誉博士证书[12]。另外还将旗帜、抗大校服赠与四位抗大名誉博士，并特别赠与雅德女士一双草鞋、领章、毕业证章、讲义（有几种已译成英文）等。柯乐满在发言中感谢抗大给予的荣誉，他说：同志们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礼物，尤其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件最宝贵的礼物，使得我们感到万分的兴奋！雅德、雷克难、傅路德也先后发言，表达了自己愉快的心情和美好的祝愿。[13]
世界学联代表团离开中国后，不仅在世界青年大会上宣传抗大，而且派人到美、英、法、加、比、荷等国的著名大学做报告，宣扬抗大精神。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为抗大第四期学员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在当时的环境下，抗大的学习条件既艰苦，学习节奏又很紧张，据曾在抗大学习的学员许道清回忆：
当时抗大的学习非常紧张，白天上课、训练，晚上小组学习、讨论两小时。学习照明点的是小油灯，为了节约，讨论时就将小油灯熄灭。学习主要形式是听报告和小组讨论。抗大课堂就是广阔的天地，当时日本飞机常来延安上空侵扰，我们上课在山沟里，飞机袭来时就进窑洞躲避，飞机走了，再集合继续上课。讲课时，教学设施只有一张长桌、一只凳子、一个热水瓶、一个杯子，有时备一块土黑板。我们学员席地而坐，以膝或土埂或旧砖头为课桌。[14]
抗大学员李清潍也介绍了他们在城隍庙伴随着木鱼声学习的场景：
在城外窑洞中住了不长时间，我们就移到城里城隍庙中住。打扫干净两庑的尘土，作为我们的宿舍，而正殿中菩萨神像则丝毫没动。泥像之前，老道士每日照常击鼓鸣钟，念经诵佛，善男信女们在照常烧香磕头，求神许愿。但正殿隔壁就是我们的课堂，艾思奇、任白戈等同志，正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大殿里香火缭绕，木鱼声声，伴随着我们的朗朗书声，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呢。唯心、唯物，同时存在于一个屋顶之下，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
除了毛泽东外，还有许多中央领导人到抗大做报告。曾在抗大学习的滕敏灿回忆：
在延安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他当时已是公认的领袖，威信很高，经常到抗大来做形势报告。大家对报告很有兴趣。毛主席在延安写《论持久战》，还有《中国革命运动史》《战略策略问题》等，写完之后就给我们学生讲。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也是毛主席亲自传达的，虽然是湖南口音但大多听得懂。对于抗大学生来说，他既是领袖又是老师。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也是一有机会就来给学生做报告。[16]
徐以俊也记录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给他们上课的情景：
干部政策是学习的主要内容，这门课由陈云同志亲自来教。那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忙。训练班的同学每天就到组织部的院子里，在屋檐下自习或开小组会，陈云同志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上课。他给我们上了一个来月的课，把干部政策各项原则详细讲了一遍，他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使我们印象深刻，终生受益。[17]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延安
抗大的文化娱乐活动也非常精彩。当时，来自上海救亡演剧第三队的左明、张平、孙维世等人在三期九队学习。1938年初，抗大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周年的运动大会并举行戏剧、歌咏比赛。演出的话剧《血祭上海》在延安引起了轰动，孙维世在剧中扮演的大小姐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大家索性叫她“大小姐”了。吕骥、郑律成、贺绿汀、欧阳山尊等当时已成名的艺术家、文学家，也都是抗大的学员。
抗大学员队普遍成立了“救亡室”，作为学生活动的中心，负责举办各种晚会，如音乐、戏剧、魔术、谜语等。在抗大三大队学习的徐灵学过美术，所以抗大救亡室布置以及组织的活动，包括画宣传画、布置会场、美术设计等，就由他和另外的同学负责了。由于有这方面的特长，又能做宣传教育工作，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干部队”继续学习，准备挺进东北抗日。他在离开延安前，以此为主题，又是画宣传画，又是写标语：“打回老家去！”“援助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在延安街头就出现了画着黑山白水为标记的“东干队”宣传画和标语。[18]
抗大师生参加延安军民集会
为了防备日军空袭延安，中央决定将抗大迁至延安以东90里的瓦窑堡。4月2日，毛泽东对即将从延安迁到瓦窑堡的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做临行讲话，说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就可以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据抗大学员汪琪回忆：
1938年六、七月间，由于日本鬼子的飞机频繁轰炸延安，[19]中央决定将抗大迁至延安以东90里的瓦窑堡。重新编队后成为抗大一支队，支队长是胡耀邦。……我们还有战斗任务。我们每一个学员有一支步枪，当时我也是带着枪的，一支步枪三个手榴弹。
不久，日本鬼子扬言要渡过黄河进攻延安。中央决定将抗大迁到敌后根据地。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副校长罗瑞卿慷慨激昂地说：“敌人要打过来，我们就到敌人后方去！”面对日军的大扫荡，在抗大，学习也变得异常困难。为了不影响学习，每个学员背上的行装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上边写着字。我们边行军、边学习，既完成了军事任务，又学习了文化知识。当时，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20]
抗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据统计，1938年毕业的三、四两期学员中陆续参加抗日战争各个方面工作的有五六千人，1938年末，第五期在校学习的有一万多学员，其中女生一千余人。[21]
注解：
[1]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为了执行停战协议，从1946年2月28日至3月6日，军事三人小组历时7天，视察了华北、华中十几个城市。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和各界群众6000余人到机场迎接。
[2]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27页。
[3] 《抗大动态》，1938年动员社刊行。
[4] 1960年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归结为“三八作风”，并提出在全军普遍实行这一作风的倡议。5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就宣传“三八作风”问题请示毛泽东。5月8日，毛泽东指示：“以1938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为朴素为宜。”随后，毛泽东手书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5] 李镛：抗大生活的一页，刘昌亮编：《魂牵梦绕忆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9页。
[6] 唐柯：到延安抗大以后，《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0日，第4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71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44-45页。
[9] 王仲方：《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51页。
[10] 毛泽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1938年4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6—119页。
[11] 汪占非：异国战友，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207—208页。
[12] [13] 抗大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抗大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特辑》，抗大政治部出版1938年版，第13页。
[14] 许道清：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成长，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05页。
[15] 李清潍：我到了延安，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忆沂蒙》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52页。
[16] 滕敏灿：七年延安生活点滴，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45页。
[17] 徐以俊：抗日救国道路的探索，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25页。
[18] 徐灵：啊！延安——革命美术的摇篮，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39页。
[19] 据记载，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来了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侦察。1938年11月20日（星期日）、21日（星期一），日本侵略者飞机连续两天轰炸延安，这也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汪琪回忆记录中“频繁轰炸延安”乃为“频繁侦察延安”之误。
[20] 汪琪：我成长的摇篮，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5页。
[21] 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12月版，第119页。
1946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马歇尔来到延安，[1]在参观了王家坪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共产党领导着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毛泽东对马歇尔说：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也不发；要衣服没有，要粮食也没有，要钱也没有，要枪要炮也没有。[2]
使毛泽东如此自信的，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军政干部。这些军政干部的成长，大多离不开延安时期的一所著名学校，那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
1938年，位于延安二道街的抗大总校校部
抗大前身是江西苏区的工农红军学校，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7月初，迁至志丹（即保安）。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校址在延安城内二道街。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当年8月，第三期开始招生，分为三个大队。当年抗大的招生简章中规定了办学宗旨：以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的领导干部为目的。入学资格为年满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大学、高中或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以抗日高于一切，坚决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者，都可以报考。[3]
1938年春，抗大同学会成立。3月5日，毛泽东亲自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这个题词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4]
抗大对学员的编制与生活管理完全按照军队的方式，甚至比军队更艰苦一些。1938年在抗大四大队学习的李镛回忆：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
我们一个小队十几个人住在宝塔山下一个小平房里，打地铺，十几个人紧紧挤在一起，没有桌子、椅子等家具，土坯垒起来再用纸一糊就是很漂亮的桌子。延河就是脸盆，也就是我们的澡堂。设备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很卫生，所有用品如衣服、书籍等都放在枕套里当枕头，鞋子并排挂在墙上的最下层，水碗挂在腰里随时带着，吃的是小米饭干豆角。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兴高采烈，身体健康，很少生病。[5]
抗大的课程有社会科学、游击战术、中国问题、政治经济学、战略学、政治工作等。[6]毛泽东经常到抗大出席开学典礼、结业典礼，亲自授课或做报告，在抗大干部会上强调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要下决心安心当教员。他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还主动承担了游击战争教材的编写任务。[7]
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他说：
1938年，毛泽东给抗大学员做报告
你们到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你们校长林彪，他只在黄埔里读过四个月，学了的也忘记了，他现在常常打胜仗。还有贺龙，他没有进过文学校，也没有进过武学校，他一把菜刀搞了个二方面军。那么你们现在学了三个月，更要去当排长连长与教师。战略战术这里学一点，更要到战场上去学习。[8]
曾在抗大学习的王仲方回忆起毛泽东给第三期学员讲课，认为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
1937年抗大三期三大队的同学们看到油印的教材《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给抗大二期学员亲自讲授的，大家提出也要听毛泽东亲自教授。一直等到1938年3月快毕业时突然听说毛泽东答应大家的要求，在他凤凰山住处的院子里“开小灶”，每天下午讲两个小时。一连讲了好几天，边讲边回答学员提的问题。每次讲课结束，大家请毛泽东在笔记本上题字签名。开始时毛泽东一本一本地题，后来看到堆集的笔记本越来越多，他就说我抱回去题好再还你们，于是便卷起上衣，把一大摞笔记本捧进屋里，第二天又一本一本发给大家。其亲切之情十分感人。[9]
抗大学员奔赴抗战前线
1938年4月9日，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做《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演，要求学员们在抗大期间学到抗日救国这样一个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他说：
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的几样东西：
第一，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却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抗大是军事学校，还要做一个军人，学习军人的样子。……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
第二，你们在这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因为事实上不可能使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学习，却可以靠你们将来在工作中间把这个政治方向告诉全国的人民，使他们都明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
第三，你们还要下一种决心。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么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抗日战争的征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10]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至年底陆续毕业。这一期是抗大发展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共收学员5562人，其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907人，知识分子4655人，编为八个大队。曾在抗大第四期学习的汪占非回忆：
一九三八年，我经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编队，长途行军到达延安。大约休息了几天，就被编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五队学习。……抗大这一期的学习定为三个月，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大家学到的新东西，可多得了不得，是闻所未闻的。政治课有中国问题、政治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抗日战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排进攻和班进攻演习，步枪实弹射击、手榴弹投弹实习等等。
……在延安抗大，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十月革命”节。从十月三十日起，大队部就着手准备庆祝活动，抽调各连队的“美术人才”，张振光同志和我一起被抽调到大队部。政治处主任让把以前从武汉带来的打仗“磅纸”和水彩画颜料都拿出来给我们使用。记得振光同志创作了一幅较大的彩色宣传画，我画了一幅斯大林同志高举右臂的彩色大半身像。[11]
1938年夏，世界学联代表团在抗大参观访问
就在这一期开学不久，1938年5月上旬，世界学联主要负责人组成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们是团长柯乐满（英国人），团员雅德（女，美国人）、雷克难（加拿大人）、傅路德（英国人）。代表团一行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上海、南昌、武汉、重庆、成都等地。6月29日至7月4日，访问了延安，并且还专门来到抗大访问。7月3日晚，在全校教职学员欢迎会上，以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名义，赠与四位世界学联代表抗大名誉博士证书[12]。另外还将旗帜、抗大校服赠与四位抗大名誉博士，并特别赠与雅德女士一双草鞋、领章、毕业证章、讲义（有几种已译成英文）等。柯乐满在发言中感谢抗大给予的荣誉，他说：同志们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礼物，尤其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件最宝贵的礼物，使得我们感到万分的兴奋！雅德、雷克难、傅路德也先后发言，表达了自己愉快的心情和美好的祝愿。[13]
世界学联代表团离开中国后，不仅在世界青年大会上宣传抗大，而且派人到美、英、法、加、比、荷等国的著名大学做报告，宣扬抗大精神。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为抗大第四期学员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在当时的环境下，抗大的学习条件既艰苦，学习节奏又很紧张，据曾在抗大学习的学员许道清回忆：
当时抗大的学习非常紧张，白天上课、训练，晚上小组学习、讨论两小时。学习照明点的是小油灯，为了节约，讨论时就将小油灯熄灭。学习主要形式是听报告和小组讨论。抗大课堂就是广阔的天地，当时日本飞机常来延安上空侵扰，我们上课在山沟里，飞机袭来时就进窑洞躲避，飞机走了，再集合继续上课。讲课时，教学设施只有一张长桌、一只凳子、一个热水瓶、一个杯子，有时备一块土黑板。我们学员席地而坐，以膝或土埂或旧砖头为课桌。[14]
抗大学员李清潍也介绍了他们在城隍庙伴随着木鱼声学习的场景：
在城外窑洞中住了不长时间，我们就移到城里城隍庙中住。打扫干净两庑的尘土，作为我们的宿舍，而正殿中菩萨神像则丝毫没动。泥像之前，老道士每日照常击鼓鸣钟，念经诵佛，善男信女们在照常烧香磕头，求神许愿。但正殿隔壁就是我们的课堂，艾思奇、任白戈等同志，正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大殿里香火缭绕，木鱼声声，伴随着我们的朗朗书声，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呢。唯心、唯物，同时存在于一个屋顶之下，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
除了毛泽东外，还有许多中央领导人到抗大做报告。曾在抗大学习的滕敏灿回忆：
在延安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他当时已是公认的领袖，威信很高，经常到抗大来做形势报告。大家对报告很有兴趣。毛主席在延安写《论持久战》，还有《中国革命运动史》《战略策略问题》等，写完之后就给我们学生讲。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也是毛主席亲自传达的，虽然是湖南口音但大多听得懂。对于抗大学生来说，他既是领袖又是老师。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也是一有机会就来给学生做报告。[16]
徐以俊也记录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给他们上课的情景：
干部政策是学习的主要内容，这门课由陈云同志亲自来教。那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忙。训练班的同学每天就到组织部的院子里，在屋檐下自习或开小组会，陈云同志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上课。他给我们上了一个来月的课，把干部政策各项原则详细讲了一遍，他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使我们印象深刻，终生受益。[17]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延安
抗大的文化娱乐活动也非常精彩。当时，来自上海救亡演剧第三队的左明、张平、孙维世等人在三期九队学习。1938年初，抗大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周年的运动大会并举行戏剧、歌咏比赛。演出的话剧《血祭上海》在延安引起了轰动，孙维世在剧中扮演的大小姐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大家索性叫她“大小姐”了。吕骥、郑律成、贺绿汀、欧阳山尊等当时已成名的艺术家、文学家，也都是抗大的学员。
抗大学员队普遍成立了“救亡室”，作为学生活动的中心，负责举办各种晚会，如音乐、戏剧、魔术、谜语等。在抗大三大队学习的徐灵学过美术，所以抗大救亡室布置以及组织的活动，包括画宣传画、布置会场、美术设计等，就由他和另外的同学负责了。由于有这方面的特长，又能做宣传教育工作，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干部队”继续学习，准备挺进东北抗日。他在离开延安前，以此为主题，又是画宣传画，又是写标语：“打回老家去！”“援助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在延安街头就出现了画着黑山白水为标记的“东干队”宣传画和标语。[18]
抗大师生参加延安军民集会
为了防备日军空袭延安，中央决定将抗大迁至延安以东90里的瓦窑堡。4月2日，毛泽东对即将从延安迁到瓦窑堡的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做临行讲话，说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就可以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据抗大学员汪琪回忆：
1938年六、七月间，由于日本鬼子的飞机频繁轰炸延安，[19]中央决定将抗大迁至延安以东90里的瓦窑堡。重新编队后成为抗大一支队，支队长是胡耀邦。……我们还有战斗任务。我们每一个学员有一支步枪，当时我也是带着枪的，一支步枪三个手榴弹。
不久，日本鬼子扬言要渡过黄河进攻延安。中央决定将抗大迁到敌后根据地。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副校长罗瑞卿慷慨激昂地说：“敌人要打过来，我们就到敌人后方去！”面对日军的大扫荡，在抗大，学习也变得异常困难。为了不影响学习，每个学员背上的行装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上边写着字。我们边行军、边学习，既完成了军事任务，又学习了文化知识。当时，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20]
抗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据统计，1938年毕业的三、四两期学员中陆续参加抗日战争各个方面工作的有五六千人，1938年末，第五期在校学习的有一万多学员，其中女生一千余人。[21]
注解：
[1]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为了执行停战协议，从1946年2月28日至3月6日，军事三人小组历时7天，视察了华北、华中十几个城市。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和各界群众6000余人到机场迎接。
[2]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27页。
[3] 《抗大动态》，1938年动员社刊行。
[4] 1960年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归结为“三八作风”，并提出在全军普遍实行这一作风的倡议。5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就宣传“三八作风”问题请示毛泽东。5月8日，毛泽东指示：“以1938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为朴素为宜。”随后，毛泽东手书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5] 李镛：抗大生活的一页，刘昌亮编：《魂牵梦绕忆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9页。
[6] 唐柯：到延安抗大以后，《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0日，第4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71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44-45页。
[9] 王仲方：《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51页。
[10] 毛泽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1938年4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6—119页。
[11] 汪占非：异国战友，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207—208页。
[12] [13] 抗大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抗大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特辑》，抗大政治部出版1938年版，第13页。
[14] 许道清：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成长，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05页。
[15] 李清潍：我到了延安，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忆沂蒙》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52页。
[16] 滕敏灿：七年延安生活点滴，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45页。
[17] 徐以俊：抗日救国道路的探索，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25页。
[18] 徐灵：啊！延安——革命美术的摇篮，孙新元、尚德州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39页。
[19] 据记载，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来了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侦察。1938年11月20日（星期日）、21日（星期一），日本侵略者飞机连续两天轰炸延安，这也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汪琪回忆记录中“频繁轰炸延安”乃为“频繁侦察延安”之误。
[20] 汪琪：我成长的摇篮，于明黎、俞克明、叶骏编：《口述上海：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5页。
[21] 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12月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