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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同学
书名:
秋水绵长 作者:雷元富 字数:116006
三位小学同学的悲惨遭遇,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痛。每当看到现在像花园一样的校园,像花朵一样的儿童,听见他们像小鸟一样欢唱,看到他们幸福得像花一样,就不由得回忆起我们幼小时的校园生活,回忆起那三位命运曲折坎坷、有两位竟早早地离开人世的小学同学,心里阵阵作痛。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们,饱经风霜,命运坎坷。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幼小时生活极度贫困,特别是身处大山深沟、自然条件极差、处于生命边缘地带的我们,生存状况更差,几乎是在饥寒交迫中度生。刚刚唱着《东方红》进入校园,刚刚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居住在几十里外的老师依依不舍地丢下我们这伙儿年龄差异极大、衣着破烂又天真活泼的学生回家了。我们三十多个学生像失去头雁的雁群,在哀鸣中乱飞,小的回家玩耍,大一点儿的跟上大人拦羊、放牛、砍柴,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跟长辈们一起在黄土里滚打。记得我小学只上过三年。一直到1970年我时来运转,走出大山,一个仅上过三年半小学的我,一步跨进临镇中学上了初中(难怪我时至今日仍不会拼音)。
绝境往往会使人获得新生。我就是在饥寒交迫中背井离乡,踏上走南路的艰辛旅途的。正是这无奈的选择,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和父母及兄弟姊妹成为令家乡人刮目相看的幸运者。小学几十位同学除我之外,其他都面朝黄土背朝天,沿袭着父辈们的生活。说实在的,他们当中有好多家境和学习成绩都比我优越都比我好,可没有走出大山,他们像被风吹雨打的黄土地一样,在苦难中挣扎。
“文化大革命”初期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场景,使我心惊肉跳,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的同学的刺耳的哭叫声时常在耳边响起。
那是秋天的一个中午,刚刚吃过午饭的我们排队来到大窑湾村经常开讨论会的一个院子里,大人们似乎知道什么,个个面无笑容,惊慌失措。天真的我们唱着歌、喊着口号来到会场,只见有几个背着枪的人非常严肃地站在那里,我们真不知道要干什么。会议开始,随着主持人的一声高吼,两个人将我们非常熟悉的同学的父亲押上会场,我们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双腿发抖。站在我们旁边的同学看到父亲被押上来,脸色苍白,头低得不能再低,看样子恨不得要钻进地缝。会场中心一个人宣读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的罪行。话音一落,那两个持枪人上去,三下五除二地将同学的父亲五花大绑,同学的父亲顿时倒地,呼天叫地,哭叫爹娘,我的同学和他家人号啕大哭,村里不少人流下同情的泪水。我们怕得不知所措。两名持枪人押着我同学的父亲和公社干部大步流星地走开了。母亲和孩子哭喊着追赶,老父亲大放悲声,同学双目失明的叔叔像疯了似的,两手乱摸、乱抓,似哭非哭,大声号叫,场面混乱悲惨……
我们行政村大窑湾,在周围几十里都很有名气,村子出名缘于这个村上有一孔特大的土窑洞,这孔窑洞比其他土窑洞大三倍,里边可容纳近百人开会,被逮走的那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个窑洞的主人。这孔窑洞里除经常住着他们一家几代十几口人外,又是村上召开社员大会的会场,还是平时庄户人闲谈相聚的场所,也是村里人玩耍的赌场。
主人被逮捕了,大窑里少了人聚,变得冷清凄凉。主人一家更是格外恐慌,十几口人吃喝拉撒的担子全都落在同学母亲的肩上,不久她便饿得浮肿了。
乡亲最近,乡亲最亲。看见同学家人的遭遇,父亲开始找公社、找县上向他们反映情况。父亲说:“你们逮人逮个精明人,不能逮个憨憨,逮个二杆子,你们逮的人脑子不精明。”父亲说的是实话,我同学这个父亲用农村话说是个八成货,不识字,不识数,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做。由于家里人多,生活困难,他还经常外出讨要。村里人吃糠咽菜忍气吞声,他却绞尽脑汁编怪话,发泄不满,什么“新社会,好是好,一天三顿吃不饱;新社会,就是好,荞麦花花搅格搅(用荞麦花磨面做的搅团),吃得浑身直发痒……”就是那么几句顺口溜,不知让什么人反映到公社,他被定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父亲哀求公社和县上领导说:“那个八成货判了杀了无所谓,那一家老小十几口,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咱们总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一家人饿死吧?”
父亲是老红军,是贫下中农,是大队长,在公社范围口碑很好,也是小有名气的。几经周折,同学的父亲回来了,凭着他那份灰苦(方言,意为特别能干),一家总算没有饿死。可这件事给他的家人造成的创伤是可想而知的。
我跟舅舅到道镇当黑户被赶散后,随二姐和姐夫来到延安,住在当时桥沟的延安县八一农业机械站。1969年的延安,几乎没有高楼大厦,除汽车运输公司有限的几辆汽车外,那时冒着黑烟、噼噼啪啪的东方红拖拉机都非常显眼,神气十足。一天,姐夫和二姐带我到延安城里逛街,中午了,他们要给我买饭吃,问我想吃什么面。我真不知道有什么面,该吃什么面,在老家最好的就是捞杂面,这里的面肯定啥都好吃。我说随便,二姐说吃个炒面。我一听晕了,我想成老家的糠炒面了,我说可以。不一会儿一盘白面肉丝炒面端上来了。我没吃过,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么好的面,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准确地说是狼吞虎咽。食堂里要饭的成群结队,给他们一人挑一根就没我吃的了。我目不斜视大口大口地吃着,身边又来了一个要饭的,我一抬头:“啊呀,怎是你?”我小时候的同学志来站在我面前,是惊是喜还是……话说不出来,饭吃不下去,我呆呆地看着这位老家的同学。二姐、姐夫忙问怎么了,我说这是我同学,大坪的。同学衣衫褴褛,脸色发红,本来伸向我的大碗的手,慢慢地缩回去。我真想把剩的那点儿面给他,他却扭头就走,我急着站起想给他,和他拉话,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等我再回头,一点儿剩饭早无踪影。
辍学离乡的我,想念家乡,想念父母和兄弟姊妹,想念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可是见到同学了,却一句话没说,一口饭没给他吃就走了。我难过得偷偷地哭了好几次,我盼能再见到我的那位同学——志来,我要请他谅解,我要和他长叙,我们要互吐苦衷。然而,当我再次回到老家,问及我的这位同学时,他却永远地走了,在饥饿中倒下了。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是遗憾,没有和志来同学再相见相逢,没有让他吃上那点儿剩面,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如果说志来同学留给我的是遗憾,那徐清连同学留给我的就是终生的伤痛。
清连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同学、朋友,他奶奶家和我们是邻家。我们住得近,又在一个班,再加上我们俩当时在学校都是学习和表现好的同学,上课在一起,下课在一起,回家在一起,形影不离。
清连的爷爷奶奶、父母亲非常勤劳,为人忠厚,在村里的口碑好,家里光景好,加上他学习好,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是全村第一家修起三孔漂亮的砖窑的人家,惹得全村人羡慕。
清连同学在这个幸福的家庭幸福地成长,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语言表达能力令人敬佩,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高中一毕业就走上教师岗位,成为教学战线的出众人物。我从内心敬佩这位同学,我企盼他能出人头地,成为我们中间的佼佼者!
世上的事情往往事与愿违,越是才华出众的人遭受的不幸和打击越多。清连同学常常被人嫉妒,遭人暗算,什么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什么不服从领导、不懂行数,什么只懂业务、不懂人情等等帽子一大堆,他工作中一路小人挡道。别人转正了,他却不能;别人晋级了,他还是原地踏步。一个中学的骨干教师因不懂行数,一步步被逼上绝路。人生坎坷使他痛苦挣扎,不测风云使他全面崩溃。
几年光景,清连家连遭不幸。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上山割苜蓿时掉到水渠里夭折了,遭受打击的母亲三年后患抑郁症去世了。不久他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去。悲痛欲绝的清连再无法面对现实,无法在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待下去了,他回到了本乡本土的徐家老根据地黄柏沟村。连续不断的打击和工作上遭受的坎坷,使原本体格强壮、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的他,很快消瘦了,苍老了。
1995年秋季,我正在办公室翻阅资料,清连专程从老家来到南泥湾政府找我。久别相逢,面前的清连和以前的他判若两人,原来眉清目秀的他脸色发黑,格外消瘦,一件破旧的老式黑布大衣裹在身上,说话也没有底气,一副憔悴的面容使人联想到他历经坎坷、风风雨雨的岁月。
在一阵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老同学,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来找你,从高中毕业到现在当教师二十多年了,年年当先进,转正年年没希望。眼看面临下岗,要回家务农了,我想下来跟你在这里当个教师。”听了他的表白,我心中产生了无限感慨,这么好这么有才华的人才,落到这个地步,使人难以置信。我毫不夸张地说,就我知道的南泥湾所有教师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我当即答应,告诉他:“我完全同意,只不过你要慎重考虑,在子洲你已有二十多年的教龄了,在这里要从头开始。能否转正,我可以帮忙,但没有把握,请你三思而行。”清连沉思良久,无奈地叹息告别。我请他吃饭,他一再谢绝。我知道,清连是位极有才华、极爱面子、极有个性的同学。此次告别,再无音讯。
2000年,户家侄儿发生车祸,我回老家安葬,得知清连患肝癌去世了。本已心情沉痛的我更加悲伤。言语中得知,他那次同我告别后,在延安找了不少人谈他的事,最后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将身上穿的那件旧大衣也卖掉了。清连如此贫困潦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请你吃饭你谢绝,我给你路费你不要,是你对我的答复不满意,还是你个性的彰显?
匆匆的一见,竟成为终生的告别。我为我苦难的小学同学而哭泣。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们,饱经风霜,命运坎坷。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幼小时生活极度贫困,特别是身处大山深沟、自然条件极差、处于生命边缘地带的我们,生存状况更差,几乎是在饥寒交迫中度生。刚刚唱着《东方红》进入校园,刚刚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居住在几十里外的老师依依不舍地丢下我们这伙儿年龄差异极大、衣着破烂又天真活泼的学生回家了。我们三十多个学生像失去头雁的雁群,在哀鸣中乱飞,小的回家玩耍,大一点儿的跟上大人拦羊、放牛、砍柴,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跟长辈们一起在黄土里滚打。记得我小学只上过三年。一直到1970年我时来运转,走出大山,一个仅上过三年半小学的我,一步跨进临镇中学上了初中(难怪我时至今日仍不会拼音)。
绝境往往会使人获得新生。我就是在饥寒交迫中背井离乡,踏上走南路的艰辛旅途的。正是这无奈的选择,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和父母及兄弟姊妹成为令家乡人刮目相看的幸运者。小学几十位同学除我之外,其他都面朝黄土背朝天,沿袭着父辈们的生活。说实在的,他们当中有好多家境和学习成绩都比我优越都比我好,可没有走出大山,他们像被风吹雨打的黄土地一样,在苦难中挣扎。
“文化大革命”初期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场景,使我心惊肉跳,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的同学的刺耳的哭叫声时常在耳边响起。
那是秋天的一个中午,刚刚吃过午饭的我们排队来到大窑湾村经常开讨论会的一个院子里,大人们似乎知道什么,个个面无笑容,惊慌失措。天真的我们唱着歌、喊着口号来到会场,只见有几个背着枪的人非常严肃地站在那里,我们真不知道要干什么。会议开始,随着主持人的一声高吼,两个人将我们非常熟悉的同学的父亲押上会场,我们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双腿发抖。站在我们旁边的同学看到父亲被押上来,脸色苍白,头低得不能再低,看样子恨不得要钻进地缝。会场中心一个人宣读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的罪行。话音一落,那两个持枪人上去,三下五除二地将同学的父亲五花大绑,同学的父亲顿时倒地,呼天叫地,哭叫爹娘,我的同学和他家人号啕大哭,村里不少人流下同情的泪水。我们怕得不知所措。两名持枪人押着我同学的父亲和公社干部大步流星地走开了。母亲和孩子哭喊着追赶,老父亲大放悲声,同学双目失明的叔叔像疯了似的,两手乱摸、乱抓,似哭非哭,大声号叫,场面混乱悲惨……
我们行政村大窑湾,在周围几十里都很有名气,村子出名缘于这个村上有一孔特大的土窑洞,这孔窑洞比其他土窑洞大三倍,里边可容纳近百人开会,被逮走的那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个窑洞的主人。这孔窑洞里除经常住着他们一家几代十几口人外,又是村上召开社员大会的会场,还是平时庄户人闲谈相聚的场所,也是村里人玩耍的赌场。
主人被逮捕了,大窑里少了人聚,变得冷清凄凉。主人一家更是格外恐慌,十几口人吃喝拉撒的担子全都落在同学母亲的肩上,不久她便饿得浮肿了。
乡亲最近,乡亲最亲。看见同学家人的遭遇,父亲开始找公社、找县上向他们反映情况。父亲说:“你们逮人逮个精明人,不能逮个憨憨,逮个二杆子,你们逮的人脑子不精明。”父亲说的是实话,我同学这个父亲用农村话说是个八成货,不识字,不识数,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做。由于家里人多,生活困难,他还经常外出讨要。村里人吃糠咽菜忍气吞声,他却绞尽脑汁编怪话,发泄不满,什么“新社会,好是好,一天三顿吃不饱;新社会,就是好,荞麦花花搅格搅(用荞麦花磨面做的搅团),吃得浑身直发痒……”就是那么几句顺口溜,不知让什么人反映到公社,他被定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父亲哀求公社和县上领导说:“那个八成货判了杀了无所谓,那一家老小十几口,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咱们总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一家人饿死吧?”
父亲是老红军,是贫下中农,是大队长,在公社范围口碑很好,也是小有名气的。几经周折,同学的父亲回来了,凭着他那份灰苦(方言,意为特别能干),一家总算没有饿死。可这件事给他的家人造成的创伤是可想而知的。
我跟舅舅到道镇当黑户被赶散后,随二姐和姐夫来到延安,住在当时桥沟的延安县八一农业机械站。1969年的延安,几乎没有高楼大厦,除汽车运输公司有限的几辆汽车外,那时冒着黑烟、噼噼啪啪的东方红拖拉机都非常显眼,神气十足。一天,姐夫和二姐带我到延安城里逛街,中午了,他们要给我买饭吃,问我想吃什么面。我真不知道有什么面,该吃什么面,在老家最好的就是捞杂面,这里的面肯定啥都好吃。我说随便,二姐说吃个炒面。我一听晕了,我想成老家的糠炒面了,我说可以。不一会儿一盘白面肉丝炒面端上来了。我没吃过,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么好的面,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准确地说是狼吞虎咽。食堂里要饭的成群结队,给他们一人挑一根就没我吃的了。我目不斜视大口大口地吃着,身边又来了一个要饭的,我一抬头:“啊呀,怎是你?”我小时候的同学志来站在我面前,是惊是喜还是……话说不出来,饭吃不下去,我呆呆地看着这位老家的同学。二姐、姐夫忙问怎么了,我说这是我同学,大坪的。同学衣衫褴褛,脸色发红,本来伸向我的大碗的手,慢慢地缩回去。我真想把剩的那点儿面给他,他却扭头就走,我急着站起想给他,和他拉话,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等我再回头,一点儿剩饭早无踪影。
辍学离乡的我,想念家乡,想念父母和兄弟姊妹,想念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可是见到同学了,却一句话没说,一口饭没给他吃就走了。我难过得偷偷地哭了好几次,我盼能再见到我的那位同学——志来,我要请他谅解,我要和他长叙,我们要互吐苦衷。然而,当我再次回到老家,问及我的这位同学时,他却永远地走了,在饥饿中倒下了。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是遗憾,没有和志来同学再相见相逢,没有让他吃上那点儿剩面,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如果说志来同学留给我的是遗憾,那徐清连同学留给我的就是终生的伤痛。
清连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同学、朋友,他奶奶家和我们是邻家。我们住得近,又在一个班,再加上我们俩当时在学校都是学习和表现好的同学,上课在一起,下课在一起,回家在一起,形影不离。
清连的爷爷奶奶、父母亲非常勤劳,为人忠厚,在村里的口碑好,家里光景好,加上他学习好,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是全村第一家修起三孔漂亮的砖窑的人家,惹得全村人羡慕。
清连同学在这个幸福的家庭幸福地成长,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语言表达能力令人敬佩,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高中一毕业就走上教师岗位,成为教学战线的出众人物。我从内心敬佩这位同学,我企盼他能出人头地,成为我们中间的佼佼者!
世上的事情往往事与愿违,越是才华出众的人遭受的不幸和打击越多。清连同学常常被人嫉妒,遭人暗算,什么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什么不服从领导、不懂行数,什么只懂业务、不懂人情等等帽子一大堆,他工作中一路小人挡道。别人转正了,他却不能;别人晋级了,他还是原地踏步。一个中学的骨干教师因不懂行数,一步步被逼上绝路。人生坎坷使他痛苦挣扎,不测风云使他全面崩溃。
几年光景,清连家连遭不幸。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上山割苜蓿时掉到水渠里夭折了,遭受打击的母亲三年后患抑郁症去世了。不久他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去。悲痛欲绝的清连再无法面对现实,无法在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待下去了,他回到了本乡本土的徐家老根据地黄柏沟村。连续不断的打击和工作上遭受的坎坷,使原本体格强壮、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的他,很快消瘦了,苍老了。
1995年秋季,我正在办公室翻阅资料,清连专程从老家来到南泥湾政府找我。久别相逢,面前的清连和以前的他判若两人,原来眉清目秀的他脸色发黑,格外消瘦,一件破旧的老式黑布大衣裹在身上,说话也没有底气,一副憔悴的面容使人联想到他历经坎坷、风风雨雨的岁月。
在一阵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老同学,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来找你,从高中毕业到现在当教师二十多年了,年年当先进,转正年年没希望。眼看面临下岗,要回家务农了,我想下来跟你在这里当个教师。”听了他的表白,我心中产生了无限感慨,这么好这么有才华的人才,落到这个地步,使人难以置信。我毫不夸张地说,就我知道的南泥湾所有教师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我当即答应,告诉他:“我完全同意,只不过你要慎重考虑,在子洲你已有二十多年的教龄了,在这里要从头开始。能否转正,我可以帮忙,但没有把握,请你三思而行。”清连沉思良久,无奈地叹息告别。我请他吃饭,他一再谢绝。我知道,清连是位极有才华、极爱面子、极有个性的同学。此次告别,再无音讯。
2000年,户家侄儿发生车祸,我回老家安葬,得知清连患肝癌去世了。本已心情沉痛的我更加悲伤。言语中得知,他那次同我告别后,在延安找了不少人谈他的事,最后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将身上穿的那件旧大衣也卖掉了。清连如此贫困潦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请你吃饭你谢绝,我给你路费你不要,是你对我的答复不满意,还是你个性的彰显?
匆匆的一见,竟成为终生的告别。我为我苦难的小学同学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