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有句老话,一辈子不盖房的人是福人。我父亲显然是个劳碌命,光他自家手里就翻腾了三次房。现在“房奴”一词很热,有些人炒房、攒房,是想牟利发大财,而绝大多数老百姓像鸡一样吃一把刨一把,叫花子哪有隔夜食,他们挣的钱除过吃用外,基本都挖抓房子了。我的父亲先是自己盖房,后来就是给儿女盖房,要说“房奴”,这些像我的父亲那样生活在底层的人才是真正的“房奴”,而那些以囤积居奇炒房、倒房谋厚利者似乎应该叫“房霸”更合适些。其实让我说老百姓就图个安居乐业,有吃有住,有事情做,过得安生就行了,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底下的芸芸众生毕其一生都为之奋斗着,挣扎着。
俗话说:娶媳妇盖房花钱没王,时下里老百姓的生活似乎都是为着这几件事情。我曾多次与父亲交谈有关房子的问题。
一天晚上,在晴朗的夜空下,我与父亲拉着话,父亲抽着旱烟,父亲说起了他第一次翻盖房的情景:“那时候还是农业社,我婆与她伯叔弟兄分房另住。其实咱家里也没有啥分头,先人留下的前房、后房都是一人一半,把长长的老庄基剁成两截,我四爸,也就是你四爷家分前半截庄子,咱家分后半截庄子……”
拆旧房盖新房的事情是在我父亲手里完成的,我没有多少印象,我大致记得后来盖成的房子:后房为倒撅头小三间差一点,南边还留有一个两米宽的通道直达后院,后门是个宽大的木门,可以进出架子车、推土车。后院以外是城墙,我们村过去有城墙,上面可以赶马车,城墙高几丈,后来日消月减,慢慢瘦身,变成了一座低矮的茅墙,墙外的护城壕沟也很浅了,不足丈余,栽种着一排排白杨树,老辈人说过去壕沟很深,是个臭水沟,还长着芦苇,大家都叫它“苇子壕”,据说毒蛇很多,很吓人。
后来父亲又盖了一次房,他在二门口新盖了一间“倒镢头”厦房,把原来的几间厦房翻修了一下,据说是檩条断裂了,房屋实在危险,不修不行咧。关于第二次翻修房屋我同样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只记得我们家上房是厨房和老祖母的主房,右手是两间偏屋,分别是我母亲和祖母的住房,左手迎门是一间门房,二门就安在这间屋子,整个院落看起来与北京的四合院有些相仿,我们家的老宅子,我记得曾经经历了两次大的灾难,一次是1976年地震、连阴雨,那时村子里墙倒房塌的人家不少,其中就有我们南邻家,我家也有一间房子悬在半空里。哦,忘了说了,我们村是南北街道,庄基为东西走向,我们家大门朝东。听老辈人讲,旧社会我们村家家都有地窨子,主要为了兵荒马乱时防身,旧中国关中道上土匪横行,官府兵痞相互勾结欺压百姓,老百姓为了生存只有筑城护村掘地守家。解放后,“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会儿,村子里又深挖洞,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而到了七六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阴雨加地震,使整个村子悬在空中,地道、地窨子里边哗哗的流水吓得人无法入睡,于是大家纷纷逃离了家园,住上了十分简易的防震棚,那时的防震棚顶部为塑料纸,四周用玉米杆围着。在村南戏台子东边的场坊,密密麻麻地搭建了一大片这种白色顶子的防震棚。
天灾逼迫着我们村整村搬迁,村子在老村子紧南边另建,这就是父亲经历的第三次盖房了。村子搬迁后变得街道多了长了,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不见了,随之像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了三五人不等的袖珍家庭,原来不到一华里的老街,变成了两条三、四华里的大街,还有几条辅助街道穿插其间,村子主大街为东西走向,庄基变成了南北庄子,庄基的规格上也一改过去的宽窄不一、长短不齐的格局,统一为小三间,而且人人平等,等宽等齐。那段时间,村子人的心都很盛,大家都咬紧牙关建设自己的窝巢,那时候村里各家的女婿外甥都前来助阵,西沟土壕那条长长的坡道上留下了很多人的脚印。人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村人就是在缺吃少喝的那个年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拉土打墙盖泥坯房,拼着一股子劲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又重新建起了一个村庄。
当我问起我们家那时盖房的情况时,父亲说,“那时家里明天就要立木架梁了,木匠、帮工加上村里人大约有几十人吃饭,可粮食还没有,你母亲担心得不知所措,抱怨说,看你大明天把猴咋耍。”
“你说咋耍,有尿没尿也得撑住尿。”
天无绝人之路,父亲没有坐等,他连夜晚去朋友家里借粮,又连夜晚在外村套磨子磨面,天不明他就用自行车把面粉带回来了,他不能让人看不起自己,他不能把人丢到这嗒。我知道父亲总会有办法的,他是个有主见的人,也许早就安排好了。
那时我正上小学,还给家里帮不上啥忙,只是看着来来往往的亲朋、村民给我们家盖房子,那时村风纯良,大家相互帮顾,彼此照应。在盖房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了父亲的辛劳,他的脸颊明显地消瘦了,眼睛也红红的,由于几个晚上都没有好好休息,他的眼里布满了血丝,为了撑持住身体把房子盖起来,父亲戴了一副深褐色石头眼镜。
我家的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大小尺寸的木料,俨然一座储木场,父亲自己是木匠,他亲自设计着自家的房子,想方设法把那些木料都凑合起来用了,我们老家是厦子房,搬迁到此还盖了三间大房,这在当时的村庄是很少见的,一个队里也就几户人家盖大房,一般家庭都是盖厦子房,就是咱老陕传统的房子半边盖。
说起父亲的木匠手艺,得益于他的外家,那是传统的木匠世家,后辈中也是人才济济,他是跟着外家人学艺的,后来就自立门户,走州过县盖房子承揽工程。
十年后,村子的大房渐渐多了,还用红砖砌墙,所谓一砖到顶,村容村貌也大为改观,新生代的村民或者经营车辆,或者开办工厂、承包工程,反正大家似乎都富裕了,房子也越来越讲究了。父亲作为农村的小木匠、泥瓦匠,他基本上就是在村子里给人盖房子,从厦子房到大房,再到小二层楼大楼房,他都盖过,我们家却一直是老样子没有改变。
又过了十年,我们兄弟姊妹都成家立业了,父亲还是在我们的老宅子里生活居住,他偶尔也在我家,或者弟弟、妹妹家去,但绝对不常住,他总是坚持着回老屋。
父亲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没有亏待过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无论上学受教育,还是吃饭穿衣都没有让孩子受坑苛。他说,把娃供养出去,让他们上大学在外边干事情,自己吃苦受累也值得。
后来政府实施“三告别”政策,其中就有告别泥土房,据说一户可以补助上万元,父亲的情况完全够,但他却不肯享受这个政策。父亲说,“我的房子好好的,框架至今完好,不就是几个瓦破了,栈板老化了,一换就还可以耐和几年。”
村子就剩下一两户土房屋了,下大雨大雪老是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揪心,我们想接父母去,他不大乐意离开,硬是在他的小屋里将就着,坚守着。
父亲的心思做儿女的那能不懂得,他不想让人说你们家一屋子的职工干部还要国家照顾,这说不过去么。我的大妹的遭际不是很好,她家的情况差些,父亲常常为她操心,我想父亲内心或许还有一种牵挂吧。
在此期间弟弟和我,还有小妹都买了单元房,或者小独院,父亲在我们收拾房子的时候,日夜守在那里,为儿女们操心,他亲眼看着几个孩子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而后他又回到了村子,还是住在了自己的老屋。
做孩儿的要理解一个老人的操守,要尊重他的选择,我终于明白了那句老话:根不离土!
于是我们兄弟姊妹为父亲盖了七、八十平米的新屋,希望父母亲晚年生活方便些,父亲很高兴,但他却还是不让拆掉老屋,我想父亲也许有自己的考虑,那就让它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存在吧。
2012-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