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黄
淡蓝
淡绿
红粉
白色
灰色
-
14px
18px
20px
24px
30px
-
默认黑
红色
蓝色
绿色
灰色
-
宋体
黑体
楷体
送礼
书名:
陕北人家 作者:莫艾 字数:223920
为了女儿找工作的事,我和爱人争吵了半天,我还是拿起了电话给那个老东西狠劲地拨了过去。电话铃响了半天,那头没反应,等电话铃嘟嘟地拉成了忙音,我才无奈地收取黑了屏的手机。真想把它摔在地上,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把手机轻轻放进了口袋。就在这时,该死的手机响了,是那个老东西打过来的。老东西沙哑的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刚说道:“可是,这最后一关……”电话那头沙哑而又恐怖的声音又挤出了几个字:“我在陪领导用餐,等完了再说。”
这个老不死的,这些年老骨头都快让那酒精泡软了还不要命地喝呀灌的。什么是用餐?不就是吃他妈的饭嘛。在老乡跟前还吐什么酸水儿。什么领导?狗屁!不定又是什么狐朋狗友或什么拉拉扯扯的什么老乡或拉拉扯扯的什么远方亲戚,又找他办什么事呢!
我在地板上转着圈儿骂他,爱人手托着腮六神无主盯着电视看。电视上一只猎豹四蹄不着地似的飞快地追逐着一只羚羊,爱人呆滞的眼神中没有恐惧没有怜悯只有茫然。等我感到腿困脚乏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那只可怜的羚羊已经倒在地上不动弹了,猎豹昂起头用舌头舔着满是血污的嘴巴,趾高气扬地环顾四周。
整整一个晚上,我们都在为这件事互相埋怨,其间也不乏意气用事相互指责甚至是谩骂,虽然只是一两句还算文明的话,诸如你不讲理、你胡说、你放屁之类的谩骂,在女儿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女儿一直处于高素质高涵养之下的抑制状态,好像偶尔抽泣了几声,大多时间的表现是轻轻地叹息,但是,那只白净富态厚墩墩软绵绵的手从没有离开电脑桌上的鼠标。一个晚上几乎没睡的女儿还是早早地起了床,早早地洗过了头,还是一如既往地用电吹风吹干头发,一如既往地在卫生间描眉画唇打扮了一番,然后,才款款更衣而去。
一个小时后,女儿就从那里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打听过了,这里分配来的不只是她一个,而是几十个。而且说这里边还有一些民办高校毕业的三本生。
我放下电话,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我现在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气急败坏。他妈的,这个老东西,他上次收我五万块钱时,就说只有一本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才有可能进得去。这个老东西把这儿说得神乎其神高不可攀。现在呢,什么大学生都能进得去。说不准还有不花钱的呢。
过了一会儿,女儿又打电话说:这家公司,十几个地市都有他们的基层分公司,可能所有的人都得被分配下去,还说这是内部消息。有内部消息,就肯定有内部子弟。人家肯定是不花钱的,成本低也就不在乎,而我是掏了腰包的,我咋能不在乎?
想来想去,还是要给这老家伙打个电话的,把这件事说说清楚。除过省城以外哪儿都不去,这个原则非坚持不可。否则,前面说的第一,只留省内不去外省;第二,只留省城不去外地;第三,只留省公司总部不下基层这三条就成了一句空话。即使前两条都已办到,花五万元不冤枉,可这第三条办不到,花的这五万元泡了汤不算,我们还得在外地或远郊的县城给娃租房甚至还得给她做饭陪住。肯定不是家长太溺爱太疼娃,这么大的省份,别说分配到东西南北的边境地带,就是分到省城的郊区郊县,省城这么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就是开宝马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坐公交从老东郊到老西郊、从老北郊到老南郊,还不得近两小时;如果是去郊区的一些县城……这是搁在谁的身上也得这么设身处地地想,哪个大人也一样,除非是个瓜子呆子傻子!
直到晚上女儿回来,还没跟这个老东西联系上。女儿在饭桌上又断断续续给我学说了这一天里道听途说的一些事情,更能说明跟这个老东西联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我把电话又狠劲地拨通了,就是没人接。又拨了两次,终于出现了那个沙哑的声音,声音很小,像病猫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只吐出几个字:“我在兰花花酒店跟人正谈着事。”说完,电话咔嚓就挂断。
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再去找他,跟他必须亲自把这事说清楚。过了今天晚上,不只是黄花菜凉了,恐怕什么菜都得凉。
说走就走,我麻利地换了衣服穿上了皮鞋,还没开门,一个问题出现在我的脑际:这个老东西为什么黑天半夜要在兰花花跟人说事呢?说的什么事,跟什么人说,为什么又偏要黑天半夜舍近求远去那个臭名昭著的兰花花呢?难道这些问题不是问题?
老婆坐在软绵绵的沙发里一眼连着一眼地白我,多亏还有点儿黑眼珠子,否则,瞅我的那眼睛里肯定都是茫茫的一片白。我当然明白这意思,老婆的这眼神就是我们家的信号灯,给我亮起白灯,就说明她在对我的所作所为特别反感也表示非常蔑视。她肯定骂我做任何事都这么婆婆妈妈不够雷厉风行,也不够火烧火燎。
我临出门时,还故意用皮鞋在地板上咚咚地跺了几下脚,这分明是给老婆听的,如果没有她的多此一举,哪有现在如此烦人如此尴尬如此混乱的局面出现。硬是这个多事的女人,非要托人找这个能耐很大飞扬跋扈的拉拉扯扯的老乡去办这事,说这老东西的儿子是什么部门的总经理,常出国,跟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她都见过。即使这个老东西的儿子真是个什么央企的总经理,那他充其量也只是个总经理的爹而不是总经理。哼!
我终于走出这个让人窒息的家,临出门时,女儿给我偷偷做了个拜拜的手势。这就是温暖,这就是力量。有这力量就足够了,不把女儿这最后关键的一步弄好,我还算什么有能耐的爹。
我连着换了三次车才找到了那个兰花花酒店。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却寥寥无几。服务台前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埋头忙着手里的活。我轻轻走近服务台,默不作声地打量着他们。他们可能从气息或感觉上感到有人走近。那个女服务员仰起一张活泼可爱的娃娃脸望了下我,便直起身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地问我有什么事,声音很低很轻很温柔。
我尽可能给她提供了那个老东西的详细情况,包括姓甚名谁年龄大小长相特征还有手机号码。
女服务员没费什么事就查清楚了,便告诉了我他所住的楼层和房间号,声音依然很低很轻很温柔。
一部大电梯,拉着我一个人毫不费力地上了二十九层。我找到了那个房间,轻轻敲门。房里的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戛然而止,然后,听见有个人走近门口那儿,轻轻问:“是谁?”像电影里特务接头似的那般诡秘,等辨认清楚确实是我才开了房门。
房间里只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和那个老东西两个人。见我进来,那个中年男人把一摞钱往前一推,然后从圈椅上站起来,说:“这事就全拜托您老了!”说着还很有礼貌地冲我笑笑。老东西把他送出门外还嘀嘀咕咕又耳语了一阵,才进来对我劈头盖脸就发了一通火。然后,这个老东西竟然把茶几上的那一摞钱朝我这边推了推,恶狠狠地说:“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满意,你可以把钱拿走。”说完冷冷地看着我的反应。这时候的我能有什么反应?我只能是强装笑颜反倒给他赔起了不是。最后,他瞧见我就像被他把玩揉搓了一阵的一团什么东西,软绵绵地瘫在那儿不动了,才扭过头,气咻咻地跷起二郎腿看起了电视。
我一看自己竟然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再说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话可说,房里的气氛本来就很沉闷,现在更加沉闷得仿佛使人无法忍受,我甚至感到窒息。
就在这时,解救我的还是那个老拿白眼瞅我的老婆。老婆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在某媒体上当记者的老同学,给她透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我问什么信息?老婆在电话里咬着牙关说:“问什么问,情况有变,马上撤!”
我借故从沙发上站起来告辞,这个老东西竟然放下二郎腿,一步走过来拦住我,指着茶几上的那一摞钱,恶狠狠地说:“你把它拿走!”
我借着房内昏暗的光线,盯着他老筋直冒黑黢黢的脸足足有三分钟,我好像没眨一下眼睛就这样足足盯着他看了三分钟,最后,我还是毫不客气地把那一摞钱装进口袋,然后赌气似的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坐上老婆那个老同学的车,直接去会那个老总。老婆这个老同学的车可能是个好车,虽然我不懂车,更不会开车,但我能从车的外观和车内的空间以及汽车行驶的某些方面,感到这辆车好像就是与众不同,就像老婆的这个老同学谈吐文雅气质不凡与众不同一样。
小车一路夹在不断头的车流中缓慢行驶,出了市区车速才提了上去。小车终于开到开发区的一座巍峨的大厦前停住。一干人等进到灯火通明豪华气派的大厅,便有人上前接待。瞧着接待我们的这位打扮得体气质不凡的妙龄女郎,听着她慢声细语彬彬有礼的问候,我的心里顿感稍稍平静了许多。这位女秘书带我们走进电梯,一路上到九层。电梯门缓缓打开,我们便随着她踩着厚厚的地毯走了几步,在一间房门前住了脚。她轻轻推开房门,优雅地伸出右手把我们请到一间宽大豪华的会客厅,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茶是冒着热气的铁观音,烟则是开着口的红盒子中华烟。看到这个宏大的场面和接待的级别档次,我瞥了眼完全没了矜持两眼四下里忙着观瞧的老婆,心里真想说:臭娘们儿,还真有你的!
接待我们的这位女秘书给我们倒过了茶递过了烟,这时双手端在胸前,款款地说:“杜总让你们稍等片刻,他在酒店送完外宾就回来。”
我望着墙壁上挂着的一幅某某大领导与这位杜总合影的大幅照片,心里就想:等这样的大人物,自然是要等的,何况是在这样幽雅高级的场所,等一天半天也心甘情愿。不过,望着他那高大伟岸的身躯,我简直不敢想象到时候见到他,我该咋样下手。想到这里,我下意识地把装钱的纸袋子往身后挪了挪。
老婆的这位大记者同学似乎对于这样的场面司空见惯,除过不时与我老婆进行一两句简短的交谈外,便是不住地用五指轻轻地敲打着沙发扶手,似乎正在心里为某某新闻稿打着腹稿。
我老婆则是专注失神地望着那幅大照片,心里仿佛羡慕地做着某些美好的遐想。过了很长时间,才将目光转向天花板,瞧完大吊灯,又瞅起了地板上的红地毯。这时又在杜总的大书柜里挨着格儿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我当然只是静静地倾听着楼道里的动静,可心里总是纠结着一个问题:一旦杜总回来,我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微笑和表情与他握手与他打招呼呢?不知道到时候,当着老婆的这个老同学和还一直彬彬有礼立在一旁的这个女秘书的面,我该如何动作?
就在我不厌其烦地再三思量着这些很是纠结很是举足轻重的问题时,杜总大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嘟嘟地响了,女秘书连忙跑过去接。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都竖起耳朵静静地倾听,心里却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揣测着预测着。只听见女秘书“是是”地应着声,等女秘书放下电话,微笑着对我们说:“真是不好意思,杜总来电话说,他突然接到市政府的一个通知,要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叫你们改天再来!”
我们一行人在女秘书的陪伴下,懊丧地下了电梯,走出了大厅。却瞧见一辆黑色小车驶进大院,嘎的一声停在一旁,车门打开,一个穿着黑色羊毛大衣的老头从小车里钻了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原来是老东西。老东西也好像一眼认出了我们。他只是稍稍地怔了下,便直直地朝我们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地说:“早上已给儿子说过此事,一切都会叫你们满意的!这样说,明白吗?”
我想说明白,可我还是怎么也不明白!我感到我提着纸袋的手,仿佛在颤抖……
2013年11月10日写于西安
这个老不死的,这些年老骨头都快让那酒精泡软了还不要命地喝呀灌的。什么是用餐?不就是吃他妈的饭嘛。在老乡跟前还吐什么酸水儿。什么领导?狗屁!不定又是什么狐朋狗友或什么拉拉扯扯的什么老乡或拉拉扯扯的什么远方亲戚,又找他办什么事呢!
我在地板上转着圈儿骂他,爱人手托着腮六神无主盯着电视看。电视上一只猎豹四蹄不着地似的飞快地追逐着一只羚羊,爱人呆滞的眼神中没有恐惧没有怜悯只有茫然。等我感到腿困脚乏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那只可怜的羚羊已经倒在地上不动弹了,猎豹昂起头用舌头舔着满是血污的嘴巴,趾高气扬地环顾四周。
整整一个晚上,我们都在为这件事互相埋怨,其间也不乏意气用事相互指责甚至是谩骂,虽然只是一两句还算文明的话,诸如你不讲理、你胡说、你放屁之类的谩骂,在女儿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女儿一直处于高素质高涵养之下的抑制状态,好像偶尔抽泣了几声,大多时间的表现是轻轻地叹息,但是,那只白净富态厚墩墩软绵绵的手从没有离开电脑桌上的鼠标。一个晚上几乎没睡的女儿还是早早地起了床,早早地洗过了头,还是一如既往地用电吹风吹干头发,一如既往地在卫生间描眉画唇打扮了一番,然后,才款款更衣而去。
一个小时后,女儿就从那里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打听过了,这里分配来的不只是她一个,而是几十个。而且说这里边还有一些民办高校毕业的三本生。
我放下电话,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我现在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气急败坏。他妈的,这个老东西,他上次收我五万块钱时,就说只有一本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才有可能进得去。这个老东西把这儿说得神乎其神高不可攀。现在呢,什么大学生都能进得去。说不准还有不花钱的呢。
过了一会儿,女儿又打电话说:这家公司,十几个地市都有他们的基层分公司,可能所有的人都得被分配下去,还说这是内部消息。有内部消息,就肯定有内部子弟。人家肯定是不花钱的,成本低也就不在乎,而我是掏了腰包的,我咋能不在乎?
想来想去,还是要给这老家伙打个电话的,把这件事说说清楚。除过省城以外哪儿都不去,这个原则非坚持不可。否则,前面说的第一,只留省内不去外省;第二,只留省城不去外地;第三,只留省公司总部不下基层这三条就成了一句空话。即使前两条都已办到,花五万元不冤枉,可这第三条办不到,花的这五万元泡了汤不算,我们还得在外地或远郊的县城给娃租房甚至还得给她做饭陪住。肯定不是家长太溺爱太疼娃,这么大的省份,别说分配到东西南北的边境地带,就是分到省城的郊区郊县,省城这么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就是开宝马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坐公交从老东郊到老西郊、从老北郊到老南郊,还不得近两小时;如果是去郊区的一些县城……这是搁在谁的身上也得这么设身处地地想,哪个大人也一样,除非是个瓜子呆子傻子!
直到晚上女儿回来,还没跟这个老东西联系上。女儿在饭桌上又断断续续给我学说了这一天里道听途说的一些事情,更能说明跟这个老东西联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我把电话又狠劲地拨通了,就是没人接。又拨了两次,终于出现了那个沙哑的声音,声音很小,像病猫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只吐出几个字:“我在兰花花酒店跟人正谈着事。”说完,电话咔嚓就挂断。
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再去找他,跟他必须亲自把这事说清楚。过了今天晚上,不只是黄花菜凉了,恐怕什么菜都得凉。
说走就走,我麻利地换了衣服穿上了皮鞋,还没开门,一个问题出现在我的脑际:这个老东西为什么黑天半夜要在兰花花跟人说事呢?说的什么事,跟什么人说,为什么又偏要黑天半夜舍近求远去那个臭名昭著的兰花花呢?难道这些问题不是问题?
老婆坐在软绵绵的沙发里一眼连着一眼地白我,多亏还有点儿黑眼珠子,否则,瞅我的那眼睛里肯定都是茫茫的一片白。我当然明白这意思,老婆的这眼神就是我们家的信号灯,给我亮起白灯,就说明她在对我的所作所为特别反感也表示非常蔑视。她肯定骂我做任何事都这么婆婆妈妈不够雷厉风行,也不够火烧火燎。
我临出门时,还故意用皮鞋在地板上咚咚地跺了几下脚,这分明是给老婆听的,如果没有她的多此一举,哪有现在如此烦人如此尴尬如此混乱的局面出现。硬是这个多事的女人,非要托人找这个能耐很大飞扬跋扈的拉拉扯扯的老乡去办这事,说这老东西的儿子是什么部门的总经理,常出国,跟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她都见过。即使这个老东西的儿子真是个什么央企的总经理,那他充其量也只是个总经理的爹而不是总经理。哼!
我终于走出这个让人窒息的家,临出门时,女儿给我偷偷做了个拜拜的手势。这就是温暖,这就是力量。有这力量就足够了,不把女儿这最后关键的一步弄好,我还算什么有能耐的爹。
我连着换了三次车才找到了那个兰花花酒店。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却寥寥无几。服务台前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埋头忙着手里的活。我轻轻走近服务台,默不作声地打量着他们。他们可能从气息或感觉上感到有人走近。那个女服务员仰起一张活泼可爱的娃娃脸望了下我,便直起身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地问我有什么事,声音很低很轻很温柔。
我尽可能给她提供了那个老东西的详细情况,包括姓甚名谁年龄大小长相特征还有手机号码。
女服务员没费什么事就查清楚了,便告诉了我他所住的楼层和房间号,声音依然很低很轻很温柔。
一部大电梯,拉着我一个人毫不费力地上了二十九层。我找到了那个房间,轻轻敲门。房里的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戛然而止,然后,听见有个人走近门口那儿,轻轻问:“是谁?”像电影里特务接头似的那般诡秘,等辨认清楚确实是我才开了房门。
房间里只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和那个老东西两个人。见我进来,那个中年男人把一摞钱往前一推,然后从圈椅上站起来,说:“这事就全拜托您老了!”说着还很有礼貌地冲我笑笑。老东西把他送出门外还嘀嘀咕咕又耳语了一阵,才进来对我劈头盖脸就发了一通火。然后,这个老东西竟然把茶几上的那一摞钱朝我这边推了推,恶狠狠地说:“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满意,你可以把钱拿走。”说完冷冷地看着我的反应。这时候的我能有什么反应?我只能是强装笑颜反倒给他赔起了不是。最后,他瞧见我就像被他把玩揉搓了一阵的一团什么东西,软绵绵地瘫在那儿不动了,才扭过头,气咻咻地跷起二郎腿看起了电视。
我一看自己竟然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再说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话可说,房里的气氛本来就很沉闷,现在更加沉闷得仿佛使人无法忍受,我甚至感到窒息。
就在这时,解救我的还是那个老拿白眼瞅我的老婆。老婆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在某媒体上当记者的老同学,给她透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我问什么信息?老婆在电话里咬着牙关说:“问什么问,情况有变,马上撤!”
我借故从沙发上站起来告辞,这个老东西竟然放下二郎腿,一步走过来拦住我,指着茶几上的那一摞钱,恶狠狠地说:“你把它拿走!”
我借着房内昏暗的光线,盯着他老筋直冒黑黢黢的脸足足有三分钟,我好像没眨一下眼睛就这样足足盯着他看了三分钟,最后,我还是毫不客气地把那一摞钱装进口袋,然后赌气似的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坐上老婆那个老同学的车,直接去会那个老总。老婆这个老同学的车可能是个好车,虽然我不懂车,更不会开车,但我能从车的外观和车内的空间以及汽车行驶的某些方面,感到这辆车好像就是与众不同,就像老婆的这个老同学谈吐文雅气质不凡与众不同一样。
小车一路夹在不断头的车流中缓慢行驶,出了市区车速才提了上去。小车终于开到开发区的一座巍峨的大厦前停住。一干人等进到灯火通明豪华气派的大厅,便有人上前接待。瞧着接待我们的这位打扮得体气质不凡的妙龄女郎,听着她慢声细语彬彬有礼的问候,我的心里顿感稍稍平静了许多。这位女秘书带我们走进电梯,一路上到九层。电梯门缓缓打开,我们便随着她踩着厚厚的地毯走了几步,在一间房门前住了脚。她轻轻推开房门,优雅地伸出右手把我们请到一间宽大豪华的会客厅,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茶是冒着热气的铁观音,烟则是开着口的红盒子中华烟。看到这个宏大的场面和接待的级别档次,我瞥了眼完全没了矜持两眼四下里忙着观瞧的老婆,心里真想说:臭娘们儿,还真有你的!
接待我们的这位女秘书给我们倒过了茶递过了烟,这时双手端在胸前,款款地说:“杜总让你们稍等片刻,他在酒店送完外宾就回来。”
我望着墙壁上挂着的一幅某某大领导与这位杜总合影的大幅照片,心里就想:等这样的大人物,自然是要等的,何况是在这样幽雅高级的场所,等一天半天也心甘情愿。不过,望着他那高大伟岸的身躯,我简直不敢想象到时候见到他,我该咋样下手。想到这里,我下意识地把装钱的纸袋子往身后挪了挪。
老婆的这位大记者同学似乎对于这样的场面司空见惯,除过不时与我老婆进行一两句简短的交谈外,便是不住地用五指轻轻地敲打着沙发扶手,似乎正在心里为某某新闻稿打着腹稿。
我老婆则是专注失神地望着那幅大照片,心里仿佛羡慕地做着某些美好的遐想。过了很长时间,才将目光转向天花板,瞧完大吊灯,又瞅起了地板上的红地毯。这时又在杜总的大书柜里挨着格儿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我当然只是静静地倾听着楼道里的动静,可心里总是纠结着一个问题:一旦杜总回来,我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微笑和表情与他握手与他打招呼呢?不知道到时候,当着老婆的这个老同学和还一直彬彬有礼立在一旁的这个女秘书的面,我该如何动作?
就在我不厌其烦地再三思量着这些很是纠结很是举足轻重的问题时,杜总大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嘟嘟地响了,女秘书连忙跑过去接。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都竖起耳朵静静地倾听,心里却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揣测着预测着。只听见女秘书“是是”地应着声,等女秘书放下电话,微笑着对我们说:“真是不好意思,杜总来电话说,他突然接到市政府的一个通知,要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叫你们改天再来!”
我们一行人在女秘书的陪伴下,懊丧地下了电梯,走出了大厅。却瞧见一辆黑色小车驶进大院,嘎的一声停在一旁,车门打开,一个穿着黑色羊毛大衣的老头从小车里钻了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原来是老东西。老东西也好像一眼认出了我们。他只是稍稍地怔了下,便直直地朝我们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地说:“早上已给儿子说过此事,一切都会叫你们满意的!这样说,明白吗?”
我想说明白,可我还是怎么也不明白!我感到我提着纸袋的手,仿佛在颤抖……
2013年11月10日写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