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明孝陵的总大门大金门时,我也有自己的方法。由于历经600多年的风蚀雨剥,大金门顶部的琉璃瓦全都不存在了,墙体上的红漆皮也全部脱落,看上去饱经沧桑。后来大金门附近种植了许多树,每到盛夏,大金门几乎就被植物完全包围了,很难拍摄。所以我常常选择树木枯萎的冬季去拍摄。冬日里,低矮的光线让墙体受光均匀,我特意减低0.5EV的曝光,让墙体的颜色更鲜艳,天空也被压暗。
明孝陵内还有一处标志性的景观——神功圣德碑,这是明成祖朱棣为父亲朱元璋立的歌功颂德的石碑。由于碑亭顶部的大屋顶早毁,现存建筑像个方城,所以又称“四方城”。四方城是南京人熟知的一大景观,很多人都拍过,但想要拍好却并不容易,因为四方城中的石碑高达近10米,加上四周墙的合围,镜头不容易收住,平衡也不好掌握。拍过多次后,我发现只有在盛夏时太阳光线最高的那几天,如果天空湛蓝,拍出来的效果最好。因为这时的光线相对垂直,能照亮石碑,如果太阳再低点,石碑正前方的墙的阴影就会投射在石碑上,石碑前半部会有浓重的黑影,效果不够完美。但南京夏季比较闷热,空气中水份多,加上城市建设造成雾霾天多,所以这个机会可不好等,我足足等了两年才等到。
2003年,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修。在我看来,修复并没有很好地做到“修旧如旧”,大量采用新的材料使得明孝陵的历史沧桑感大打折扣。当然,对于普通一日游的大众来说,根本体会不到。如今,明孝陵已成为南京分量最重的旅游景点,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而我却很少再去,因为想再拍出好的照片已不可能。2013年,四方城被加顶保护,引起了很大争议,不管怎样,那碑顶上的一抹蓝天只能在照片里回味了。
回不去的民国风貌
近十年来,我的拍摄主要集中在南京民国建筑上。在中国,南京的民国建筑算是最多的,而且风格多样,有折衷主义、古典主义、近代中国宫殿式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颐和路民国建筑片区,这里曾经拥有200多栋外国使馆、民国党政军要员和富豪的花园别墅,因此有着“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的说法。
从初中到大学,我每天都会骑车经过这片区域,那时的南京,屋矮,树高,路不是太宽,公馆区的中西建筑基本还保持着原样,有种置身民国时代的感觉。班里的同学有不少都是高干子弟,我记得小学时,有个同学家住西流湾8号,那是建于1932年的周佛海公馆;初中时,有个同学家住当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里,她外公是退休的空军司令员;高中时,有个同学住在牯岭路一号公馆,家里好几个警卫员。我不止一次随同学进入过这些老公馆,那时候,同学之间没有门第之分,我只是觉得别人家挺大,还有警卫员,挺有意思。
然而,作为珍贵文化遗产的民国建筑,并没有被温柔地相待,随着时代列车的隆隆碾过,民国建筑被接二连三地拆除。当时,南京文物学者卢海鸣先生称,2006年后,开始搬迁、改造颐和路民国建筑,首批拆迁的第12地块,就有31幢别墅,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惨遭肢解。想着留有儿时回忆的地方即将消失,我对自己说:“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但仅用业余时间拍摄,是赶不上现代挖掘机的拆迁速度的。2005年,我毅然从广告公司辞职,专心拍摄民国建筑。那时,我每天骑着单车四处拍摄。桂林石屋里的明代石刻,中央研究院旧址里的清代皇家蹲龙石刻,都是我首次向媒体披露的。我还曾爬到楼房顶上,俯拍豆菜桥民国建筑群,在绿树掩映下,那红瓦黄灰墙静逸至极。而现在的豆菜桥,被拆得只剩两三栋民国建筑,孤零零地站在一栋栋高大的部队家属楼中间。更悲哀的是,许多民国建筑被贴上了仿古瓷砖以求保护,还被美其名曰“修旧如旧”。
难逃劫难的,还有我在学生时代常去的南京体育学院,那里原本有一座完整的民国建筑,当年远东最大的体育场──中央体育场。这座体育场不仅吸收了西方体育场的先进经验,布局合理,而且在建筑风格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牌楼及细部装饰,当时轰动了国内建筑界。但这个画面某天毁在突然而至的“保护开发”上。2002年,在学院内有大量闲置土地的情况下,体育场内的游泳池被改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室内游泳馆,仅保留更衣室和牌坊。2003年,篮球场的看台也被拆除了,改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室内网球馆,仅保留了几座牌坊。可惜的是,我没能在改造前拍摄,这让我遗憾至极。
2006年,《南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但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产权不明晰和产权归属多头,一直以来都是民国建筑保护的最大障碍之一。而在我看来,条例中的“开发保护”落实到具体做法,时常变得“莫名其妙”。南京本可以利用优势资源,将民国建筑建成公益性的博物馆、纪念馆,但这一切都太迟了,民国的风貌再也回不去了。如今,我的民国建筑摄影仍在进行,我希望能用手中的镜头为人们留住对这座城市的更多回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