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在美国参加他的培训班,他不太搭理我,但我听得非常仔细。”郭树忠笑着回忆,仿佛回到了虚心求学的时代,随即他恢复了“大佬”的气势,严肃地表示,“到今天,他的方法已经淘汰,我们做耳朵的效果早就远远超过他了。”他会去义诊,也找来基金会,给经济实在困难的患者免费做手术。
郭树忠将雕好的软骨部件组合起来,用钛丝缝合、固定,在他手中,出现了一只边缘圆润的、很像耳朵的东西。
“耳朵是三维立体结构。”他解释,“雕和塑是两件事,要边雕刻边塑形。”更多的肋软骨被取出、送到他手边,11号刀片继续游走,微小的白色碎屑散落在深绿和浅蓝的操作台盖布上。郭树忠珍惜这些材料,尽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1小时后,卢敏女儿的右耳已经具备雏形。郭树忠捏着模版比了比,开始修整耳朵的细节,增加“亚结构”——调整对耳轮的“三角窝”、增加耳屏、留出耳甲腔。他将已成型的结构放入小女孩脑袋右侧的切口,与左耳再三比对,又进行了几次调整。
当负压泵最终抽走皮肤下的空气时,几乎在一瞬间,表皮贴紧软骨,软骨卡住颅骨,一只粉红色的右耳出现了。恢复了血供,这些软骨将继续存活。
“我们这一行,追求的最高境界叫以假乱真。”郭树忠说,数年前,他尝试使用人工材料,工业化地做耳朵,效果一直不理想,“最后还是回到手上来。”
拿手术刀的心理医生
5天后的下午,卢敏追着女儿,穿过病房长长的走廊。
“慢一点!”她叮嘱,她不敢再面对任何意外了。
除了光头上顶着一根引流管,小女孩看上去很正常,右耳开始消肿,和左耳一样圆乎乎的。她眼睛大,特别爱笑,随身带着一只“小马宝莉”玩具。做完手术的当晚,她还疼得“哎、哎”直叫,但现在,她一会儿跑,一会儿跳,一会儿蹲,一会儿捶家属休息区的人型发泄靶,看得卢敏心慌。她已经把女儿新耳朵的照片、视频发给家人看,“好长时间憋着一口气,喘出来了”。她还总是忍不住问女儿,“你的耳朵漂亮吗”,然后等着那声“漂——亮——”。
再一晚,这对母女就能出院回家了。
此时,西安已经连续20多天无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行程码早就“摘星”,城市运转正常。
走在医院里,郭树忠会遇到其他科室“拿刀”的同行。“真羡慕你,老郭!”有外科专家对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做手术,忽然不让做了,都不知道生命用来干啥!”
郭树忠知道那种感受。作为外科医生,他切过发炎的阑尾,也摘过恶性肿瘤。他给双腿受伤、心跳骤停的工人师傅做手术;给被驴咬掉下巴、父母背着家当寻医的孩子做手术;给渴望换一种性别生存的人群做手术。曾有一个年轻人,遭遇车祸,骨盆都压碎了,郭树忠忘不了他看着医生的眼神,“人都成那样了,眼睛里的求生欲还是那么旺盛”。
“还是把人修好更有成就感。”他说。
比起60后的老师,80后的师俊莉野心更大。她始终认为“没有一台手术是完美的”,流程、操作、医疗器械都可以优化、再优化。以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手术为例,她希望能做出一个“标准化流程”,精确到“这一刀切多少厘米”“这口子缝多少针”。
她的理由是,“不要让这种手术成为我的“独门秘籍”,而是要让更多医生能学能做”——这样才能造福更多的患者。
董跃平的儿子出院时,拒绝戴上帽子。回到家,这个从前只在意“鞋子”的少年网购了一大堆“上衣”,穿上新衣,出门见同学。
“内心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一度觉得外表缺陷没那么重要了。”李达回忆,“但当我真正拥有正常的外表以后,内心还是不一样了。”
他出院、上班后,遇见每一个同事,都会指着新耳朵给对方看。他第一次把社交媒体账号头像换成了自己的照片,他不再“特别恐惧失去爱人”。不久前,他被升职为“总经理秘书”,跟随领导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以前有活动我也挺积极的,但被选中的时候少。回过头来看,我理解领导的想法。”
他不敢剧烈运动,“大酒”也不敢喝了,小心地保护着耳朵。
“我的手术刀能触及患者的内心,让他们更自信,更快乐,我是个拿刀的心理医生。”在“拿刀的艺术家”之后,郭树忠又给自己想出了一个头衔。
李达总会想起带着两只耳朵出院的那一天。他走出医院大门,走到街道上,和路人不断擦肩而过,但没有任何人看他一眼——那就是他最想要的平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卢敏、董跃平、李达为化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