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雾像雨又像风》呈现出明亮绚烂的个人主义,让人在观看时足够相信这个故事,相信它创造的这个世界,相信它所有的浪漫、哀伤、暧昧和走投无路。
这种审美倾向在赵宝刚最初几部电视剧中一直存在。他认为电视剧负有提高观众审美的功能,它应该超脱现实,往往比现实更激烈。观念是时代面貌的反映,作家查建英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千禧年前后人们的心理变化,她写道:“政治的高墙已经在突然之间土崩瓦解,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重要的是时尚、运动、电影,以及对边界那头某个男子的浪漫爱情。你有你的宏图大业,我有我的小调小情。”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划时代的电视剧《渴望》,到2000年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中国电视剧创作进入了新阶段,对比两部剧,它们的生产过程及所要表达的母题与精神内核已完全不同。
查建英曾在她的书《中国波普》中谈及当时剧作者们如何勾勒《渴望》的故事轮廓:“他们早早认定,这部剧不能讲别的,只能讲大多数观众都能认同的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同时认定,这部剧集的中心人物必须是一位善良孝顺的女性,以便迎合老年观众的口味,因为中国的忠实电视观众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不光如此,她还得是一位风华正茂的美丽女性,具备全中国男人都向往的种种品质。”王朔的说法更调侃:“我们无非是使劲儿摧残戏里的角色, 让所有人吃尽苦头。我们让好人好到家,又倒霉到家,让坏人也坏到家,这样就容易让观众同情,就有戏。”
而《像雾像雨又像风》中,没有单纯的好人和坏人,也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设定人物关系时,剧的主创并非试图引起观众同情,而是希望能让故事更多地引起争议。
“有的爱对了,却不能结合;有的爱错了,产生悲剧。”《像雾像雨又像风》中,外在压力不是造成爱情悲剧的决定性因素,赵宝刚说,“事实上,一切不幸皆来自于人物自身的心理错位,来自于人性中的那些不可捉摸的异态与变数。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来体会和把握作品,那么作品的意义显然就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超越了任何具体的时代而具有普遍性。”
人可不可以脆弱、犹疑和变异?
在最近几年对《像雾像雨又像风》的回顾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
作家金宇澄在《十三邀》里对“渣男”一词有过这样的评论——“按现在的说法,我不应该写这个(指《繁花》),里边有很多婚外恋之类的,现在已经培养成大家对“三观不正”特别敏感。还有一个最不好的词,叫“渣男”。(人)本来是非常复杂性的东西……这个也渣男,那个也渣男,你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就去涵盖它。这种新一轮的单调真的好可怕,而且深入这个年青一代的骨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