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打完世界大学生冰球冬季运动会,杨振宇退役,从哈尔滨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冰球教练。他发现这些学冰球的孩子已经和自己那一代完全不同:冰球绝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上冰之前,他们已经上过多种兴趣班,几乎都会弹钢琴。他们和举国体制很远,几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作战。有的家长把孩子送来,会直言,“在中国打冰球,就好比在非洲打乒乓球”,也会跟他说,“我们学这个就是为了出国,以便更好地融入国外小孩的圈子。”
这也造成了这些孩子与传统学冰球的孩子不同。上大课时,一旦有一个孩子摔倒,所有的“冰妈”蜂拥而至,急切地确认是否是自己的孩子,只有一次,一个孩子在冰场倒下,半天没起来,所有的妈妈都冲上来了,只有那个孩子的爸爸还杵在那里,杨振宇忍不住上去提醒了一句,去看看吧,这位父亲才起身。但杨振宇说,其实这位父亲知道,孩子穿着那么厚的护具,摔不坏。
带孩子去俄罗斯、瑞典训练时,肖红炜也发现,那边的孩子即便摔倒,也能自己爬起来,野性更足,甚至少有家长陪伴。相较之下,中国“冰妈”迅速围观的状态,“是中国特色”。
这些家长和孩子还不能完全理解冰球这项运动的残酷。他们的护具配备得很全,头盔上还有金属面罩,“近乎是最安全的运动”。在职业冰球赛场,运动员在冰面上滑行的最高时速可达100英里,伴随着强烈的身体对抗,但14岁以下的孩子在赛场上只允许挤贴,严禁冲撞。曲瑞晨听说自己的另一位教练上排门牙全是假牙——原来的牙齿在比赛时被对方球杆一杆打落了。他反复说起这件事,这可能是他头一次意识到,冰球的残酷离自己如此之近。
根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初,中国已有654块标准冰场,比2015年增加317%。北京市海淀区也成了冰雪示范区,冰球队逐渐成为近乎每个学校的标配。截至2020年12月,中国注册在案的冰球运动员人数已经达到9506人,居于世界第14位。现在,这个数据还在增长。
但是,还没有一条政策能够指明冰球对于中国学生的升学有所裨益。冰球的地域性依然很强,除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三座城市由于气候形成了冰雪传统,仅有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能够汇聚“冰娃家庭”。也没有哪所公立学校能够明确指出,打冰球的孩子可以依仗冰球特长获得中考、高考的优待与便利。而上中学之后,繁重的课业压力,也在挤压着“冰娃”们作为业余爱好的冰上时间。冰球还是学业?成了不少家庭面临的选择。
10岁之后,打冰球的孩子会迎来人生第一个小径分叉。翟子男出国,或许会延缓这种选择的焦虑,在加拿大,高中以前的课业压力远不如国内紧张,中学阶段,翟子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冰球训练上,这个阶段也是塑造一位冰球运动员最“要劲儿”的时期。留在国内的冰爸冰妈们,还希冀着冰球对于升学有所助力的口子能松动,但在刘汉祥看来,“基本已经废了”。
现在,杨振宇的授课理念是“快乐冰球”。他的职业生涯告诉他,冰球道路上,越往前走,主动退出的人越多,剩下的人,竞争就越小。按照国际冰球体系的标准,14岁以下的孩子,更多以娱乐为主,14岁之后,才刚刚开始发力。但在中国的市场化冰球教练里,鲜有人带过16岁以上的队伍,“人太少了,组不成队”。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拍摄冰球四年,刘汉祥决定把片子收尾。素材剪辑了一年,梳理、剪辑这些素材时,刘汉祥脑袋里一直回荡着一首旋律,《答案在风中飘荡》。在那些零零散散的片段里,家长和孩子们疑虑、纠结、摇摆。片名他想了很久,最终取为《冰上时刻》,因为“这些中产家庭在冰上的选择,每一刻都如履薄冰”。
“他们一直在思考,在反思。这就是这批80年左右的家长们身上最大的真实。”刘汉祥说,他觉得,北京新一批中产家庭,在时代里像浮萍一样,总想试图去抓住一些东西,却总抓不到,教育就像一场赌博,家长们“多处下注”,希冀在某一方面博得多一寸的胜算。
片子之外,疫情之后,冰球家庭们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曲瑞晨决定不去国外了,儿时去NHL打球的梦想,他很少再谈。妈妈肖红炜的纠结也告一段落,她对儿子学业的紧张度越来越小。她觉得,“冰娃”圈的家长,75%都是对孩子的成功极度渴望的,现在,她成了剩余的25%。冰妈们在一起闲聊孩子报了哪个补习班时,肖红炜都会想,“我的孩子不能这样吧?”曲瑞晨快要读初中了,依然保持每天至少上冰一次的频率。
对冰球,肖红炜如今没有太大的期待,曲瑞晨念的国际学校,是IB体系学校,即便没有成为职业冰球运动员,冰球特长也可以成为他申请海外大学时的加分项之一。但功利的作用也就如此了,她更珍视那些曲瑞晨享受冰的时刻,她曾经和儿子一起去北京郊区的小湖面上滑冰,曲瑞晨不止一次告诉她,他最喜欢的事情,是滑冰时,听耳边呼呼的风声。北京冬奥会期间,曲瑞晨在家里看俄罗斯对瑞典的冰球比赛(他曾经的主教练是俄罗斯籍),比赛进行到第三局,瑞典突然追上,两队扳平的那一个进球,曲瑞晨跳了起来,“妈妈你知道他们进球的时候有多快乐吗?这种快乐是你体会不到的!”
肖红炜觉得,“为了儿子这种快乐的体验,自己付出再多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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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酒店里,曲瑞晨给妈妈讲学到的新技巧
留在国内想要继续打冰球的孩子,还有入选北京青少年冰球队的机会,于力凡也参选了,第一次,他未被选中,于世辉觉得,是自己疏忽了。他又一次发挥了理性,把选拔项目拆解开来,有针对性地训练于力凡,第二年,于力凡入选了。
但于力凡已经开始读初中。于世辉越来越觉得,自己和孩子被裹挟到了冰球之中。冰球占用的时间太多了,这让于世辉觉得,当初抱着“纯粹”的目的让儿子打冰球,并不是理性的选择。“篮球、足球啊,孩子抱着球下楼就能痛痛快快地玩一遭”,但冰球已经成为父子之间相处的最大载体,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让这个家庭无法割舍。
他听翟子男的父亲讲,加拿大冰球联赛期间,4个半月的赛季里,翟子男要打150场比赛,到这个层级,再往前走,已经不是仅靠努力就能换取结果。令于世辉庆幸的是,冰球之外,于力凡学习成绩不错,围棋也基本到了他这个年龄的最高水准,这是这位“狼爸”多处下注的结果。
拍了4年冰球家庭,刘汉祥越来越觉得,“冰球其实是一个体育产品,一个消费升级”,“我们城市的中产家庭,它的教育消费也是在升级的,而冰球正在大规模地普及,它比较新鲜,大家要选一个更新鲜、更符合当下这个时段的东西”。但在教育的“消费升级”之后,家长们对冰球正在逐渐恢复理性。
现在,刘汉祥也开始适应一线城市父亲的角色,4岁的女儿问他,“爸爸你是哪里人?”“山东人。”“妈妈呢?”“山西人。”“哦,幼儿园老师说,我是北京人。”
刘汉祥觉得好笑,但他也开始理解冰球家长们的选择,无论采取何种姿态,他们奋力想要托举孩子,让他们过上新的、更具选择的人生。他想,如果女儿也要去学冰球,他也会陪着她,至少不能打压她。年初的一天,他带女儿去学轮滑,大声说,“把腿抬起来!”话音未落,他愣了一秒,打了自己一下——他的语气、话语,和片子中的于世辉一模一样。“我怎么说了片子里家长一样的话?”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战场要来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