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2岁的歌手陈鸿宇决定体验一次听损人士的生活。在北京协丹听力中心,医生为他做了一副耳塞,用来模拟听损的效果。之后的几天,他戴着这副耳塞去成都参加了草莓音乐节。
在听力中心配耳塞的过程中,一些心理冲击已经出现。
堵住陈鸿宇的耳朵,医生给他做了一次听力测试。先是播放了一段录音,是人声朗读的一句“一只金色的狐狸敏捷地越过那只懒狗”,手机音量放到最大,但他几乎听不见,“就听见呜呜的(声音)”。再放了一首他自己的歌《理想三旬》,因为熟悉,他根据旋律听出来了。再给他放别人的歌,他就只能听到一点声音,毫无细节,完全听不明白。
听不清时,他会下意识有一些动作,比如身子往前探,关注医生的嘴型和微表情,他反复大声地说:“啊?”
只是十几分钟,压力已经不小——因为听不见,他怕其他人没有耐心,“感觉会给别人造成麻烦”。虽然只是测试,他还是会有些着急,觉得自信心受挫,“你听不清别人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有问题,要跟人说对不起。我只是听不见,已经变成了一个要对不起人的人了。”
这其实是残障者的一种典型心理。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晚年罹患脊髓肿瘤,随后四肢瘫痪,在轮椅上生活,他在自己的作品《静默之身》里写到:“躯体受损的人先是迎来了惩罚的结局(伤残),再是羞耻,接着是愧疚,最终发展到负罪。但这不是真正的 “罪”,而是潜藏于我们恐惧与幻想中的自欺欺人,是在心头挥之不去而又难以言说的问题:我们做了什么竟然落到如此地步?”
在之后的几天里,陈鸿宇戴着耳塞,在成都与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走路,逛菜市场。
大家一起吃火锅,有人说牛骨髓补钙,他听岔了,问人家“啊,我什么带的?”他说话太大声,多次被朋友提醒,吓到别人了。因为听不清自己的声音,他连发声的部位都变了,鼻音变得更重了。戴上耳塞,处于中度听损状态,其他人说话他就算认真听,也总会漏几个字,一定想听清楚,就得反复追问。他心里焦灼,朋友们也累,最后,他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还有一天更危险。他带着耳塞过马路,听不到周围的声音。身后来了一辆电动车,直到车很近了,他才察觉,一转头吓一跳,司机是不耐烦的表情。
这个过程里,陈鸿宇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感受,他逐渐理解了自己的姥爷——他在呼伦贝尔长大,他去世的姥爷,在晚年也出现了听力障碍。
以前,陈鸿宇对姥爷的生活缺乏细节性的了解,只知道姥爷耳朵不好,一直戴着助听器。他会把电视调得很大声,家里人觉得刺耳,但他觉得正好。在东北的小镇,人老了听不见,很正常,大家也不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姥爷与外界的沟通,只剩下了那些绝对必要的,比如吃饭、睡觉、喝水。其他都不谈了,没有深度,没有细节,没有毛刺。面对这种收缩,姥爷有一些要强,有些爱面子,会让人觉得偏执、固执。比如他喜欢喝酒,家里人说他,他听不清,但知道大家在批评他,会生闷气。
这一次测试,协丹听力中心的医生告诉陈鸿宇,听损如果不干预,会从听不清变成听不懂,最终有可能导致阿尔兹海默症。戴耳塞的几天,他也真切地感觉到,一直戴着耳塞,听不到声音,脑子是模糊的。声音不只是物理信号,还是信息,是快乐、喜悦、悲伤、危险……是对大脑源源不断的刺激。
“听力的变化,会造成老人性格的变化,甚至最终会导致智力上的变化,真正到了很明显的那一天,你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个造成的了。”
画家黄永玉怀念比自己年长的画家张乐平时,写过一句,“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但是这一次,在姥爷去世很久以后,陈鸿宇在某种程度上才有了接近和理解他的可能。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