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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日子里
书名:
英雄模范共产党员故事汇——赵一曼 作者:朱天翔 字数:69202
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宜宾县城里,人民欢欣鼓舞,鞭炮齐鸣,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宜宾城内的将军祠建立,成立了中山中学,赵一曼和被学校开除及退学的同学们涌进了中山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1926年10月,党组织决定保送赵一曼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她的二姐李坤杰,还有从家中逃出后已在中山中学读书的陈启明以及女中、联中、男中的许多同学都到金沙江畔码头为她送行。
依依不舍的同学们哼唱起离别歌来:
今朝离别天、离别天,离别好心酸;终夜泪不干、泪不干,相会在何年?各人珍重道路远,地各天涯难相见……
登上甲板的赵一曼高高挥起双手深情地喊道:“二姐、同学们,莫难过,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岫了,金沙江涌起的波浪推送着这只大船驶向了长江,驶向北伐军刚刚打下的武汉。赵一曼昂首站在船头,满腔革命豪情,迎着江水涌起的层层波浪踏上了新的征程。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培养国民革命军军事政治人才而合力创办的高等军事院校,原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6年10月底开始筹办,1927年2月12日正式开学。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由烽代英主持日常工作。
黄埔军校名闻遐迩,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开办了女生队,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军官。黄埔军校第6期培养了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队。
黄埔办女生队阻力大,国民党右派反对,封建势力阻挠。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成立女生队是武汉分校的创举,烽代英曾对女生队负责人说:“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惟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原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吕儒贞回忆说:“那时我也觉悟到,妇女要在革命的政府领导下,有了参政权,有了职业,经济独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国民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无限欢欣鼓舞,盼望能参加工作,进革命学校,充实和锻炼自己。”那时女生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压迫,寻找自己出路的。
前前后后有183名女生正式入学,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被并入黄埔军校女生队,女生队从而扩大为213人。黄埔军校女生队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其中萧楚女、烽代英在重庆、泸州时的学生接受革命影响较早,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有的在抵制洋货等爱国运动中做出过很大贡献,但是其他一些人基本上是“爱国有心,知识不足”。无论怎样,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由于新生入校后首先需要3个月的入伍教育,被编为1个大队的女生,与新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统属第6期入伍生总队。女生队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在黄埔本校的第1、2、3、4期学生内,是不设指导员的。武汉分校一成立,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队长是郑奠邦,区队长是杨伯布、张麟书、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设在两湖书院东首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内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齢。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酬,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基本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堂课,4节学科,4节术科。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她们接受学校一切严格的训练,醐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这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不平常的一段,她们中的不少人成为千古不朽的巾帼英烈,赵一曼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当时,赵一曼来到武汉,立即被这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氛围感染了。这个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此刻又成为北伐战争的重镇,街上随处可见反对列强的标语,工人纠察队扛枪昂扬行进,妇女们梳着短发,孩子们列队高唱《北伐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赵一曼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心情格外地兴奋。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号声响了,一个打着黄呢子绑腿、背着驳壳枪的威武军官走了过来,他是队长。他举起拳头喊声“集合”,二百多名穿着花旗袍、短棉袄等各式各样服装的姑娘们好半天才排成队列。
“同志们!”队长扯扯武装带,开始讲话。“同志“这个称呼,过去只是在团员、党员之间暗地里叫过,而今,在公开场合郑重地叫出来,赵一曼感到十分地亲切。队长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革命战士啦!就是说,要剪掉辫子,脱下长袍,洗掉脂粉,从现在起要穿上国民革命军军装,学会打绑腿、行军礼、遵守军队纪律……”
接着,队长开始按花名册喊名字发军装。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却并不肃穆,领到军装的女兵们有一阵叽叽喳喳,各自把灰色军装穿起来。赵一曼穿上军装,上下看了又看,兴奋了好一阵子,她刚过21岁生日,从此她就是北伐军中的革命军人啦。
军装虽然好穿,军人却不好当。在军队与在学校里读书完全不一样了: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军号就是命令,按号声起床、就寝、吃饭、熄灯……对这些赵一曼她们虽然很不习惯,却也感到格外地新鲜。
绑腿最不好打了,开始赵一曼一圈一圈地往腿上缠,两腿缠得总是高矮不齐。一天晚上,赵一曼和寝室的女兵摸黑练习穿军装、打绑腿,却被提着马灯查夜的执勤官发现了,执勤管闯到她们寝室门前,一声断喝:“赶快睡下,还没吹起号床,谁叫你们起来的?简直是胡闹!”
赵一曼逐渐明白了:军人要令行禁止,不可擅自行动!她很快熟悉了这种严格的军队生活。
武汉虽然被称为长江岸上的三大火炉之一,但冬季要比宜宾冷得多,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她们穿着棉军装还觉得有些冷。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系统地学完了世界革命史、哲学、经济学等许多课程,懂得了许多以前只一知半解的革命理论。她们还完成了战士的基本训练:队列、射击、投弹、班进攻、排进攻……
赵一曼对射击情有独钟,她很快学会了使用步枪、手枪、机枪,学会了点射、连射、立射、跑射、卧射,她的射击成绩一天天在提高。
阳春三月,绿染江南。军校的女生们个个英姿焕发,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迎着和煦的春风,出发到野外参加实战演习。
赵一曼和另夕卜几个女生担任尖兵,她们全副武装,由队长带领,沿着一片河滩地向前搜索前进,一会儿迅速卧倒,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跃起身来跑步前进……与战场上打仗一模一样。
当卧倒在一块坟地时,赵一曼看见前面有几只小羊在吃草。在家里时,她养过羊,那是黑山羊,而这几只是白色的长毛羊,很惹人喜欢。她不忍心吓着小羊,便跑上前去,轻轻把小羊哄走了。
“李淑宁,你想干什么?”队长怒吼起来,“这是打野外,是在战场上!”
回到学校,赵一曼在区队训练前又一次受到更为严厉的批评,并以“破坏战场纪律“被罚站十分钟,令她反省自己的错误。
罚站结束回到寝室,赵一曼的心里犹如“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地烦乱,她悄无声息地一头躺倒在自己的床铺上,两眼看着天花板发呆了老半天,她扪心自问:“我怎么干了这样一件蠢事呢?真是该死!”赵一曼一骨碌爬起来,就写起书面检查来。
一位名叫小胖子的宜宾同乡,来到赵一曼的床铺前安慰她说:“淑宁啊,今天的事儿你一定要想开一些,又不是真打仗,小题
大做,队长也有点太过分了!”赵一曼忙说:“我错就错在没把演习当成真的,我应该受罚。老是原谅自己,就永远成不了好战士,将来到了战场上,也会吃败仗的。”
赵一曼从此以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投入到了各个训练科目中去。她练得非常认真刻苦,别人练一遍的,她要练两遍、三遍,直到完全掌握要领,熟悉动作为止。
由于紧张的训练和过度的劳累,赵一曼肺部的旧病又复发了,不断地大口吐血,学校将她送进了医院。
赵一曼在病床上躺了十多天,这是一段中国现代史上不平常的日子,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洪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订’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薪牛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提出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给予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此次事变及其余波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壮烈牺牲。
紧接着,驻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部队和由四川出来的杨森部队会合起来也通电反共,革命形势极为严峻。
一天,宜宾同乡小胖子到医院来看望赵一曼,赵一曼见小胖子神情有些不安,便说道:“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快告诉我!”
“明天同学们要出发打仗去了!”
“到哪儿去打仗?”赵一曼猛地坐了起来。
当小胖子把形势讲给赵一曼听,告诉她夏斗寅部队趁武汉革命政府城防空虚,已攻到武汉附近的纸坊,军校学生编成独立师,由叶挺带领马上开赴前线时,赵一曼从病床上猛地跳了下来,匆匆忙忙地收拾起东西来,并找出了军装,边拾掇边对小胖子说道:“我们快回学校去!”
“这是去打仗啊!”小胖子劝她:“你的病还没好利索,还是好好养病吧!”
赵一曼已归心似箭。在保卫革命紧要关头,共产党员怎能不冲到前边去呢?她穿好军装和小胖子赶回了两湖书院。
赵一曼和军校的女生加入了叶挺的独立师行列,向前方进发7-她们是后续部队,一直跟随前线部队前进。赵一曼的草鞋磨破了,脚板起了血泡,连续行军十几天,赵一曼第一次目睹了战后的村庄和田野。
1927年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在长沙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血腥镇压革命者,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紧接着,武汉革命政府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汪蒋合流,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三镇。
在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不断有人退党。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也在《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宣言退出了共产党……面对严酷的现实,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开始有计划地疏散党员,学校改编的教导团也将离开武汉,向南昌一带转移。
宜宾同乡小胖子脱下军装,换上旗袍来找赵一曼:“淑宁,我们一起回去吧!”
“你这是怎么了?”赵一曼惊异地问。
小胖子伤感地说:“我看透了,生活就是这么回事!”说着,她把一张刚刚出版的《中央日报》递给赵一曼看:“我们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都登报公开宣言脱党了!”
赵一曼接过报纸,看到了宣言,直气得脸色苍白双朝哆嗦,事情来得太突然,她气愤地将报纸甩在地上,猛踩几脚:“可耻!可耻!”
难道共产党真的打败了吗?革命真的不能挽回了吗?赵一曼的心在一阵阵地颤抖。是的,敌人一时很猖狂,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但赵一曼相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高举火炬给穷苦老百姓送来光明的事业,真理在握,乌云密布的恶劣形势,正是对革命者的考验。
1926年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赵一曼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自动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年她21岁。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赵一曼入党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行宣誓仪式。为了加强对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党组织把新入党的和之前入党的在场党员集合起来秘密组织了一次入党宣誓仪式,面对鲜艳的党旗,赵一曼右手紧握拳头宣誓:
头可断,血可流,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为了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决心革命到底,永不回头!
想到这些,赵一曼对小胖子说:“咱们参加了革命军队就是革命战士,不能革命顺利了就参加进来,革命危急关头就退出去,我们要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红旗!”赵一曼坚定地留在军校教导团,并随教导团向南昌出发。
部队离开武汉时,汪精卫的反共面目已暴露无遗,这里白天囚车飞奔,夜晚枪声不断,成批的革命者被杀害。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吓倒赵一曼,相反,她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定,一个经过锤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躯愈加铁骨铮铮!
1926年10月,党组织决定保送赵一曼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她的二姐李坤杰,还有从家中逃出后已在中山中学读书的陈启明以及女中、联中、男中的许多同学都到金沙江畔码头为她送行。
依依不舍的同学们哼唱起离别歌来:
今朝离别天、离别天,离别好心酸;终夜泪不干、泪不干,相会在何年?各人珍重道路远,地各天涯难相见……
登上甲板的赵一曼高高挥起双手深情地喊道:“二姐、同学们,莫难过,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岫了,金沙江涌起的波浪推送着这只大船驶向了长江,驶向北伐军刚刚打下的武汉。赵一曼昂首站在船头,满腔革命豪情,迎着江水涌起的层层波浪踏上了新的征程。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培养国民革命军军事政治人才而合力创办的高等军事院校,原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6年10月底开始筹办,1927年2月12日正式开学。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由烽代英主持日常工作。
黄埔军校名闻遐迩,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开办了女生队,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军官。黄埔军校第6期培养了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队。
黄埔办女生队阻力大,国民党右派反对,封建势力阻挠。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成立女生队是武汉分校的创举,烽代英曾对女生队负责人说:“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惟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原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吕儒贞回忆说:“那时我也觉悟到,妇女要在革命的政府领导下,有了参政权,有了职业,经济独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国民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无限欢欣鼓舞,盼望能参加工作,进革命学校,充实和锻炼自己。”那时女生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压迫,寻找自己出路的。
前前后后有183名女生正式入学,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被并入黄埔军校女生队,女生队从而扩大为213人。黄埔军校女生队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其中萧楚女、烽代英在重庆、泸州时的学生接受革命影响较早,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有的在抵制洋货等爱国运动中做出过很大贡献,但是其他一些人基本上是“爱国有心,知识不足”。无论怎样,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由于新生入校后首先需要3个月的入伍教育,被编为1个大队的女生,与新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统属第6期入伍生总队。女生队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在黄埔本校的第1、2、3、4期学生内,是不设指导员的。武汉分校一成立,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队长是郑奠邦,区队长是杨伯布、张麟书、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设在两湖书院东首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内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齢。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酬,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基本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堂课,4节学科,4节术科。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她们接受学校一切严格的训练,醐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这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不平常的一段,她们中的不少人成为千古不朽的巾帼英烈,赵一曼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当时,赵一曼来到武汉,立即被这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氛围感染了。这个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此刻又成为北伐战争的重镇,街上随处可见反对列强的标语,工人纠察队扛枪昂扬行进,妇女们梳着短发,孩子们列队高唱《北伐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赵一曼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心情格外地兴奋。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号声响了,一个打着黄呢子绑腿、背着驳壳枪的威武军官走了过来,他是队长。他举起拳头喊声“集合”,二百多名穿着花旗袍、短棉袄等各式各样服装的姑娘们好半天才排成队列。
“同志们!”队长扯扯武装带,开始讲话。“同志“这个称呼,过去只是在团员、党员之间暗地里叫过,而今,在公开场合郑重地叫出来,赵一曼感到十分地亲切。队长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革命战士啦!就是说,要剪掉辫子,脱下长袍,洗掉脂粉,从现在起要穿上国民革命军军装,学会打绑腿、行军礼、遵守军队纪律……”
接着,队长开始按花名册喊名字发军装。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却并不肃穆,领到军装的女兵们有一阵叽叽喳喳,各自把灰色军装穿起来。赵一曼穿上军装,上下看了又看,兴奋了好一阵子,她刚过21岁生日,从此她就是北伐军中的革命军人啦。
军装虽然好穿,军人却不好当。在军队与在学校里读书完全不一样了: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军号就是命令,按号声起床、就寝、吃饭、熄灯……对这些赵一曼她们虽然很不习惯,却也感到格外地新鲜。
绑腿最不好打了,开始赵一曼一圈一圈地往腿上缠,两腿缠得总是高矮不齐。一天晚上,赵一曼和寝室的女兵摸黑练习穿军装、打绑腿,却被提着马灯查夜的执勤官发现了,执勤管闯到她们寝室门前,一声断喝:“赶快睡下,还没吹起号床,谁叫你们起来的?简直是胡闹!”
赵一曼逐渐明白了:军人要令行禁止,不可擅自行动!她很快熟悉了这种严格的军队生活。
武汉虽然被称为长江岸上的三大火炉之一,但冬季要比宜宾冷得多,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她们穿着棉军装还觉得有些冷。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系统地学完了世界革命史、哲学、经济学等许多课程,懂得了许多以前只一知半解的革命理论。她们还完成了战士的基本训练:队列、射击、投弹、班进攻、排进攻……
赵一曼对射击情有独钟,她很快学会了使用步枪、手枪、机枪,学会了点射、连射、立射、跑射、卧射,她的射击成绩一天天在提高。
阳春三月,绿染江南。军校的女生们个个英姿焕发,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迎着和煦的春风,出发到野外参加实战演习。
赵一曼和另夕卜几个女生担任尖兵,她们全副武装,由队长带领,沿着一片河滩地向前搜索前进,一会儿迅速卧倒,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跃起身来跑步前进……与战场上打仗一模一样。
当卧倒在一块坟地时,赵一曼看见前面有几只小羊在吃草。在家里时,她养过羊,那是黑山羊,而这几只是白色的长毛羊,很惹人喜欢。她不忍心吓着小羊,便跑上前去,轻轻把小羊哄走了。
“李淑宁,你想干什么?”队长怒吼起来,“这是打野外,是在战场上!”
回到学校,赵一曼在区队训练前又一次受到更为严厉的批评,并以“破坏战场纪律“被罚站十分钟,令她反省自己的错误。
罚站结束回到寝室,赵一曼的心里犹如“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地烦乱,她悄无声息地一头躺倒在自己的床铺上,两眼看着天花板发呆了老半天,她扪心自问:“我怎么干了这样一件蠢事呢?真是该死!”赵一曼一骨碌爬起来,就写起书面检查来。
一位名叫小胖子的宜宾同乡,来到赵一曼的床铺前安慰她说:“淑宁啊,今天的事儿你一定要想开一些,又不是真打仗,小题
大做,队长也有点太过分了!”赵一曼忙说:“我错就错在没把演习当成真的,我应该受罚。老是原谅自己,就永远成不了好战士,将来到了战场上,也会吃败仗的。”
赵一曼从此以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投入到了各个训练科目中去。她练得非常认真刻苦,别人练一遍的,她要练两遍、三遍,直到完全掌握要领,熟悉动作为止。
由于紧张的训练和过度的劳累,赵一曼肺部的旧病又复发了,不断地大口吐血,学校将她送进了医院。
赵一曼在病床上躺了十多天,这是一段中国现代史上不平常的日子,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洪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订’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薪牛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提出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给予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此次事变及其余波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壮烈牺牲。
紧接着,驻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部队和由四川出来的杨森部队会合起来也通电反共,革命形势极为严峻。
一天,宜宾同乡小胖子到医院来看望赵一曼,赵一曼见小胖子神情有些不安,便说道:“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快告诉我!”
“明天同学们要出发打仗去了!”
“到哪儿去打仗?”赵一曼猛地坐了起来。
当小胖子把形势讲给赵一曼听,告诉她夏斗寅部队趁武汉革命政府城防空虚,已攻到武汉附近的纸坊,军校学生编成独立师,由叶挺带领马上开赴前线时,赵一曼从病床上猛地跳了下来,匆匆忙忙地收拾起东西来,并找出了军装,边拾掇边对小胖子说道:“我们快回学校去!”
“这是去打仗啊!”小胖子劝她:“你的病还没好利索,还是好好养病吧!”
赵一曼已归心似箭。在保卫革命紧要关头,共产党员怎能不冲到前边去呢?她穿好军装和小胖子赶回了两湖书院。
赵一曼和军校的女生加入了叶挺的独立师行列,向前方进发7-她们是后续部队,一直跟随前线部队前进。赵一曼的草鞋磨破了,脚板起了血泡,连续行军十几天,赵一曼第一次目睹了战后的村庄和田野。
1927年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在长沙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血腥镇压革命者,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紧接着,武汉革命政府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汪蒋合流,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三镇。
在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不断有人退党。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也在《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宣言退出了共产党……面对严酷的现实,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开始有计划地疏散党员,学校改编的教导团也将离开武汉,向南昌一带转移。
宜宾同乡小胖子脱下军装,换上旗袍来找赵一曼:“淑宁,我们一起回去吧!”
“你这是怎么了?”赵一曼惊异地问。
小胖子伤感地说:“我看透了,生活就是这么回事!”说着,她把一张刚刚出版的《中央日报》递给赵一曼看:“我们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都登报公开宣言脱党了!”
赵一曼接过报纸,看到了宣言,直气得脸色苍白双朝哆嗦,事情来得太突然,她气愤地将报纸甩在地上,猛踩几脚:“可耻!可耻!”
难道共产党真的打败了吗?革命真的不能挽回了吗?赵一曼的心在一阵阵地颤抖。是的,敌人一时很猖狂,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但赵一曼相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高举火炬给穷苦老百姓送来光明的事业,真理在握,乌云密布的恶劣形势,正是对革命者的考验。
1926年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赵一曼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自动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年她21岁。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赵一曼入党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行宣誓仪式。为了加强对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党组织把新入党的和之前入党的在场党员集合起来秘密组织了一次入党宣誓仪式,面对鲜艳的党旗,赵一曼右手紧握拳头宣誓:
头可断,血可流,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为了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决心革命到底,永不回头!
想到这些,赵一曼对小胖子说:“咱们参加了革命军队就是革命战士,不能革命顺利了就参加进来,革命危急关头就退出去,我们要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红旗!”赵一曼坚定地留在军校教导团,并随教导团向南昌出发。
部队离开武汉时,汪精卫的反共面目已暴露无遗,这里白天囚车飞奔,夜晚枪声不断,成批的革命者被杀害。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吓倒赵一曼,相反,她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定,一个经过锤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躯愈加铁骨铮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