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歌唱延安（代后记）
书名： 延安1938 作者：王纪刚 字数：148839
何其芳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人。早年在家读私塾，后到万县读小学和中学。1929年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1930年秋进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31年至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6年出版诗歌合集《汉园集》，同年出版散文集《画梦录》，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七七事变爆发后，何其芳回到故乡四川，先后在万县省立师范和成都联合中学教书，并与人创办抗战刊物，宣传抗日。1938年8月14日，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一起北上，历时十八天，行程三千里，于8月31日到了延安。同年9月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我歌唱延安》是何其芳到延安后写的第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曾经传诵一时，由于作者响亮地喊出了一代进步青年的心声，受到革命根据地、以及国统区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简短到只有两个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么呢？
包括着三个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包括着两条河：延水，南河。
包括着在三个山的中间，在两条河的岸上的人民。
……
包括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陕甘宁边区政府。
包括着一些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
包括着不断的进步：
两年以前、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每月每家要出几元或者几十元。现在，商业繁荣了起来，有了三万以上的资本的商号。
一年以前，红军已改成了八路军的时候，人口还只有四五千，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大礼堂没有凳子，舞台上只有一盏煤汽灯，十几只洋蜡做成的“脚灯”，简单的舞蹈和“活报”。现在，人口增加成一万多，街上充满了饭铺，饭铺里有了叫“蜜汁咕噜”或者“三不粘”的延安特别菜；所有的商店都换上了蓝底白字的招牌，浅蓝色的铺板，像换上了新的整齐的衣冠；大礼堂演着三幕戏，放映着有声电影，《夏伯阳》或者《十月革命中的列宁》，而且观众要按门票上的号数入座。
两月以前，当我坐着车子，大睁着眼睛走进这个城的时候……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也有了许多改变了。代替了一下雨便泥泞难走的土路，一条石板铺成的漂亮的街道从南门一直伸到城中央的鼓楼而且还在向前爬行，不久便会伸到北门前去。
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改变它的面貌。
“延安有什么可写呢？延安只有三个山……”我们这民族的巨人毛泽东同志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间窑房里的一条小白木桌前，幽默地客气地微笑着向我们说，当我们告诉他想写延安……但是他接着很正经地，很肯定地，虽说仍是客气地加上：“也有一点点儿可写的。”
一点点儿？依据我两个月来的理解，依据我诚实的语言，这个形容词的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很多很多”。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首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
这里没有失学或者失业的现象。没有乞丐。没有妓女。对于外面的深怀成见，专门造谣中伤的人们，这里流行着一个非常宽大的称呼：“顽固分子”。
你觉得太宽大了吗？
“是呀，太宽大了！”一位曾经在巴黎生活了十年的女作家大声地叫着说。因为她非常关心延安。因为她听说日本报纸上已登出了这里的后方医院的照片。因为她认为有些不三不四的新闻记者应当加以限制。因为他们有着值一千块钱以上的夜间可以摄影的开麦拉[2]。
但是这对延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害，敌人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买去了一张照片。敌人的特务机关布满华北，敌人买去了众多的华北地形的测量图，然而却买不去更众多的华北的人民，在华北许多城市失陷以后，我们还是陆续地建立起来了许多游击根据地。
你还是认为对外面来的人应当加以限制吗？
“不，我们不愿加一点儿限制，”一位高级工作同志在一个集会里说，“我们认为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假若有一万个科学家、工程师要到延安来，我们就挖五千个窑洞给他们住。”他说到抗大的名额满后在从这里到西安的沿途的电线杆上都贴着“抗大停止招生”“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而且来后还是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回去。他说到认识人不能单看缺点，而且从缺点也可以看出长处：骄傲的人有自信心，可以把计划好的工作交他去做；怯懦的人谨慎，可以当会计；吊儿郎当的人会交际；而普通认为背景复杂的人多半经验丰富，知道许多理论，总会接近真理，承认真理……
但是，但是这种自由的宽大的空气不会影响到工作的紧张，生活的严肃吗？
“是的，边区讲民主，又讲集中，”一个从友区来的参观者向我们的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同志发问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学习一实行民主便弄得乱七八糟，不能集中呢？”
“是的，边区增进工作效率的方法有突击，竞赛，”另一个参观者，一个友军里的高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发问了，“但为什么敝军里采用这些方法不能收到效果，而且大家认为什么飞机，乌龟是骗小孩儿的呢？”
“这大概、这大概，”穿着布制服，麻草鞋，端坐在一条木桌前的成仿吾同志回答，“因为边区有着共产党的存在。有一个号召，党员首先便做起来，便没有问题了。”
为着证实这个解释的正确性，一个同志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
今年秋天。天气已冷起来了，正在修筑着的汽车路要通过一条小河流。工人们站在河边，望着澄静的寒冷的水，有点儿迟疑，政治委员首先赤脚跳下去，大步走着，说“不冷”。于是大家都跳下去。于是大家在淹没着脚胫的水中工作，直到起来时有些人的脚上的皮肤裂开了，出着血。
这是一个动人的例子。然而一般地说来，在工作的困难的岸边，并不是一定要共产党员先跳下去然后大家才跳。许多非共产党员也一样紧张地工作着。
那么缺点呢？缺点呢？难道一点儿缺点也没有吗？
“说到缺点我却还没有发见。我才到两天。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
两个月以前，当我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个座谈会上这样结束了我的拙劣的谈话，一位曾经学过两年海军的文学系的同志站起来了：
我们的生活也并不是毫无困难。我们写东西的时候没有桌子，只有一块放在膝头上的木板。下雨的天气，从窑洞里走下山来路非常滑，常常一个一个地跌倒，满身是泥。冬夜里钢笔尖都冻结了，要放在嘴里哈几口气才能写字……
两个月以后，当我这样素朴地歌唱着延安，我承认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毫无困难。但比较一年以前，一般的物质生活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们成天紧张地快活地工作着，很少的很细微的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像放在三床鸭绒被下面的几粒豌豆，恐怕真要传说里的公主睡在那上面才会辗转不安。
所以这不能算作延安的缺点。这一点儿也不能使那些深有成见，专门造谣中伤的“顽固分子”满意。因为他们不相信眼睛，不相信理智，却相信着怪诞的幻想：当八路军在华北建立着，巩固着，发展着许多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当八路军的兵士们在前线流着血的时候。他们在后方互相做着鬼脸冷冷地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他们的神经非常锐敏，听到“八路军”便联想到“共产”，便想到他们的银行存折。
那么错误呢？错误呢？难道每一个人都没有犯过错误吗？
“错误在延安不能长成起来，”一位诗人同志告诉我，“今年春天，抗大的一个小队里竞赛着内务的整齐。因为被窝厚，不容易折成现直角的方形，有人发明了用牙齿把折痕咬成一条直线的方法，而且有人仿效。这把我气着了，我给毛主席去一封信，我说，假若延安出了几个用牙齿咬被窝的斯塔哈诺夫，不但是中国的笑话，而且是世界的笑话。很快地这种错误便被纠正了。”
所以我说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
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所以一个青年电机工程师不满意地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但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呀。”一年以前，我在外面，我在一本谈延安的小册子上碰见了这样一个老实人，我笑了，我喜欢他。同时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 延安
注解：
[1]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何其芳著，蓝棣之编：《何其芳全集·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39页。原载于《文艺战线》1939年2月16日创刊号。
[2] 开麦拉，英文camera的音译，即照相机、摄影机。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人。早年在家读私塾，后到万县读小学和中学。1929年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1930年秋进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31年至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6年出版诗歌合集《汉园集》，同年出版散文集《画梦录》，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七七事变爆发后，何其芳回到故乡四川，先后在万县省立师范和成都联合中学教书，并与人创办抗战刊物，宣传抗日。1938年8月14日，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一起北上，历时十八天，行程三千里，于8月31日到了延安。同年9月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我歌唱延安》是何其芳到延安后写的第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曾经传诵一时，由于作者响亮地喊出了一代进步青年的心声，受到革命根据地、以及国统区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简短到只有两个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么呢？
包括着三个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包括着两条河：延水，南河。
包括着在三个山的中间，在两条河的岸上的人民。
……
包括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陕甘宁边区政府。
包括着一些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
包括着不断的进步：
两年以前、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每月每家要出几元或者几十元。现在，商业繁荣了起来，有了三万以上的资本的商号。
一年以前，红军已改成了八路军的时候，人口还只有四五千，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大礼堂没有凳子，舞台上只有一盏煤汽灯，十几只洋蜡做成的“脚灯”，简单的舞蹈和“活报”。现在，人口增加成一万多，街上充满了饭铺，饭铺里有了叫“蜜汁咕噜”或者“三不粘”的延安特别菜；所有的商店都换上了蓝底白字的招牌，浅蓝色的铺板，像换上了新的整齐的衣冠；大礼堂演着三幕戏，放映着有声电影，《夏伯阳》或者《十月革命中的列宁》，而且观众要按门票上的号数入座。
两月以前，当我坐着车子，大睁着眼睛走进这个城的时候……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也有了许多改变了。代替了一下雨便泥泞难走的土路，一条石板铺成的漂亮的街道从南门一直伸到城中央的鼓楼而且还在向前爬行，不久便会伸到北门前去。
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改变它的面貌。
“延安有什么可写呢？延安只有三个山……”我们这民族的巨人毛泽东同志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间窑房里的一条小白木桌前，幽默地客气地微笑着向我们说，当我们告诉他想写延安……但是他接着很正经地，很肯定地，虽说仍是客气地加上：“也有一点点儿可写的。”
一点点儿？依据我两个月来的理解，依据我诚实的语言，这个形容词的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很多很多”。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首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
这里没有失学或者失业的现象。没有乞丐。没有妓女。对于外面的深怀成见，专门造谣中伤的人们，这里流行着一个非常宽大的称呼：“顽固分子”。
你觉得太宽大了吗？
“是呀，太宽大了！”一位曾经在巴黎生活了十年的女作家大声地叫着说。因为她非常关心延安。因为她听说日本报纸上已登出了这里的后方医院的照片。因为她认为有些不三不四的新闻记者应当加以限制。因为他们有着值一千块钱以上的夜间可以摄影的开麦拉[2]。
但是这对延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害，敌人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买去了一张照片。敌人的特务机关布满华北，敌人买去了众多的华北地形的测量图，然而却买不去更众多的华北的人民，在华北许多城市失陷以后，我们还是陆续地建立起来了许多游击根据地。
你还是认为对外面来的人应当加以限制吗？
“不，我们不愿加一点儿限制，”一位高级工作同志在一个集会里说，“我们认为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假若有一万个科学家、工程师要到延安来，我们就挖五千个窑洞给他们住。”他说到抗大的名额满后在从这里到西安的沿途的电线杆上都贴着“抗大停止招生”“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而且来后还是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回去。他说到认识人不能单看缺点，而且从缺点也可以看出长处：骄傲的人有自信心，可以把计划好的工作交他去做；怯懦的人谨慎，可以当会计；吊儿郎当的人会交际；而普通认为背景复杂的人多半经验丰富，知道许多理论，总会接近真理，承认真理……
但是，但是这种自由的宽大的空气不会影响到工作的紧张，生活的严肃吗？
“是的，边区讲民主，又讲集中，”一个从友区来的参观者向我们的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同志发问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学习一实行民主便弄得乱七八糟，不能集中呢？”
“是的，边区增进工作效率的方法有突击，竞赛，”另一个参观者，一个友军里的高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发问了，“但为什么敝军里采用这些方法不能收到效果，而且大家认为什么飞机，乌龟是骗小孩儿的呢？”
“这大概、这大概，”穿着布制服，麻草鞋，端坐在一条木桌前的成仿吾同志回答，“因为边区有着共产党的存在。有一个号召，党员首先便做起来，便没有问题了。”
为着证实这个解释的正确性，一个同志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
今年秋天。天气已冷起来了，正在修筑着的汽车路要通过一条小河流。工人们站在河边，望着澄静的寒冷的水，有点儿迟疑，政治委员首先赤脚跳下去，大步走着，说“不冷”。于是大家都跳下去。于是大家在淹没着脚胫的水中工作，直到起来时有些人的脚上的皮肤裂开了，出着血。
这是一个动人的例子。然而一般地说来，在工作的困难的岸边，并不是一定要共产党员先跳下去然后大家才跳。许多非共产党员也一样紧张地工作着。
那么缺点呢？缺点呢？难道一点儿缺点也没有吗？
“说到缺点我却还没有发见。我才到两天。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
两个月以前，当我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个座谈会上这样结束了我的拙劣的谈话，一位曾经学过两年海军的文学系的同志站起来了：
我们的生活也并不是毫无困难。我们写东西的时候没有桌子，只有一块放在膝头上的木板。下雨的天气，从窑洞里走下山来路非常滑，常常一个一个地跌倒，满身是泥。冬夜里钢笔尖都冻结了，要放在嘴里哈几口气才能写字……
两个月以后，当我这样素朴地歌唱着延安，我承认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毫无困难。但比较一年以前，一般的物质生活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们成天紧张地快活地工作着，很少的很细微的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像放在三床鸭绒被下面的几粒豌豆，恐怕真要传说里的公主睡在那上面才会辗转不安。
所以这不能算作延安的缺点。这一点儿也不能使那些深有成见，专门造谣中伤的“顽固分子”满意。因为他们不相信眼睛，不相信理智，却相信着怪诞的幻想：当八路军在华北建立着，巩固着，发展着许多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当八路军的兵士们在前线流着血的时候。他们在后方互相做着鬼脸冷冷地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他们的神经非常锐敏，听到“八路军”便联想到“共产”，便想到他们的银行存折。
那么错误呢？错误呢？难道每一个人都没有犯过错误吗？
“错误在延安不能长成起来，”一位诗人同志告诉我，“今年春天，抗大的一个小队里竞赛着内务的整齐。因为被窝厚，不容易折成现直角的方形，有人发明了用牙齿把折痕咬成一条直线的方法，而且有人仿效。这把我气着了，我给毛主席去一封信，我说，假若延安出了几个用牙齿咬被窝的斯塔哈诺夫，不但是中国的笑话，而且是世界的笑话。很快地这种错误便被纠正了。”
所以我说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
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所以一个青年电机工程师不满意地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但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呀。”一年以前，我在外面，我在一本谈延安的小册子上碰见了这样一个老实人，我笑了，我喜欢他。同时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 延安
注解：
[1]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何其芳著，蓝棣之编：《何其芳全集·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39页。原载于《文艺战线》1939年2月16日创刊号。
[2] 开麦拉，英文camera的音译，即照相机、摄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