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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太阳
书名:
尚文斋集 作者:姜茂胜 字数:56265
她是一位平凡而又平凡的农妇,她身上发生过一件又一件平凡而又平凡的事。正是这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构成了斑斓多彩的大千世界。她就是我慈爱的祖母张秀珍女士。
祖母张秀珍,做姑娘时是一位端庄秀丽的小家碧玉,温和而又善良。娘家在陕西省凤翔县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村子依山傍水,风景宜人。不料这个温和善良的姑娘却嫁了一个极不成器的大烟鬼,整天吃喝玩乐,赌钱抽烟,不几年家产荡尽,谢了土神,成了游魂野鬼,住进了一家废弃的窑洞。当时,我的祖父恰在凤翔。这个烟鬼为还赌债,把妻子卖给祖父为妻。以后,祖母就带着女儿随祖父从西府凤翔辗转来到东府蒲城。她忍辱负重,一心一意跟着祖父过日子。祖父性格刚烈,幼年时流浪他乡,后来被富平县庄里镇剧团班首王福生看中,留在团里当勤杂人员,走南闯北几十年,四十岁时收心回家过日子。祖父虽心地善良,却脾气暴躁,动不动大骂祖母,恶言恶语伤害她,祖母和女儿常常拥抱而泣。后来,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也被疾病夺走了生命,祖母连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失去了。她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回一趟娘家,可是由于交通不便,加之生活困难,祖父又有极强的夫权意识,一生终未了愿,最后带着对亲人的思念,含恨离开了人世。时1971年春,享寿七十六岁。
祖母回不了娘家,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她很羡慕那些四时八节穿得整整齐齐骑着毛驴、夹着红包袱回娘家的人。祖父就让她把自己前妻娘家门中的五叔父夫妇认作父母,算是俗脚娘家,祖母就称人家为五爸、五娘。这样每到春节或忙罢就彼此来往起来了。其实这五爸五娘和祖母年岁差不多,比祖父还要小十多岁。每到春节或忙罢时,祖母就让我父亲用独轮小车推着她,她抱着我回娘家。祖母认的五爸和五娘对祖母非常好。祖母迟早去时,见面他们总是亲亲热热的,好吃好喝招待着。每次总要留祖母住一段日子。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叫雷金凤,和我同岁,虽然我叫她小姨,但我们成了好朋友,两人在一起,花间捉虫,树上摘果,无所不至。我们前村有个庄稼人,名叫姜青云,和祖父很要好。他家养着一头毛驴。父亲常常把他家的毛驴借过来,送祖母回娘家。这时候,我坐在前边,祖母骑在后边,双手搂着我,父亲手执鞭子跟在后面。一路上,毛驴噔噔噔地跑着,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春风吹拂着路旁的野花,蝴蝶在毛驴周围飞来飞去,真令人陶醉。祖母这时也红光满面,高高兴兴地唱了起来,原来祖母也有如此美妙的歌喉。
前村有个老奶奶,娘家也在凤翔县,年轻时被卖到我们村。她丈夫不务正业,吃烟赌钱,抡枪把子,新中国成立前夕,被仇家打死在炕上。这位老奶奶中年守寡,纺线织布供儿子读书,后来儿子成了国家干部,家境宽裕,老奶奶以此为荣。1956年,儿子陪她回了一趟凤翔县娘家。这件事对祖母诱惑力真是太大了。可是,我父亲只是老实巴交的一介农夫,常年为佣工,家境贫寒,没有这个能力。祖母自知家庭景况,只把这个奢望深深埋藏在心底,从不在人前提起,只是一趟又一趟跑到前村听老同乡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回娘家的经历和一路上坐火车的见闻。老奶奶讲得有声有色,祖母听得如醉如痴,说到伤心处,两个人都泪如雨下。此后,每逢半夜,祖母常常从睡梦中哭醒,说是梦中回到了娘家,见到了几十年日思夜想的亲人,说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有一天,她到村东学堂请教书先生替她写了一封信。祖母拄着拐杖,跑了七八里路把信寄出,之后天天盼回音,但一直没有消息。可能是由于离家太久,地址记得不准,或许是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域改变,这封信如泥牛入海,没见回音。以后又接连发了几封信,同样是石沉大海。以后祖母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再不提此事了。
教堂的张姨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同样对祖母触动很大。她说邻村有个兴旺妈,娘家在四川省,遭遇同我祖母很相似。兴旺妈也是佛教徒,几十年吃斋念佛,非常虔诚,终于感动了佛祖,让她圆了回娘家的梦。有一天,村子里唱大戏,张姨同几个教徒陪同兴旺妈去看戏。这天上演的是秦腔《回四川》。大家坐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都被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吸引住了,兴旺妈更是看得入神。散场时,大家叫“兴旺妈,戏散了,回家吧”,可是兴旺妈依然盘腿坐在椅子上,双手护膝,一动不动,原来是含笑归西了。大家极为震惊。为此,教徒们专门为她做了一场佛事,说兴旺妈诚心感动了佛祖,菩萨接引她回四川去了。祖母听了肃然起敬,叹口气说:“如果日后我也有这样一个归宿就好了。”说完眼泪汪汪。
仁慈宽厚的祖母啊,您一生那样多灾多难,您的愿望如此简单平常,可结局为什么还是那么凄惨,令人悲伤?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啊,您能满足一次她老人家的这一小小愿望吗?但愿我慈爱的祖母能驾起您的慈航,回一次凤翔。
祖母的女儿夭折后,再没有生养儿女。为继承香火,祖父就收养了一个螟蛉子,取名“天恩”,意思是上天的恩赐,他就是我的父亲。说来还有一段奇缘。有一年,关中大旱,夏秋二料,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为躲饥荒,祖父挑上担子,一头挑一个大竹篓,沿途一边拾字纸,一边劝善,到西安逃生。据祖父讲,沿途景象惨不忍睹,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他三天只讨得两个烧饼充饥。在西安城外,看到一中年人怀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跪在路旁求人收养。怀中的孩子不住地啼哭。当他走过时,那孩子突然不哭了,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莫非我和这孩子前世有缘,祖父想着,就蹲下去,那孩子就扑向祖父的怀抱。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就把孩子抱进字纸篓,用担挑起,沿途讨饭回到家乡。祖母见了,如获至宝,亲自抱到教堂,求佛保佑,住持张姨就给这孩子取了“天恩”这个名字。自收养了这孩子后,祖母就把全部心血花在孩子身上。可惜皇天不佑,父亲中年身患肝病而亡。时1965年农历六月二十二,这天正逢施家大集。祖母赶集回来,还没走到村口,就听到这个噩耗,一下子昏倒过去,救醒后放声痛哭,周围人无不下泪。埋葬了父亲,祖母更是一门心思放在抚养孙儿孙女身上。她对谁都不放心,不准任何人碰我们姊妹,白天喂我们吃饭,晚上陪我们睡觉,松开手怕飞了,噙在口里怕化了。小弟满月那天就是父亲去世忌日。那时,母亲已有了我们姊妹五个,再加上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孤儿寡母,难以生活。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送人算了,祖母听了一边哭一边骂:“谁敢把这个孩子抱走,我就和他拼了,就是搭上这条老命也要把他抚养长大。”以后谁也不敢提这件事了。“多可怜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父亲。”祖母常把小弟搂在怀里,一边流泪一边叹息。在祖母精心呵护下,小弟终于长大成人了,她老人家却头发全白了,目光黯淡了,枯瘦如柴,走起来摇摇晃晃。有一天她终于倒下了疲惫的身子,永久地长眠于地母的怀抱,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我是家里的宝贝,祖父母的掌上明珠,小时候脑后留着一根细长的小辫子,辫梢扎着红头绳,胸前戴着一个红毛线编的项圈,上面穿着一条玉雕鲤鱼,几个骨质玉钱,还有一个酒盅大小的铜铃铛。我一走动,铃铛就丁零零响起来。祖母常在人前夸耀说:“我一听到铃铛响,就知道我的乖孙孙回来了。”我一生下来,祖母就把我抱在她身边,昼夜不离。直到十二三岁,还和祖母盖一个被窝。与其说我是母亲的孩子,倒不如说我是祖母的孩子更确切。母亲除了喂奶,其他吃喝拉撒,穿单换棉,全由祖母一手料理。
夏天的夜晚,一家人在院子里铺张席子乘凉。祖母把我抱在怀里,看着天上的银河,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她讲完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后,忽然又插上一段,说有一天牛郎和织女不知为什么忽然打起架来,牛郎用使牲口的轭头摔过来,织女用织布梭子掷过去,乒乒乓乓打个不停。一会儿天空飘起了细雨,祖母说那是织女在伤心地哭呢。我至今弄不明白,这对从人间追到天上苦苦追求幸福的情人为什么在天上还要打架。我问过祖母,她也说不清,只是淡淡地说:“妇女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可能是在封建社会妇女受压太深的缘故吧,长大以后,我这样想,不然人们为什么会给这个动人的故事加上这一段极不协调的插曲呢?
吃饭时间到了,全家人围坐在一张破小的柏木小桌旁。我坐在正中,祖父祖母面对面坐着,父亲坐在小桌的另一头——是没有母亲位置的,她必须站在一边,端菜端饭。我们每吃完一碗,母亲就给我们再盛一碗。一次,我吃完饭,母亲给我另盛了一碗端出来。我故意东张西望,一只手去接,结果碗摔在地上,饭也撒了。母亲生气了,大声呵斥我。祖母不依,反而把母亲骂了一顿,说她不小心,不该迁怒于孩子。总之,在祖母眼里,我是没有错的,错的只能是别人。
从小体弱多病的我是祖母的第二条生命。祖母疼爱非常,怕我有个闪失,就在佛祖面前许下愿心,用一个红毛线编成的项圈紧紧套住。据祖母讲,胸前那个小铃铛可不寻常,它是在佛座前镇了三天三夜的,有很大法力,铃铛一响,魔啊鬼啊都被吓跑了。我稍有点发烧感冒,祖母就彻夜不眠,坐在炕头陪伴我,口中不住地向佛祖祷告。当时,农村医疗条件非常不好,十里八村连一个医生也没有,生老病死,听天由命。我病了,祖母常用她知道的偏方为我治疗。我发烧时,她通常是熬一碗姜汤加点红糖让我服下,然后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发点汗,烧就退了,或者把一根缝衣针在油灯上烧一烧,在我的印堂、太阳、肩井各挑一针,挤出一点黑红的血,也就好了。每次为我治病,她的眼里都含着盈盈的泪花,好像每一针都刺在她的心尖上,她心痛啊!有一次,我发烧很厉害,她实在下不了手,就把我抱到前村一位和她年纪相仿的奶奶家,让这位奶奶给我治疗。我一哭喊,祖母就心痛得了不得,说什么也不让她给我治了。后来,也不知我的病是怎么好的,我想,一定是祖母用她那颗爱心为我治好的。
我大一点后,祖母就领我到七八里外的施家坡去看病。有个姓张的医生在施家街上开着中药铺,坐堂应诊,治病救人。他的夫人是我们前村人。每次走进药铺,祖母就高声喊:“他姑父啊,给我孙子看看病吧!”来去一趟,十几里路,祖母拄着拐杖,拉着我的手,迈着那一对金莲,走一走,歇一歇。天热时,祖母把自己的衫子脱下来,让我顶在头上遮太阳,她自己拔一把蒿草,举过头顶,当草帽使。每当我想起祖母那一双小脚在滚烫的尘土中或稀软的烂泥中艰难地踏进拔出时,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下来。
我病了,祖母也常常为我驱鬼叫魂。她说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魂灵丢失了。人没有魂灵怎么能行呢?必须赶快找回来,不然,病就不会好。那时候,祖母牵着我的手,大声喊:“茂胜娃,回来,茂胜娃,回来。”我就高声应着:“回来了,回来了。”婆孙俩一呼一应,从村口一声接一声,一直喊到家里,然后上床睡觉。说来也怪,我居然能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天亮,然后又蹦蹦跳跳地玩去了。再就是为我念祟书驱鬼。“一个人的灵魂如果被鬼魂缠住,就不得安生,就会生病的,”祖母煞有介事地说,“必须赶快念祟书把鬼赶走。”所谓祟书,农村人俗叫“法平书”。“法平”二字是否这样写,我不得知道。只记得那是一本用黄绵纸写成的竖排向右翻的抄写本,上面写着从初一到三十每天鬼魂作祟的方向及发送办法。人哪一天发病,就念那一天的内容。祖母说这是很灵验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发着烧,静静躺在炕上,炕头的陪墙上亮着一盏菜油灯,灯焰只有黄豆粒那么大。祖母就坐在我旁边,父母亲站在地上。炕沿上放着一碗凉水,碗上横放着三根筷子,碗旁放着一把菜刀。父亲拿起祟书,高声念道:“十五日病者,东南方得之,缢死鬼作祟。敬请青钱五十,向东南六十五步送之大吉。”连念三遍。这时,祖母就把筷子拿起,蘸一点冷水,在我的身上绕来绕去,口中念念有词。当时我不知道她叨念的是什么,只觉得好笑好玩,直到现在也无从知道。可能是让鬼魂赶快离开,保佑我平安之类的话吧。绕一阵后,就大声喊:“你是哪方冤鬼,快站住,站住。”说完就把筷子直竖着栽在碗中央。如果筷子在碗中站不住,就拿起来在我身上再绕一次,再让它站。直到筷子听话了,端端正正地立在碗中央。祖母便大声说:“你吃饱喝足,赶快守你那片土地去,不要再来害人了。”说完,就叫母亲给碗中撒一点白面粉,随手拿起菜刀,啪的一声向筷子劈去,筷子应声掉到地上。那情景确令人毛骨悚然。母亲就端起水泼向门外,把碗倒扣在水道口上。过去,农村人迷信,认为下水道就是龙的化身,水道口就是龙头。把碗扣在水道口,魔啊鬼啊就会被龙王镇住。父亲则按祟书所示,用青色纸剪成五十枚纸钱,用一根点着的香穿起,出门向东南方向走六十五步后,便把香插在那里。祖母则随之躺在我身边,一边拍着,一边叨念着,祖孙俩渐渐进入了梦乡。
祖母对我的呵护远不止此。每逢集日,她都要上街给我买一些糖果吃。常常第二次买的已经回来了,前次买的还未吃完。这些在现在看来是极其平常的,而在那个物质条件极端贫乏的年代,无异于小皇帝的待遇。那时,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玩具,闲来无非是踢瓦块、抓石子玩。有一次,邻家的孩子拿了一个小鼓玩。我也很想有一个,可这是不可能的,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小鼓。祖母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睡吧,明天你一定会有的。”我半信半疑地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居然有一个小鼓放在向阳的窗台上。原来是祖母几乎花了一夜时间用牛皮做成的。她先选好一块薄薄的牛皮,在水中浸泡大半夜。牛皮变软后,再用刀刮去表面的腐肉和牛毛,然后蒙在一个吃饭的大老碗上,用牛皮绳系牢,放在火上烤一烤。第二天早起,放在太阳下晒干,鼓就算做成了。敲起来声音还挺响亮的。这面小鼓就成了我唯一的,也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玩具。我长大后,又把它送给弟弟妹妹们玩。
1962年,我和大妹不幸都患上了麻疹,发着高烧。祖母就把我们兄妹俩都抱到自己的炕上日夜看护,白天请医生给我们治疗,夜晚跪在观音菩萨像前为我们祈祷,一天几次地为我们熬药、喂药。我烧得迷迷糊糊的,可一睁眼总看见她坐在我们兄妹中间,两只手分别抚摸着我和大妹的头,嘴里默默地叨念着,两眼红红的,满头华发在昏暗的灯光下不住地抖动。一周下来,祖母明显瘦了一圈,花白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更多更深了,可还是那么慈祥,那么和善。不几天我们康复了,她老人家却累得躺下了,生了一场病。我知道她是为了她的孩子累病的。她不让人给她请医生看病,说是那样要花很多钱,休息几天就好了。每当我想到这里,那慈祥、和善的观音菩萨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因为那就是祖母的化身啊!
后来,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就是我的二妹和三妹。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家中要米无米,要面没面,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把上年搭在墙头准备喂羊的红薯蔓也捣碎吃了。大妹整天提着篮子挖野菜。苜蓿、榆钱,都是美味佳肴,大家一个个狼吞虎咽地吃着。父亲被一个外号叫“白眼圈”的无赖欺侮,准备跳井自尽,多亏祖母把他救下来。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祖母起床扫院子,忽然听到父亲的哭声。她随声走到门外,发现父亲双手扒在井沿,整个身子在井里垂着。祖母急了,连滚带爬地到井边把父亲紧紧抓住拉上来。母子俩坐在井边,抱头痛哭。祖母说:“儿呀,你怎么这么糊涂,民国十八年(1929年)遭年馑,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咱们都走过来了,眼前这点困难难道就把咱吓住了?把腰杆挺直,没有过不去的坎。恶人自有天报。”我母亲生下孩子后,没有奶水喂孩子,两个小精灵躺在炕上,不住地啼哭。有人建议把其中一个送人,留下一个好养活,祖母坚决不同意。有一次,母亲又提出这个问题,祖母火了,把我父母狠狠骂了一顿。她一边哭,一边骂,把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好像一松手一瞬间就会消失似的。为了哺育两个孩子,祖母日夜操劳,熬粥,烧汤,口对口喂养。每天晚上,她都在炕洞里烤一个红薯,剥掉皮,一点一点喂给她们吃。在那吃糠咽菜的年月,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地里的野菜都被挖光了。偶尔有点白面,母亲就蒸几个白面馒头孝敬祖母,可是,祖母从未下过喉咙。她把馒头咬在口里嚼碎,一点一点地口对口喂到两个小孙女口中。那情景真像鸟儿给雏喂食一样,令人感动得掉泪。就这样,一家人一把屎,一把尿,一把泪,把两个小精灵养活了,养大了。到了年底,居然能坐在炕上玩了。祖母就戴上老花眼镜,用碎布片缝了两个小坐垫,让她们坐。天气暖和的时候,祖母把她们抱到院子里晒太阳。祖父病倒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父亲也生了一场大病,无钱医治,勉强撑着。年关难过啊!母亲一咬牙,狠着心把三妹送人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腊月二十七下午,祖母抱着孩子不放手,流着泪。父亲趴在炕头低声抽泣,我也掉着眼泪,眼睁睁看着人家把孩子抱走了。祖母哭着追到门口,被母亲拉住了。谁愿割掉自己的心头肉啊!三妹送人后,祖母大病了一场,说是心口痛,经多方医治也不见好。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就时常犯心疼病。直到1971年去世,也说是因为心口痛。人们都知道她是为什么生病的。好在我们几个孙子孙女都很听话,事事顺着她的心,才使她那充满伤痛的心得到一点安慰。
祖母自己没有儿女,把我们几个孙子当作命根子,就是左邻右舍的孩子,她同样特别宠爱。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她,尊敬她,亲切地叫她六婆。或许是她要在孩子们身上找到自己夭折的女儿的影子吧,祖母常把邻居的孩子抱回家亲他们,哄他们,喂他们吃喝。谁家孩子病了,她就用自己知道的土方子为他们治病。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家对门住的一对农家夫妇,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叫千金,一个叫天丽。祖母常抱一个、引一个逗她们玩。农村人,忙的时候就让孩子在院子里乱爬。每当这时,祖母就把她们姐妹俩接过来,陪她们玩,饿了做饭给她们吃,天黑了,陪她们睡觉,从不厌烦。这对夫妇去世后,祖母更是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顾她们。后来,千金干脆就拜我祖母为干婆,把我母亲叫干妈。出嫁后,她仍把我家当作娘家来往。现在,千金已是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我的祖母早已在四十一年前去世,但是我们两家仍然非常亲密地往来着。
祖母一生被前夫打骂甚至当作牲畜一样随意卖掉,跟上我祖父后,又被生活的担子折磨。她不但是旧社会的受害者,而且还是一个被佛教清规戒律束缚着的可怜虫,这一点,善良的祖母至死也没有觉悟。晚年,不知什么原因,她与祖父一起都成了居士。按教规,信徒们必须戒掉荤酒,只吃素食。有一次,她病了,病得很重,躺在炕上,很想吃羊肉,可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教堂住持张姨说过,上村有个李老婆,几十年吃斋念佛,德行很好。可这位李老婆晚年开了“斋”,死后入了十八层地狱,被阎王老爷剥皮抽筋,永世不得轮回。张姨究竟是如何知道李老婆下地狱这件事的,祖母从没有问过,但她对这件事深信不疑。她躺在炕上,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病好后,她庆幸自己没有因一念之差堕入地狱。现在,祖母去世已经四十一年了,不知她是否已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祝福她永远沐浴在佛光里,永远幸福快乐。
祖母虽是一介目不识丁的农妇,但她晚年信奉佛教后,对许多关于因果报应的佛教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晚上,她常常坐在炕头,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听人念她从教堂带回来的书,如《孟姜女哭长城》《目莲西天救母》《湘子成仙传》《黄氏女对金刚》等,日子久了,许多篇目竟能背诵如流。她常把这些书中的故事讲给同伴们听。她很支持祖父和父亲出去劝善。所谓劝善,就是宣讲这些报应故事,教育世人弃恶从善,皈依佛祖。每逢庙会,祖父和父亲就带上这些善书去劝善。祖父和父亲都穿着蓝色长袍,头戴礼帽,在人流最大的十字口摆开场子。祖父是打圆场的,他在易俗社打杂多年,对许多戏文背诵如流,加之天性聪慧,能见景生情,道白打诨,常引得观众一阵阵喝彩。父亲是主持,手拿一柄折扇,庄重文雅,说了又唱,唱了又说。那些惩恶扬善的因果报应故事不知感动了多少善男信女。至今老一辈人回忆起来,仍津津乐道。后来,我读书识字了,就常给祖母念这些书。我也被书中感人的故事和精彩的描写紧紧吸引住了。我爱祖母,更爱这些书。可惜在“文革”中,那些书都被火毁了,只留下一本《黄氏女对金刚》,因为祖母实在舍不得,才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偷偷藏下来。1971年祖母去世,作为陪葬物,我将这本书包好放进棺材里,算是对她冒死藏书的报答。我想,如果真有极乐世界,真有灵魂的话,祖母一定在西天的佛光中,坐在菩提树下,认真地、极有兴致地诵读这些因果报应故事,同时又在默默地为她的孙儿祈祷,保佑他一生平安。后来,又经多方努力,终于从张姨那里获得了一本《湘子成仙传》。这本书已经非常破旧了,是张姨亲手修补好送给我的。她是我们这一方教堂的住持,每年集会就是在她主持下进行的。祖父在世时,常带我到教堂去,张姨很喜欢我,说我是有慧根的人,所以才把这本经“文革”有幸保留下来的书传给我。我自然爱如珍宝,至今仍放在书架上,作为对张姨和祖母的永久怀念。
每逢教堂集会礼佛,祖父母都要穿上礼服参加。祖父的礼服是一件蓝色长袍。他戴着礼帽,银须垂胸,拄一根手杖,活脱脱一副老神仙模样。教堂住持张姨很敬重他。祖母则是一件蓝色大衫子,青布裤子,绣花小鞋,也拄一根拐杖。他们一起来到教堂。祖父把一个用竹篾编成的、油漆得发亮的“马头笼子”恭恭敬敬地放在供桌上,里面装着祖母亲自蒸的贡馍和香纸等供佛的供品。祖母带着我跪在桌前向佛祖恭恭敬敬地磕头行礼。这个教堂,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子,进门是一个大院落,东边是一口井,井边有一株石榴树,这时,花开得正火红。西边是一个马房。向里是对檐六间瓦房,再向里是一个很宽敞的大窑洞,里面供着佛像。究竟是什么佛,我也搞不清,只记得佛像很高大,很庄严。佛像前的供桌上摆满了供品,窑洞内香烟缭绕,灯火辉煌,寂静而又肃穆。佛堂前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排绣墩。突然一声钟响,信徒们立即各就各位,黑压压跪倒一大片,从窑洞口到外边大院子里全是跪拜的人。钟声、木鱼声有节奏地响着。住持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朝会开始,下面的信徒在住持的带领下向佛祖行礼,念经的声音连续不绝。据说要连续念经三天三夜。到第三天凌晨一点,佛祖感应,佛像放出金光,就会保佑众生平安,天下太平。可惜我没有遇见过这种盛况,因为当天下午,信徒们都会陆续离开,只留下少数几个佛教会领导继续念经。临走前,祖母拉我跪在佛前告别,并恳求佛祖舍药。祖母先恭恭敬敬地点上五根香插在炉内,再把用黄表纸叠成的小三角纸袋放在供桌上,然后磕下头去,一边祷告,一边虔心等待佛祖舍药。祖母特别叮嘱我心要诚,不能东张西望,否则,就不灵验。大约三分钟吧,祖母拉我站起来把药袋收起。祖母说佛祖已施舍了丹药在里面。这当然是不能拆开看的。张姨说,有一个信徒心不诚,把药袋拆开来,不但药没有了,还差点丢了性命。接着,张姨把几个黄药袋在灯烛上点着,烧成灰,让我用开水服下。此后祖母总说我是在佛祖佑护下长大的。
千万别小看了祖母那一对尖尖的三寸金莲。它是旧社会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但祖母却常常引以为荣,在人前夸耀。它的确只有三寸长,尖尖的,套着一双绣花鞋,很像那含苞待放的荷花花骨朵。脚太小了,站是站不稳的,需要向前后左右不停地移动,才能保持身体平衡,不至于跌倒,就像人走高跷一样。祖母和几个同伴在门前场院上聊天,这个向前,那个向后,来来去去,踏着碎步,裙边飘拂,风摆柳似的,吸引了我们几个淘气的孩子也学着她们那样颠颠倒倒地乱转。这时,祖母就骂起来:“你们这些碎崽娃子找打啊!要不也给你们把脚裹上。”孩子们哄地一下笑着跑开了,祖母也开心地笑了。
祖母虽然脚小,可她对这个家庭的功劳不小。她是这个农家唯一任劳任怨、时时刻刻不可缺少的一员。每天早上,东方刚露出鱼肚白,鸟儿们刚唱第一声时,祖母就已经起床了。她那木底鞋噔噔噔地在屋子里响过来,响过去。梳洗,打扫屋子、院落,烧水,给佛堂上香,为下地的人预备早餐。中午,骄阳似火,这正是庄稼人“过了四月八,吃了饭倒躺下”的午休时间,其他人都进入了梦乡。祖母却端个凳子坐在门前树荫下,洗衣服,纳鞋袜,或是为孩子们绣花裹肚。她戴上老花眼镜,一针一针地缝着,把她对儿女们的爱,对儿女们的情以及对儿女们的希望与等待,一针一针地缝进衣服里。祖母眼睛不好,做针线活时穿不了针。我常常坐在她旁边帮她穿针。每到夜晚,男人们坐在如豆的灯光下,或吞云吐雾,或天南地北地穷聊,祖母和母亲则坐在地上,或手摇纺车纺线,或把纺好的线缠成穗子,等织布时做纬线用。总之,从我记事时起,她的两只手从来就没有闲过。每当我半夜醒来,总看见她还在灯光下做针线活。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突然闹肚子,祖母说是睡觉时肚子着了凉。她就用一个碗盛上温热的灶灰,碗口蒙上一块棉布,在我的肚皮上轻轻地熨着,过了一会儿果然好了。晚上,她熬了一个通宵,为我做了一个绣花裹肚戴在肚子上。裹肚上绣着一枝盛开的红梅,枝上站着一只喜鹊,张着嘴,鼓着翅,欲飞未飞的样子。我先是惊喜,后是感动,简直要掉下泪来。我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敢说,这是世界上最珍贵、最值钱的工艺品,没有哪一样珍宝可以和它比拟,因为它上面凝聚着祖母的心血!祖母还喜欢在月光下纺线。那时候,人们生活都十分艰苦。为了节省灯油,天凉时,她摸着黑坐在屋子里纺线。屋子里黑洞洞的,看不见纺车,看不见人影,只能听见嗡嗡嗡纺车转动的声音。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干活的,只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总有三四个穗子放在纺车旁的篮子里,又白又胖,像一只只白鸽。天热时,她把纺车端到月光下,坐在麦秆编的草墩上,盘起双腿,一只手摇纺车,一只手拽线,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小曲儿。嗡嗡的纺车转动声,细细的低吟声,叽叽的蛐蛐啼叫声,汇成了一曲无比美妙的天籁。我很想把这个情景画下来,作为传家宝,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可惜我不是画家,没有这个天分。请别人画吧,可有谁能理解其中的辛与苦、情与爱呢?所以,我只能把这幅“白发夜纺图”深深地刻画在心底,作为永久的纪念。
祖母平时只干家里活,可每到秋麦大忙时就非下田不可,谁也拦不住。她常说麦黄糜黄,绣女下床。每到麦黄时节,我总看见她头顶一块蘸湿水的青花布巾,手持镰刀,下地割麦子。在似火一般的骄阳下,整晌整晌地割麦子。那双三寸金莲使她在麦茬地里站不稳,蹲不下,她就把平时纺线坐的草墩搬来,垫在屁股下,割一段,把草墩向前挪一挪再割。割麦时,口里常含着一根半尺长的麦秆,她说这样就不会感到口渴。说慢不慢,一百多丈长的地块,她割了一片又一片。衣服上沾满了尘土,背上早已被汗水浸透了,又黑又脏。满脸的尘土被汗水冲得一道一道的,要多丑有多丑。祖母和母亲割,父亲用小车往麦场运,我在一边拾麦穗。突然,我觉得祖母瘦小的身躯瞬间高大起来,而且越来越高大,她像天仙那么美丽,那么慈祥。天色过午了,到了做饭的时候,祖母就回家做饭。她的两条腿已经僵直了,小脚也肿胀起来,又烧又痛,刚一站起,就跌倒了。最后,她还是挣扎着先趴在地上,再慢慢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回去了。她虽疲惫不堪,但心里却很高兴,脚步是那么坚定,因为这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了,可以填饱肚子了。
过去,磨面是最麻烦的事,常常三四天就要磨一次,每次只能磨二十多斤面粉。我们家穷,既无牲口也无磨子,总是借用别人家的磨子用。祖父和父亲推磨子,祖母罗面。后来有了一头牛,就用牛拉磨子了。每次,祖母总要用一个大竹筛,把麦子中的细土筛干净,再一粒一粒地拣去其中的土块和草梗,然后倒进一个大盆内用水再淘洗一遍,晾在席子上,等麦子干湿刚合适时再装进两只斗里。第二天,鸡刚叫头一遍,祖父就挎起粪筐去拾粪,父亲扛起锄头去卤泊滩盐场做短工,祖母就提着粮食去磨面。天色未明,在昏暗的灯光下,母牛拉着磨子机械地转着,罗面箱咣当当响着,一直到早饭时才磨完。这时她的浑身都沾满了面屑,双手早已冻僵了,哆哆嗦嗦提着面粉往家里走去。
农民都喜欢牲口。这是因为在落后的农耕时代,牲口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动力。祖父母也是如此。祖母不但喜欢养牛,而且反对别人过分地使役牛和虐待牛。她常说牛是农家宝,杀牛的来生会变成牛。以前,我家养不起牛。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用在盐场打工挣的钱买了一头小牛犊,祖母就像侍奉自己孩子一样精心喂养它,每天割青草给牛犊吃。它不到两年就长成了一头大黄牛,第三年春暖花开时,居然还生了一头小牛犊。全家人喜气洋洋,祖母把一根红布条拴在牲口圈的房柱子上,像过节日一样。每逢春节,祖母都要叮嘱父亲写一张“槽头兴旺”的红纸条贴在牛圈门上,并要贴一张马王爷的牌位供在牲口圈的墙台上,再点上一炷香。据说,马王爷有三只眼,能洞察人世善恶,是专管农家牲口的神灵,只有敬奉他,才能风调雨顺,六畜兴旺。
1956年,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土地牲畜都归集体而入社。祖母唯一舍不得的就是这头牛。为此,她掉过好几次眼泪。最后,老人家还是深明大义,让儿子把牛牵入社。她说:“入社吧,跟这家走,没错。”她不会说什么共产党、人民政府之类的时兴话。“这家”就是新社会,是针对“那家”(蒋家旧社会)而说的。牲畜也是通人性的。一天,我家的黄牛挣脱缰绳跑了回来,在圈门口哞哞地拉长声音叫起来。祖母正在厨房做饭,听到牛叫的声音跑出来。她简直惊呆了,原来是黄牛站在槽边等候喂草呢!祖母流着泪,把牛喂饱,准备亲自送到集体饲养室。临走,她又跑回厨房,把刚蒸好的馒头拿出两个,眼看着黄牛吃了才放下心。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为渡难关,上级决定把牲畜分槽饲养。我家牛圈里又听到了牛儿哞哞的叫声。祖母高兴极了。对她而言,这黄牛哞哞的叫声就像是极其悦耳的音乐。我家领到的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母牛,风都可以吹倒它。用当时的话形容是“走路比猪快,吃食比鸡快,脊梁杆子比刀子快”。祖母一点也不懊丧,她觉得只要有牛养就行。她像对待病人一样,精心喂养这头母牛。喂草、饮水都是她一手操办。牛吃不饱肚子,她绝不离开槽头半步。每天,她总是把牛圈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牛卧的地方用土垫得平平整整。冷天,烧热水让牛喝;热天,把牛拴到树荫下让牛乘凉。干活回来,总要用扫帚把牛身上的土扫干净才上槽喂草。当时粮食极缺,一些人饿极丧德,偷吃分配给牲畜的饲料,于是又有一批牛先后倒下了。祖母却说咱不干那缺德事,那是要遭报应的。有时牛没吃饱,她就把家里的剩饭剩菜以及麸皮、豆蔓什么的全部给牛吃。饮水时,总要给水里加点食盐,水面撒一把精料,让牛喝个痛快。她常说“喂牛无良方,草饱水精神,牛的屁股饲养员的脸”,意思是牛只有吃饱草,喝足水,才会精神抖擞;牛屁股长肉了,饲养员脸上才有光彩。在祖母的精心呵护下,老母牛渐渐精神起来了,能下地干活了,一年后,还生了一个活蹦乱跳的红色小牛犊。
村子里有个无赖老汉,长着一脸毛胡子,戴顶西瓜皮帽,趿着鞋,敞着胸,手握一根二尺长的旱烟袋,整天在村子里转悠,仗着他儿子在公社当干部,一天到晚在村头大槐树下东家长、李家短说别人坏话。这个毛胡子新中国成立前是个二流子,抽烟赌钱,家业荡尽,只能沿街乞讨了。新中国成立后不思悔改,游手好闲,老毛病又犯了。一天,队长派他去犁地。他吆喝着我家喂的那头母牛,嘴里叼着旱烟袋,大大咧咧地在地里深一下浅一下乱犁起来。犁到地头也不回犁,反而在牛屁股上猛抽一鞭。牛一惊,拉着犁跌下一丈多深的土崖,犁铧插进牛屁股里,鲜血直流。毛胡子慌了,赶忙跑到崖下,喊人把牛救起来。可怜的母牛,还怀着牛犊,血淋淋的。毛胡子把牛赶回来,祖母几乎气昏了,当场把毛胡子痛骂了一顿。第二天,伤口化脓,无数牛蝇围着牛飞舞。祖母一边赶蝇子,一边派父亲到邻村请来医生给母牛疗伤。当时正是盛夏,蚊蝇极多。祖母除了精心照料母牛吃喝,余下的时间就给母牛驱赶蚊蝇。她端个小凳,坐在一旁,手拿一把芭蕉扇,不停地挥动着,一天到晚,身上汗淋淋的。过了一些日子,母牛的伤还没全好,毛胡子又来要拉牛去犁他家的自留地。祖母走过去拦住,死活不让他把母牛拉走。毛胡子气急败坏,手执鞭子在祖母身上猛抽起来,祖母还是死死拽住牛缰绳不松手。生产队队长闻讯赶来,毛胡子才悻悻地走了。祖母趴在地上放声大哭,浑身疼痛得站不起来,胳膊也肿起来了。周围群众气愤不平,纷纷给我父亲出主意,让他把老人用车推上,到公社去告状,杀一杀毛胡子的威风。父亲一生胆小怕事,忠厚老实,从不得罪人,这回也被激怒了。他借来一辆木轮小车,扶祖母坐在上面,沿着坎坎坷坷的乡间小道,向十五里外的公社所在地走去。毛胡子慌了神,急忙跑去求大队党支部书记姜志红。姜志红派人骑车把父亲追了回来,开群众会批评了毛胡子,让他当众认错,并请医生为祖母治病才算完事。
太阳啊,你这个天地间的精灵,多少年来,总是那么慷慨地照耀着大地,哺育万物生长,给他们温暖,给他们光明。你每时每刻都在默默地燃烧自己,把光和热奉献给人类。你是多么可爱,多么伟大啊!
啊,慈爱的祖母,您就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2012年6月11日
祖母张秀珍,做姑娘时是一位端庄秀丽的小家碧玉,温和而又善良。娘家在陕西省凤翔县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村子依山傍水,风景宜人。不料这个温和善良的姑娘却嫁了一个极不成器的大烟鬼,整天吃喝玩乐,赌钱抽烟,不几年家产荡尽,谢了土神,成了游魂野鬼,住进了一家废弃的窑洞。当时,我的祖父恰在凤翔。这个烟鬼为还赌债,把妻子卖给祖父为妻。以后,祖母就带着女儿随祖父从西府凤翔辗转来到东府蒲城。她忍辱负重,一心一意跟着祖父过日子。祖父性格刚烈,幼年时流浪他乡,后来被富平县庄里镇剧团班首王福生看中,留在团里当勤杂人员,走南闯北几十年,四十岁时收心回家过日子。祖父虽心地善良,却脾气暴躁,动不动大骂祖母,恶言恶语伤害她,祖母和女儿常常拥抱而泣。后来,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也被疾病夺走了生命,祖母连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失去了。她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回一趟娘家,可是由于交通不便,加之生活困难,祖父又有极强的夫权意识,一生终未了愿,最后带着对亲人的思念,含恨离开了人世。时1971年春,享寿七十六岁。
祖母回不了娘家,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她很羡慕那些四时八节穿得整整齐齐骑着毛驴、夹着红包袱回娘家的人。祖父就让她把自己前妻娘家门中的五叔父夫妇认作父母,算是俗脚娘家,祖母就称人家为五爸、五娘。这样每到春节或忙罢就彼此来往起来了。其实这五爸五娘和祖母年岁差不多,比祖父还要小十多岁。每到春节或忙罢时,祖母就让我父亲用独轮小车推着她,她抱着我回娘家。祖母认的五爸和五娘对祖母非常好。祖母迟早去时,见面他们总是亲亲热热的,好吃好喝招待着。每次总要留祖母住一段日子。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叫雷金凤,和我同岁,虽然我叫她小姨,但我们成了好朋友,两人在一起,花间捉虫,树上摘果,无所不至。我们前村有个庄稼人,名叫姜青云,和祖父很要好。他家养着一头毛驴。父亲常常把他家的毛驴借过来,送祖母回娘家。这时候,我坐在前边,祖母骑在后边,双手搂着我,父亲手执鞭子跟在后面。一路上,毛驴噔噔噔地跑着,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春风吹拂着路旁的野花,蝴蝶在毛驴周围飞来飞去,真令人陶醉。祖母这时也红光满面,高高兴兴地唱了起来,原来祖母也有如此美妙的歌喉。
前村有个老奶奶,娘家也在凤翔县,年轻时被卖到我们村。她丈夫不务正业,吃烟赌钱,抡枪把子,新中国成立前夕,被仇家打死在炕上。这位老奶奶中年守寡,纺线织布供儿子读书,后来儿子成了国家干部,家境宽裕,老奶奶以此为荣。1956年,儿子陪她回了一趟凤翔县娘家。这件事对祖母诱惑力真是太大了。可是,我父亲只是老实巴交的一介农夫,常年为佣工,家境贫寒,没有这个能力。祖母自知家庭景况,只把这个奢望深深埋藏在心底,从不在人前提起,只是一趟又一趟跑到前村听老同乡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回娘家的经历和一路上坐火车的见闻。老奶奶讲得有声有色,祖母听得如醉如痴,说到伤心处,两个人都泪如雨下。此后,每逢半夜,祖母常常从睡梦中哭醒,说是梦中回到了娘家,见到了几十年日思夜想的亲人,说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有一天,她到村东学堂请教书先生替她写了一封信。祖母拄着拐杖,跑了七八里路把信寄出,之后天天盼回音,但一直没有消息。可能是由于离家太久,地址记得不准,或许是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域改变,这封信如泥牛入海,没见回音。以后又接连发了几封信,同样是石沉大海。以后祖母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再不提此事了。
教堂的张姨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同样对祖母触动很大。她说邻村有个兴旺妈,娘家在四川省,遭遇同我祖母很相似。兴旺妈也是佛教徒,几十年吃斋念佛,非常虔诚,终于感动了佛祖,让她圆了回娘家的梦。有一天,村子里唱大戏,张姨同几个教徒陪同兴旺妈去看戏。这天上演的是秦腔《回四川》。大家坐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都被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吸引住了,兴旺妈更是看得入神。散场时,大家叫“兴旺妈,戏散了,回家吧”,可是兴旺妈依然盘腿坐在椅子上,双手护膝,一动不动,原来是含笑归西了。大家极为震惊。为此,教徒们专门为她做了一场佛事,说兴旺妈诚心感动了佛祖,菩萨接引她回四川去了。祖母听了肃然起敬,叹口气说:“如果日后我也有这样一个归宿就好了。”说完眼泪汪汪。
仁慈宽厚的祖母啊,您一生那样多灾多难,您的愿望如此简单平常,可结局为什么还是那么凄惨,令人悲伤?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啊,您能满足一次她老人家的这一小小愿望吗?但愿我慈爱的祖母能驾起您的慈航,回一次凤翔。
祖母的女儿夭折后,再没有生养儿女。为继承香火,祖父就收养了一个螟蛉子,取名“天恩”,意思是上天的恩赐,他就是我的父亲。说来还有一段奇缘。有一年,关中大旱,夏秋二料,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为躲饥荒,祖父挑上担子,一头挑一个大竹篓,沿途一边拾字纸,一边劝善,到西安逃生。据祖父讲,沿途景象惨不忍睹,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他三天只讨得两个烧饼充饥。在西安城外,看到一中年人怀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跪在路旁求人收养。怀中的孩子不住地啼哭。当他走过时,那孩子突然不哭了,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莫非我和这孩子前世有缘,祖父想着,就蹲下去,那孩子就扑向祖父的怀抱。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就把孩子抱进字纸篓,用担挑起,沿途讨饭回到家乡。祖母见了,如获至宝,亲自抱到教堂,求佛保佑,住持张姨就给这孩子取了“天恩”这个名字。自收养了这孩子后,祖母就把全部心血花在孩子身上。可惜皇天不佑,父亲中年身患肝病而亡。时1965年农历六月二十二,这天正逢施家大集。祖母赶集回来,还没走到村口,就听到这个噩耗,一下子昏倒过去,救醒后放声痛哭,周围人无不下泪。埋葬了父亲,祖母更是一门心思放在抚养孙儿孙女身上。她对谁都不放心,不准任何人碰我们姊妹,白天喂我们吃饭,晚上陪我们睡觉,松开手怕飞了,噙在口里怕化了。小弟满月那天就是父亲去世忌日。那时,母亲已有了我们姊妹五个,再加上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孤儿寡母,难以生活。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送人算了,祖母听了一边哭一边骂:“谁敢把这个孩子抱走,我就和他拼了,就是搭上这条老命也要把他抚养长大。”以后谁也不敢提这件事了。“多可怜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父亲。”祖母常把小弟搂在怀里,一边流泪一边叹息。在祖母精心呵护下,小弟终于长大成人了,她老人家却头发全白了,目光黯淡了,枯瘦如柴,走起来摇摇晃晃。有一天她终于倒下了疲惫的身子,永久地长眠于地母的怀抱,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我是家里的宝贝,祖父母的掌上明珠,小时候脑后留着一根细长的小辫子,辫梢扎着红头绳,胸前戴着一个红毛线编的项圈,上面穿着一条玉雕鲤鱼,几个骨质玉钱,还有一个酒盅大小的铜铃铛。我一走动,铃铛就丁零零响起来。祖母常在人前夸耀说:“我一听到铃铛响,就知道我的乖孙孙回来了。”我一生下来,祖母就把我抱在她身边,昼夜不离。直到十二三岁,还和祖母盖一个被窝。与其说我是母亲的孩子,倒不如说我是祖母的孩子更确切。母亲除了喂奶,其他吃喝拉撒,穿单换棉,全由祖母一手料理。
夏天的夜晚,一家人在院子里铺张席子乘凉。祖母把我抱在怀里,看着天上的银河,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她讲完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后,忽然又插上一段,说有一天牛郎和织女不知为什么忽然打起架来,牛郎用使牲口的轭头摔过来,织女用织布梭子掷过去,乒乒乓乓打个不停。一会儿天空飘起了细雨,祖母说那是织女在伤心地哭呢。我至今弄不明白,这对从人间追到天上苦苦追求幸福的情人为什么在天上还要打架。我问过祖母,她也说不清,只是淡淡地说:“妇女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可能是在封建社会妇女受压太深的缘故吧,长大以后,我这样想,不然人们为什么会给这个动人的故事加上这一段极不协调的插曲呢?
吃饭时间到了,全家人围坐在一张破小的柏木小桌旁。我坐在正中,祖父祖母面对面坐着,父亲坐在小桌的另一头——是没有母亲位置的,她必须站在一边,端菜端饭。我们每吃完一碗,母亲就给我们再盛一碗。一次,我吃完饭,母亲给我另盛了一碗端出来。我故意东张西望,一只手去接,结果碗摔在地上,饭也撒了。母亲生气了,大声呵斥我。祖母不依,反而把母亲骂了一顿,说她不小心,不该迁怒于孩子。总之,在祖母眼里,我是没有错的,错的只能是别人。
从小体弱多病的我是祖母的第二条生命。祖母疼爱非常,怕我有个闪失,就在佛祖面前许下愿心,用一个红毛线编成的项圈紧紧套住。据祖母讲,胸前那个小铃铛可不寻常,它是在佛座前镇了三天三夜的,有很大法力,铃铛一响,魔啊鬼啊都被吓跑了。我稍有点发烧感冒,祖母就彻夜不眠,坐在炕头陪伴我,口中不住地向佛祖祷告。当时,农村医疗条件非常不好,十里八村连一个医生也没有,生老病死,听天由命。我病了,祖母常用她知道的偏方为我治疗。我发烧时,她通常是熬一碗姜汤加点红糖让我服下,然后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发点汗,烧就退了,或者把一根缝衣针在油灯上烧一烧,在我的印堂、太阳、肩井各挑一针,挤出一点黑红的血,也就好了。每次为我治病,她的眼里都含着盈盈的泪花,好像每一针都刺在她的心尖上,她心痛啊!有一次,我发烧很厉害,她实在下不了手,就把我抱到前村一位和她年纪相仿的奶奶家,让这位奶奶给我治疗。我一哭喊,祖母就心痛得了不得,说什么也不让她给我治了。后来,也不知我的病是怎么好的,我想,一定是祖母用她那颗爱心为我治好的。
我大一点后,祖母就领我到七八里外的施家坡去看病。有个姓张的医生在施家街上开着中药铺,坐堂应诊,治病救人。他的夫人是我们前村人。每次走进药铺,祖母就高声喊:“他姑父啊,给我孙子看看病吧!”来去一趟,十几里路,祖母拄着拐杖,拉着我的手,迈着那一对金莲,走一走,歇一歇。天热时,祖母把自己的衫子脱下来,让我顶在头上遮太阳,她自己拔一把蒿草,举过头顶,当草帽使。每当我想起祖母那一双小脚在滚烫的尘土中或稀软的烂泥中艰难地踏进拔出时,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下来。
我病了,祖母也常常为我驱鬼叫魂。她说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魂灵丢失了。人没有魂灵怎么能行呢?必须赶快找回来,不然,病就不会好。那时候,祖母牵着我的手,大声喊:“茂胜娃,回来,茂胜娃,回来。”我就高声应着:“回来了,回来了。”婆孙俩一呼一应,从村口一声接一声,一直喊到家里,然后上床睡觉。说来也怪,我居然能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天亮,然后又蹦蹦跳跳地玩去了。再就是为我念祟书驱鬼。“一个人的灵魂如果被鬼魂缠住,就不得安生,就会生病的,”祖母煞有介事地说,“必须赶快念祟书把鬼赶走。”所谓祟书,农村人俗叫“法平书”。“法平”二字是否这样写,我不得知道。只记得那是一本用黄绵纸写成的竖排向右翻的抄写本,上面写着从初一到三十每天鬼魂作祟的方向及发送办法。人哪一天发病,就念那一天的内容。祖母说这是很灵验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发着烧,静静躺在炕上,炕头的陪墙上亮着一盏菜油灯,灯焰只有黄豆粒那么大。祖母就坐在我旁边,父母亲站在地上。炕沿上放着一碗凉水,碗上横放着三根筷子,碗旁放着一把菜刀。父亲拿起祟书,高声念道:“十五日病者,东南方得之,缢死鬼作祟。敬请青钱五十,向东南六十五步送之大吉。”连念三遍。这时,祖母就把筷子拿起,蘸一点冷水,在我的身上绕来绕去,口中念念有词。当时我不知道她叨念的是什么,只觉得好笑好玩,直到现在也无从知道。可能是让鬼魂赶快离开,保佑我平安之类的话吧。绕一阵后,就大声喊:“你是哪方冤鬼,快站住,站住。”说完就把筷子直竖着栽在碗中央。如果筷子在碗中站不住,就拿起来在我身上再绕一次,再让它站。直到筷子听话了,端端正正地立在碗中央。祖母便大声说:“你吃饱喝足,赶快守你那片土地去,不要再来害人了。”说完,就叫母亲给碗中撒一点白面粉,随手拿起菜刀,啪的一声向筷子劈去,筷子应声掉到地上。那情景确令人毛骨悚然。母亲就端起水泼向门外,把碗倒扣在水道口上。过去,农村人迷信,认为下水道就是龙的化身,水道口就是龙头。把碗扣在水道口,魔啊鬼啊就会被龙王镇住。父亲则按祟书所示,用青色纸剪成五十枚纸钱,用一根点着的香穿起,出门向东南方向走六十五步后,便把香插在那里。祖母则随之躺在我身边,一边拍着,一边叨念着,祖孙俩渐渐进入了梦乡。
祖母对我的呵护远不止此。每逢集日,她都要上街给我买一些糖果吃。常常第二次买的已经回来了,前次买的还未吃完。这些在现在看来是极其平常的,而在那个物质条件极端贫乏的年代,无异于小皇帝的待遇。那时,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玩具,闲来无非是踢瓦块、抓石子玩。有一次,邻家的孩子拿了一个小鼓玩。我也很想有一个,可这是不可能的,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小鼓。祖母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睡吧,明天你一定会有的。”我半信半疑地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居然有一个小鼓放在向阳的窗台上。原来是祖母几乎花了一夜时间用牛皮做成的。她先选好一块薄薄的牛皮,在水中浸泡大半夜。牛皮变软后,再用刀刮去表面的腐肉和牛毛,然后蒙在一个吃饭的大老碗上,用牛皮绳系牢,放在火上烤一烤。第二天早起,放在太阳下晒干,鼓就算做成了。敲起来声音还挺响亮的。这面小鼓就成了我唯一的,也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玩具。我长大后,又把它送给弟弟妹妹们玩。
1962年,我和大妹不幸都患上了麻疹,发着高烧。祖母就把我们兄妹俩都抱到自己的炕上日夜看护,白天请医生给我们治疗,夜晚跪在观音菩萨像前为我们祈祷,一天几次地为我们熬药、喂药。我烧得迷迷糊糊的,可一睁眼总看见她坐在我们兄妹中间,两只手分别抚摸着我和大妹的头,嘴里默默地叨念着,两眼红红的,满头华发在昏暗的灯光下不住地抖动。一周下来,祖母明显瘦了一圈,花白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更多更深了,可还是那么慈祥,那么和善。不几天我们康复了,她老人家却累得躺下了,生了一场病。我知道她是为了她的孩子累病的。她不让人给她请医生看病,说是那样要花很多钱,休息几天就好了。每当我想到这里,那慈祥、和善的观音菩萨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因为那就是祖母的化身啊!
后来,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就是我的二妹和三妹。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家中要米无米,要面没面,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把上年搭在墙头准备喂羊的红薯蔓也捣碎吃了。大妹整天提着篮子挖野菜。苜蓿、榆钱,都是美味佳肴,大家一个个狼吞虎咽地吃着。父亲被一个外号叫“白眼圈”的无赖欺侮,准备跳井自尽,多亏祖母把他救下来。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祖母起床扫院子,忽然听到父亲的哭声。她随声走到门外,发现父亲双手扒在井沿,整个身子在井里垂着。祖母急了,连滚带爬地到井边把父亲紧紧抓住拉上来。母子俩坐在井边,抱头痛哭。祖母说:“儿呀,你怎么这么糊涂,民国十八年(1929年)遭年馑,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咱们都走过来了,眼前这点困难难道就把咱吓住了?把腰杆挺直,没有过不去的坎。恶人自有天报。”我母亲生下孩子后,没有奶水喂孩子,两个小精灵躺在炕上,不住地啼哭。有人建议把其中一个送人,留下一个好养活,祖母坚决不同意。有一次,母亲又提出这个问题,祖母火了,把我父母狠狠骂了一顿。她一边哭,一边骂,把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好像一松手一瞬间就会消失似的。为了哺育两个孩子,祖母日夜操劳,熬粥,烧汤,口对口喂养。每天晚上,她都在炕洞里烤一个红薯,剥掉皮,一点一点喂给她们吃。在那吃糠咽菜的年月,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地里的野菜都被挖光了。偶尔有点白面,母亲就蒸几个白面馒头孝敬祖母,可是,祖母从未下过喉咙。她把馒头咬在口里嚼碎,一点一点地口对口喂到两个小孙女口中。那情景真像鸟儿给雏喂食一样,令人感动得掉泪。就这样,一家人一把屎,一把尿,一把泪,把两个小精灵养活了,养大了。到了年底,居然能坐在炕上玩了。祖母就戴上老花眼镜,用碎布片缝了两个小坐垫,让她们坐。天气暖和的时候,祖母把她们抱到院子里晒太阳。祖父病倒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父亲也生了一场大病,无钱医治,勉强撑着。年关难过啊!母亲一咬牙,狠着心把三妹送人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腊月二十七下午,祖母抱着孩子不放手,流着泪。父亲趴在炕头低声抽泣,我也掉着眼泪,眼睁睁看着人家把孩子抱走了。祖母哭着追到门口,被母亲拉住了。谁愿割掉自己的心头肉啊!三妹送人后,祖母大病了一场,说是心口痛,经多方医治也不见好。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就时常犯心疼病。直到1971年去世,也说是因为心口痛。人们都知道她是为什么生病的。好在我们几个孙子孙女都很听话,事事顺着她的心,才使她那充满伤痛的心得到一点安慰。
祖母自己没有儿女,把我们几个孙子当作命根子,就是左邻右舍的孩子,她同样特别宠爱。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她,尊敬她,亲切地叫她六婆。或许是她要在孩子们身上找到自己夭折的女儿的影子吧,祖母常把邻居的孩子抱回家亲他们,哄他们,喂他们吃喝。谁家孩子病了,她就用自己知道的土方子为他们治病。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家对门住的一对农家夫妇,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叫千金,一个叫天丽。祖母常抱一个、引一个逗她们玩。农村人,忙的时候就让孩子在院子里乱爬。每当这时,祖母就把她们姐妹俩接过来,陪她们玩,饿了做饭给她们吃,天黑了,陪她们睡觉,从不厌烦。这对夫妇去世后,祖母更是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顾她们。后来,千金干脆就拜我祖母为干婆,把我母亲叫干妈。出嫁后,她仍把我家当作娘家来往。现在,千金已是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我的祖母早已在四十一年前去世,但是我们两家仍然非常亲密地往来着。
祖母一生被前夫打骂甚至当作牲畜一样随意卖掉,跟上我祖父后,又被生活的担子折磨。她不但是旧社会的受害者,而且还是一个被佛教清规戒律束缚着的可怜虫,这一点,善良的祖母至死也没有觉悟。晚年,不知什么原因,她与祖父一起都成了居士。按教规,信徒们必须戒掉荤酒,只吃素食。有一次,她病了,病得很重,躺在炕上,很想吃羊肉,可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教堂住持张姨说过,上村有个李老婆,几十年吃斋念佛,德行很好。可这位李老婆晚年开了“斋”,死后入了十八层地狱,被阎王老爷剥皮抽筋,永世不得轮回。张姨究竟是如何知道李老婆下地狱这件事的,祖母从没有问过,但她对这件事深信不疑。她躺在炕上,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病好后,她庆幸自己没有因一念之差堕入地狱。现在,祖母去世已经四十一年了,不知她是否已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祝福她永远沐浴在佛光里,永远幸福快乐。
祖母虽是一介目不识丁的农妇,但她晚年信奉佛教后,对许多关于因果报应的佛教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晚上,她常常坐在炕头,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听人念她从教堂带回来的书,如《孟姜女哭长城》《目莲西天救母》《湘子成仙传》《黄氏女对金刚》等,日子久了,许多篇目竟能背诵如流。她常把这些书中的故事讲给同伴们听。她很支持祖父和父亲出去劝善。所谓劝善,就是宣讲这些报应故事,教育世人弃恶从善,皈依佛祖。每逢庙会,祖父和父亲就带上这些善书去劝善。祖父和父亲都穿着蓝色长袍,头戴礼帽,在人流最大的十字口摆开场子。祖父是打圆场的,他在易俗社打杂多年,对许多戏文背诵如流,加之天性聪慧,能见景生情,道白打诨,常引得观众一阵阵喝彩。父亲是主持,手拿一柄折扇,庄重文雅,说了又唱,唱了又说。那些惩恶扬善的因果报应故事不知感动了多少善男信女。至今老一辈人回忆起来,仍津津乐道。后来,我读书识字了,就常给祖母念这些书。我也被书中感人的故事和精彩的描写紧紧吸引住了。我爱祖母,更爱这些书。可惜在“文革”中,那些书都被火毁了,只留下一本《黄氏女对金刚》,因为祖母实在舍不得,才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偷偷藏下来。1971年祖母去世,作为陪葬物,我将这本书包好放进棺材里,算是对她冒死藏书的报答。我想,如果真有极乐世界,真有灵魂的话,祖母一定在西天的佛光中,坐在菩提树下,认真地、极有兴致地诵读这些因果报应故事,同时又在默默地为她的孙儿祈祷,保佑他一生平安。后来,又经多方努力,终于从张姨那里获得了一本《湘子成仙传》。这本书已经非常破旧了,是张姨亲手修补好送给我的。她是我们这一方教堂的住持,每年集会就是在她主持下进行的。祖父在世时,常带我到教堂去,张姨很喜欢我,说我是有慧根的人,所以才把这本经“文革”有幸保留下来的书传给我。我自然爱如珍宝,至今仍放在书架上,作为对张姨和祖母的永久怀念。
每逢教堂集会礼佛,祖父母都要穿上礼服参加。祖父的礼服是一件蓝色长袍。他戴着礼帽,银须垂胸,拄一根手杖,活脱脱一副老神仙模样。教堂住持张姨很敬重他。祖母则是一件蓝色大衫子,青布裤子,绣花小鞋,也拄一根拐杖。他们一起来到教堂。祖父把一个用竹篾编成的、油漆得发亮的“马头笼子”恭恭敬敬地放在供桌上,里面装着祖母亲自蒸的贡馍和香纸等供佛的供品。祖母带着我跪在桌前向佛祖恭恭敬敬地磕头行礼。这个教堂,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子,进门是一个大院落,东边是一口井,井边有一株石榴树,这时,花开得正火红。西边是一个马房。向里是对檐六间瓦房,再向里是一个很宽敞的大窑洞,里面供着佛像。究竟是什么佛,我也搞不清,只记得佛像很高大,很庄严。佛像前的供桌上摆满了供品,窑洞内香烟缭绕,灯火辉煌,寂静而又肃穆。佛堂前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排绣墩。突然一声钟响,信徒们立即各就各位,黑压压跪倒一大片,从窑洞口到外边大院子里全是跪拜的人。钟声、木鱼声有节奏地响着。住持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朝会开始,下面的信徒在住持的带领下向佛祖行礼,念经的声音连续不绝。据说要连续念经三天三夜。到第三天凌晨一点,佛祖感应,佛像放出金光,就会保佑众生平安,天下太平。可惜我没有遇见过这种盛况,因为当天下午,信徒们都会陆续离开,只留下少数几个佛教会领导继续念经。临走前,祖母拉我跪在佛前告别,并恳求佛祖舍药。祖母先恭恭敬敬地点上五根香插在炉内,再把用黄表纸叠成的小三角纸袋放在供桌上,然后磕下头去,一边祷告,一边虔心等待佛祖舍药。祖母特别叮嘱我心要诚,不能东张西望,否则,就不灵验。大约三分钟吧,祖母拉我站起来把药袋收起。祖母说佛祖已施舍了丹药在里面。这当然是不能拆开看的。张姨说,有一个信徒心不诚,把药袋拆开来,不但药没有了,还差点丢了性命。接着,张姨把几个黄药袋在灯烛上点着,烧成灰,让我用开水服下。此后祖母总说我是在佛祖佑护下长大的。
千万别小看了祖母那一对尖尖的三寸金莲。它是旧社会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但祖母却常常引以为荣,在人前夸耀。它的确只有三寸长,尖尖的,套着一双绣花鞋,很像那含苞待放的荷花花骨朵。脚太小了,站是站不稳的,需要向前后左右不停地移动,才能保持身体平衡,不至于跌倒,就像人走高跷一样。祖母和几个同伴在门前场院上聊天,这个向前,那个向后,来来去去,踏着碎步,裙边飘拂,风摆柳似的,吸引了我们几个淘气的孩子也学着她们那样颠颠倒倒地乱转。这时,祖母就骂起来:“你们这些碎崽娃子找打啊!要不也给你们把脚裹上。”孩子们哄地一下笑着跑开了,祖母也开心地笑了。
祖母虽然脚小,可她对这个家庭的功劳不小。她是这个农家唯一任劳任怨、时时刻刻不可缺少的一员。每天早上,东方刚露出鱼肚白,鸟儿们刚唱第一声时,祖母就已经起床了。她那木底鞋噔噔噔地在屋子里响过来,响过去。梳洗,打扫屋子、院落,烧水,给佛堂上香,为下地的人预备早餐。中午,骄阳似火,这正是庄稼人“过了四月八,吃了饭倒躺下”的午休时间,其他人都进入了梦乡。祖母却端个凳子坐在门前树荫下,洗衣服,纳鞋袜,或是为孩子们绣花裹肚。她戴上老花眼镜,一针一针地缝着,把她对儿女们的爱,对儿女们的情以及对儿女们的希望与等待,一针一针地缝进衣服里。祖母眼睛不好,做针线活时穿不了针。我常常坐在她旁边帮她穿针。每到夜晚,男人们坐在如豆的灯光下,或吞云吐雾,或天南地北地穷聊,祖母和母亲则坐在地上,或手摇纺车纺线,或把纺好的线缠成穗子,等织布时做纬线用。总之,从我记事时起,她的两只手从来就没有闲过。每当我半夜醒来,总看见她还在灯光下做针线活。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突然闹肚子,祖母说是睡觉时肚子着了凉。她就用一个碗盛上温热的灶灰,碗口蒙上一块棉布,在我的肚皮上轻轻地熨着,过了一会儿果然好了。晚上,她熬了一个通宵,为我做了一个绣花裹肚戴在肚子上。裹肚上绣着一枝盛开的红梅,枝上站着一只喜鹊,张着嘴,鼓着翅,欲飞未飞的样子。我先是惊喜,后是感动,简直要掉下泪来。我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敢说,这是世界上最珍贵、最值钱的工艺品,没有哪一样珍宝可以和它比拟,因为它上面凝聚着祖母的心血!祖母还喜欢在月光下纺线。那时候,人们生活都十分艰苦。为了节省灯油,天凉时,她摸着黑坐在屋子里纺线。屋子里黑洞洞的,看不见纺车,看不见人影,只能听见嗡嗡嗡纺车转动的声音。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干活的,只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总有三四个穗子放在纺车旁的篮子里,又白又胖,像一只只白鸽。天热时,她把纺车端到月光下,坐在麦秆编的草墩上,盘起双腿,一只手摇纺车,一只手拽线,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小曲儿。嗡嗡的纺车转动声,细细的低吟声,叽叽的蛐蛐啼叫声,汇成了一曲无比美妙的天籁。我很想把这个情景画下来,作为传家宝,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可惜我不是画家,没有这个天分。请别人画吧,可有谁能理解其中的辛与苦、情与爱呢?所以,我只能把这幅“白发夜纺图”深深地刻画在心底,作为永久的纪念。
祖母平时只干家里活,可每到秋麦大忙时就非下田不可,谁也拦不住。她常说麦黄糜黄,绣女下床。每到麦黄时节,我总看见她头顶一块蘸湿水的青花布巾,手持镰刀,下地割麦子。在似火一般的骄阳下,整晌整晌地割麦子。那双三寸金莲使她在麦茬地里站不稳,蹲不下,她就把平时纺线坐的草墩搬来,垫在屁股下,割一段,把草墩向前挪一挪再割。割麦时,口里常含着一根半尺长的麦秆,她说这样就不会感到口渴。说慢不慢,一百多丈长的地块,她割了一片又一片。衣服上沾满了尘土,背上早已被汗水浸透了,又黑又脏。满脸的尘土被汗水冲得一道一道的,要多丑有多丑。祖母和母亲割,父亲用小车往麦场运,我在一边拾麦穗。突然,我觉得祖母瘦小的身躯瞬间高大起来,而且越来越高大,她像天仙那么美丽,那么慈祥。天色过午了,到了做饭的时候,祖母就回家做饭。她的两条腿已经僵直了,小脚也肿胀起来,又烧又痛,刚一站起,就跌倒了。最后,她还是挣扎着先趴在地上,再慢慢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回去了。她虽疲惫不堪,但心里却很高兴,脚步是那么坚定,因为这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了,可以填饱肚子了。
过去,磨面是最麻烦的事,常常三四天就要磨一次,每次只能磨二十多斤面粉。我们家穷,既无牲口也无磨子,总是借用别人家的磨子用。祖父和父亲推磨子,祖母罗面。后来有了一头牛,就用牛拉磨子了。每次,祖母总要用一个大竹筛,把麦子中的细土筛干净,再一粒一粒地拣去其中的土块和草梗,然后倒进一个大盆内用水再淘洗一遍,晾在席子上,等麦子干湿刚合适时再装进两只斗里。第二天,鸡刚叫头一遍,祖父就挎起粪筐去拾粪,父亲扛起锄头去卤泊滩盐场做短工,祖母就提着粮食去磨面。天色未明,在昏暗的灯光下,母牛拉着磨子机械地转着,罗面箱咣当当响着,一直到早饭时才磨完。这时她的浑身都沾满了面屑,双手早已冻僵了,哆哆嗦嗦提着面粉往家里走去。
农民都喜欢牲口。这是因为在落后的农耕时代,牲口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动力。祖父母也是如此。祖母不但喜欢养牛,而且反对别人过分地使役牛和虐待牛。她常说牛是农家宝,杀牛的来生会变成牛。以前,我家养不起牛。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用在盐场打工挣的钱买了一头小牛犊,祖母就像侍奉自己孩子一样精心喂养它,每天割青草给牛犊吃。它不到两年就长成了一头大黄牛,第三年春暖花开时,居然还生了一头小牛犊。全家人喜气洋洋,祖母把一根红布条拴在牲口圈的房柱子上,像过节日一样。每逢春节,祖母都要叮嘱父亲写一张“槽头兴旺”的红纸条贴在牛圈门上,并要贴一张马王爷的牌位供在牲口圈的墙台上,再点上一炷香。据说,马王爷有三只眼,能洞察人世善恶,是专管农家牲口的神灵,只有敬奉他,才能风调雨顺,六畜兴旺。
1956年,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土地牲畜都归集体而入社。祖母唯一舍不得的就是这头牛。为此,她掉过好几次眼泪。最后,老人家还是深明大义,让儿子把牛牵入社。她说:“入社吧,跟这家走,没错。”她不会说什么共产党、人民政府之类的时兴话。“这家”就是新社会,是针对“那家”(蒋家旧社会)而说的。牲畜也是通人性的。一天,我家的黄牛挣脱缰绳跑了回来,在圈门口哞哞地拉长声音叫起来。祖母正在厨房做饭,听到牛叫的声音跑出来。她简直惊呆了,原来是黄牛站在槽边等候喂草呢!祖母流着泪,把牛喂饱,准备亲自送到集体饲养室。临走,她又跑回厨房,把刚蒸好的馒头拿出两个,眼看着黄牛吃了才放下心。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为渡难关,上级决定把牲畜分槽饲养。我家牛圈里又听到了牛儿哞哞的叫声。祖母高兴极了。对她而言,这黄牛哞哞的叫声就像是极其悦耳的音乐。我家领到的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母牛,风都可以吹倒它。用当时的话形容是“走路比猪快,吃食比鸡快,脊梁杆子比刀子快”。祖母一点也不懊丧,她觉得只要有牛养就行。她像对待病人一样,精心喂养这头母牛。喂草、饮水都是她一手操办。牛吃不饱肚子,她绝不离开槽头半步。每天,她总是把牛圈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牛卧的地方用土垫得平平整整。冷天,烧热水让牛喝;热天,把牛拴到树荫下让牛乘凉。干活回来,总要用扫帚把牛身上的土扫干净才上槽喂草。当时粮食极缺,一些人饿极丧德,偷吃分配给牲畜的饲料,于是又有一批牛先后倒下了。祖母却说咱不干那缺德事,那是要遭报应的。有时牛没吃饱,她就把家里的剩饭剩菜以及麸皮、豆蔓什么的全部给牛吃。饮水时,总要给水里加点食盐,水面撒一把精料,让牛喝个痛快。她常说“喂牛无良方,草饱水精神,牛的屁股饲养员的脸”,意思是牛只有吃饱草,喝足水,才会精神抖擞;牛屁股长肉了,饲养员脸上才有光彩。在祖母的精心呵护下,老母牛渐渐精神起来了,能下地干活了,一年后,还生了一个活蹦乱跳的红色小牛犊。
村子里有个无赖老汉,长着一脸毛胡子,戴顶西瓜皮帽,趿着鞋,敞着胸,手握一根二尺长的旱烟袋,整天在村子里转悠,仗着他儿子在公社当干部,一天到晚在村头大槐树下东家长、李家短说别人坏话。这个毛胡子新中国成立前是个二流子,抽烟赌钱,家业荡尽,只能沿街乞讨了。新中国成立后不思悔改,游手好闲,老毛病又犯了。一天,队长派他去犁地。他吆喝着我家喂的那头母牛,嘴里叼着旱烟袋,大大咧咧地在地里深一下浅一下乱犁起来。犁到地头也不回犁,反而在牛屁股上猛抽一鞭。牛一惊,拉着犁跌下一丈多深的土崖,犁铧插进牛屁股里,鲜血直流。毛胡子慌了,赶忙跑到崖下,喊人把牛救起来。可怜的母牛,还怀着牛犊,血淋淋的。毛胡子把牛赶回来,祖母几乎气昏了,当场把毛胡子痛骂了一顿。第二天,伤口化脓,无数牛蝇围着牛飞舞。祖母一边赶蝇子,一边派父亲到邻村请来医生给母牛疗伤。当时正是盛夏,蚊蝇极多。祖母除了精心照料母牛吃喝,余下的时间就给母牛驱赶蚊蝇。她端个小凳,坐在一旁,手拿一把芭蕉扇,不停地挥动着,一天到晚,身上汗淋淋的。过了一些日子,母牛的伤还没全好,毛胡子又来要拉牛去犁他家的自留地。祖母走过去拦住,死活不让他把母牛拉走。毛胡子气急败坏,手执鞭子在祖母身上猛抽起来,祖母还是死死拽住牛缰绳不松手。生产队队长闻讯赶来,毛胡子才悻悻地走了。祖母趴在地上放声大哭,浑身疼痛得站不起来,胳膊也肿起来了。周围群众气愤不平,纷纷给我父亲出主意,让他把老人用车推上,到公社去告状,杀一杀毛胡子的威风。父亲一生胆小怕事,忠厚老实,从不得罪人,这回也被激怒了。他借来一辆木轮小车,扶祖母坐在上面,沿着坎坎坷坷的乡间小道,向十五里外的公社所在地走去。毛胡子慌了神,急忙跑去求大队党支部书记姜志红。姜志红派人骑车把父亲追了回来,开群众会批评了毛胡子,让他当众认错,并请医生为祖母治病才算完事。
太阳啊,你这个天地间的精灵,多少年来,总是那么慷慨地照耀着大地,哺育万物生长,给他们温暖,给他们光明。你每时每刻都在默默地燃烧自己,把光和热奉献给人类。你是多么可爱,多么伟大啊!
啊,慈爱的祖母,您就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2012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