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儿女的教诲,可以影响他们的一生。
小时候父母经常告诫我们,要多做好事善事,好人有好报。
我不有意识地求神拜佛,也不刻意地祈求上帝恩赐、看病算卜,可是每次到旅游景点,总有那么些人缠着我要给我看面相、算命,有时被围得脱不了身,但我不会对这些人发脾气。在白云山上、在西子湖畔、在泰山顶上、在平遥古城,在许许多多的景点,我不止一次被围堵。这可能与我的长相有关,我这个人发福,挺个将军肚,外人一看不是当官的就是大款。我面相慈善,同事和朋友不少人和我开玩笑说我像个弥勒佛。多次的纠缠中,我多次听到令我十分欣慰的话:“你的父母做好事了,做善事了,你这辈子非常顺利,若有晦事,也会逢凶化吉。”这虽是恭维的话,但总使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的父母确实一生与人为善,除对儿女百般呵护、疼爱、关心外,对亲朋好友、对那些可怜人同样格外同情、关爱。
父母在教育我们时经常讲起留宿那位有孤臭的要饭老人的故事。一年冬天,数九寒天,村里来了一位要饭吃的老汉。村里人有着非常好的传统,扶贫济困,要饭的上门,自然给点儿熟食,拿点儿米面,可是住宿就作难了,干干净净的家里谁高兴让一个衣衫褴褛、满身污垢的讨饭老汉留宿呢?何况这个要饭老人狐臭非常严重,百步之外,异味扑鼻,有些人甚至会呕吐。夜幕降临,老汉跑遍全村,没有人让住。父母商量,赶快将后窑的炕烧热,拿出铺盖,让老汉住下。这一夜一家人被熏得没睡成。尽管一宿没合眼,父母还是笑哈哈地说:“没见过这么臭的人,不管怎说,不能让他冻死。”这件事父母不知讲过多少遍。母亲经常告诫我们:“咱们祖祖辈辈穷亲戚多,人家有钱人家来的多是骑马坐轿的,咱们家来的多是寻吃讨要的。不管老小男女,讨要到门上来,吃的多少给一点儿,咱们少吃一口,没关系,给他们吃上一点儿,让他们不要挨饿受冻。”
父母的慈善心肠,使得我们家的穷亲戚络绎不绝。经常要饭的外爷、二老舅,还有吃不上饭、一到秋季就来到家里托嘴的老舅舅、叔叔他们,经常一住就是半月二十。父亲卧床不起的几年里,我家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穷亲戚们再不上门了。我们搬到寨则塬后,他们又登门拜访了。六老舅引着聋哑的妗子,户家叔叔拖儿带女,一家七八口子在塬上一住几个月,父母没一点儿怨言,端茶递水,热情招待。用父母的话说,能给人家吃点儿是咱们的福气。
受父母的影响,受那位给了我一块五毛钱的要饭干大的影响,我的心里一直装着那些可怜人,时时处处,关心照顾那些处于弱势的穷人、残疾人。
1977年延河大会战,我和几位同志被派到李渠带民工。民工当中,人员复杂。大集体时生产队将不听话的四类分子及身有残疾、智障人员作为出民工的主要对象。我们带的这支部队总共二三百人,就有四五十名智障人员。这些人都过着一孔窑洞一口锅、一个大碗一双筷、一捆铺盖一个人、一把钥匙管全家的光棍汉生活。
民工营里这些人是令带队领导最为头痛的,没饭票了找领导,吃不饱了找领导,有病了找领导,跟别人闹别扭了找领导……一句话,大事小事都要找领导。带队领导嫌麻烦得不行,干脆把他们吃喝拉撒的事全交给我来办理。从此,我成了这几十位特殊人物的掌柜的。他们是有事必求,我是有求必应。这伙人有一个特点是高兴了干活特别卖力,延河会战他们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会战结束了,回到公社了,这伙人逢集遇会,成了我办公室的常客。觉德的二曼,陈家塬的刘柱,临镇的董书、根才……和他们的接触,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认可、同情和怜悯。
我到石家坪村下乡,经常看到一位穿得破破烂烂、腰间缠着一根麻绳子、裤带上吊着一个乌龟壳子的老头儿东走西窜,四处讨要。问村干部得知,这位光棍儿老人姓刘,叫啥名字都不知道,村里人都称其为“窝囊”。细细观察,老人也确实窝囊,衣着不整,全身污垢,窑里脏得人无立足之地。他一日三餐无所谓,每天早上一壶浓茶非喝不行。清早起床,走进庄邻院舍家里,遇到人家喝茶,他凑过去浓浓地喝几杯;若遇不到,人家就会给他抓上一把茶叶。老人拿上回去,放在那个火烤烟熏得里外漆黑的缸子里,在火上像煮粥一样炖好,浓浓地喝几缸子。马上到夏天了,老人还穿着那身到处露着棉花的棉衣棉裤。我回到镇上,向民政专干给老人要了一套蓝颜色的救灾夏衣。村书记送到家里,叮咛老人换上。正当我在书记家吃饭时,老人来了,他操着浓重的山东腔说:“王守仁,你给那个裤子不能穿,透风还露肉。”我们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老人将前开口穿在后边。事后村书记老婆将裤子重新改做成老式的甩裆裤,老人一根毛带子一束,高兴地说:“这下好了。”
贫穷落后闭塞加上心理和身体的残疾,使这些人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
到南泥湾政府工作后,我告诫妻子:“我作为政府书记,今后不管什么人、什么时间来家找我,都要满腔热情,特别是那些可怜人。”在南泥湾工作期间,镇内只要有天灾人祸的,我们都要上门看望,给予救助。做了计划生育手术的,我们都要拿上食品、带上现金到病房探望,对家庭贫困、身有残疾的都要特殊照顾。
我每次回临镇途中,经常在麻洞川梁桥看到一位走路左摇右摆、衣不遮体、步履艰难的人,用一根木棍挑着两个水桶行走在公路上担水。我心生怜悯,出于同情,从南泥湾区委取出救灾衣服,托麻洞川乡的同志转交给他。有同事开玩笑说:“你是不是管得太宽?”我说只是可怜他,救灾济困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和穷朋友们来往,常常使我不时地产生对他们的牵挂。回延安工作后,每次回到临镇,回到南泥湾,我总要询问这些人的生存状况。
临近年关,金砭村一老头儿去世,儿子住院。我了解到情况后,带上米面油、带上现金上门看望慰问,老太婆泣不成声,此后的几天时间我心情沉重。第二年春季,政府又给这家拨发了救济款,我的心才放下。
家住临镇的根才,从小失去父母,和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当兵复员后,被安排到铜川矿务局工作。年轻时根才能跑能干,还可以维持生计,一眨眼工夫,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这位民工连里的老战士的着落,成了他哥哥的心病,我也时常牵挂着这位在苦水里泡大的同龄人,常常为他的晚年生活而劳心。到残联工作后,我有较多的机会同民政部门的同志共事。2012年初,我开始着手联系办理根才的养老事宜。好在民政部门的领导也都是热心肠,再加上三郎岔社会福利院领导曾在南泥湾工作过,我们非常熟悉,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根才很快住进了福利院,了结了我的一个心愿。
我所牵挂的何止根才一个。我那位残疾的同学、后马坪村那个靠亲属养育的残疾人、寨则塬上那一对残疾夫妻,都是我帮忙入住市、区福利院和托养机构的。
对亲人的牵挂是人的本性,对可怜人、弱势人的牵挂同样体现着人的良知,那句“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的名言,是永远值得倡导和弘扬的。
我愿每位有良知的人都能牵挂那些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人们。
我愿我的这些穷朋友把我和他人的牵挂化作动力,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有尊严地生活。
我愿中华大家庭的每个成员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