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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户
书名:
秋水绵长 作者:雷元富 字数:116006
黑户,这个令人耻辱的称谓使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从小跟舅舅走南路当黑户的经历及后来在基层工作的耳闻目睹,使我熟知黑人黑户的种种遭遇并终生铭记。
黑人黑户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在陕北的榆林地区及延安的白于山区,由于土地贫瘠、常年干旱、连年灾荒,农民吃不上糠,没有菜咽,连山上可吃的野草野菜、可以下肚的树皮都剥光吃净,无路可走,面临饿死的绝境。他们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走南路当黑户以求谋生。这是他们最无奈最痛苦的选择。
对素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质朴理想而固守本土的陕北农民而言,离开故乡,告别父老乡亲,丢弃祖先们留下的宅基地,丢下盆盆缸缸,走上路漫漫、天茫茫,天做房、地为床,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流亡之路,其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要不在我们告别、离开村子时,脾气那么暴躁、那么没有人情味、性格那么孤僻的妗子,都还要一次次回头张望,张望那熟悉的村子,张望那孔破旧窑洞,张望她生息多年的故土,发出“什么时间能再回来”的感叹!
外出逃荒,另谋生路,告别故乡,丢掉户口,流离失所,到异地他乡,故被称为黑人黑户。他们从此开始过低人三等、受人歧视的日子,其地位仅次于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虽然经常挨整受批,但他们有户口,仍可以在村上夹着尾巴做人,光明正大地出入,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黑人黑户却只能选择在林木茂密、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落脚,他们与大山荒沟结缘,与狼虫虎豹为伴,一家老小相依为命,躲着藏着隐居着,靠汗水泪水维持生计。他们怕被人发现被追赶、被遣返,甚至遭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大批的流动人口出入林区开荒种地。森林遭砍伐、植被遭破坏、林区火灾频发、黑户超生等问题大量出现,成为当地执政者的头痛事。驻地的公社干部、大队负责人、林场职工成为遣返、追赶黑人黑户的主力军。政府和林业部门每年要在春秋两季发出通告,开展声势浩大的遣返黑人黑户的群众运动。闻风而动的工作人员挖空心思地追赶着这支新的游击队伍。没收粮食,炸毁窑洞,收缴锅碗瓢盆。黑户们想尽方法支招应付,却往往难以逃劫。在松树林公社当黑户的舅舅多次讲起那件起始令他痛苦不堪结果却使他体面兴奋的事情。当地林场职工将他全部财产包括被褥碗筷拉走封存后,舅舅孑身一人来到我家,求我托人索回财产。在我得知林场场长原是我的老领导后,非常恭敬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老领导爽快地写了条子请工作人员将东西如数返还舅舅。就在舅舅装上条子高兴出门时,一辆小车启程,老领导叮咛司机将舅舅捎上。舅舅平生第一次体面地坐着小车,领回东西。这成了他一生的荣耀。每每听他谈起,我都有说不清的滋味。
黑户就是这么可怜,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的称谓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称谓是随着时间、环境和大形势而悄悄地演变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黑人黑户,之后称盲流人口,后来为外流人口,最文明的称谓是暂住人口。
“文革”中期那段疯狂的年代,是黑人黑户饱受欺凌的时期。我刚参加工作的1975年,在延安县招待所(现在宝塔区政府办公楼)参加培训,午饭时听到高音喇叭叫我,我过去一问,遣返站的工作人员向我核实我老家两名被关押人员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们当时已把我视为干部了)。我一听,原是本村的两位老兄,他们结伴而行,逃出来准备当黑户,因为没带公社的介绍信,被逮到遣返站关押。我上山见到他们,将他们领出。两位被拷打捆绑的同村人,羞愧难当,痛哭流涕,还一再叮咛我千万不要把他们在这儿被人捆绑打骂的丢人事告诉别人。我心酸不已。
在基层工作遇到的那一件件不平之事,使我终生难忘。
张家沟是个黑户村,这里有三百多男女老少,过着似人非人的生活。没水没电没学校,求爷爷告奶奶租赁土地耕种,稍不留意就难以立足。特别是看到那群天真活泼却上不了学的孩子时,我就会想起我逃荒辍学之时在大姐家村小学门口听学生琅琅读书声时被校长斥责的情景……
搞土地普查,工作人员回来向我汇报住在深山老林、租种土地的黑户像长工一样饱受侮辱的情况,令我愤愤不平。
徒步十多华里,夜深人静同干部们到九龙泉深山,寻找超生户,见到那个老家本乡的流浪女人。她带着五个孩子,住在一孔新挖的土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两床破被,家中一贫如洗,见到我们战战兢兢,使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至今清晰地记着那位从外地逃荒到南泥湾随女儿居住而家破人亡的父亲。老人身材魁梧,腰板笔直,面容慈祥,一头银发。老伴去世,随女儿住在南泥湾,离开故乡时将所有粮食财物变卖,后将所有钱交予女儿保管。年长日久,儿子长大要成家立业,他向女儿讨要交她保管的钱,女儿一推再推就是不给。老人找政府找村干部调解无效,又让派出所出面(因系财产纠纷,属民事案件)。老人找当地法院,无休止地讨要,无休止地申诉,终使父女反目成仇。一气之下,老人砍死女儿,找一根麻绳上吊自尽。血淋淋的惨案令人触目惊心!逃荒流浪之人,在夜深人静时,将两具尸体悄悄地埋在了后山的圪里。他们活着是黑人黑户,走的时候也是一片漆黑。
在黑人黑户中,因不堪重负自尽的,因不服水土身亡的,因遭受天灾人祸离开人间的,因无法忍受四面楚歌又返回故土的举不胜举。这是那个特殊年代演绎的一场人间大悲剧。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落实生产责任制、实行大包干后,黑户们的处境大为改观,但是他们仍难以过上常住户的正常生活,一纸户口,使他们寸步难行。
明户,黑户;老户,新户,因为一纸户口,筑起永远隔离的壁垒,使他们形成明显的等级差异。我常常记得老父亲那句“出门小三辈”的叹息。因为我们家是新安户,经常要巴结村干部,还要给老住户们笑脸,要不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新安户狂什么哩!”那个心术不正的村书记,就因家中请他吃饭时和父亲言语不相投,便时时给老父亲穿小鞋。直到父亲老红军手续批了后,才脱掉那双小鞋。
改革开放,允许人口自然流动,进城经商,给城乡的黑户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我静静地观察过,在大集体时那些遭批判的投机倒把分子,首先成了经商户、暴发户。同样,敢于走出大山、能跳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这个圈子的流浪者,也是能人。他们胆子大,脑子活,肯吃苦,敢于中流击水,勇于同命运抗争,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理想境地。
他们寻找机会,想尽办法,在流浪地安家落户,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同当地村干部或者有权有势的人结亲、安户,是他们“弃暗投明”的一大选择。将该婚当嫁的女儿,嫁给那些当权者的或大龄或残疾或智障的儿子,然后将一家人户口落入本地。这样“由黑转明”者,为数甚多。姨姨家的大女儿就是嫁给一个耳聋的残疾人,一家人户口才得以安在自然条件优越的黄陵平原上。现在问起姨妹,她说虽吃尽苦头,但无怨无悔,她用自己的奉献使全家人过上了幸福生活。在逃荒流浪的人群中做出这种选择的何止姨妹一个!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取了一家人的幸福安康。
也有的投靠老乡亲戚安户,在村上空挂户,甚至自成体系,结伴成群,成立黑户村,形成法不责众阵势。最后只能水到渠成,当地政府只好给他们开绿灯,设立新村,使他们安家落户。
靠自己打拼创造幸福家园的为数更多。由于政策松了,和左邻右舍关系处得融洽了,他们不再被追赶,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很快,不少黑户人家便牛羊成群、鸡鸭满圈、粮食堆如山了。有一个住在甘泉和南泥湾相邻的山林里的黑户,养二百多只羊、十五六头牛,有着小四轮、摩托车。富裕的生活,美味佳肴,使嘴馋的村干部、林场职工、派出所干警经常光顾。他还多次捎话盛情邀我去看一下,均被谢绝。我暗自祝他好运。
有苦即有甜,黑户们在过了多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实现了粮食和人口的双丰收。白天他们大干,种粮搞副业创收,晚上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夫妻生活。黑户的娃娃多,也成为规律。他们为自己多子多孙而暗自庆幸!我在与那位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给我捅娄子、使我镇挂黄牌、饱受折腾的妇女闲谈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当年的黑户中,涌现出一大批从政经商的、做生意当老板的,他们成为同类中的佼佼者。他们为今天而自豪,但昨天的伤痛永远难以忘怀,黑户的经历成为他们创造辉煌的动力、进取的源泉。
近期,国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当年的黑户将成为永远的历史,他们同城里人一样,期待着公平公正的实现,他们从内心吼出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热情。
黑人黑户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在陕北的榆林地区及延安的白于山区,由于土地贫瘠、常年干旱、连年灾荒,农民吃不上糠,没有菜咽,连山上可吃的野草野菜、可以下肚的树皮都剥光吃净,无路可走,面临饿死的绝境。他们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走南路当黑户以求谋生。这是他们最无奈最痛苦的选择。
对素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质朴理想而固守本土的陕北农民而言,离开故乡,告别父老乡亲,丢弃祖先们留下的宅基地,丢下盆盆缸缸,走上路漫漫、天茫茫,天做房、地为床,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流亡之路,其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要不在我们告别、离开村子时,脾气那么暴躁、那么没有人情味、性格那么孤僻的妗子,都还要一次次回头张望,张望那熟悉的村子,张望那孔破旧窑洞,张望她生息多年的故土,发出“什么时间能再回来”的感叹!
外出逃荒,另谋生路,告别故乡,丢掉户口,流离失所,到异地他乡,故被称为黑人黑户。他们从此开始过低人三等、受人歧视的日子,其地位仅次于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虽然经常挨整受批,但他们有户口,仍可以在村上夹着尾巴做人,光明正大地出入,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黑人黑户却只能选择在林木茂密、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落脚,他们与大山荒沟结缘,与狼虫虎豹为伴,一家老小相依为命,躲着藏着隐居着,靠汗水泪水维持生计。他们怕被人发现被追赶、被遣返,甚至遭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大批的流动人口出入林区开荒种地。森林遭砍伐、植被遭破坏、林区火灾频发、黑户超生等问题大量出现,成为当地执政者的头痛事。驻地的公社干部、大队负责人、林场职工成为遣返、追赶黑人黑户的主力军。政府和林业部门每年要在春秋两季发出通告,开展声势浩大的遣返黑人黑户的群众运动。闻风而动的工作人员挖空心思地追赶着这支新的游击队伍。没收粮食,炸毁窑洞,收缴锅碗瓢盆。黑户们想尽方法支招应付,却往往难以逃劫。在松树林公社当黑户的舅舅多次讲起那件起始令他痛苦不堪结果却使他体面兴奋的事情。当地林场职工将他全部财产包括被褥碗筷拉走封存后,舅舅孑身一人来到我家,求我托人索回财产。在我得知林场场长原是我的老领导后,非常恭敬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老领导爽快地写了条子请工作人员将东西如数返还舅舅。就在舅舅装上条子高兴出门时,一辆小车启程,老领导叮咛司机将舅舅捎上。舅舅平生第一次体面地坐着小车,领回东西。这成了他一生的荣耀。每每听他谈起,我都有说不清的滋味。
黑户就是这么可怜,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的称谓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称谓是随着时间、环境和大形势而悄悄地演变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黑人黑户,之后称盲流人口,后来为外流人口,最文明的称谓是暂住人口。
“文革”中期那段疯狂的年代,是黑人黑户饱受欺凌的时期。我刚参加工作的1975年,在延安县招待所(现在宝塔区政府办公楼)参加培训,午饭时听到高音喇叭叫我,我过去一问,遣返站的工作人员向我核实我老家两名被关押人员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们当时已把我视为干部了)。我一听,原是本村的两位老兄,他们结伴而行,逃出来准备当黑户,因为没带公社的介绍信,被逮到遣返站关押。我上山见到他们,将他们领出。两位被拷打捆绑的同村人,羞愧难当,痛哭流涕,还一再叮咛我千万不要把他们在这儿被人捆绑打骂的丢人事告诉别人。我心酸不已。
在基层工作遇到的那一件件不平之事,使我终生难忘。
张家沟是个黑户村,这里有三百多男女老少,过着似人非人的生活。没水没电没学校,求爷爷告奶奶租赁土地耕种,稍不留意就难以立足。特别是看到那群天真活泼却上不了学的孩子时,我就会想起我逃荒辍学之时在大姐家村小学门口听学生琅琅读书声时被校长斥责的情景……
搞土地普查,工作人员回来向我汇报住在深山老林、租种土地的黑户像长工一样饱受侮辱的情况,令我愤愤不平。
徒步十多华里,夜深人静同干部们到九龙泉深山,寻找超生户,见到那个老家本乡的流浪女人。她带着五个孩子,住在一孔新挖的土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两床破被,家中一贫如洗,见到我们战战兢兢,使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至今清晰地记着那位从外地逃荒到南泥湾随女儿居住而家破人亡的父亲。老人身材魁梧,腰板笔直,面容慈祥,一头银发。老伴去世,随女儿住在南泥湾,离开故乡时将所有粮食财物变卖,后将所有钱交予女儿保管。年长日久,儿子长大要成家立业,他向女儿讨要交她保管的钱,女儿一推再推就是不给。老人找政府找村干部调解无效,又让派出所出面(因系财产纠纷,属民事案件)。老人找当地法院,无休止地讨要,无休止地申诉,终使父女反目成仇。一气之下,老人砍死女儿,找一根麻绳上吊自尽。血淋淋的惨案令人触目惊心!逃荒流浪之人,在夜深人静时,将两具尸体悄悄地埋在了后山的圪里。他们活着是黑人黑户,走的时候也是一片漆黑。
在黑人黑户中,因不堪重负自尽的,因不服水土身亡的,因遭受天灾人祸离开人间的,因无法忍受四面楚歌又返回故土的举不胜举。这是那个特殊年代演绎的一场人间大悲剧。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落实生产责任制、实行大包干后,黑户们的处境大为改观,但是他们仍难以过上常住户的正常生活,一纸户口,使他们寸步难行。
明户,黑户;老户,新户,因为一纸户口,筑起永远隔离的壁垒,使他们形成明显的等级差异。我常常记得老父亲那句“出门小三辈”的叹息。因为我们家是新安户,经常要巴结村干部,还要给老住户们笑脸,要不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新安户狂什么哩!”那个心术不正的村书记,就因家中请他吃饭时和父亲言语不相投,便时时给老父亲穿小鞋。直到父亲老红军手续批了后,才脱掉那双小鞋。
改革开放,允许人口自然流动,进城经商,给城乡的黑户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我静静地观察过,在大集体时那些遭批判的投机倒把分子,首先成了经商户、暴发户。同样,敢于走出大山、能跳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这个圈子的流浪者,也是能人。他们胆子大,脑子活,肯吃苦,敢于中流击水,勇于同命运抗争,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理想境地。
他们寻找机会,想尽办法,在流浪地安家落户,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同当地村干部或者有权有势的人结亲、安户,是他们“弃暗投明”的一大选择。将该婚当嫁的女儿,嫁给那些当权者的或大龄或残疾或智障的儿子,然后将一家人户口落入本地。这样“由黑转明”者,为数甚多。姨姨家的大女儿就是嫁给一个耳聋的残疾人,一家人户口才得以安在自然条件优越的黄陵平原上。现在问起姨妹,她说虽吃尽苦头,但无怨无悔,她用自己的奉献使全家人过上了幸福生活。在逃荒流浪的人群中做出这种选择的何止姨妹一个!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取了一家人的幸福安康。
也有的投靠老乡亲戚安户,在村上空挂户,甚至自成体系,结伴成群,成立黑户村,形成法不责众阵势。最后只能水到渠成,当地政府只好给他们开绿灯,设立新村,使他们安家落户。
靠自己打拼创造幸福家园的为数更多。由于政策松了,和左邻右舍关系处得融洽了,他们不再被追赶,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很快,不少黑户人家便牛羊成群、鸡鸭满圈、粮食堆如山了。有一个住在甘泉和南泥湾相邻的山林里的黑户,养二百多只羊、十五六头牛,有着小四轮、摩托车。富裕的生活,美味佳肴,使嘴馋的村干部、林场职工、派出所干警经常光顾。他还多次捎话盛情邀我去看一下,均被谢绝。我暗自祝他好运。
有苦即有甜,黑户们在过了多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实现了粮食和人口的双丰收。白天他们大干,种粮搞副业创收,晚上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夫妻生活。黑户的娃娃多,也成为规律。他们为自己多子多孙而暗自庆幸!我在与那位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给我捅娄子、使我镇挂黄牌、饱受折腾的妇女闲谈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当年的黑户中,涌现出一大批从政经商的、做生意当老板的,他们成为同类中的佼佼者。他们为今天而自豪,但昨天的伤痛永远难以忘怀,黑户的经历成为他们创造辉煌的动力、进取的源泉。
近期,国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当年的黑户将成为永远的历史,他们同城里人一样,期待着公平公正的实现,他们从内心吼出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