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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之外的故事
书名:
天边那片棉花云 作者:何冠雄 字数:337306
一次,一位朋友问我写小说容易不?我不知如何回答,他见我一时无语就信口说道:“对于你们这些人不就是小菜一碟,费不了多少时间。”我说:“因人而异吧,对于像我这样比较迟钝的人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二十年才能熬出来,这就像煮一锅肉,需要慢慢炖,慢慢煮,而且火候不到就不会烂熟,就不能吃。”
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发行后,本乡本土的很多人都很热心,看完之后就约我谈看法,给我提建议,让我心里感觉暖洋洋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一是你写这些故事都是真的么?是否有原型?二是篇幅有些长了,可否在修订的过程中再精炼些。三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的结局让人接受不了,那么好的一个人就这样死了。当然还有朋友指出了几处字句上的错谬,这是我应当特别注意的。
关于上述几个问题我准备分几个标题予以解释,即是为了那些关注者,也是为了反省自己。
一、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长篇小说《天地悠悠》的。
我是1987年考上大学的,在上大学时我将自己高中时写的几篇文章钉在了一起,成了一本很特别的小册子,那些文章有高一时写的一篇作文《学雷锋的故事》(字数3000多字),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遥远的路》,以及一个半成品小说《爱在桥头》(字数约3万字),我记得当时用的是五颜六色的纸张,既有绿色格子的信纸、红色格子的信纸,也有白粉连纸,黄烧纸、牛皮纸,全是手写体,我的字迹不是很工整,有时候写的字自己都有些不认识。那时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刘晓明的父亲刘汉儒在武功县人大当办公室主任,刘叔叔曾看了我的部分手稿,他说:“你的语言功底不错,文章还有些文采,好好弄就会有出息!”也许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要写出自己的作品。早在武功县南仁中学上学时,我对文章的喜好就已经有了端倪,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弓,是一位身材不高,敦敦实实的汉子,他家里“一头沉”,自己教书媳妇在家里种地,我和另一位同学黄广新曾帮他家拔过棉杆。我约略记得弓老师给我们教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还让我们把诗歌改写成故事,我的那篇作文被老师当成了范文,在两个班级评讲,我感到非常得意。还有一次不知是考试,还是作文竞赛,我们的老师出了一道《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的作文,我写了一篇抒情散文《飞》,想象着一只信鸽把我的信捎给了一位台湾老兵,他也是陕西人,他让我把家乡的照片寄给他……最后我的这篇作文也得到了语文组老师的好评。我们班文章写得好的还有张有志、张建伟,他俩一个喜欢诗歌,一个擅长叙述,那位张建伟同学以他那篇《三姨的遭遇》让人刮目相看,在文中他讲述了三姨婚前婚后的变迁,因家庭破裂,孩子去世,三姨从一个有说有笑的幸福的女人变成了面无血色,目光呆滞的可怜女人。当时就有同学说我们仨是班里的作文三剑客,三巨头,因为那时作文评讲课基本总用我们的作文做例子。回忆以上那些事情,其实是想说凡事皆有因,仿佛那是一粒文学的种子,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我那年轻的心田。
重拾起《爱在桥头》书稿,并重新审视,重新结构、重新创作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事实上我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关注这一题材的发展,总想得机会完善它、充实它。2007年我在泾阳县泾干中学任职,工作之余,我将自己在职业学校时期的文稿整理出了一本《三里村集》(约12万字),一本中篇小说《蝴蝶翩翩》(5万多字),还有一本《迟骋散文诗评注》。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在这个时候,我又趁势写我的《爱在桥头》,我感觉自己仿佛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不用扬鞭自奋踢。与此同时我作为一名学校领导分管高二年级的教育教学工作,还分包着高三两个补习班,作为教师我带了高一两个重点班的政治课,此外还要组织党团活动、工会活动、组织升旗仪式。
生活的道路并非平坦的大道,生活中总会遭遇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挫折。正当我全力以赴向文学的道路冲刺时,一场意外让人措手不及。一个周末由我带班,结果发生了被盗事件,第二天才发现我的电脑,校长的电脑不翼而飞,从现场看盗贼是从窗户进去的。校长非常生气,但也有些无可奈何,毕竟我们的房间无任何防盗设施。据说校长的电脑和我的电脑配置都比较高,也比较值钱,想必有复杂情况,我们就向派出所报了案。人们猜测校长电脑里边有什么,我的电脑里有什么,对于别人我不敢妄断,我自己是哭笑不得,我的那些文稿悉数被盗,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也就荡然无存了。没有了电脑也就像短了我的精神,我曾嚷嚷着问校长要电脑,校长没有答应,我就自作主张从电化教学中心借用了一台,事后领导很生气让搬回原位,我也就放弃了。只是可惜了我的正在高涨的文思,我的一肚子的蝴蝶,没有一个妥帖的降落平台。好在不久学校又给我配了台电脑,这是一台配置比较低的普通电脑,这次我就格外小心了,每次写过的文稿争取当天就出了纸质的,又备份了文件,放在软盘上。我的这台电脑的命运同样没有逃过贼人之手。那是学校开运动会的大白天,大家都去后操场开会,等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我发现电脑不见了,同时一位主任的电脑也丢失了。光天化日之下,人来人往的校园,就这样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电脑的主机偷走了,而且还是从二楼,这要穿越三四道门,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这只黑手老是针对我,难道是“文贼”?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不知道……随后学校全面加强了安全设施,配备了防盗栏、防盗门、监控摄像。最后学校还是调了一台老掉牙的旧电脑给我,这才平安无事了,我是靠着这台电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30多万字的《爱在桥头》二稿,自己也长长地吁了口气。这期间自己早晚除了上操、吃饭、睡觉、上课就是在电脑旁捣鼓,有时候开会也总走神,心里总是忧心着自己的小说,有时候晚上直到深夜,以至于看楼门的老汉都说:“你这么来得早走得迟地工作,一定要当心身体呀”。
其他的情况在《天地悠悠》跋中已有叙述就不再赘述了。
二、关于生活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问题。
小说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我的小说刚一出版,就有人问我你写的这些好像都是真的,又好像对不上号,你究竟有没有原型人物?说实话你让我找一个所谓的原原本本的原型还真不容易,但类似的情况一定有。有朋友问起了黄小林这个艺术人物的参照物是什么具体人,我说他是一个综合性人物,其中有很多人的影子。我儿时的伙伴,我外家村的一位朋友,他虽然没有读过高中、大学,但他却在社会大学中开了窍,他知道请客送礼、攀关系、找门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拎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高档烟酒和人民币,从容地穿梭于各种交际场合,我那时还是一个高中学生,对这一切懵懵懂懂的。后来听说他在新疆搞工程发了,还娶了一位军官的女儿,他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了公职人员,还搞了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证。再往后的传说就更神奇了,更邪乎了。据说他的父母和家人都去了沿海,他成了大房地产商,让人不解的是他抛弃了结发妻,而投入了另一高官女儿的怀抱,摇身一变再变而为地方官员,在此过程中,他更名换姓,连籍贯都变了,后来又有人说此人在去外地考察的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已经不幸去世,当然也有人说他不是死于车祸,而是神秘移居加拿大后就不知所终了,总之对于这位神秘人物我们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落脚到哪里去了。呵呵,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让人想起了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位村干部,学历造假,档案造假,年龄造假,政绩造假,屡屡得手,多年来一直是年年年升官,最后竟然当了某地的市委副书记,要不是贪腐案子东窗事发,谁能料想他原来是一个欺上瞒下的冒牌货。还有我的堂弟,开始学瓦工干建筑,后来去新疆闯荡,经营了二十多年建筑材料,现在也是拥有一定财富的成功人士。这种从底层起步,靠个人拼搏而逐渐起身的例子还不少,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让一般士族晋身贵族,贫寒知识分子成了管理者;举荐制也使一部分有实践经验的下层人得以提拔重用,而对于身处最底层无法从常规渠道升迁的人怎么办呢?难道他们的命运就活该如此吗?大路不平有人铲,社会不平有人争,我们发现总有些不甘寂寞的人在活动,他们通过政治婚姻,通过傍大官员,哪怕给人家当干儿子当女婿也无怨无悔,只要能跻身于上层社会。这种于连式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是如何畅通渠道让贤者有用武之地的大声疾呼和愤怒呐喊。这就是我的小说主人公思想的诞生过程,不过我采取了更为明快的调子。他从一个复员军人,通过当瓦工当经理,然后从政,逐步由乡镇党委书记到县委常委,再到市长助理、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最后到达省委副书记的权力巅峰,这种超乎寻常的历史逻辑,这种充满神奇浪漫情调的结局,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灿烂光芒。
三、关于我作品中的人物张秀鸽的命运问题。
人物是作品的灵魂,这就像历史故事中的那些传说一样,造物主在捏一个你,捏一个我的当儿,为什么要吹一口仙气,这是给他们一种精气神,给他们赋予了灵魂,从此他们将不再完全属于造物主了,他们更多的属于自己和自己的使命。对于我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张秀鸽之死很多人不解,或者认为作者太残忍了吧,其实不然这是小说发展的必然结局。我曾听说过一个真实故事,某县县长工作非常硬棒,干事情铁面无私,不想得罪了哪路神仙,遭了人报复,他女儿大白天被人强奸杀害于家里,案子很长时间无法破。还有媒体报道的个别市县级领导干部被人杀害于荒郊或者公寓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并不是孤立事件,它反映了一种国家发展的转型期不同利益阶层争斗和博弈的复杂情况。现在社会的事情绝对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而是亦此亦彼,亦黑亦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观这些情况,我们再来看所谓的黑社会问题就容易了,通常是保护伞罩着的黑社会,除此便不能生存和发展。让我们再回到小说中,黄小林为代表的当地政府铲除了黑社会的保护伞,坚决打击黑恶势力,百姓拍手称快,但这种努力也是有社会代价啊,尤其是那些穷凶极恶之徒,他们往往要做垂死的挣扎,而张秀鸽之死便有了一层铺垫,她的死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公义,至少也是为了丈夫黄小林的事业……
当然我的作品还很肤浅,其中有很多道理我还在思考着,我愿与大家继续交流,继续把这个作品完善、提高。
2012-11-7
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发行后,本乡本土的很多人都很热心,看完之后就约我谈看法,给我提建议,让我心里感觉暖洋洋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一是你写这些故事都是真的么?是否有原型?二是篇幅有些长了,可否在修订的过程中再精炼些。三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的结局让人接受不了,那么好的一个人就这样死了。当然还有朋友指出了几处字句上的错谬,这是我应当特别注意的。
关于上述几个问题我准备分几个标题予以解释,即是为了那些关注者,也是为了反省自己。
一、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长篇小说《天地悠悠》的。
我是1987年考上大学的,在上大学时我将自己高中时写的几篇文章钉在了一起,成了一本很特别的小册子,那些文章有高一时写的一篇作文《学雷锋的故事》(字数3000多字),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遥远的路》,以及一个半成品小说《爱在桥头》(字数约3万字),我记得当时用的是五颜六色的纸张,既有绿色格子的信纸、红色格子的信纸,也有白粉连纸,黄烧纸、牛皮纸,全是手写体,我的字迹不是很工整,有时候写的字自己都有些不认识。那时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刘晓明的父亲刘汉儒在武功县人大当办公室主任,刘叔叔曾看了我的部分手稿,他说:“你的语言功底不错,文章还有些文采,好好弄就会有出息!”也许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要写出自己的作品。早在武功县南仁中学上学时,我对文章的喜好就已经有了端倪,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弓,是一位身材不高,敦敦实实的汉子,他家里“一头沉”,自己教书媳妇在家里种地,我和另一位同学黄广新曾帮他家拔过棉杆。我约略记得弓老师给我们教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还让我们把诗歌改写成故事,我的那篇作文被老师当成了范文,在两个班级评讲,我感到非常得意。还有一次不知是考试,还是作文竞赛,我们的老师出了一道《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的作文,我写了一篇抒情散文《飞》,想象着一只信鸽把我的信捎给了一位台湾老兵,他也是陕西人,他让我把家乡的照片寄给他……最后我的这篇作文也得到了语文组老师的好评。我们班文章写得好的还有张有志、张建伟,他俩一个喜欢诗歌,一个擅长叙述,那位张建伟同学以他那篇《三姨的遭遇》让人刮目相看,在文中他讲述了三姨婚前婚后的变迁,因家庭破裂,孩子去世,三姨从一个有说有笑的幸福的女人变成了面无血色,目光呆滞的可怜女人。当时就有同学说我们仨是班里的作文三剑客,三巨头,因为那时作文评讲课基本总用我们的作文做例子。回忆以上那些事情,其实是想说凡事皆有因,仿佛那是一粒文学的种子,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我那年轻的心田。
重拾起《爱在桥头》书稿,并重新审视,重新结构、重新创作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事实上我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关注这一题材的发展,总想得机会完善它、充实它。2007年我在泾阳县泾干中学任职,工作之余,我将自己在职业学校时期的文稿整理出了一本《三里村集》(约12万字),一本中篇小说《蝴蝶翩翩》(5万多字),还有一本《迟骋散文诗评注》。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在这个时候,我又趁势写我的《爱在桥头》,我感觉自己仿佛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不用扬鞭自奋踢。与此同时我作为一名学校领导分管高二年级的教育教学工作,还分包着高三两个补习班,作为教师我带了高一两个重点班的政治课,此外还要组织党团活动、工会活动、组织升旗仪式。
生活的道路并非平坦的大道,生活中总会遭遇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挫折。正当我全力以赴向文学的道路冲刺时,一场意外让人措手不及。一个周末由我带班,结果发生了被盗事件,第二天才发现我的电脑,校长的电脑不翼而飞,从现场看盗贼是从窗户进去的。校长非常生气,但也有些无可奈何,毕竟我们的房间无任何防盗设施。据说校长的电脑和我的电脑配置都比较高,也比较值钱,想必有复杂情况,我们就向派出所报了案。人们猜测校长电脑里边有什么,我的电脑里有什么,对于别人我不敢妄断,我自己是哭笑不得,我的那些文稿悉数被盗,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也就荡然无存了。没有了电脑也就像短了我的精神,我曾嚷嚷着问校长要电脑,校长没有答应,我就自作主张从电化教学中心借用了一台,事后领导很生气让搬回原位,我也就放弃了。只是可惜了我的正在高涨的文思,我的一肚子的蝴蝶,没有一个妥帖的降落平台。好在不久学校又给我配了台电脑,这是一台配置比较低的普通电脑,这次我就格外小心了,每次写过的文稿争取当天就出了纸质的,又备份了文件,放在软盘上。我的这台电脑的命运同样没有逃过贼人之手。那是学校开运动会的大白天,大家都去后操场开会,等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我发现电脑不见了,同时一位主任的电脑也丢失了。光天化日之下,人来人往的校园,就这样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电脑的主机偷走了,而且还是从二楼,这要穿越三四道门,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这只黑手老是针对我,难道是“文贼”?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不知道……随后学校全面加强了安全设施,配备了防盗栏、防盗门、监控摄像。最后学校还是调了一台老掉牙的旧电脑给我,这才平安无事了,我是靠着这台电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30多万字的《爱在桥头》二稿,自己也长长地吁了口气。这期间自己早晚除了上操、吃饭、睡觉、上课就是在电脑旁捣鼓,有时候开会也总走神,心里总是忧心着自己的小说,有时候晚上直到深夜,以至于看楼门的老汉都说:“你这么来得早走得迟地工作,一定要当心身体呀”。
其他的情况在《天地悠悠》跋中已有叙述就不再赘述了。
二、关于生活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问题。
小说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我的小说刚一出版,就有人问我你写的这些好像都是真的,又好像对不上号,你究竟有没有原型人物?说实话你让我找一个所谓的原原本本的原型还真不容易,但类似的情况一定有。有朋友问起了黄小林这个艺术人物的参照物是什么具体人,我说他是一个综合性人物,其中有很多人的影子。我儿时的伙伴,我外家村的一位朋友,他虽然没有读过高中、大学,但他却在社会大学中开了窍,他知道请客送礼、攀关系、找门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拎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高档烟酒和人民币,从容地穿梭于各种交际场合,我那时还是一个高中学生,对这一切懵懵懂懂的。后来听说他在新疆搞工程发了,还娶了一位军官的女儿,他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了公职人员,还搞了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证。再往后的传说就更神奇了,更邪乎了。据说他的父母和家人都去了沿海,他成了大房地产商,让人不解的是他抛弃了结发妻,而投入了另一高官女儿的怀抱,摇身一变再变而为地方官员,在此过程中,他更名换姓,连籍贯都变了,后来又有人说此人在去外地考察的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已经不幸去世,当然也有人说他不是死于车祸,而是神秘移居加拿大后就不知所终了,总之对于这位神秘人物我们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落脚到哪里去了。呵呵,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让人想起了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位村干部,学历造假,档案造假,年龄造假,政绩造假,屡屡得手,多年来一直是年年年升官,最后竟然当了某地的市委副书记,要不是贪腐案子东窗事发,谁能料想他原来是一个欺上瞒下的冒牌货。还有我的堂弟,开始学瓦工干建筑,后来去新疆闯荡,经营了二十多年建筑材料,现在也是拥有一定财富的成功人士。这种从底层起步,靠个人拼搏而逐渐起身的例子还不少,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让一般士族晋身贵族,贫寒知识分子成了管理者;举荐制也使一部分有实践经验的下层人得以提拔重用,而对于身处最底层无法从常规渠道升迁的人怎么办呢?难道他们的命运就活该如此吗?大路不平有人铲,社会不平有人争,我们发现总有些不甘寂寞的人在活动,他们通过政治婚姻,通过傍大官员,哪怕给人家当干儿子当女婿也无怨无悔,只要能跻身于上层社会。这种于连式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是如何畅通渠道让贤者有用武之地的大声疾呼和愤怒呐喊。这就是我的小说主人公思想的诞生过程,不过我采取了更为明快的调子。他从一个复员军人,通过当瓦工当经理,然后从政,逐步由乡镇党委书记到县委常委,再到市长助理、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最后到达省委副书记的权力巅峰,这种超乎寻常的历史逻辑,这种充满神奇浪漫情调的结局,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灿烂光芒。
三、关于我作品中的人物张秀鸽的命运问题。
人物是作品的灵魂,这就像历史故事中的那些传说一样,造物主在捏一个你,捏一个我的当儿,为什么要吹一口仙气,这是给他们一种精气神,给他们赋予了灵魂,从此他们将不再完全属于造物主了,他们更多的属于自己和自己的使命。对于我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张秀鸽之死很多人不解,或者认为作者太残忍了吧,其实不然这是小说发展的必然结局。我曾听说过一个真实故事,某县县长工作非常硬棒,干事情铁面无私,不想得罪了哪路神仙,遭了人报复,他女儿大白天被人强奸杀害于家里,案子很长时间无法破。还有媒体报道的个别市县级领导干部被人杀害于荒郊或者公寓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并不是孤立事件,它反映了一种国家发展的转型期不同利益阶层争斗和博弈的复杂情况。现在社会的事情绝对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而是亦此亦彼,亦黑亦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观这些情况,我们再来看所谓的黑社会问题就容易了,通常是保护伞罩着的黑社会,除此便不能生存和发展。让我们再回到小说中,黄小林为代表的当地政府铲除了黑社会的保护伞,坚决打击黑恶势力,百姓拍手称快,但这种努力也是有社会代价啊,尤其是那些穷凶极恶之徒,他们往往要做垂死的挣扎,而张秀鸽之死便有了一层铺垫,她的死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公义,至少也是为了丈夫黄小林的事业……
当然我的作品还很肤浅,其中有很多道理我还在思考着,我愿与大家继续交流,继续把这个作品完善、提高。
20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