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涌入造就繁荣市场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有着天然的山水屏障,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政府选为陪都,一时间,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大量的电影人才进入重庆,重庆的电影产业在这段时间里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就这样,重庆走上了电影制作的舞台。1938年10月,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往重庆,在重庆郊区观音岩重阳洞新建厂址,也带来了贺绿汀、蔡楚生、王士镇等一大批中国电影界的优秀人才。凭借陪都的城市地位,到1940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已经拥有演职员300人、工友士兵116人的大型制片厂,成为了中国在大后方规模最大的电影基地。在三年时间里,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共完成长片15部,军事教育片20部,短片(包括新闻、特辑、卡通)等作品41部。这些在战争时期有着丰富政治含义的作品也成为了宣传抗战的重要工具,位于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肩负起了抗战大后方宣传的重大使命。跟随着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脚步,抗战期间,中央摄影电影厂也来到重庆,在南岸玄坛庙设立新厂,民生公司附近设置办事处,玄坛庙、海棠溪、弹子石、龙门浩、江北、曾家岩、夫子池、大溪沟、铜元局、南纪门等九处都设有流动放映点,放映抗战新闻纪录片和戏剧。1942年元旦,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也在重庆成立,聘请梁实秋、史东山等名家担任教学任务。战时中国三个主要的电影制作单位进入重庆,在肩负起保护中国当时电影人才的同时,也开启了重庆地域电影制作的开始。
虽然饱受战争和炮火的纷扰,但是这段时间里重庆三大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却保留了中国电影的思想内涵,且画面精美,台词出色。同时因为特殊时期的原因,这段时间的电影从内核上反映出来的是重庆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比如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在1939年制作,导演何非光执导的电影《保家乡》。源起是有一天,何非光在翻译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画册时,看到那一幅幅真实纪录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图片,难抑满腔怒火,决心将日军的暴行拍成电影,用纪实的方法拍摄日军屠杀百姓、火烧村庄、虐杀婴儿、集体侮辱中国农村妇女、用火刑折磨反抗者等丑恶罪行。而在画面构图、光影运用、动作处理方面又有些表现主义的意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异常艰难的事。为了控制耗片,每个镜头基本上做到一条过。但中途也发生了一些意外,拍摄外景时用的都是从“军需处”借来的真枪,装进去的是“空包弹”,想不到也有实弹漏了进去,不幸走火,一名士兵被打死……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一连轰炸了两天,8000多人被炸死炸伤,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新厂房也被炸坏,给拍摄工作造成莫大的困难,《保家乡》剧组的全体演职员却更加同仇敌忾,并将这种情绪转化成不可战胜的斗志,加快拍摄进度,终于封镜。最终,《保家乡》正式公映引起轰动,被“中苏文化协会”选为对外宣传片,拿到英、法、美、比、瑞诸国放映。驻苏大使邵力子负责直接把拷贝带到苏联公映,在莫斯科等大城市连映数十天,天天满座,再运到其他各市镇,也万人空巷。
除了较为官方的重庆三大电影制片厂以外,不少民间电影人士也在重庆电影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著名资本家夏云瑚便在南岸马鞍山组成“上海影人剧团”,在国泰大剧院演出《卢沟桥之战》等话剧50余场,并与人合办“重庆亚洲影片公司”大量发行苏联影片,轰动了重庆。抗战胜利后,还陆续拍摄了《三毛流浪记》等经典作品。
因为当时的文化条件,重庆电影基本上剔除了电影所蕴含的商业因素,已经不只是纯粹的娱乐品,虽然当时上海和香港租界的电影也有着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但是却并不如重庆电影设身处地的急切和纯粹。由于物质条件等客观原因,1941年之后,重庆电影创作趋于停顿,大批导演、编剧转入话剧创作领域,但同时也磨砺了导演和演员的技术技巧,拓展了他们的思维广度和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