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昆、赵浩宇
从上世纪70年代到今天,电影逐渐地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抹色彩,观影也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每个重庆人的记忆里,都有说不完的和电影有关的故事,也许是空坝上那张低矮的小木凳,或是老式电影院里那包可口的零食,再或是与国外大片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总有一个场景,生长在你的心里。
70年代:如同盛会的坝坝电影
伟大的爱迪生老爷曾经雇佣一批伙计用以发明创造,而最终的成果也自然由他独享。在众多的发明中就包括1893年被推出的“物动镜”,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爱迪生是因为没有在欧洲申请专利,才最终将“电影之父”的名号拱手让给了法国的卢米埃兄弟。
不过,历史最终选择了卢米埃兄弟的原因恐怕并非如此,爱迪生本人始终认为,“物动镜”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西洋镜,所以他的活动影像装置自始至终都以“独窥”的形态呈现在大众视野,虽然窥视孔凸显了一种特权,但却限制了情感的共享。而电影作为一种多重艺术的结合体,所调动的感官超越了以往任何的艺术形式,所以当卢米埃兄弟发明的可对多人放映的电影机出现时,爱迪生痛失了这场胜利。
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我国曾刮起过一阵露天放映电影的风潮,在重庆,人们管这种露天放映的电影叫坝坝电影。在那个娱乐项目贫乏的年代,去看坝坝电影成为了一件盛事。大人小孩或站或坐,虽然理论上应该从正面观看,孩子们呼朋唤友嬉笑的又跑到幕布后面去,神奇的是同样也有影像。当人们随着影片人物的悲伤而叹息、快乐而微笑时,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所具有的强烈的“共情”效用,也被发挥到了最大。
在乡间,每当人们听说有电影放映,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奔走相告,而在茶余饭后流传的小道消息,也多是电影队到了哪个乡镇,放了哪些电影。只有当看到装有放映机、音响、影片盒、银幕、幻灯机等放映设备的大竹箱出现时,人们才确信,期待已久的电影真的来了。
盛夏时天色暗得晚,人们用过晚饭后早早地带着板凳、高椅来到放映现场。彼时电筒还不常见,有人甚至会带上火把,好在归途中照明。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还会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俨然是把坝坝电影当做了一次节日盛会。
电影开始前,人们吸着烟、嗑着瓜子,从婚嫁寿诞、生活趣闻一路天南海北地聊到庄稼收成、时节气象。可一旦电影开始,在场的每一个人又无不被电影的故事所牵引,这或许与时代有关,但却不能不说亦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由于拷贝成本较高,若两地在同一晚放映电影,有时需要将放映时间错开,利用时间差来在两地交换不同次序的拷贝,这也形成了类似于城市影院之间的跑片。当然,跑片当中因为某些不可抗力因素而使拷贝延迟出现在放映现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时候,人们会热切地期盼着拷贝的来到,每每在工作人员带着下一卷胶片出现的时候,现场的人群中总会爆发出一阵阵雀跃的欢呼声,这样的景象在今日实在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