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片几乎绝迹的现在,还有很多观众记得郑秀文在那些立意并不深刻但却充满陪伴感的电影中,所塑造的都市女性形象——和郑秀文一样,“她们”都不完美,敏感、神经质,有时甚至虚荣。但那个总是迈着大步向前的瘦削、洒脱身影,那个总是在最后听从内心声音做出选择的独立都市女郎,“养成了我们年轻时候对于爱情纯洁得有些可笑的价值观,一个时代(各种意义上)被缩印在这样的一部作品之中流传下去。”
在电影之外,1989年相识、1991年恋爱,此后十五年间几度分合,又因许志安“厨房宣言”、郑秀文演唱会断电事件而增添戏剧化色彩的二人关系,让郑秀文成为香港人最熟悉的漫长罗曼蒂克连续剧的女主角。
郑秀文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连续剧或者童话故事之中。她很早就明白,自己“从不生来卓越,没有拥有不劳而获的天资”,回望自己的艺人生涯,“高高低低崎岖常有”,她抱持的态度是,“没有生来天资但我相信将勤补拙”。但在名利场中长期保持的高度紧张和自我逼迫,让她在具有“一种对自己无限的自我要求”和“一种自我苛刻”的同时,也给她带来巨大的异化和伤害。
2005年,在拍摄完成《长恨歌》后,郑秀文因抑郁症等原因,进入长达两年的休息时间。这架二十年来高速运转从未停止的机器,终于不堪重负,罢工了。在港媒的标题里,避世养病的郑秀文,屡屡“自残”,“鬼剃头”,甚至“业已离世”,这完全符合他们对“疯女人”的想象和快意。
这些消息和报道,“恍如腐蚀性的液体,气味浓烈,伤害性也直达百分之百的饱和状态”(郑秀文语),但从人间蒸发的郑秀文,当时已无力应对。按照她的话说,那时的她,“好像一个油灯,完全没油了”。
“我要关灯了。”这个想法在《长恨歌》拍摄结束后产生。但郑秀文后来回忆,抑郁症与电影无关,因为在拍摄《长恨歌》前,她已累积许多负面情绪,“一种莫名的、巨大的恐惧感和忧伤感”,让她无法出门开工。
“例如,在拍广告的当天,所有的布置都准备好了,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走出房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时,她就打电话给助理说,“我今天病了,没办法去工作。”在《长恨歌》拍摄后期,郑秀文甚至只能通过文字方式与导演关锦鹏沟通。
在她完全淡出的两年里,影迷也只能从她为明报撰写的专栏中,获知她的一些想法和状态。在病愈后参加的访谈节目里,郑秀文回忆,自己所谓的“黑暗时期,不只患上抑郁症那三年”,“其实是在事业飞腾时,所谓急切上位的时期”,她“变成一个好自我好自私”的人:“我每天睁开眼睛,只会想到如何成功和上位……”
在一篇书序中,导演杜琪峰也写道,“过去,她把自己交托于演艺事业的起伏,随着环境和际遇的变化而变化,直到有一天难以适从,不知如何自处。”此外,那种曾经成就她的搏命“完美主义”——“为试装进行轻度绝食,用意志力来抵抗生理感受,似要砍断那条窄细的腰肢……但暗地里我认为自己还需努力”——既让她成为“完美主义的拥戴者,同时亦成为完美主义之下的受害者”。
在演艺圈,太多人曾经或者正在像过去的郑秀文做的那样,严格地执行对自我、对身体的工具理性化,试图以此来实现最快、最高、最强、最瘦、最美和最红。在这个无比刺激的“与魔鬼做交易”的过程中,有人中途倒下,有人执迷不悔,有人拉着家人一起上阵,有人终生沉浸在幻觉之中。
郑秀文故事的最独特之处或许在于,名利场的绞肉机里,始终最投入、最不留余地的她,曾是那些最有可能被“吞噬”的“交易者”之一——在被完全绞成碎片之前,是她自己按下了停止键“自反”了自己,是她自己收拾起破碎的身体和心灵,依靠强大的内生自省和对光的趋近,更新并重生了自我。
在那时期的专栏里,她写道:我们跌低,失败,痛苦,失望,病厄都承载着一种学习而来。但我更需要明白,万物终究会流失,什么才是一种内在的永恒?
一路高低起伏的郑秀文,从幽暗的低谷走出,更让香港人看到一种大榕树般贴地生长的生命力,就像《狮子山下》唱的,“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这种始终存在的“共鸣”,让郑秀文和梅艳芳一样,因为一种深厚的连结,成为了“香港的女儿”。
2007年,人间蒸发两年后,郑秀文通过一连八场的演唱会正式复出。其中一场,在演唱完《终身美丽》后,她说道:
“我觉得无论一个女仔,最终你嫁没嫁到一个有钱人,又或者减肥成功都好,其实都不重要。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最重要就是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自身价值,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以及好好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一条好艰难的路,往往都要经过好多崎岖,才能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