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剧本《我可怜的马拉特》中,剧作家在结尾写道,马拉特梦见自己站在一座未完工的大桥上,左边是上世纪50年代,他和父亲坐在劳动广场上看阅兵;右边是80年代——一个战后的新世界,但作为一名架桥工程师的马拉特却无法通过桥梁把这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
远隔重洋,在电话中,张子一讲述了这个故事,借此表达她长久以来内心割裂的感受。
她是一名编剧,也做过话剧导演,曾因为一次采访和我们结识。今年6月8日,《人物》发表了《大理创新教育十年,第一代孩子怎么样了?》探讨创新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文中的孩子在大理山野中度过童年,却往往在回到城市的教育系统后感到失落。张子一转发了这篇文章,并写道,“这简直就是我人生的写照……我觉得我的一生都在处理两个世界的撕裂,处理两种秩序的落差,而且到今天,我也并没有成功适应离开“伊甸园”之后的生活……”
1993年,张子一6岁,被父亲送往沈阳一所森林里的寄宿小学,接受创新教育,森林带给她的启蒙是,人可以自由地在自然里探索,和世界的关系是彼此连接,规则能由自己创造。但到了9岁,伴随家庭变故而来的经济问题,使得她被迫离开森林,回到公立小学,在新的标准体系里,原来的认知全部被打破,她感到个体无法融入集体。
此后多年,张子一一直忍受着这样的阵痛,“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所有的东西,在小学前三年和之后经历的两个世界之间断裂了。”她的一位朋友曾总结:张子一内心里有一个“她的国”,在这个国里,每个人都不是nobody,不是随便漂浮在空中的破烂,而是能够彼此连接。但在公立学校的漫长时间里,张子一面对的现实是,“我的国里空无一人。”这也让她陷入极度的孤独。
为了寻求两个割裂世界的连接,张子一曾试图用一种叛逆的校园生活表达反抗,也曾经历休学,脱离主流教育的轨道,但这都不是可行的路径。直到大学,她才找到用艺术的方式,在两个割裂的国之间搭建起一座桥,让破碎的自我逐渐得到修复。
和《人物》的视频电话接通时,张子一特地戴上了一对珍珠耳环,希望用一种庄重的姿态去讲述这一段过去,也是重新回顾接受新教育30年以来的自我变化。她坦诚地向我们解答了一些共通的问题,在1990年代,教育家提供的是一种怎样的创新教育?回到公立学校后,孩子要如何面对两种教育、两种秩序的落差?以及,即便距离那段经历过去了30年,教育会在一个人身上留下怎样持久的影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