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翻出了上大学前自己写的一份规划书,叫做《大学怎么过》。里面写着:要修经济的双学位方便就业;要去参加社团,做到一定的位置还能写进简历;要从大三开始实习;要去学语言;要去国外交换……能看出来,当时的我完全就是想在大学后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可怕的是,到了大三,里面大部分的事儿我竟然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但在大四,当我尝试着从这份《大学怎么过》中逃离,一切都有些失控。
在得到许多老师对我学术能力的肯定后,出国升学是我尝试全新人生的出路。然而因为疫情期间语言考试被取消,加之论文投递期刊的过程并不顺利,我打算尝试着保研到同城的另一所学校。然而,我们下一届绩点高得恐怖,而且本专业只有十几个中国学生,保研名额实在太少。最后,申请全额奖学金的MA(文学硕士)项目成了最保险的出路。
对全奖的执念来自于不想被父母控制的念头。我父母都是211大学生,但他们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生活状态,那些没有他们考得好的同学反而地位更高、更有钱。疫情在家上网课期间,我和父母摩擦不断。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出资让我上学的人,有权利管理我的一切。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失衡”。因此,他们试图从考上复旦的我这儿形成对他们同学的一些“降维打击”。
从入学开始,他们就把我算得上有些出息的事发到朋友圈,接受点赞。第一次晒的是我637分的六级成绩,“女儿听力没考好,不然可以上640”,评论区出现了一串中年人的大拇指。大二,我在某大报社实习,这又成了他们朋友圈的素材,“实习终于落定了”,下面还是一串大拇指。大三,我去国外交换。我和他们的聊天截图被发到了朋友圈,下面当然又是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