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漠的风沙吹得正紧,她来了,看了一眼,说不出一句话。
25岁的樊锦诗,出身优渥的江南女子,风华正盛的北大高材生。她本该有无限的人生,却因了这一眼,注定寂寞沙洲冷。“我本来没想留这么久的,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另外三名考古专业的同学,来到敦煌文物所实习。
小姑娘第一眼见到敦煌,就被敦煌石窟的壮丽大美,深深震撼!佛像庄严,气势恢宏,每一尊都好像有自己的情绪,让人心生敬畏。满壁风动,天衣飞舞。整个石窟像要在天女的水袖中飞旋起来,如梦似幻,令人魂牵梦萦。“哎呀,好像进入了一个艺术的宫殿,好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几十年过去了,樊锦诗一口吴侬软语早已被西北的风吹硬,但谈起初见敦煌的美好,还是满眼柔光。
美是真美,但研究所的生活,那是真苦啊!一天只能吃两顿,房子是泥块搭的,炕是土的,桌子是土的,连坐的凳子也是土的。还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更别说洋厕所!
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绿的大眼睛瞪着她,她吓得心惊肉跳,以为碰上了狼,慌忙逃进屋内,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出门,才发现那不是狼,是拴在屋外的驴。
城里的娇小姐,哪里吃得这样的苦!父亲十分心疼女儿,一度写了一封长信,请求校领导不要把她分配到甘肃。“父亲写了封信寄给我,让我一定把信转交给学校领导。我没交给校领导。因为自己既然已表态服从国家需要,服从国家分配,怎么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呢?”
“同意去敦煌。”这个弱女子,用一句轻轻的承诺,承载了一位北大学子,半个世纪的社会责任和学术理想。
身前是茫茫大漠,和满怀的理想,身后是不舍的父母,和等待的恋人。彼时,樊锦诗已经有了一个在北大相识的恋人:彭金章。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工作。一次,彭金章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看望他心爱的姑娘,却一下傻了眼:“吃的是那个样子,哪像上海人,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虽然昔日的娇俏不再,但彭金章却分明从恋人的脸上,看到前所未有的坚韧和幸福。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这对新婚夫妻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期间,樊锦诗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彭金章并不在身边,待接到电报,他坐火车、转汽车,挑着担子赶到敦煌时,发现儿子还光着屁股,等衣服穿。二儿子出生后,樊锦诗将大儿子托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料,当他五岁的时候,樊锦诗去接他时,她已经认不出这是自己的孩子,而儿子也不知道叫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