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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荒马乱,生意更加难做
书名:
英雄模范共产党员故事汇——张秉贵 作者:刘锋 字数:6706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安宁,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了。不久,北平沦陷,日本侵略军在全城耀武扬威,大街上也贴出用日本的昭和年号发出的布告和声明,字里行间充满谎言和恫吓。
德昌厚的顾客在店堂里纷纷议论时局,于掌柜一反常态,不再劝阻,而是细心、倾听。因为战争的原因,所有商店的生意都不好,德昌厚的生意也几乎没有了。日本侵略者统治了汽油买卖,德昌厚只卖煤油,盈利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于掌柜决定不再卖油,而是把库房打开,购置了当时在北平少见的冰棍机和制作冰激凌的设备,并划出部分店堂,添设桌椅供应冷热饮料,加上原来就有的一些买卖,德昌厚彻底改成了食品店。张秉贵又不得不开始新的学徒生涯,新的生意,原来没有接触过,需要从头学起。
添上冰棍机以后,德昌厚聘请了制作冷食的师傅,于掌柜派张秉贵去打下手。张秉贵用心学习,彳艮快就掌握了制作冰棍和冰激凌的技术,并学会了制作刨冰。夏天,卖小豆刨冰,煮小豆和熬各种果钢汁是最苦的差事,张秉贵被派进了厨房,烟熏火燎,热气腾腾,他只能光着膀子,扎着围裙,即使这样依然汗流決背。天气越热,生意越好,张秉贵在炉边的时间也就越长,一站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情。
后来张秉贵被安排去看桌,冷饮生意十分兴隆。不久,张秉贵从制作到销售都成了内行,对利润多少更是清清楚楚。他虽然在帮着于掌柜做生意,但贫苦出身的他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同情心,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爱国心愈加显得强烈。
德昌厚改成食品店以后,老顾客少了,胡同里的那些买零碎日用品和打煤油的住户都不来了,从前天天来打煤油的拉车人也不登门了。张秉贵却十分想念他们,关心他们的命运,因为他和那些穷苦的顾客很有感情,并且同病相怜。偶尔有家庭妇女来给孩子们买点糖果,顺便说句话,也不过是“这年头……”,便摇头叹气,说不下去。是呀,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当亡国奴,滋味怎能好受呢?张秉贵想安慰几句,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只好说:“熬着吧,总会好起来的。”话虽这么说,他自己却也不知道,坏日子何时会结束,好日子在哪里,谁又能说得清呢?有时候熟悉的顾客来店里坐坐,也多是沉默相对,满怀家国仇恨,又不知从何说起,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张秉贵天天看到拉洋车的车夫挨打受辱,遭日本人打骂,投靠日本人的那些警察、假洋鬼子也作威作福,他们坐车时常不给钱,有的甚至抢车垫子,稍有不顺心,就对车夫拳打脚踢。特别是喝醉了的日本兵,要车夫拉着去找“花姑娘”,坐在车上,总嫌车夫速度慢,除了嘴里哇哇大叫,有的甚至拿皮带或者刀鞘打拉车人的后背,拉车人只有逆来顺受,不敢有半点反抗。累死累活半天拿不到钱,也毫无办法。张秉贵就亲眼看到自己熟识的一个拉洋车的车夫,可能是有病或身体不舒服,拉着日本兵摇摇晃晃地走过门前,在不远处倒下了。日本兵嘴里呵斥着,下车后看到车夫已经死了,竟用马靴狠踏几脚,然后扬长而去。路人不敢管,报警后,警察过来也只是把洋车拉到路边,找了个草帘子把尸体盖上。
目睹了这一切的张秉贵推门出去,想替拉洋车的死去的车夫说句话,却被王雨田厉声喝住,只好退回店里。但这幕惨景深深印在张秉贵的脑海里,一闭眼就会浮现出来,亡国之民不如丧家犬,他的体会也越来越深刻。
令人兴奋的消息,也偶然传来。
1938年3月28日下午,从东单方向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接着,这一带立即戒严,满街日本兵和警察,显得惊慌失措。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掌柜也妳柜跑到前面店堂来,却不敢迈出店门一步。店堂里没有顾客,也不敢提前关门。
第二天,戒严解除了,警察局贴出告示,悬赏一万元,要捉拿枪杀日本顾问的“凶手”,随即在全城展开大搜捕。
原来,当时有一个抗日暗杀团,他们得到准确情报,知道日本人和汉奸们在一个铁路招待所举行“华北临时联合政府“成立筹便分别潜伏在附近街头,敌人进AM程后,他们纷纷开枪,乱枪中,日本顾问山本荣治被打成重伤,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壮举,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于掌柜平日口头上总挂着“莫谈国事“这句话,只求发财,从不允许店员们涉及政治,但日本人的告示一出来,于掌柜便声称有病,不到店里来了,德昌厚的店员们深感意外,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他们了解的于掌柜。
于掌柜爱财如命,别看他将日常的事务托付给了店堂负责的王雨田,可他从未真正放心过。有时候晚上说是回了家却并不走远,往往站在对面街头暗中观察店内的动静。有一天晚上,于掌柜回家后,几位店员每人拿出一支新增加的奶油冰棍,想尝尝味道。冰棍还没吃完,于掌柜突然出现在店里。他装作没有看见,自言自语地说:“半路上突然想起来,忘了点东西,又跑回来一趟。“但彼此都很明白,只是心照不宣,通过这件事,店员们又一次领略了于掌柜的狡诈。
可是这一次,于掌柜真的一个多月没有露面。原来贴出的告示中,有“拿麻子”字样,据说要找脸上有麻子的,于掌柜脸上就有几颗“麻子”,担心被抓去,只好躲回家里。直到警察局的通缉令解除后,他才露面。
虽说于掌柜不在店,冷饮生意却仍然十分兴隆。张秉贵算了一笔账,照这样的经营状况,德昌厚添置冰棍机的投资,一个夏季就能全部赚回来。
但是,吃冰棍这样的事情和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谁有那个闲钱呢?例外也有,一天晚上,一位从前常来打灯油的拉车人,带着激动的心情找张秉贵买了两支冰棍,这是罕见的事情。他悄悄告诉张秉贵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有个日本醉鬼逼拉车的去找“花姑娘”,车夫把醉鬼拉到东单广场,趁着天黑,将醉鬼头朝下扔到一个壕沟里。这位车夫对张秉贵说:“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我要替那位车夫庆贺庆贺。”张秉贵看得出来,车夫讲到的拉车人就是他自己,张秉贵没有说破,但从心里对这种行为感到敬佩,连声说:“应该!应该!”
一转眼,张秉贵学徒满师又两年了,他已经24岁了,母亲、哥嫂开始给他忙活婚姻大事。
经过相亲,双方都满意,婚礼定在1942年的腊月,德昌厚的于掌柜极不情愿地准了张秉贵三天假期。婚事一切从简,却充满情趣。张秉贵和爱人素不相识,只是从嫂子的传话中产生了爱慕之情。新婚的张秉贵夫妇,充满了幸福感,遗憾的是于掌柜给的假期太短,三天的相聚后,两人依依惜别。
张秉贵回到店里的时候,正赶上春节前售货的旺季,极度的紧张和疲劳,使他顾不上想家。
在忙忙碌碌中,春节很快就过去了,看着别人家都团团圆圆,张秉贵也渴望回家和家人团聚,尤其是新婚的妻子,但他知道,越是假期,他们的生意越好,于掌柜是不会同意让成为主力的他回去的。元宵节过后,德昌厚的生意冷淡了下来。这时候于掌柜准了张秉贵三天假,回家“拜新年”。“拜新年“是中国北方的种风俗,新婚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新女婿必须和妻子一同到岳父家拜年。张秉贵的岳父岳母对这个新女婿十分满意,秉贵的妻子贤淑温柔、心灵手巧、善解人意,白天操持家务,晚上在煤油灯下刺绣峽衣,挣钱补贴家用,张秉贵的母亲也很喜牍个儿媳。
甜蜜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张秉贵又要和妻子分开了。他知道于掌柜的苛刻,这一次假期后,一年中就不可能再有假期了。于掌柜才不管你是不是新婚,他只考虑自己的生意,每天处心积虑的就是想怎样让学徒们,这些挣钱机器充分运转,给他挣到更多的钱。张秉贵于是和妻子约定,明年再度相会。可是他俩都没有料到,再一次的相会是那么漫长。
张秉贵回到德昌厚,一如既往地努力干活。这一年,柜上增加了元宵买卖,聪明好学的张秉贵又学会了打元宵,冬天是冷饮淡季,于掌柜便在茶座上供应自制的元宵,现煮现卖,一冬天生意很好。张秉贵是打元宵、卖元宵的主力,也就忙个不停,正月十五是生意最好的一天,这天张秉贵更是不辞辛苦,拼命干活,原想节后生意冷淡时于掌柜会安排他探亲的,自己努力干也是为了得到掌柜的认可,不料忙完元宵节后,顾客依然很多,生意还是很好。师兄弟们都替他着急,师兄根据经验告诉张秉贵:掌柜的绝对不会主动提出让你探亲的,想回家就要自己找于掌柜去请假。
德昌厚有店规:伙计每年回家一次,住半个月。张秉贵探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工作卖力,给于掌柜挣了不少钱,按理说掌柜的也应该对他的工作比较满意,可是张秉贵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根据他对掌柜的了解,他认为请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几次想找于掌柜,又怕赶上掌柜的不高兴。一天,一位师弟告诉他,掌柜的刚睡醒,正在喝茶,看上去心情不错。张秉贵鼓足勇气走进柜房。
于掌柜见张秉贵进来,漫不经心地问:“有事吗?”
“灯节过了,我想告假回趟家。”张秉贵没有说多余的话,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正当的,自己都一年没有回家了。
“回家干什么?”于掌柜的话毫无道理地说出来。
张秉贵知道事情不妙,掌柜的装糊涂,这就没有准假的可能了,他没有说话。
“灯节过了,元宵就不卖啦?你不知道现在柜上忙吗?”于掌柜有些恼火地说。
张秉贵一年没回家,掌柜的再清楚不过了,但于掌柜还是强词夺理地说:“一年让你们回趟家,那得看忙不忙,不能说走就走。你把事儿,谁顶着?”
张秉贵还想说话,于掌柜把手一挥:“你先忙去,以后再说吧!”
好一个“以后再说”,这一再说,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家里捎信来催他回去,他只能压下。师兄弟们都替他抱不平,纷纷说于掌柜缺德,不过也只能在私下说说,发发牢骚,谁也不敢和掌柜的去理论。张秉贵太无奈了,尽管店铺距离家只有十几里的路程,但为了饭碗却不得不忍受两地相思之苦,不得不屈服于掌柜毫无道理的决定。直到这年秋天,于掌柜才允许张秉贵回家,距离上次回家,已经快两年了。
日本的侵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战局越紧张,敌人越疯狂;生意越萧条,掌柜越暴躁。而店员们的处境,也越发艰难。
东单一带,本是繁华的地方,但在战争的侵扰下,早已失去往日的热闹。天一黑,街上几乎没有人了,哪里还有什么顾客,德昌厚的生意也仅仅是能够维持。但于掌柜对这样的局面并不甘心,他经过考察,最后决定利用店铺靠近两个电影院的便利,增加了糖炒栗子。
寒冬,德昌厚的栗子必须在下午炒出来。为了保温,栗子箱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所以箱子里的栗子一晚上都是热的。售货的店员们,就没有栗子那样的福气,没有厚厚的棉被可盖,没有保暖的棉衣可穿,他们只能身穿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唯一抗寒的办法是不断地原地踏步,用自身创造的热量来抵御风寒。不论什么时候,见到顾客,都要笑脸相迎。而这样的情形,持续的时间还很长,因为于掌柜规定,必须等到电影散场后,人走光了,才准许收摊,这时候往往是深夜12点以后了。
这份苦差事,大多数时候由管炒栗子的一位师傅和张秉贵两人来做。他们都很“护柜”。遇到不给钱的警察、特务之类,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周旋,力求少一些损失。一个人苦着脸哀求,不给钱不好向掌柜交代,另一个还要装笑脸,说好听的话、恭维的话,能抠出一点是一点。
即便这样,还是翎到一些不讲道理的人和事。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从北面开来两辆军用卡车,停在栗子铺前。车上跳下六个带枪的日本人,有的还挎着指挥刀。他们一见到栗子,就走上前,掀开箱子上的棉被,伸手就抓。张秉贵和另一个看柜的上前阻拦,一个日本兵竟抽出刀来威胁。其他几个日本兵,一边高声谩骂,一边抢栗子,抢得差不多了,日本兵开起车子跑了。
王雨田在店里听到了争执,等日本人走了之后,才拉开店门,同几个店员一起出来,七手八脚把摊子收了。王雨田听到了整个事情,但对两位受惊的店员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说,只是问被抢走了多少栗子,然后叹息着说:“柜上买卖不好,就仗着卖栗子赚点钱,照这样下去,栗子也快卖不成了!”
一个店员气愤地说:“这哪儿是卖栗子,简直是卖命!”
另一位也帮腔说:“这年头,命不值钱,栗子值钱。你知道吗?”张秉贵没有说什么,他联想到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心想:日本兵大概是战场上频频失利,来这里撒气,连伪装都不要了,看来,他们的日子才是真正不好过了。
果然,在1945年8月15日,收音机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我们胜利了!”
市面活跃起来,商品供应也丰富了,物价下降,人们兴高采烈,京城散发着活力。德昌厚的店员们高高兴兴地打扫着门面,大家有说有笑。店堂里的沉闷气氛开始有了转变,于掌柜的脾气也变得温和起来,并且关照厨房改善伙食,比往常的过年还多几分喜气。
但是,他们想象的好日子并没有来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反动日益暴露出来。军警、特务横行,逮捕、殴打、杀害进步人士的事件层出不穷。德昌厚虽然重申“莫谈国事”的铺规,但店员们仍然天天私底下议论着各自听来的消息,他们知道了《双十协定》,知道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事情。
1948年春节,对于德昌厚来说,最为黯淡,连春联也没有贴。严酷的现实使于掌柜也不相信说几句吉利话就能发财了。春节休假五天,谁也没有往年的兴致,而且谁也不指望“说官话”会得到馈赠。因为工钱已折合成小米,按月支付。张秉贵在这里干了12年,每个月却只能拿到90斤小米,报酬少得可怜,却还要养家糊口。即便这样,米价还是涨得飞快,于掌柜也老是觉得不合算。
物价飞涨,出现一天一涨甚至一天几涨的情况,在饭店吃一碗面,早几分钟和晚几分钟,价格就会不一样,一碗面没有吃完,再要一碗也会涨价,这么滑稽的事情,从前是没有过的。但国民党印刷钞票的速度更快,万元大钞后,十万元大钞也发行了。不久,十万元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了,不少商店干脆关门了事。
于掌柜忧心忡忡,眼看着卖出去的货补不进来,账面上的金额迅速增大,货架上的商品迅速减少,不能不感到惊慌。他没有囤积居奇追求暴利的能力,也不敢买空卖空去投机冒险,只求不要在物价疯长的惊涛骇浪里翻船,就谢天谢地了。
入冬后,解放军的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军队如同惊弓之鸟。德昌厚的冷饮座由13张桌减到7张,再减到5张,还是……
德昌厚的顾客在店堂里纷纷议论时局,于掌柜一反常态,不再劝阻,而是细心、倾听。因为战争的原因,所有商店的生意都不好,德昌厚的生意也几乎没有了。日本侵略者统治了汽油买卖,德昌厚只卖煤油,盈利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于掌柜决定不再卖油,而是把库房打开,购置了当时在北平少见的冰棍机和制作冰激凌的设备,并划出部分店堂,添设桌椅供应冷热饮料,加上原来就有的一些买卖,德昌厚彻底改成了食品店。张秉贵又不得不开始新的学徒生涯,新的生意,原来没有接触过,需要从头学起。
添上冰棍机以后,德昌厚聘请了制作冷食的师傅,于掌柜派张秉贵去打下手。张秉贵用心学习,彳艮快就掌握了制作冰棍和冰激凌的技术,并学会了制作刨冰。夏天,卖小豆刨冰,煮小豆和熬各种果钢汁是最苦的差事,张秉贵被派进了厨房,烟熏火燎,热气腾腾,他只能光着膀子,扎着围裙,即使这样依然汗流決背。天气越热,生意越好,张秉贵在炉边的时间也就越长,一站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情。
后来张秉贵被安排去看桌,冷饮生意十分兴隆。不久,张秉贵从制作到销售都成了内行,对利润多少更是清清楚楚。他虽然在帮着于掌柜做生意,但贫苦出身的他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同情心,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爱国心愈加显得强烈。
德昌厚改成食品店以后,老顾客少了,胡同里的那些买零碎日用品和打煤油的住户都不来了,从前天天来打煤油的拉车人也不登门了。张秉贵却十分想念他们,关心他们的命运,因为他和那些穷苦的顾客很有感情,并且同病相怜。偶尔有家庭妇女来给孩子们买点糖果,顺便说句话,也不过是“这年头……”,便摇头叹气,说不下去。是呀,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当亡国奴,滋味怎能好受呢?张秉贵想安慰几句,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只好说:“熬着吧,总会好起来的。”话虽这么说,他自己却也不知道,坏日子何时会结束,好日子在哪里,谁又能说得清呢?有时候熟悉的顾客来店里坐坐,也多是沉默相对,满怀家国仇恨,又不知从何说起,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张秉贵天天看到拉洋车的车夫挨打受辱,遭日本人打骂,投靠日本人的那些警察、假洋鬼子也作威作福,他们坐车时常不给钱,有的甚至抢车垫子,稍有不顺心,就对车夫拳打脚踢。特别是喝醉了的日本兵,要车夫拉着去找“花姑娘”,坐在车上,总嫌车夫速度慢,除了嘴里哇哇大叫,有的甚至拿皮带或者刀鞘打拉车人的后背,拉车人只有逆来顺受,不敢有半点反抗。累死累活半天拿不到钱,也毫无办法。张秉贵就亲眼看到自己熟识的一个拉洋车的车夫,可能是有病或身体不舒服,拉着日本兵摇摇晃晃地走过门前,在不远处倒下了。日本兵嘴里呵斥着,下车后看到车夫已经死了,竟用马靴狠踏几脚,然后扬长而去。路人不敢管,报警后,警察过来也只是把洋车拉到路边,找了个草帘子把尸体盖上。
目睹了这一切的张秉贵推门出去,想替拉洋车的死去的车夫说句话,却被王雨田厉声喝住,只好退回店里。但这幕惨景深深印在张秉贵的脑海里,一闭眼就会浮现出来,亡国之民不如丧家犬,他的体会也越来越深刻。
令人兴奋的消息,也偶然传来。
1938年3月28日下午,从东单方向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接着,这一带立即戒严,满街日本兵和警察,显得惊慌失措。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掌柜也妳柜跑到前面店堂来,却不敢迈出店门一步。店堂里没有顾客,也不敢提前关门。
第二天,戒严解除了,警察局贴出告示,悬赏一万元,要捉拿枪杀日本顾问的“凶手”,随即在全城展开大搜捕。
原来,当时有一个抗日暗杀团,他们得到准确情报,知道日本人和汉奸们在一个铁路招待所举行“华北临时联合政府“成立筹便分别潜伏在附近街头,敌人进AM程后,他们纷纷开枪,乱枪中,日本顾问山本荣治被打成重伤,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壮举,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于掌柜平日口头上总挂着“莫谈国事“这句话,只求发财,从不允许店员们涉及政治,但日本人的告示一出来,于掌柜便声称有病,不到店里来了,德昌厚的店员们深感意外,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他们了解的于掌柜。
于掌柜爱财如命,别看他将日常的事务托付给了店堂负责的王雨田,可他从未真正放心过。有时候晚上说是回了家却并不走远,往往站在对面街头暗中观察店内的动静。有一天晚上,于掌柜回家后,几位店员每人拿出一支新增加的奶油冰棍,想尝尝味道。冰棍还没吃完,于掌柜突然出现在店里。他装作没有看见,自言自语地说:“半路上突然想起来,忘了点东西,又跑回来一趟。“但彼此都很明白,只是心照不宣,通过这件事,店员们又一次领略了于掌柜的狡诈。
可是这一次,于掌柜真的一个多月没有露面。原来贴出的告示中,有“拿麻子”字样,据说要找脸上有麻子的,于掌柜脸上就有几颗“麻子”,担心被抓去,只好躲回家里。直到警察局的通缉令解除后,他才露面。
虽说于掌柜不在店,冷饮生意却仍然十分兴隆。张秉贵算了一笔账,照这样的经营状况,德昌厚添置冰棍机的投资,一个夏季就能全部赚回来。
但是,吃冰棍这样的事情和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谁有那个闲钱呢?例外也有,一天晚上,一位从前常来打灯油的拉车人,带着激动的心情找张秉贵买了两支冰棍,这是罕见的事情。他悄悄告诉张秉贵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有个日本醉鬼逼拉车的去找“花姑娘”,车夫把醉鬼拉到东单广场,趁着天黑,将醉鬼头朝下扔到一个壕沟里。这位车夫对张秉贵说:“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我要替那位车夫庆贺庆贺。”张秉贵看得出来,车夫讲到的拉车人就是他自己,张秉贵没有说破,但从心里对这种行为感到敬佩,连声说:“应该!应该!”
一转眼,张秉贵学徒满师又两年了,他已经24岁了,母亲、哥嫂开始给他忙活婚姻大事。
经过相亲,双方都满意,婚礼定在1942年的腊月,德昌厚的于掌柜极不情愿地准了张秉贵三天假期。婚事一切从简,却充满情趣。张秉贵和爱人素不相识,只是从嫂子的传话中产生了爱慕之情。新婚的张秉贵夫妇,充满了幸福感,遗憾的是于掌柜给的假期太短,三天的相聚后,两人依依惜别。
张秉贵回到店里的时候,正赶上春节前售货的旺季,极度的紧张和疲劳,使他顾不上想家。
在忙忙碌碌中,春节很快就过去了,看着别人家都团团圆圆,张秉贵也渴望回家和家人团聚,尤其是新婚的妻子,但他知道,越是假期,他们的生意越好,于掌柜是不会同意让成为主力的他回去的。元宵节过后,德昌厚的生意冷淡了下来。这时候于掌柜准了张秉贵三天假,回家“拜新年”。“拜新年“是中国北方的种风俗,新婚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新女婿必须和妻子一同到岳父家拜年。张秉贵的岳父岳母对这个新女婿十分满意,秉贵的妻子贤淑温柔、心灵手巧、善解人意,白天操持家务,晚上在煤油灯下刺绣峽衣,挣钱补贴家用,张秉贵的母亲也很喜牍个儿媳。
甜蜜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张秉贵又要和妻子分开了。他知道于掌柜的苛刻,这一次假期后,一年中就不可能再有假期了。于掌柜才不管你是不是新婚,他只考虑自己的生意,每天处心积虑的就是想怎样让学徒们,这些挣钱机器充分运转,给他挣到更多的钱。张秉贵于是和妻子约定,明年再度相会。可是他俩都没有料到,再一次的相会是那么漫长。
张秉贵回到德昌厚,一如既往地努力干活。这一年,柜上增加了元宵买卖,聪明好学的张秉贵又学会了打元宵,冬天是冷饮淡季,于掌柜便在茶座上供应自制的元宵,现煮现卖,一冬天生意很好。张秉贵是打元宵、卖元宵的主力,也就忙个不停,正月十五是生意最好的一天,这天张秉贵更是不辞辛苦,拼命干活,原想节后生意冷淡时于掌柜会安排他探亲的,自己努力干也是为了得到掌柜的认可,不料忙完元宵节后,顾客依然很多,生意还是很好。师兄弟们都替他着急,师兄根据经验告诉张秉贵:掌柜的绝对不会主动提出让你探亲的,想回家就要自己找于掌柜去请假。
德昌厚有店规:伙计每年回家一次,住半个月。张秉贵探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工作卖力,给于掌柜挣了不少钱,按理说掌柜的也应该对他的工作比较满意,可是张秉贵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根据他对掌柜的了解,他认为请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几次想找于掌柜,又怕赶上掌柜的不高兴。一天,一位师弟告诉他,掌柜的刚睡醒,正在喝茶,看上去心情不错。张秉贵鼓足勇气走进柜房。
于掌柜见张秉贵进来,漫不经心地问:“有事吗?”
“灯节过了,我想告假回趟家。”张秉贵没有说多余的话,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正当的,自己都一年没有回家了。
“回家干什么?”于掌柜的话毫无道理地说出来。
张秉贵知道事情不妙,掌柜的装糊涂,这就没有准假的可能了,他没有说话。
“灯节过了,元宵就不卖啦?你不知道现在柜上忙吗?”于掌柜有些恼火地说。
张秉贵一年没回家,掌柜的再清楚不过了,但于掌柜还是强词夺理地说:“一年让你们回趟家,那得看忙不忙,不能说走就走。你把事儿,谁顶着?”
张秉贵还想说话,于掌柜把手一挥:“你先忙去,以后再说吧!”
好一个“以后再说”,这一再说,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家里捎信来催他回去,他只能压下。师兄弟们都替他抱不平,纷纷说于掌柜缺德,不过也只能在私下说说,发发牢骚,谁也不敢和掌柜的去理论。张秉贵太无奈了,尽管店铺距离家只有十几里的路程,但为了饭碗却不得不忍受两地相思之苦,不得不屈服于掌柜毫无道理的决定。直到这年秋天,于掌柜才允许张秉贵回家,距离上次回家,已经快两年了。
日本的侵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战局越紧张,敌人越疯狂;生意越萧条,掌柜越暴躁。而店员们的处境,也越发艰难。
东单一带,本是繁华的地方,但在战争的侵扰下,早已失去往日的热闹。天一黑,街上几乎没有人了,哪里还有什么顾客,德昌厚的生意也仅仅是能够维持。但于掌柜对这样的局面并不甘心,他经过考察,最后决定利用店铺靠近两个电影院的便利,增加了糖炒栗子。
寒冬,德昌厚的栗子必须在下午炒出来。为了保温,栗子箱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所以箱子里的栗子一晚上都是热的。售货的店员们,就没有栗子那样的福气,没有厚厚的棉被可盖,没有保暖的棉衣可穿,他们只能身穿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唯一抗寒的办法是不断地原地踏步,用自身创造的热量来抵御风寒。不论什么时候,见到顾客,都要笑脸相迎。而这样的情形,持续的时间还很长,因为于掌柜规定,必须等到电影散场后,人走光了,才准许收摊,这时候往往是深夜12点以后了。
这份苦差事,大多数时候由管炒栗子的一位师傅和张秉贵两人来做。他们都很“护柜”。遇到不给钱的警察、特务之类,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周旋,力求少一些损失。一个人苦着脸哀求,不给钱不好向掌柜交代,另一个还要装笑脸,说好听的话、恭维的话,能抠出一点是一点。
即便这样,还是翎到一些不讲道理的人和事。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从北面开来两辆军用卡车,停在栗子铺前。车上跳下六个带枪的日本人,有的还挎着指挥刀。他们一见到栗子,就走上前,掀开箱子上的棉被,伸手就抓。张秉贵和另一个看柜的上前阻拦,一个日本兵竟抽出刀来威胁。其他几个日本兵,一边高声谩骂,一边抢栗子,抢得差不多了,日本兵开起车子跑了。
王雨田在店里听到了争执,等日本人走了之后,才拉开店门,同几个店员一起出来,七手八脚把摊子收了。王雨田听到了整个事情,但对两位受惊的店员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说,只是问被抢走了多少栗子,然后叹息着说:“柜上买卖不好,就仗着卖栗子赚点钱,照这样下去,栗子也快卖不成了!”
一个店员气愤地说:“这哪儿是卖栗子,简直是卖命!”
另一位也帮腔说:“这年头,命不值钱,栗子值钱。你知道吗?”张秉贵没有说什么,他联想到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心想:日本兵大概是战场上频频失利,来这里撒气,连伪装都不要了,看来,他们的日子才是真正不好过了。
果然,在1945年8月15日,收音机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我们胜利了!”
市面活跃起来,商品供应也丰富了,物价下降,人们兴高采烈,京城散发着活力。德昌厚的店员们高高兴兴地打扫着门面,大家有说有笑。店堂里的沉闷气氛开始有了转变,于掌柜的脾气也变得温和起来,并且关照厨房改善伙食,比往常的过年还多几分喜气。
但是,他们想象的好日子并没有来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反动日益暴露出来。军警、特务横行,逮捕、殴打、杀害进步人士的事件层出不穷。德昌厚虽然重申“莫谈国事”的铺规,但店员们仍然天天私底下议论着各自听来的消息,他们知道了《双十协定》,知道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事情。
1948年春节,对于德昌厚来说,最为黯淡,连春联也没有贴。严酷的现实使于掌柜也不相信说几句吉利话就能发财了。春节休假五天,谁也没有往年的兴致,而且谁也不指望“说官话”会得到馈赠。因为工钱已折合成小米,按月支付。张秉贵在这里干了12年,每个月却只能拿到90斤小米,报酬少得可怜,却还要养家糊口。即便这样,米价还是涨得飞快,于掌柜也老是觉得不合算。
物价飞涨,出现一天一涨甚至一天几涨的情况,在饭店吃一碗面,早几分钟和晚几分钟,价格就会不一样,一碗面没有吃完,再要一碗也会涨价,这么滑稽的事情,从前是没有过的。但国民党印刷钞票的速度更快,万元大钞后,十万元大钞也发行了。不久,十万元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了,不少商店干脆关门了事。
于掌柜忧心忡忡,眼看着卖出去的货补不进来,账面上的金额迅速增大,货架上的商品迅速减少,不能不感到惊慌。他没有囤积居奇追求暴利的能力,也不敢买空卖空去投机冒险,只求不要在物价疯长的惊涛骇浪里翻船,就谢天谢地了。
入冬后,解放军的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军队如同惊弓之鸟。德昌厚的冷饮座由13张桌减到7张,再减到5张,还是……